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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兵无常法

江波，李瑗

一、积极进攻 　　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敌处战略攻势，我处战略守势。在战争初期，我首先遇到的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的问题。因此，我军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积极防御。这种积极防御要求：在敌人未对我进攻之前，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在敌人向我发动进攻后，我主动地退让一步，后发制人，或坚守某些要点，努力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利用人民战争的条件，歼灭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局面，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彻底打败敌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条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无疑是一条正确的方针。但是，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地、全面地贯彻这一方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只是一味地防御，一概地排斥进攻，只能是一种消极防御。这种消极防御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另一个表现。毛泽东恰恰不是如此。他认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应该是战略上的内线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进攻相结合，以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来削弱敌人的力量，以此不断地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以致最后地改变总的形势。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对积极防御战略的精辟的理论阐释，已在他的军事论著中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正确反映。 　　徐向前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炮火中打出来的一个方面军的将领和统帅。他更多的是从战争的具体指挥中去把握、体会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能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积极进攻。防御和进攻，交替运用，依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败和迟滞敌人的新攻势创造条件。防御和进攻形式交替变更，不断反复，贯穿在根据地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决定的。只有把握这个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夺取胜利。”① 　　这一认识虽然写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但也是他当年认识的真实写照。在这里，徐向前把“积极进攻”与“积极防御”相并列，其基本思想和毛泽东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也反映了徐向前对“积极进攻”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反映了徐向前在用兵上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敌强我弱总态势下，敢于积极进攻，突出地表现在川陕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发动的三次进攻作战上。 　　1933年，徐向前在领导红四方面军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进行了各项建设。川陕苏区经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第二届工农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土地革命，红色政权愈加巩固。红军经过扩编和训练，战斗力明显加强。另一方面，敌人新的围攻尚未准备就绪。1933年7月，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帅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混战还未结束，暂时还顾不上对付红军。与红军直接对峙的几股军阀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慑于红军的威力，各自躲进老巢，力图自保。 　　显然，形势对红军是有利的。于是，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研究决定：趁势出击，依托根据地，由北向南，对敌各个击破，进一步扩大根据地，解放更多的劳苦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三次进攻作战由此展开。 　　第一仗是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南(部)战役。 　　发起仪南战役，打击退守仪陇、南部地区的田颂尧部，一是为了扫清该地嘉陵江东岸敌人，使根据地向西扩大到嘉陵江沿岸；二是为了夺取南部县境的盐井，以解决根据地缺盐的严重困难。当时，川陕根据地已发展到200多万人口，仅有的几口盐井产盐，已无法保证群众的最低需要。而敌人对根据地封锁得十分厉害，外面的盐巴，难以大宗输入，小商小贩偷运点进来，也无补大局。根据地的盐一时奇缺，一块光洋买不到一两，甚至有钱也没处买。200多万人民群众要生活，要生产，吃盐成了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而南部县是四川著名的产盐区，盐井很多。发起仪南战役，解决吃盐是个着眼点。 　　田颂尧于三路围攻失败后，将部队大部撤至嘉陵江以西，江东的仪陇、南部和阆中地区只留下少量部队。8月12日，红军在仪陇以北的尹家铺击溃敌人一个团，随即迅速进至仪陇县城近郊，包围了仪陇县城及其附近各据点，至23日，一举攻占仪陇县城，歼敌两个营，俘敌300余人。接着，红军又向南部以东之嘉陵江沿岸地区挺进，相继占领新政坝、洪山场等产盐区。地方党组织当即配合红军，积极组织盐井的继续生产和食盐的收购和发放。 　　仪南战役历时半个月，总计歼敌3000多人，缴枪千余枝，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之嘉陵江东岸的广大地区和陕西宁强县一部。尤其是大批盐井的夺取，对保证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打击敌人的经济封锁，意义十分重大。 　　第二仗打的是营(山)渠(县)战役。 　　营山、渠县位于川陕根据地南部，系敌二十军军长杨森的防地。仪南战役后，根据地已发展到仪陇以南地区。但杨森二十军的前哨据点玉山场、鼎山场，突出于仪陇和江口之间，像一个拳头抵在根据地胸部，极大地限制了红军的发展。如果敌人发动新的进攻，它又是最有利的进攻出发地。杨森成了楔入我根据地的钉子。不拔掉这颗钉子，红军将进退失据。从战略全局着眼，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一致决定，进行营渠战役。 　　杨森二十军辖6个混成旅，约2万人，由此而南实行纵深梯次配置。兵力从巴中县属的玉山场、鼎山场配备起，由北而南，沿蓬安、营山、渠县、南充，直至岳池、广安一线。根据敌人这一布势，徐向前决定采取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即首先消灭突出的玉山场、鼎山场之敌第二混成旅，然后向纵深发展，相机歼营山、渠县之敌。具体部署是：以驻守巴中地区的三十军主力，担任正面突击任务；九军主力由仪陇地区向东，四军十一师由巴中东南向西，实施两侧夹击。 　　9月22日夜，天下大雨，红军以隐蔽、突然的动作，穿过荒僻的山间小路，插到玉山场、鼎山场之敌背后，23日攻占敌之险要阵地龙背场，击溃守敌一个营。同时，红军第三十军由正面逼近玉山场，第四军第十一师以两翼迂回的动作，将敌一个团包围于鼎山场，并迅速歼敌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300余支。 　　敌人整个阵势已呈混乱状态，红军随即向东南发动进攻。29日夜，红军三十军向渠县守敌扼守要地发起攻击，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攀登悬崖绝壁，一气攻下佛楼寺、杨家寨，全歼敌两个团。10月3日，攻克营山城，逼进渠县。6日，占领蓬安对岸之周口。敌人退守渠县、广安、岳池一线。至此，营渠战役胜利结束。 　　作为一次进攻战，营渠战役打得很顺手。正如徐帅后来所回忆的：“营渠战役，势如破竹。十多天内，我军攻坚越险，突破敌纵深梯次配备的坚固防御体系，前进上百里。先后共歼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解放了近百万人口的大片土地。战役期间，正赶上连续下大雨，道路泥滑，部队冒雨行军作战，十分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万人一心，战胜困难，完成作战任务。这样的部队真是可爱啊!”② 　　第三仗是宣(汉)达(县)战役。 　　仪南、营渠两战役后，为继续发展胜利，扩大根据地，红军又组织了宣达战役，对盘踞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地区之敌刘存厚第二十三军发起进攻。 　　刘存厚昏庸老朽，升官有道，治军无能。为防备红军进攻，他将主力13个团呈一线配置在万源至达县以西，长达150余公里的防线上，兵力分散，后方空虚。针对这一情况，徐向前和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直插敌人后方，并在两翼实行辅助进攻。据此，红军分左、中、右三路行动。 　　兵不厌诈。为了麻痹敌人，迷惑敌人，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徐向前又决定采用“声于西击于东”战术，即以二十一军一部、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向嘉陵江沿线之广元、苍溪、蓬安等地，积极佯动，虚张声势，造成主力红军西进攻击田颂尧部的态势，主力攻击部队，则保持绝对隐蔽，秘密向东线集结。 　　遵照这一作战部署，各部队迅速进行了战前准备。 　　10月17日，总攻开始。敌人猝不及防。 　　在中路，红军三十军一个团，通过陡峭的小路，攀越五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附近之要隘烟灯寨，打开了缺口。其他部队陆续跟进，当天下午即攻下土地堡、凤凰观等地，歼敌第六团，溃敌第五团，胜利摧垮敌第一师的防地。左路部队进展亦很顺利，唯右路部队未按计划渡过巴河，延误了一天时间。 　　中路和左路按计划向纵深发展，一路穷追猛打，敌人则望风而逃。徐帅回忆说，刘存厚的部队，打仗不行，逃跑有本事，比兔子还快。 　　19日至21日，红军相继胜利攻占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至此，宣达战役胜利结束。 　　宣达战役中，战术运用得心应手，除个别关节稍有失误外，部队按预定计划，取得了成功。也正如徐帅所总结的“宣达战役，战果辉煌，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经11天战斗，我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200余里，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敌川陕边防军6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我毙敌千余，生俘敌旅长以下3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子弹500余万发，银元百余万，棉布20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物资。这是我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丰收，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工人1000多，机床100多台)，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③ 　　历时两个半月的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歼灭敌人近2万人，缴获长短枪1.2万余支和大批军火物资，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横四五百里，人口约500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22个县市的革命政权。新区老区的广大群众，踊跃参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8万余人。由此，形成鄂豫皖根据地之后的鼎盛局面，是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实践证明，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地发动三次进攻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如何在中国革命仍处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进行进攻作战呢?徐向前认为，三次进攻作战的胜利，主要是把握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奠定基础，积蓄力量。 　　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后，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各回巢穴，胆战心惊，已经转为战略上的守势，客观形势有利于红军的向外发展。但是，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并没有立即发起外线进攻，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力量不足，根据地还不牢固。 　　根据这一思想，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在反三路围攻后，采取巩固第一，发展第二的方针，“先关起门来，花上三个月的时间，深入而广泛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狠抓根据地的建设和整军训练，从而有力地巩固了中心区域的阵地，积蓄了新的力量。根据地面目一新，四万多红军兵强马壮，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三次进攻战役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正是我们稳扎稳打，在巩固根据地的基础上求发展的结果”④。 　　第二，把握时机，适时进攻。 　　徐向前认为，展开外线进攻，关键是在积聚力量的基础上，把握战机。有战机而无力量，固然不行，有力量而失去战机，同样不行。经过三个月的准备，红军大体上解决了进攻的基础和力量问题。剩下的就是捕捉战机问题。 　　这时，刘湘虽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但他仍在川西混战，无法脱身；“六路围攻”红军的计划，尚在酝酿中。根据地周围的敌人，“群龙无首”，各图自保。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如果瞻前顾后，不敢大胆果断地实行外线进攻，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造条件，就有丧失有利战机的危险。下一步的困难，也是不难想象的。 　　徐向前没有犹豫，而是果断决策，抓紧时间，抢在敌人的围攻部署就绪之前，发起三次进攻战役。结果打得各路军阀措手不及。刘湘见营山失守，危及川东，赶忙派兵增援杨森。但红军复挥军东指，一举打垮刘存厚，刘湘又不得不火速回师东防。“抓住了战机，主动权在我手中，敌人只能被我们各个击破。” 　　第三，把弱敌当强敌打。 　　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合起来力量大于红军，占优势地位。然而，分开来看，却没有一个是红军的对手，数量亦不占优势。 　　当时红军共4万余人，而田颂尧在嘉陵江东西两岸的主力，充其量不过4万人，和我们是一对一的比例；杨森部、刘存厚部各两万余人，和我们是一对二的比例。这三股军阀势力，画地为牢，各不相顾，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与我军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无法比拟。显而易见，优势在我方而不在敌方。这样，红军进行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就处在强军对付弱军的有利地位。 　　但是，徐向前认为，强军对付弱军，最忌盲目轻敌，掉以轻心。历史上弱军打败强军的战例，屡见不鲜。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是“打鼠如虎”，把弱敌当强敌打。立脚于此，方能保证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由此，徐向前在进行三次进攻战役中，总是精心指导，其共同特点是：(1)从难处着眼，战前充分准备，周密计划，深入动员，不打无把握之仗，坚决破除“川军真不经打”、“川老鼠只会跑”的轻敌思想。(2)想方设法，迷惑敌人，出敌不意，发起突然进击。(3)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每次进攻，形成拳头，狠打一股势力。(4)战术灵活多样，因时因地制宜，速战速决，达到目的，即适可而止。(5)充分发挥近战夜战、山地战、运动战的特长，发扬“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6)大力发动地方武装、地下党以及根据地和敌区人民群众的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所有这些，都证明的确是把弱军当强军打的。徐向前认为，离开了这一条，也不会取得三次进攻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二、打硬仗 　　前已述及，徐向前曾生动地把运动战比喻为“打活仗”，把阵地防御战和城市攻坚战比喻为“打死仗”。所谓“打死仗”，就是指挥员在战役指挥上，首先要有一种敢打敢拼，不获胜利，决不收兵的英雄气概。徐向前又把这种仗称作“啃硬骨头”。这样的仗，徐向前一生指挥了许多，而以解放战争时期的临汾攻坚战最为突出。 　　首先，定下攻打临汾的决心就是不容易的。 　　1948年初，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外线作战。徐向前和薄一波、滕代远等首长留在后方战场指挥内线作战。当时，晋南是全国重点战场之一，而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所盘踞。敌人坚守这个孤城，是为了牵制解放军对西北战场的支援。这样，“夺取临汾，不仅可使晋南全获解放，而且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胡守敌，解放华北扫清障碍。”⑤ 　　当徐向前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这座古城，筑在汾河东岸一片冲积而成的黄土高原上，城外地势比城内低，黄土垒砌的城墙，粘结得非常坚固，基部最厚处有30余米，墙面如牛背，倾斜向上，高达14米，顶上有10米宽，可并行3辆大车。从远处看，整座城宛似伏在汾河边上的一头黄牛。据当地人说，临汾城在历史上没有被攻破过，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降伏得了这头“卧牛”，气得把盔甲挂在城外一棵树上，上马而去。于是后人就把那挂盔甲的村庄，称为“挂甲屯”。多年来，在日寇和阎锡山的苦心经营下，修筑了大量坚固工事，城周围明暗碉堡林立，还设置了多层外壕、铁丝网、鹿砦等防御设施。在城外，敌人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四道环线防线。城里和城外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正因如此，阎锡山把临汾视为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从部队的实际情况来说，野战军主力南征后，留在内线的多为地方部队，是由各分区的独立营、县大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为基础建立的。兵员不充足，新战士较多，装备差，尤其缺乏重火器。由于部队的成分多为地方武装，也就带来了作风上很大的散漫性和游击习气。 　　但是，徐向前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向来有一股打硬仗的气概，他更多地看到的是我军的优良作风和高昂的士气和敌人的虚弱之处。他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表示：“临汾敌兵力虽多，但蒋阎军内部矛盾甚深，派系复杂，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一般不强，我攻下运城后，均极恐慌，且城大不利防守，只要我们准备周密，攻克不成问题。”他在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人民解放军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攻破的“铜墙铁壁”。阎锡山一贯是“乌龟战术”，胆小如鼠，轻易不敢伸头，估计不敢在解放军围攻临汾时，派兵南援，但仍要做好围城打援的准备，要把“老鼠”当做“老虎”打。把弱敌当作强敌打，把强的敌人，当作更强的敌人打。 　　在困难面前，徐向前既有一种压倒一切困难的气概，又十分讲究战术的运用。 　　2月底，徐向前即定下战役决心，并作出战役部署：吕梁部队控制河西之敌，八纵队位于城南，十三纵队位于城东，太岳部队位于城北，以向心合围态势，首先扫清外围警戒阵地，拔除护城据点，攻克东关，尔后进攻主城。在战术上采取三面围攻的打法，力争将敌主力歼灭于外围阵地。 　　战役行动计划从3月10日开始。这时，前线指挥所破译出胡宗南给临汾守敌第三十旅旅长尹瀛州的紧急电报，中央军委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紧急通报，得知胡宗南为挽救其在西北战场的失败，不顾临汾之垂危，急于空运其第三十旅到西安，增兵洛川。 　　为策应西北战场作战，牵制临汾守敌，徐向前果断命令八纵队在3月7日凌晨前必须拿下光庙机场。 　　当时八纵队正在行军途中，不便联系。为争取时间，徐向前派作战参谋速乘刘、邓调给他的专用吉普车送去命令，而他自己却带病登上了十轮卡车。八纵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加快行军速度，提前到达预定位置，以突然行动奇袭敌机场，使胡宗南空运计划破产。临汾守敌，成了瓮中之鳖。 　　接着，徐向前指挥部队开始了外围作战。 　　守卫临汾的总指挥为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梁是个顽固而用兵手段十分凶狠之人。为守住临汾，他给属下下了一道“八杀”的命令，即：奉令进攻迟延不进者杀；奉令赴援迟延不进者杀；未奉令放弃守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显然，正如徐向前所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个“硬核桃”，你决心不大，牙齿不坚硬，就甭想咬碎它。 　　解放军发扬勇猛顽强的精神，经过22天的激烈争夺，基本扫清了临汾周围的敌据点，但在攻城时，由于步炮协同不好和工兵的连续爆破动作不协调，两次攻击受挫。这时，部队伤亡较大，士气也颇受影响，上层领导干部中，有人对能否打下临汾，亦发生动摇，甚至建议撤兵。 　　真是胜负系于一念之差。徐向前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有把握取胜，决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于是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他在动员大会上说：“胡子白了，也要把临汾围下来”。中央军委支持徐向前的意见。从总部前往华东路过元氏车站的朱德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写信给薄一波和滕代远同志，坚信“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情况下，一定可以打开”。并强调指出：“如向前同志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要撑他的腰，再准备伤亡几千人，也在所不惜。”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支持，更使徐向前坚定了誓死打下临汾的决心。 　　徐向前提出了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为了实现新的攻坚战法，徐帅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并吸收战斗小组战士参加，听取和了解战士们在作战中的对策和办法。他风趣地对担任主攻任务的王新亭说：“要是再打不下来，你和我一块上五台山去!” 　　经过几天紧张的训练后，各项攻坚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至4月9日，担任攻击任务的二十三旅已先后完成四条坑道，十三纵也完成两条坑道。4月10日，突击部队进入阵地，各种火炮也先后作好射击准备。 　　10日下午4时，徐向前下达了攻击的命令。解放军92门各种火炮同时开火，对敌阵地进行摧毁性射击。一小时后，各种火器同时开火，火力准备持续达两小时。接着，二十三旅的三条坑道同时爆破，炸开两个缺口，一宽57米，一宽25米，两个突击营乘尘烟腾起，发起冲击后不到一分钟即登上墙头，迅即向纵深发展。只是三十七旅因经验不足，两条坑道，一条爆破处距城墙尚有8米，另一条没有起爆。徐向前当机立断，命令三十七旅突击队循二十三旅的突破口前进。两支突击部队很快占领东关，歼敌六十六师大部，连同攻东关外围作战，共歼敌5700余人。 　　人民解放军攻占东关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敌人。 　　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的议员老爷们，乱成一团，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要他立即派飞机助战。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打气，在伪“国民大会”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解放军阵地。阎锡山也三次打电报令梁培璜“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亡”，梁培璜已无计可施，只好表示“决心与临汾共存亡”了。 　　占领东关后，徐向前迅即整顿队伍，调整兵力，准备攻击临汾城池。攻城部署是：首先扫清战壕外沿的敌据点；从城东和城南挖掘多条坑道接近城垣，爆破登城，全歼守敌。扫清城外守敌与挖掘地道，同时并举。 　　战斗已形成空中、地面、地下的三层立体战争。 　　夺取城壕外沿点的战斗，4月15日打响后，敌我反复争夺，战况异常激烈。敌以杂牌部队守碉堡，而以精锐胡宗南第三十旅进行反扑。解放军每夺取一个阵地，均遭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疯狂反扑。城东的一号碉堡被太岳部队四十四团九连占领后，一天之内，敌以一个营的兵力进行三次反扑，该连最后只剩下五名战士，仍坚守阵地，最后在五连配合下，向敌反击，将敌营基本打垮。敌机频繁出动，向我阵地轰炸扫射，有个团指挥所被炸，全埋在土里了!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竟大量使用毒气和燃烧弹，城垣外围，一片硝烟火海。激战十多天，城壕外围阵地，基本为我控制。 　　挖掘坑道是一场更为艰苦的地下战斗。我们挖，敌人也挖。他们企图以“坑道对坑道”的办法，破坏我坑道作业。他们挖掘大量“丁”字形反坑道，在坑道内，遍设听音缸，发现动静即实施对挖，临近时炸毁对方坑道。解放军在城东一线挖掘的15条破墙坑道和40多条掩护坑道，被敌人炸毁了十多次。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坑道战术，徐向前命令部队与敌展开了对挖、对听、对炸的斗争。困难一天比一天多。坑道通过城下外壕，进入非常艰苦的阶段：由于严重缺氧，掘进速度缓慢；为了加强坑道掘进的保密，战士们挖土改用三股齿、小铁铲，脚缠破布棉絮走路，以手势代替讲话；因为敌人的反坑道又密又多，我主坑道不断拐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少同志昏倒在坑道里，救醒后仍坚持作业。 　　面对这一严峻的考验，徐向前告诫大家：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坚持就能胜利。 　　徐向前是带病走上指挥临汾攻坚的战斗岗位的。此时，他不顾自己有病在身，几次进坑道察看，和战士们一起研究改进作业方法。鉴于坑道作业劳动强度大，他指示要保证每人每天有两顿饭能吃上肉，会吸烟的人，每天发给50支装香烟半包。 　　4月28日，徐向前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围打临汾以来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攻坚是啃硬骨头，要求牙齿要硬要利，否则就啃不下来，如果碰到硬骨头，啃起来又费力又费时，而且还吃不饱，因此，攻坚是非常艰苦的战斗。” 　　徐向前强调要敢于啃硬骨头，并不是不注意战术，不注意保存自己。相反，他指出，攻坚战一定有一个敌我消耗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须以较小的伤亡与消耗，来换取敌人较大的伤亡与消耗，最后胜利方有保证。这是一个战术思想问题，各级指挥员必须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他严厉批评一个连长瞎指挥、对战士不负责任的错误。他说，一个人长大成一个兵，是很不容易的，叫战士去爆破，不组织火力掩护，拿人去同敌人拼，那决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和罪恶! 　　对于如何对付敌人的反坑道，徐向前还根据部队的经验，具体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准确调查敌人外壕的深度，挖超越外壕的坑道；坑道内及暗道内，组织对敌坑道斗争；专设听音哨，判断敌对挖方向，坑道接近外壕时应加深，掘土用三尖耙，以减小声音，同时，地面以五〇小炮射击外壕，以错乱敌人听觉，发觉敌坑道接近，即先机爆炸，或迅速绕过。 　　既要敢于同敌人“打死仗”，打到底，又要十二分地注意灵活运用战术，徐向前就是这样一个军事家。 　　正当部队进行坑道战较劲的时候，党中央连续向徐向前发来电报，指出傅作义、阎锡山企图联合进攻石家庄，保卫石家庄是当务之急，要求徐向前抽出3个旅的兵力，兼程开至太谷附近，攻击和牵制阎军。徐向前毫不犹豫，以大局为重，迅即抽调3个旅，北上晋中，牵制阎军。留下的部队，担负起更加艰巨的任务。 　　5月1日，解放临汾的《紧急动员令》颁发。动虽令号召临汾前线全体指战员：以百倍紧张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扫除一切倦怠、松懈、烦腻、迟疑的现象；坚决、勇猛、积极、顽强，争取解放临汾的最后胜利! 　　5月17日，解放军已完全扫清了敌人外围阵地，两条破城坑道胜利挖到城下。二十三旅的战士们正在把1.2万多斤黑色炸药装入坑道药室，同时军区工兵也正把6000斤黄色炸药装入另一条主坑道的时候，突然听见敌反坑道的声音，情况万分紧急。 　　为不失战机，徐向前果断决定提前总攻时间。下午7时30分，随着啪、啪、啪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城墙被炸开了两个三四十米的缺口。突击队首先登城，部队相继冲进城内。 　　敌人仍然凭借着工事、地雷，拼命顽抗。解放军进攻部队虽然伤亡不小，但仍以勇猛顽强、前仆后继的精神，和敌人展开了巷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当夜将守敌全歼。敌总指挥梁培璜被活捉。 　　这次战役，历时72天。解放军共歼敌2.4万余人，其中俘敌总指挥梁培璜、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以下近2万人。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战役结束后，徐向前问梁培璜：明摆着临汾是座孤城，你为什么还要这里死守?梁回答：临汾是卧牛城易守难攻，历史上连李自成也没有攻下，原以为解放军就几门土炮，顶不了什么用，想不到土飞机这么厉害! 　　临汾战役确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役。72天，攻坚的时间不可谓不长，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史上，实属少见。72天时间，解放军共消耗炸药10万吨，炮弹10万发，手榴弹20万个；部队伤亡1.5万人，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评价临汾战役。党中央、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临汾战役。毛泽东在6月1日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约7万人)都取得攻坚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⑥ 　　临汾攻坚，是徐向前指挥的一场典型的城市攻坚战。如何取得这种攻坚战的胜利，徐向前后来总结认为，在战役指挥上，主要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敌人硬，我们要更硬。临汾守敌，凭借坚固的据点，有恃无恐，顽强据守。然而，我们却要有啃“硬核桃”的顽强决心。这种决心又决不是盲目蛮干，而首先是客观形势有利。当时，人民解放军大举向外线进攻，蒋介石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原、西北、华北战场上，已无力顾及山西战局。山西处于内线作战地位，大部分地区落入我手，阎锡山兵力有限，以死保太原为目标，不敢派大军南出营救临汾。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有利战机和充裕时间，彻底消灭临汾之敌。同时，还有党中央的坚决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在久攻未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党中央的信任和支持，临汾战役也很难进行到底。人民群众在战役进行过程中，给部队以很大的支持。出动民工20万人，门板26万块，梁木10万根，粮食数百万斤，保证了前线作战的需要。临汾周围上百公里的村落里，门板全部献出，群众“夜不闭户”。再者，部队虽然新组织不久，缺乏经验，但觉悟高，求战心切，虎虎有生气。 　　其次，要针对敌人的特点，灵活地采用新的战法。打临汾之前，已有两次运城攻坚。这两次攻坚，扫清外围的战斗均较顺利，登城战斗则困难些。但是，打临汾则不同。临汾守敌极为重视外围防御，采取的是“外强中干”的防御战法。敌人不仅在城外筑有警戒、护城、城垣外壕等三道防御阵地，依托大量碉堡群和壕沟暗道构成严密防御体系，而且将主力布于外围，与我决战。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各纵队多以战斗力稍差的部队担负攻击外围据点的任务，保留主力以待攻城。结果，伤亡多，消耗大，攻击不易奏效，有些据点攻克后又被敌反扑夺回。后来，我们改变了战法，调整了部署，除保留一部主力准备登城外，加强外围战斗的力量，尽量夺取和破坏敌外围阵地，消耗敌人的主力。这就是战役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特点。特别是争夺东关之战，那是关键中的关键。拿下东关，歼敌第六十六师主力，敌人就失去了坚固屏障，陷入极大混乱之中；同时，城外堡垒争夺战，将担任反扑任务的胡宗南第三十旅基本消灭，也是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就为登城战斗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由此，抓住争夺外围的战斗，确是抓住了开启临汾战役胜利之门的一把钥匙。 　　既然城垣外围是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决战场所，那末，战役过程中我军的行动，便是由连续的进攻和连续的防御交错而成。占领据点，扩展阵地，要靠进攻；巩固据点，保存阵地，要靠防御。每个据点的夺取固然不易，而巩固却更困难。敌人失去一个据点后，往往立即组织多次反扑，或施行火力逆袭。原先，我们的干部只重视进攻，不重视防御，有些据点好不容易占领，又被敌人夺回；有些据点遭敌炮火猛烈轰击，我伤亡人数较攻占据点时多几倍，吃了大亏。后改为攻击前即作好防御准备，占领据点后，立即构筑阵地，纵深配备，组织火网，控制有力突击队及预备队隐蔽于阵地侧方或后方，诱敌来攻，从而进行反突击，这才改变了局面。事实证明，攻防结合，稳扎稳打，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力争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主力，是打破敌人“外强中干”防御战法的有效手段。 　　在攻城战斗中，由于我炮火不强，城艰难摧，从而采用“土行孙战法”，地下战斗和地面战斗相结合，也是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方法。 　　最后，从攻坚中学习攻坚，在实战中形成攻坚兵团，也是临汾战役的重要做法。 　　由于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南下作战，担任临汾攻城部队绝大部分是从游击队升级而来的，缺乏大兵团作战的锻炼。攻坚是一门新学问。部队从游击战、运动战转入攻坚战，是个很大的变化，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在指导思想上，要有啃“硬骨头”的充分准备，不怕困难，不怕伤亡(当然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怕敌人顽固据守。要沉着耐心，同敌人比意志，比耐力，比消耗，始终保持攻击箭头的锋锐顽强性，坚持到底。如果久攻不下，便丧失信心，中途撤兵，势必前功尽弃，是最划不来的。在战术技术上，各级指挥员必须掌握攻击和防御结合，步兵、炮兵、工兵结合，火力、爆炸、突击结合等一套指挥艺术；士兵除射击、投弹、劈刺三大技术外，还要掌握土工作业和爆破技术，学会利用地形地物，组织队形，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物质保障上，要着眼于持久作战，充分准备，及时供应，不能指望临战缴获，取之于敌。这些，在战役过程中都得到了证明。 　　从攻坚中学习攻坚，战地练兵是重要一环。实践出真知，战场本身是最好的课堂。有些干部对战地练兵认识不足，或盲目轻敌，或嫌苦嫌累嫌麻烦，或习惯于“同志们，冲啊!”那种游击运动战的指挥方法，不愿抓紧战斗间隙，开展练兵活动。经反复教育，在中后期的围城过程中，练兵活动普遍而深入地展开，有很大进步。战地练兵针对性极强，作战对象、敌堡、地形条件就在眼前，碉堡怎么攻，阵地怎么守，火力怎么发挥，队形怎么组织，炸药怎么点燃……一系列战术、技术问题，就地研究，就地总结，就地演练，弄通练熟后，马上就能取得战果。这种战教合一的训练方法，对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解放临汾，发挥了重要作用。⑦ 　　三、打恶仗 　　战争是一种剧烈、残酷的运动。革命战争要消灭敌人，推翻反动统治，也必然要遭到敌人的拼死反抗。要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敢打恶仗，是决然不行的。徐向前戎马一生，具有不畏强敌，视险如夷、雷霆不移的宏伟气魄和革命胆略。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了许多恶仗。这种恶仗，既体现在运动战之中，也体现在阵地战和攻坚战中。他有一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是：熬得过战局的最后五分钟。他的战友们称他是一个善打大仗、恶仗的统帅。 　　1933年至1934年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作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打得十分激烈、艰苦的一次战役。其中，又以万源决战防御最为激烈。 　　前已述及，1934年6月，敌人的第四次进攻来势十分凶猛，共动用了140余团的兵力。刘湘孤注一掷，不仅拿出了他的全部精锐，且将其全部兵力的4／5，计10万多人投入战场，企图重点夺取万源。如果万源失守，红军就有被压出川北的危险。如果打垮敌人，也就打垮了敌人的精锐之师，造成红军反攻的有利条件。 　　因此，当徐向前和方面军领导进行万源保卫战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决战防御来对待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誓死保卫万源!”“活不缴枪，死不丢尸，人在阵地在!” 　　战斗的场面更是惨烈。敌人拼尽全力，妄图死攻万源，红军更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拼死坚守阵地。徐向前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困兽犹斗’，更何况是红军!敌人拼了死命，我们也拼了死命。唐式遵连日以人海战术，驱使八、九个旅的兵力，从东、南、西三面，主攻我屏障万源的大面山、玄祖殿、甄子坪、花萼山、孔家山等阵地。每次进攻，均先以强大炮火猛轰目标，而后继续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次冲锋被打退，接着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团、三个团、四个团。刘湘的一、二、三师和模范旅、教导旅，拥有大批新式轻重机枪、一二〇迫击炮和充足弹药，抽足大烟后借着‘烟劲’冲锋，相当厉害。王三春、王太部是‘要钱不要命’的土匪、亡命徒，为了领取钢洋、烟土，手持短枪，光着膀子上阵，大喊大叫，猛打猛冲。我军指战员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坚守阵地，抗击敌人。每个作战方向，均依据山势自下而上，筑成数道以至十数道堑壕盖沟，设置层层竹篱、鹿砦、木城等副防御障碍物，并备有大量滚木雷石。传统的打法：打近战，打阵前反击，打夜摸夜袭。人在阵地在，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战局最吃紧时，我到大面山二十五师的阵地去看过，陈海松、许世友在那里指挥，部队真是杀红了眼。每天要对付敌人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卷了，刺刀捅弯了，阵前敌人的尸体一堆一堆的，臭不可闻。这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场血战，不拼命不行啊!” 　　“但是，不论敌人的进攻何等凶猛，我们的部队何等疲劳，我们总是用少量兵力置于一线，凭险抗击和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放在二线，休整训练，准备反攻。那个地区山很高，林又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于我军坚守。我们用一个营的兵力守住一块阵地，敌军整团整旅地攻来攻去，就是攻不下来。……。徐深吉同志带着个120来人的总部教导队，对付敌人一个团，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可敌人还是攻不动。部队真顽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要战胜优势敌人的进攻，还要经受其他困难的考验：白天，烈日、硝烟、战火，把阵地烤得像蒸笼似的。夜晚，是蚊虫的天下，成群成群地围着堑壕、工事飞舞，咬得人们满脸满身的疙瘩，痛痒难忍。暴雨天，泥水灌满堑壕，指战员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坚守阵地。烂脚病，像瘟疫一样地蔓延，许多人的腿脚溃烂红肿，行动艰难，又缺乏药物治疗，照样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密密层层地堆在阵地前沿，来不及处理，两三天就发腐发臭，熏得人恶心呕吐。粮食供应不上，指战员靠挖洋芋野菜充饥……所有这一切，都吓不倒我们的钢铁战士”⑧ 　　万源决战，敌我双方，破釜沉舟，决一死战。在这种罕见的困难面前，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打法行不行?再熬下去还有没有希望?要不要早些把二线兵力投入战场?当时，收紧阵地已达极限，前线部队十分疲劳，形势艰险。于是，有的同志感到，顶下去太困难，主张兵退汉中；有的同志认为，一线部队太吃紧，主张动用二线兵力。 　　徐向前态度异常坚决：不同意。不退，一步也不退。退往汉中，放弃川陕根据地，坚决不能干。二线主力不能动用。“不见兔子不撒鹰”，要熬到总反攻，投到总反攻中去。 　　打仗，就是要有股狠劲，要熬得过战局中的“最后五分钟”。 　　就这样，20多天时间里，敌人在万源地区共发动五次大规模的进攻，死伤万余人，伤亡惨重，军心动摇。而红军阵地却岿然不动，这就为总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在最困难的关头，不怕打恶仗，来源于徐向前对这样一个作战规律的认识；最后一口气即是胜败分水岭。他说：“法国拿破仑有句名言：‘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要牢记在心。最后五分钟，是决定胜负的关头。好多指挥员在最艰苦最严重的时候，譬如说伤亡很大，反复的打上去又退下来，部队的连续作战与连续行军很易感觉疲劳等，这种时机最易动摇决心，最易把最后决胜的时机放过去。因此须牢记一条：当你是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当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过这最后的五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五分钟。选择指挥员，最好的是能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⑨ 　　徐向前这种敢打恶仗的品格，越是在一些大的战役，尤其是战役的关节点上，表现得越是突出。太原战役中的四要点争夺战，又是一例。 　　1948年10月，根据党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晋中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消散，徐向前就挥师北进，直逼太原城下。 　　太原是阎锡山老巢，阎锡山和日寇经营了数十年，设防十分坚固。晋中战役后，阎又突击抢修了大批钢筋水泥工事。各式碉堡5000多个，星罗棋布，互相关联，并部署各种口径的火炮600余门，构成一座所谓“百里防线”的要塞城市。一位美国记者描写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阎锡山因此而吹嘘道：太原城“可抵150万军队”。 　　10月1日，阎锡山出动7个师的兵力，沿汾河与同蒲路之间的地区向南扩张，抢粮抓兵，并企图阻止解放军进逼太原。根据敌人脱离碉堡地带这一有利战机，兵团前委于10月5日提前发起太原外围作战。5日拂晓发起战斗，仗打得比较顺利。至16日，经小店、武宿、北营、大小吴村等战斗，歼敌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师全部及亲训师、七十三师、六十八师各一部，共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机场——武宿飞机场，攻克了太原东南的两个重要阵地，打开了敌第二道防线的两处缺口。这一次外围攻歼战，全歼敌两个师，是成功的。缺点是插入敌后的兵力太少，未能断敌退路，致使半数以上的敌人得以逃掉。 　　徐向前是10月6日从石家庄出发，10日抵达前线司令部的。 　　下一步的任务是：乘胜突破敌人的外围防线，控制攻城阵地。 　　应该如何突破?原计划突破点在城东南方向，但察看地形后发现，打太原必须首先控制东山。因为距城四五公里的东山，长达8公里，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拿下东山，等于在阎锡山防御体系的咽喉部砍了一刀。历史上李自成起义军、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也都是先占东山主峰，而后向西平推，突破城垣的。于是，徐向前和前委研究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相机攻城。 　　然而，四大要塞均地势险要，工事相当坚固。牛驼寨位于城东北5公里处，可屯兵5000人，由三大集团阵地构成防御圈环，10个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地形狭窄，山峰叠起，多劈坡绝壁，系敌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小窑头在城小东门以东4公里处，该山主梁狭窄，支梁崎岖，共有大小13个山头，敌依此筑成交错连环阵地，凭借劈坡和高低碉堡防守。淖马在城东3公里处，以淖马村为主阵地，劈坡有五层之多，周围山顶设有一至九号碉堡阵地，与主阵地相连接。山头则位于城东南5公里处，由主阵地山头及大脑山阵地构成，两大阵地之间，相距600米，有工事连接，主阵地劈坡高达4～6米，少者二层，多者五六层。这些要点，除大量明碉暗堡和多层劈坡外，还挖有数道壕沟、暗道，纵横交错连接；设置许多铁丝网、鹿砦、地雷等副防御物。每个要点，俨然如一座坚固的城堡。阎锡山由此吹嘘说，四大要塞“足抵精兵十万”。 　　徐向前的攻击部署是：以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及晋中部队一部，由太原东北楔入东山纵深，袭取最大要点牛驼寨，并以炮火控制北机场；另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面向大窑头方向攻击的十五纵队相连接，切断罕山、孟家井敌归路并歼灭之。十三纵队首先夺取南坪头、马庄，向双塔寺攻击，得手后向城东南角进击；晋中军区部队除以一部在汾河西积极活动外，其主力位于太原南一线，对各据点作牵制性攻击；八纵队为兵团总预备队。 　　10月16日，解放军发起攻击。至18日拂晓，一举攻克牛驼寨炮碉和9座碉堡，基本占领了该要点。但是，敌人紧接着以1500人以上兵力，并在各要塞阵地百门以上山野榴炮交叉猛射与飞机支援下，反扑牛驼寨。21日一天，敌发射炮弹1万多发，将牛驼寨地区工事几乎全部摧毁。控制阵地的七纵七旅十九团终因伤亡过大，弃守牛驼寨。同时，向马庄进攻的第十三纵，因遭敌顽抗，也未获进展。 　　鉴于前一段兵力部署面较宽，徐向前当即将部署调整为：集中兵力、火炮，坚决攻克四大要点，趁势向城脚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总攻击令，要求各部队充分做好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26日夜间，解放军各纵队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开始向四大要点实施攻击。 　　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敌人以强固工事和强大火力作依托，死打硬拼，寸土必争。解放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不拿下东山誓不罢休。每占领一块阵地，要经过数次突击：巩固一块阵地，也要打退敌人五次、六次、七次以上的反扑。 　　在牛驼寨，连续六次才全部占领。总攻发起后，守敌2000余精锐部队，拼死顽抗，使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七纵伤亡甚大。后将警备二旅亦投入战场，才解决了战斗。 　　在小窑头，解放军八纵七十一团奋勇突击，攻占第十三、十四号阵地。旋即，敌人集中强大炮火猛烈还击，并施放毒气弹、烧夷弹，经7小时反复冲杀，七十一团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弃守。次日，解放军又夺回十四号阵地，但十三号阵地仍在敌人手中。经过几天的反复冲杀，解放军终于牢牢地占领了小窑头全部阵地。 　　在淖马，解放军十五纵发起攻击后，很快打垮守敌，占领主阵地。敌气急败坏，将放弃阵地的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枪毙。接着，敌人集中力量进行疯狂反扑，两天内反扑十九次之多，均被解放军杀退。就这样，经半个月的时间，淖马才得以全部占领并巩固。 　　在山头，解放军十三纵三十八旅担任主攻任务，三个团相继投入战斗，突击队多次发起冲锋，均未攻克，伤亡较大。后将三十七旅拿上来加入战斗，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才占领阵地。 　　在激烈的四大要点争夺战中，徐向前几次冒着炮火到一线阵地，指示各纵队，要想一切办法打下来。打仗是打勇敢，打技巧。他坚定地提出：“只许胜利，不许失败。只许前进，不许后退!”⑩ 　　11月12日，四大要点终于全部被解放军占领，共歼敌1万余人，解放军伤亡亦达8500人。徐向前回忆说： 　　“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十七个昼夜。敌我双方的主力部队，均先后投入战斗。我军投入战场的兵力有二十七个半团，占总兵力的五分之四以上；阎军除守备西山的两个师和一个工兵师，以及守备城南和城北的各一个师外，其余各师均全部或一部投入战斗。双方参战的各种火炮，达八百余门。”(11) 　　的确，四大要塞争夺战，在徐向前指挥攻坚作战的历史上，是空前激烈的一场恶战。平均计算，消灭一个敌人，需消耗山炮和各种重炮炮弹1发、迫击炮弹4发、手榴弹8枚、各种子弹110发、炸药2斤。战斗结束后，阵地上一片焦土，敌人遗弃的尸骸，臭味弥漫。 　　四、受挫气犹壮 　　革命走的是一条之字路，蜿蜒曲折，军事家也不会百战百胜。真正的统帅，不但能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而且要能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如何带领和指挥一支遭受挫折与失败的军队，顽强地战斗到底，继续保持革命军队的英雄本色，的确并非易事。 　　对于徐向前来说，这种考验莫过于会宁胜利会师后的悲壮历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会宁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两年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进行了战略大转移。他们以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挡和“追剿”，战胜了人间罕见的生活困苦和党内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终于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当红军三大主力西北会师的时候，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面对这一形势，“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12)。 　　为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13)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作好渡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中央给四方面军的任务是： 　　“四方面军的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光、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14)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从10月20口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犯，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10月底至11月初，胡宗南已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线。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电示红军总部及一、二、四方面军，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 　　但是，部队在一条山地区却遇到了很大困难，这使徐向前十分焦虑。徐向前回忆说： 　　“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如期进行，使我们深为焦虑。第一，部队渡河时，每人只带了三、四天的干粮。此地人户稀少，粮缺水咸，没有补充来源，决非大军久驻之地。第二，地形开阔，堡寨稀疏，不便我军集结隐蔽，却利于敌骑兵的运动和突击。我军三面临敌，背靠黄河，如固守待机，势必处于被动挨打、有耗无补、进退无路的地位。第三，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里，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第四，据侦察，河东敌人有向宁夏增兵企图。如敌人北控宁夏门户石咀子，南扼永宁、中卫，不仅会使我眼前的战机丧失，也将使今后河东红军渡河行动，受到严重阻碍。因此，我和陈昌浩向军委建议，及早进行宁夏战役，勿失良机；否则，亦请明确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现地待机，总不是办法。”(15)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毛泽东、周恩来，请示行动方针，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等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等敌迫近或布妥，则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的境况中。” 　　11月3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4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得到这一电示后，徐向前、陈昌浩于6日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这一计划先后得到红军总部和军委批准。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据此，河西部队于9日撤离一条山地区，向平、大、古、凉地区进发。 　　在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执行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一、二方面军)、北路军(四军、三十一军)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计划》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11日，党中央及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委员有：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朋、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西路军总指挥为徐向前，政治委员为陈昌浩，副总指挥为王树声。 　　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计划》，河西部队于11月9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向西开拔。徐向前和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王树声随九军行动。这时空旷的西北原野已经呵气成冰，而部队却衣衫单薄，许多人赤脚穿着草鞋，武器弹药也极端缺乏。部队在寒冷、饥饿和风沙中同敌人拼搏，伤病员逐日增多。 　　在大靖附近，徐向前、陈昌浩收到中央军委11月11日的来电。内称：“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地隔离着。”(16)来电还征求意见：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徐向前在会上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新疆的必要性：一、可以解决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二、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三、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四、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 　　讨论中，大家赞成徐向前的意见，一致认为，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会议决定西进。12日，徐、陈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15日，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向凉州前进。并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得到中央的明确电复，徐向前立即将部署作了调整，命令部队迅速西插。13日，九军进占古浪城，吸引了马家军向古浪地区集中。三十军乘虚向西疾进，先围凉州，进占城西四十里铺，继以一部西进。18日克永昌，21日克山丹，控制了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为全军开辟了西进的通道。随后，徐向前令五军跟进，去山丹接替三十军防务，三十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然而，九军在古浪很快遭敌包围。经三昼夜血战，双方各损失2000余人，九军被迫突围。徐向前急令三十军派出部队接应。 　　古浪这一仗，使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九军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 　　古浪战后，总指挥部令三十军阻击东来之敌，九军休整补充，总结失利的经验教训。古浪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指挥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李聚奎原在红一方面军工作，到九军后，工作积极负责，为九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这时，中央军委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遂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11月19日，林育英、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造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以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徐、陈：“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西回旋。”(17) 　　根据中央的上述指示，西路军停止西进。22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发出《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坚决战胜敌人，为在甘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斗争。 　　然而，西路军在东起凉州西北之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300余里的狭窄地带上一线摆开，无法集中兵力，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尽管如此，红军仍然坚持和敌人艰苦鏖战。 　　11月22日，敌5个团向四十里铺三十军阵地猛攻。三十军八十八师及八十九师一个团，坚守阵地，与敌血战三日，杀伤敌2400余人，其中用大刀砍死敌人在700人以上，红军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的代价。三十军在击溃敌进攻后撤至永昌东南八坝。25日，敌以两个旅向八坝进攻。八十八师与敌激战两日一夜，弹药打完了，前沿阵地的围寨房舍全被炮火摧毁，但最后仍将敌杀退。其后，三十军又数次与敌激战，击退敌之进攻。 　　在山丹，敌以步、骑兵各一个旅和反动民团两个团向山丹进攻，企图一举夺下该城。守卫山丹的红五军在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以主力向敌薄弱的环节——东北阵地的民团出击，一举将敌击溃。但在追击逃敌时遭敌骑兵袭击，伤亡颇重。此后，五军即据城固守，敌之企图未能得逞。 　　为争取主动，摆脱困境，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行动方针。他指出：第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第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即无生还。第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少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第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的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第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担任城墙守备的任务，敌马彪部有3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力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央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18) 　　25日，中央复电，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并要求“在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对于中央的这一指示，徐向前虽然有些迷惑不解，但仍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率领部队坚持在永昌、凉州地区，同马家军展开了英勇奋战。 　　徐向前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挥部队同敌人进行着艰苦而又英勇的斗争。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西路军先后共歼敌6000余人，吸引了黄河两岸10多万敌军西行。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但西路军自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由过河时的2.18万人锐减到1.5万余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整个局势处于动荡之中。西路军的行动，由策应河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转为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4日，新组成的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占领安西地区。”18日，中央军委主席团又电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2日，西路军电复说：“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逐渐西移。”(19) 　　这时，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张学良、杨虎城为进行西安会战，要求河东、河西红军分别予以策应。于是，中央军委拟改变西路军西移的决定，令部队东返，进抵兰州附近，而后东渡黄河，策应河东。 　　22日，西路军接到军委征求意见的电报后，立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问题。会上，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东进困难更大一些，主张按计划西进，取得苏联接济后，再向东打。陈昌浩主张一部兵力东进，到兰州补充子弹、被服。徐向前认为，目前马敌的主力正集中在东边，西面则是敌防堵比较薄弱的环节，西进最为有利。如果东进，势必与优势敌人决战，根据西路军目前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要战胜马敌，须电请中央由兰州友军派出一部兵力西进古浪一带接应。会议最后决定，将上述意见报军委主席酌定。 　　中央军委主席团24日电告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20)徐向前连夜调动队伍，准备东进击敌。 　　正当军委对西路军的行进方向尚在考虑和同友军协商之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飞抵洛阳。27日，军委主席团遂又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21)据此，西路军立即执行西进任务。 　　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这时，已是隆冬时节，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呵气成冰。战士们的眉毛胡子挂满了冰花，伤病员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随着队伍艰难地行走。虽然是困难重重，雄壮的歌声仍在原野里回荡： 　　我们是铁的红军， 　　钢的力量， 　　工农的儿女， 　　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 　　不是红四方面军! 　　1937年1月上旬，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就地休整。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九军驻沙和堡，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这一带粮食较多，部队准备略作补充和休整后，继续西进。西路军向中央军委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22) 　　但是，这时河东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一面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一面调集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内战乌云，再次出现在陕甘上空，局势非常紧张。中共中央一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一面准备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于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于是，西路军指挥部将九军、三十军及指直集中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在此期间，敌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等共2万多人，向西路军蜂拥追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西路军主力，而集中力量绕道西进，插入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由于守卫高台山的红五军仅有的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联系，取得兄弟部队的支援。为坚守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军长董振堂奋力支撑危难的局面。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上，誓与高台共存亡!”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候，他总是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部队遭到严重伤亡。但是，广大指战员在军长的带领下，前仆后继，浴血苦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大刀刺刀砍戳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跳下城墙，和敌人同归于尽。 　　就这样，激战一周，红五军英勇地抗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因收编的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敌才突入城内。红五军当即与敌逐街逐屋展开争夺。子弹、手榴弹打完了，便以大刀、刺刀、石头搏斗；刀刃卷了，石头用完了，便用拳头打，用嘴咬。经十余小时苦战，终因敌众我寡，陷于力竭援绝的境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下3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突围出来进入南山的部队，又被地方反动武装残害。这时，西路军总部才从破译敌人的电讯中得知高台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惟一的骑兵师500余人马星夜驰援。但出动不久，即在与敌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亦壮烈牺牲。 　　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复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各军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不得轻举妄动。 　　马家军在猛攻高台同时，以五个团另一个营围攻临泽。城内红军多为直属队和机关、后勤人员，战斗力量薄弱。他们面对强敌的进攻，无论男女都投入了战斗。经三昼夜苦战，徐向前令守城人员突围，会同城外的五军一部，抵倪家营子。这时，西路军的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 　　1月21日，根据军委主席团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决定率部东返。23日，西路军总指挥部率三十军全部到达西洞堡，王树声率九军进至龙首堡，拟稍加休整，继续东进。24日，徐向前、陈昌浩将部队情况电告军委，军委当即电复：“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为便利作战计划，彩病、小孩妇女望设法就地安置。”“在骑兵追堵下，欲因急行避战，达到东进目的，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23) 　　但是，此时已发现西路军企图东进的马步芳，已在东面调集重兵堵截。徐向前、陈昌浩考虑，西路军立即东进危险甚大，决定暂回倪家营子，伺机行动。 　　西路军进驻倪家营子的举措，当即被敌发觉。马步芳急于消灭红军，向蒋介石邀功请赏，随即率防堵红军的主力及大量民团7万多人，蜂拥而至，将倪家营子包围。 　　在这里，西路军与敌展开了一场为期40天的大血战。 　　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徐向前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三十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面，两军阵地相接，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坚固防御体系。敌人每次进攻都以大炮轰击，继而以马队冲击。用白布裹着脑袋、蓄着络腮胡子、穿着羊皮袄的马家军，一个个像醉汉似的，哇哇乱叫，挥舞着马刀，潮水般的向西路军的阵地不停地冲击。西路军的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敌人血战。由于子弹极端缺乏，指战员们几乎全凭肉搏格斗消灭敌人。有的指战员手中的武器被毁之后，就抱住敌人用牙齿咬，用手撕，拔掉敌人的胡子，扼住敌人的喉咙，咬掉敌人的耳朵、鼻子、手指。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冲上来。整个战场上，“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土一团火。”红军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拼搏，日夜厮杀。 　　战至2月中旬，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很大，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伤亡占三分之一。 　　2月15日，敌人又开始展开全面进攻，战斗更趋激烈。为摆脱困境，军政委员会支持徐向前突围自救的意见，突围到了威狄堡一带。由于地形不利，堡寨更多，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反对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 　　徐向前已深深感到，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势必迅速合围和猛攻，以求短期内歼灭西路军。他号召部队作最困难的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用水，团结一心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生存。同时，他和陈昌浩电告党中央，请求火速派部队西进救援。 　　敌人的围攻又开始了。西路军指战员依仗断垣残壁坚守，形势十分险恶，连总指挥部所在地的唐家屯，也屡遭敌人围攻。危急时刻，徐向前上到房顶，指挥战斗。他从这个房顶跳到那个房顶，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进攻。 　　经七昼夜血战，部队又遭到重大损伤，待援又无希望。这时，陈昌浩才和徐向前一同下决心，下令再次突围，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痛切地感到，重返倪家营子是最大的失策。然而，徐向前并没有埋怨他。 　　中共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难处境，极为关切，于2月27日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委，出兵增援西路军。3月5日，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西路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的地步。西路军的败局，已难以挽回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再次突围后，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在这里，西路军听到军委已派出援西军的喜讯，无不高兴。徐向前、陈昌浩决心坚守防御，“死斗待援”。在三道流沟里，近8000名西路军指战员虽然遭到分割围困，仍然拼死苦战。战地到处是刀光、血影和凄厉的马嘶声、喊杀声。 　　激战五天后，待援无望，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部队突围，向祁连山里转移。 　　3月12日，部队刚到梨园口，敌骑兵即跟踪而至。红九军为掩护三十军，拼命与敌人争夺梨园口两侧的山头。经几小时血战，政委陈海松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这时，三十军的二六三团、二六四团为掩护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也正在阵地上与敌激战。结果二六四团全部拼光，二六三团也大部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总指挥部和兄弟部队的安全。 　　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13日，徐向前带领西路军仅剩下的3000余人，进入康龙寺地区。翌日，追兵又至。经一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又遭受重大伤亡。 　　这时，陈昌浩正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康龙寺南石窝山顶召开有部队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是：一、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二、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返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各支队的行动。 　　徐向前是在会议中途赶来开会的。对于部队分散游击的问题，他没有表示异议，因为这已有中央指示的精神，也是当时情况下惟一的出路。但是，对于徐、陈离队的事，他毫无思想准备。他说，我不能走。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徐向前深知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以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 　　会议最后还是作出了徐、陈离队的决定。并决定把西路军余部编成三个支队，分别由李先念、王树声、毕占云率领。 　　尽管如此，徐向前仍然不愿离开部队。他后来回忆说：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后来，留下的三个游击支队，有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苦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下七八百人，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热情迎接和慰问。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 　　西路军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徐向前和他领导下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先后消灭马家军2.5万多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西路军指战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将激励着一切后继者在任何挫折面前不怕困难，永远向前! 　　①《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②《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③《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杜1984年版，第335页。 　　④《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⑤转引自《在徐帅指挥下》，第85页。 　　⑥《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461～464页。 　　⑦《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24-731页。 　　⑧《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9～360页。 　　⑨《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⑩《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 　　(11)《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78页。 　　(12)《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13)《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 　　(14)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 　　(15)《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515页。 　　(16)以上引文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徐向前传》。 　　(1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页。 　　(18)《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1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388页。 　　(2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8页。 　　(2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89页。 　　(2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90页。 　　(2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 　　 徐向前兵法/江波，李瑗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