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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十天打三个胜仗

吴序光

青化砭巧布口袋 　　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蒋介石得意忘形，3月21日致电胡宗南道：“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10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奖!”并授以二等大绶云麾勋章。5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对其将校军官说：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他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蒋介石还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夸口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将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国民党的宣传工具也大肆吹嘘“陕北大捷”，叫嚷“中共已成流寇”。胡宗南更是趾高气扬，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大功，又出捷报又开庆祝会。要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命令西安市的商店和居民悬挂国旗，放炮庆贺，把西安的鞭炮燃放一空。这个出生于1896年，被称为“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攻下延安，觉得平生之志已酬，而同戴笠手下的一个女特务叶霞翟结婚了。胡宗南亲自给“有功人员”授奖章，委任了延安行政督察专员，请人到内政部活动要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以图永载史册。他狂妄地对其部属说：“我要把延安作为西北第一避暑胜地，先修一条铁路，把发电站修起来。”他很自信地对刘戡说：共军不战而放弃延安，说明它自度兵力处于劣势，不敢与我军主力决战。现在只要我军以主力尾敌穷追，广面扫荡，它必将渡黄河东窜。我军必须迫使共军在陕北地区与我决战。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3月25日，在子长的王家坪决定留在陕北。29日晚和30日，在清涧县北之枣林沟召开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当时多数同志从全国革命战争需要出发，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主张他东渡黄河。毛泽东纵观全国各战场，我军在“华北、鲁苏、冀豫、晋绥已渐取得主动，冀察晋在对峙中。只有胡宗南集中兵力突入”。“倘以边区现有力量能钳制和削弱胡宗南主力于此，则对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而不望敌人退出”。且陕北地势险要，山高路隘，沟壑纵横，千回百转，回旋余地大，群众条件好，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毛泽东的决心像泰山般不可动摇，坚持留在陕北。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又决定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由刚从国统区返回陕北的叶剑英任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率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后方工作。3月2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据杨尚昆回忆：毛主席这时很有决心，他无论如何不离开陕北，这就使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和群众有了主心骨。当时有人主张毛主席党中央离开陕北。但毛主席说中央是坨“臭肉”，走到哪里，那些绿头苍蝇就跟到那里，也就是说，中央走到哪个区域，敌人就要集中兵力到那个区域。 　　彭德怀从战略的高度清楚地认识到，西北战场能否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他每到一地，住处尚未找好，即催促通讯科迅速架设电台，同中央电台保持联系。每当部队准备行进或转移时，遇到中央军委、毛泽东发来的注有“AAAA”或“AAAAC”的十万火急的电报，彭德怀就把译电员和警卫分队留下来，等到收完、译完之后才走。每次重要的战役战斗，他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认真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野战军的指示。这样，就使陕北战场和党中央意图息息相通，并与全国务战场紧密配合。另一方面，中央留在陕北，陕北战场的胜负进退，都关系着中央的安全，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并为世界所瞩目。所以合水战斗失利后，彭德怀在旅以上干部会上非常激动地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彭德怀无能，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中央的重托。又说：“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稍一不慎就要死人，人命关天呀!”他以对人民解放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指示，依靠他的坚强意志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充分发挥广大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英勇顽强精神，在条件十分困难，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党中央在撤离延安时，就科学地预见到敌占延安后必然非常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人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所以在野战兵团撤出延安前，彭德怀和习仲勋部署第一纵队集结安塞以北地区，以该纵独一旅一部在延安西北同敌人保持接触，节节抗击，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牵着敌人鼻子走，诱敌主力北上安塞。令野战兵团主力集结于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附近地区待机歼敌。部队进行严密警戒，白天不得烧水做饭，力求隐蔽。 　　胡宗南原以为西北野战兵团会在延安进行决战。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以此作为莫大胜利，更加疯狂无忌，完全没有料到已经中了彭德怀的骄兵之计。 　　敌军在进占延安后骄横一时，认为西北野战兵团是“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所占领的交通线外，将主力集结延安附近，急于寻找野战兵团主力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共军，可是始终侦察不出我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当时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根据彭德怀“布延安西北诱敌迷敌”的部署，想方设法造成敌人的错觉。他们把队伍摆开阵势，牵着敌人且战且走。往往是在一个山头潜伏下来分散对敌射击，于是敌人就停止前进，摆开阵势又打机枪又打炮。这时二团二营已经转到另一个山头。如此打打停停，活动于敌前和翼侧。有时一天转了二十几个山头，始终同敌人保持着接触。同时在沿途不时地丢掷一些臂章符号，旅部和几个团在大道两旁还挖了许多野炊灶坑，有的还残留着灰烟。这样造成一种假象，使敌人错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敌军越追越急，多么想尽快抓住我军主力。胡宗南命令董钊率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共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攻击前进，企图围歼野战兵团于安塞。敌军24日占领了安塞。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担任侧翼掩护。 　　3月21日晚，野战兵团电台截获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一份电报。当时敌人使用加密地图，地名的代字是XXXX。后经七科同志连夜研究破译，了解其内容是要该旅经川口渡延水，到青化砭筑工据守。彭德怀根据这份情报，结合我侦察人员报送来的材料，认为歼敌的良机到了。为不误战机，不顾已是三更半夜，邀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仔细查看地图，一起分析研究敌情。值班参谋把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地图铺在炕上。彭德怀手指指着地图上的道路符号，在延安以东、以北地区，反复地细心地“搜索”着这个XXXX。过一会儿，又叫拿四十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地图摊开给他看。后两种地图是联防军司令部参照十万分之一地图，矫正和增补地名绘制成的平面图。彭德怀又问：“我们有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吗?”张文舟回答：“我们没有。敌人也没有边区内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当时限于边区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绘制的四十万分之一和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不太清楚，密密麻麻的小字和符号，在烛光下看起来挺费劲。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作战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怕干扰他的思索和判断，屏息静气。只见他来回反复地在地图上测量青化砭到拐峁，青化砭到蟠龙的距离。又问延安到拐峁、至甘谷驿、至蟠龙多少里。随后，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青化砭距拐峁30里，当咸榆公路要冲，是个战略要点，敌人必然占据这个地方建立据点。”他兴奋地紧握拳头说：“我们要把送上门来的这个旅吃掉!”习仲勋、张文舟和徐立清都同意他的分析判断。习仲勋说：抓紧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这样，在准确判明敌军动向后，彭德怀提出采取伏击战，在青化砭附近地区，歼灭敌侧翼的三十一旅。他深知初战必胜的道理，决心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以鼓舞士气，振奋民心。 　　由于陕甘宁边区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在主动放弃延安后，个别干部由和平麻痹思想转为恐慌，有的甚至动摇逃跑；小部分群众一度思想混乱，有的还悲观失望。他们看见敌人铺天盖地似地来了，就问：“红军都到哪里去了?”在部队中也有人信心不足，想依赖友邻解放区抽兵援助；有的情绪有些低落、泄气，感到悲愤，说：“延安都给丢了，还说什么打歼灭战!”有的憋了一肚子火，说：“我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给人家赶走了，咱还有什么脸去见老乡呢?”存在着急于同敌人决战的急躁情绪。所以，打好第一仗，不论对部队，对人民群众，对今后的作战和陕北战局，都关系极大。 　　3月22日上午，彭德怀和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于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敌。”同时令野战兵团各纵、旅于22日晚和23日拂晓前，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完毕，看好地形，封锁消息。 　　23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各纵队并报军委：本军定于明(24)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任务。该电把部队部署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东山，新四旅在青化砭东北，从而布成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人张开一个口袋的态势。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束紧袋口，截断敌之归路，猛烈侧击夹击敌人。以王尚荣的独一旅为预备队，监视安塞、延安方向之敌。这一份二三百字的电报，多处提到各纵、各旅要“猛烈侧击”、“猛击敌侧背”、“猛烈夹击”、“猛烈扑击”。它凝聚着彭德怀对敌军的无比仇恨和坚决消灭敌人的钢铁决心。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上述作战部署。 　　为了确保初战胜利，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等野战军首长，亲自和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四周反复察看地形，在现地明确区分了战斗任务。但这一带山地都是光秃秃的，不利于部队隐蔽行动。所以彭德怀对干部一再交代：“一定要注意隐蔽。敌人来了就不顾一切地杀下去!要突然，动作要猛，一鼓作气把敌人歼灭在这沟槽子的公路上。”边说边挥手做向下砍的姿势，加重了冲锋杀敌的分量。在战斗打响前，他又到了三五八旅的一个阵地视察，叮嘱说：“在山嘴突出部要堵住敌人，不准让敌人占领。一定要死守袋口，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青化砭在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其间从南向北是一条15多公里长的蟠龙川，咸榆公路沿大川蜿蜒而上，伸入青化砭的山沟里。公路两侧为连绵起伏的山地，就像张口的一条口袋，便于部队隐蔽和出击，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观看地形后，指挥员们都赞佩彭德怀的精心布阵。一致认为敌三十一旅只要钻进了“口袋”，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灭亡的命运，从而更加强了全歼敌人的信心。同一天，彭德怀和习仲勋联名发出了歼敌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坚决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猛打猛追消灭敌人的战斗作风，发扬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光荣传统，坚决消灭敌三十一旅。 　　野战兵团各旅按照部署，在24日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当时春寒料峭，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完全解冻，冷气袭人。指战员们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向敌人侧击、猛击。可是从天未明等到天亮，又等到正午，直至下午5时未见敌军动静，敌三十一旅并未到来。彭德怀遂令各部于下午6时后撤出阵地休息。电话线不动，明天拂晓前仍按原定计划，进入设伏阵地。 　　我军埋伏了一天，但是敌人没有来。因为敌情发生变化，预定计划一时未能实现。这下子不少指战员心里纳闷，在野战兵团司令部里也是议论纷纷。有些同志担心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了消息，把我军的意图暴露了；有的同志有些沉不住气，怀疑情报的可靠性，认为敌人不会来了吧!有的部队反映：“是不是情报弄错了?”还有个别战士说：准来?哪有那么准，敌人听你指挥啦!而七科的同志则继续不停地捕捉敌人的电报，收集敌人新动态的情报。 　　晚饭后，彭德怀等野战兵团首长到作战值班窑洞，张文舟和王政柱汇报了机关的议论和部队的一些反映。听完之后，彭德怀沉思了—会儿，非常果断地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现在敌人还不可能知道我军主力在这个地区；敌三十一旅不会不出来!情报也是不会错的。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成咱们的一次演习。敌人是一定会来的，告诉干部要有耐心，看好地形再干。”在停顿片刻后，他环顾了一下司令部的同志，进一步分析道，“你们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个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进了延安城，估计我中央机关的领导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顺公路撤退怕他的汽车追，所以都骑着马向安塞方向逃去了。他没想到我军主力却隐蔽在延安东北，这是出其意料的。其次，胡宗南虽然是草包，但是占领延安派主力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有，要不然他怎么能捞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大炮、坦克，有汽车，又想捕捉我主力部队，这陕北的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彭德怀的深刻分析，合情合理，司令部的同志们心服口服。最后，彭德怀吩咐，要参谋长通知部队加强侦察，准确查明敌情。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原因不明。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25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一面电令各纵旅首长：“明日我军仍以伏击姿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彭德怀再三强调：要加强侦察和观察，要严格做好伪装保密工作，不暴露企图，使敌人搞不清我主力所在。所以各旅进入和撤出阵地，都非常注意隐蔽。 　　3月25日凌晨4时左右，群山灰蒙蒙，寒星在闪烁。我野战兵团主力离开驻地，疾步行进，继续在原地区设伏，并整修了工事和做好伪装。上午6时许，天刚明，先飞来两架敌机在我军伏击地区上空侦察，没发现什么，盘旋了几圈后就飞走了。接着，敌军三十一旅由拐峁向青化砭前进。其搜索部队对靠公路的两面斜坡进行了侦察和火力搜索。但敌人畏缩不前，未敢越山进行详细侦察，没有察觉严密隐蔽、近在咫尺的我野战部队。野战军在青化砭一带集结了一两万人，吃饭宿营都在这里，竟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说明我军具有高度的纪律性组织性。 　　彭德怀在指挥所的高地，端起望远镜，一边仔细观察，注视公路上的动静，一边对参谋人员说：“交代各部队沉住气，一定要让敌人全部进入口袋内，再束住袋口。” 　　10时左右，敌之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已通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这时3声炮响，四面枪炮齐吼。野战兵团按预定方案，二纵队在敌后尾打响，在石绵羊沟紧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翼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卷起的尘土和硝烟弥漫着河川。很快地将敌三十一旅压至不到7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敌军像被捆在一个长“口袋”里割成数截，既不能进，又不能退，躲无处躲，逃无处逃。敌军首尾不能相顾，兵力尚未展开就完全丧失指挥，乱作一团。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该旅2900多人全部被歼，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继宗、团长谢养民等，都被我军活捉了。周贵昌被俘后说：“没想到陷进了你们的伏击圈。一打响部队就乱了套，没人指挥。我们的炮还在骡马上没有卸下来，根本没用。人拼命乱跑，不敢在路上跑，就在河滩里跑，最后都缴了枪。” 　　整个战斗打得非常快速，干脆利索，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 　　为不使敌人了解我军主力所在，战斗一结束，彭德怀就命令部队迅速离开公路，转移到机动位置，并设观察哨监视敌人的下一步行动。战士们背着子弹，抬着重机枪，押着俘虏，边走边高兴地说：这会又有办法了，三十一旅给我们装备装备。有的战土兴奋地唱起《换枪歌》：“快把老枪换新枪，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在一阵说笑声中，人们因放弃延安而带来的思想疙瘩，解开了一大半，部队的士气迅速高涨起来，信心提高了。干部们私下里都在称赞彭德怀料敌准确，用兵不疑，指挥果断的非凡才能。 　　青化砭战斗后，彭德怀兴奋地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噢!”多年来，他经常用这句话形象地表达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风趣而又贴切。他讥讽胡宗南说：你认为青化砭重要，有解放军，你就多派点兵来嘛!你认为没有解放军，不重要，你就不来嘛!派一个旅部加一个团来干什么呢?胡宗南真是一只死猪，无能，教条主义，铅笔一划就按章办事。 　　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对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和长期教育下，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锻炼的边区人民群众，彭德怀无比信赖，高度赞扬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伟大作用。他说：“边区群众实在好，一点风声没走漏。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这么好的地区，是很难打的。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说真话。群众不给你说实话你就没有办法。”又说，“军民一致，这是最好的条件。” 　　敌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脱去了军官服装，是混在一群普通俘虏中被清查出来的。在收到报告后，彭德怀对司令部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撤离延安后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是送上门来的活材料，有用的敌情啊!对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是很有意义的。”彭德怀专门找李纪云来谈话做工作。开始他垂头丧气，双手按着胸口一言不发，只说：“我心绪乱得很!”后来彭德怀耐心跟他交谈，一直谈了好几个钟头的话，交代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李纪云解除思想顾虑后，就把胡宗南集团许多将领和他们带领的部队的装备、训练、供给情况都讲了出来。 　　彭德怀曾对七科科长冯维精说：现在内线作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了解敌情。这就要靠你们。你们的工作，就是我们指挥作战的一把钥匙。为表彰司令部七科全体同志出色的情报工作，4月3日，彭德怀和习仲勋特地写信给七科说：“你们在自卫战争中，工作迭获成效。全体同志昼夜勤劳，积极负责，殊堪嘉奖!兹送来鱼肝油两瓶，奶粉拾筒，借作慰劳!”这些鱼肝油和奶粉，是延安贸易公司的同志为慰劳野战军首战告捷送来的，彭德怀把它送给七科一部分，其余由警卫员分送直属机关各伙食单位。 　　羊马河虎口夺食 　　青化砭之战，给胡宗南一个当头闷棍。因当时蒋介石、胡宗南正起劲吹嘘攻占延安“大胜利”，狡诈的胡宗南也不敢上报，但暗地里总结自己的教训，觉得青化砭是吃了分散行动而被我各个击破的亏。 　　当时敌军在三十一旅被歼的“得失检讨”中，认为该旅在青化砭被打击，一因兵力之单薄，再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致遭伏击不能即占领高地作顽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可为前车之鉴。于是改变战术，采取其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的集团式的“逐点跃进法”。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用这种滚筒式战法来减少被我军捕歼的可能。敌军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则点燃簿火，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认为这样既可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寻找到野战军主力进行决战，是贯彻“用兵宜正不宜奇，行军宜缓不宜急，驻军宜聚不宜散”的战术。 　　敌人这一招确实为我野战军捕捉歼敌的战机增大了困难。针对敌军的新战术，彭德怀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我军主力选择有利机动之地点隐蔽待机，组织小部队在敌进攻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再行聚歼。你大部队滚筒式地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前进中推磨转大圈，把敌人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3月26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集结5个旅隐蔽于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 　　青化砭战斗胡宗南丢了一个旅，可他的疯狂气焰未曾稍减。还认为经这一试探，找到了共军主力。胡宗南判断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便于3月25日令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镇地区，兵分3路，经甘谷驿、青化砭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军主力。胡宗南的指挥部在其作战指令中还狂妄地宣称：要“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只要发现野战兵团的疑迹，即大军出动扑了过去。从3月29日至4月3日，敌人在很少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先后占我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3城。但却连连扑空，根本没有找到我军主力，其部队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发生严重困难。 　　青化砭战斗后，彭德怀令野战兵团主力移至蟠龙西北地区待机。他让各纵旅避开公路20里左右隐蔽集结。在组织部队总结青化砭战斗经验的同时，做好战斗准备。要求纵队和旅要派出精悍侦察人员，潜近公路监视敌人行动。同时利用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针对敌人急于寻求我军主力进行决战的企图和大滚筒战术，彭德怀决心像牵着毛驴那样牵着敌人在陕北广大山川间推磨，然后歼其疲惫分散之师。他除命令新四旅主力掩护中央转移外，又要该旅派两个营，摆开像是主力转移的架势，牵着敌人走。这两个营不断佯攻敌人，交替前进，敌人来了就打，打了就走，走走打打，或出或没，紧紧牵着敌人往前走。以此分散敌之兵力，寻求歼敌战机。 　　4月初，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彭德怀认真阅读电文，反复思考上述意见。他认为敌人改变战法，集中重兵集团密集行动，我以不足3万的兵力，对挤成一团的8万敌军，既难包围，也难分割；需要断敌交通，诱敌分兵，使敌疲困，迫敌就范，再寻机包围歼灭孤立分散之敌。在同习仲勋等商量后，彭德怀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明自青化砭战斗后，敌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山梁；不就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磙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的机会。准备派部分兵力袭扰敌军，“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而后寻敌弱点歼灭之。彭德怀的这个作战指导思想，为后来毛泽东提出的西北战场作战方针作出了贡献。他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又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改变战法。毛泽东肯定他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赞许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他即在复电中指出：敌l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彭德怀不同敌军硬碰硬，而是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巧妙周旋，使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延长、延川、清涧、子长一带兜了个大圈，处处扑空。敌军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转了12天，“武装大游行”400余里，可算是“所向无故”，始终不知道野战军主力究竟在何处。敌军越走战线越长，补给越困难。每次行动时，要每个士兵携带10天左右的给养。背着枪弹和给养的敌军士兵，在无数山梁之间爬上爬下，睡野地，啃干粮，还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因而精疲力尽，士气沮丧。陈赓纵队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须在3、4两月消灭晋南胡军几部分，基本改变晋南局部”，并“配合边区作战”的指示，于4月初又在晋南展开了强大攻势，连克20余城，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使吕梁太岳两区连成一片，并使晋南之敌连连告急。胡宗南不敢再北进转圈，便以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4月5日南撤蟠龙、青化砭集结补给。 　　彭德怀看到敌人回缩的趋势，决定再敲打它一下，在驴背上猛抽鞭子，逼其继续奔跑。于是乘敌主力南撤之机，4月6日，在永坪地区对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打了一次伏击战，一下子杀伤敌军600多人。 　　永坪战斗时野战兵团火力较强，攻势较猛。胡宗南这才发觉追寻10多天而不见踪迹的我军主力，原来就在他的背后。他根据永坪的地理位置，判断野战军主力已转移到延安牡丹川、子长李家川地区，遂决定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我游击根据地。于是集中其主力8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掉头向西北方向追赶，同时调瓦窑堡的一三五旅南下策应，企图以主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后向右回旋，会由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匪军而歼灭之”。 　　在瞬息万变的西北战场上，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地下党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11日，西安地下党组织给中央军委发来情报说：清涧敌第二十四旅1个团于本日由清涧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中央军委当即将此情报电告彭德怀。 　　12日，野司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正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前进。 　　各路敌情报告不断送到彭德怀手上，他沉思了很长时间。根据战场敌军调动情况，他判断敌第一三五旅可能南下向其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靠拢。歼敌的机会已经到来。彭德怀决心来一个“虎口夺食”，在该旅同第二十九军会合前把它消灭掉。 　　彭德怀预计这个旅的行动路线有向蟠龙、向永坪或清涧、或冒险出安塞3个方向，其中以向正南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的可能性大，因路程短，距敌主力近。依据这个判断，彭德怀决定以第一纵队位于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8个旅，迟滞其北进；以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15里至20里，准备伏击第一三五旅。彭德怀说：设伏区若距离瓦窑堡近了，敌人一旦发现我军，就会拼命缩回瓦窑堡；如果距离瓦窑堡再远点，南面敌军主力必然逼近，会增加我军阻击部队的困难，也不利于歼灭一三五旅的战斗。4月12日，敌军主力前进态势，显示第一三五旅必经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彭德怀当即决定，将南而进攻之敌军主力吸引到蟠龙西北，把第一三五旅歼灭于瓦窑堡以南。为了不暴露意图，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一三五旅可能经过之高地，务必诱其就范。 　　4月13日，彭德怀在后四塆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他住的是一孔十分简陋的窑洞，门窗都已被敌人拆去做了工事，门上挂了一床草帘遮挡风雨。屋角支着一张木板床，铺着简单的被褥，屋中摆着一张小桌，四周放着几条板凳。各旅干部就挤在一起讨论作战计划，研究怎么个打法。 　　会议开始，彭德怀先分析敌军前进的态势及其企图，指出：“一三五旅很可能沿着瓦蟠大道南下，以配合董钊、刘戡主力，围歼我们。”他嘲讽地说：“敌人游行了10多天，寻找我军主力，到处扑空。他们认为这次找到了，急匆匆扑了过来。好吧，这次就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在这个地方来个虎口夺食。”边说边用手里的树枝在地图上的羊马河一带画了一个圈。接着由参谋长张文舟根据彭德怀的意图，划分了各部的作战任务。部署完之后，各纵旅领导进行了讨论，各抒己见。都明确认识到敌人已经大致了解野战军所在地区，进攻兵力又比我军多一倍多，准备对我进行夹击。我军有限的兵力将要两面作战。彭德怀静听和思索着各纵、旅领导的意见后，指出：“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一三五旅于东。”他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它同一三五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各部队都要好好配合，坚决打好这一仗。” 　　当天，彭德怀和习仲勋致电王震并报中央军委：刘戡率部正向蟠龙西北榆树峁子南地区进攻中，“有继续驱逐我军，掩护一三五旅南调模样。我主力仍在瓦蟠大道东西地区，待机歼击一三五旅”。 　　野战军担任伏击的部队，战前认真察看了新岔河、羊马河沟和附近山头，把集结位置、出击道路、敌情变动时的部署都搞得很精细，准备相当充分。羊马河一带地势较高，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瓦蟠大道蜿蜒在群山深谷之间，是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 　　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已是深夜。窑洞外呼啸的冷风卷着沙土，不时钻了进来。彭德怀半躺在炕上，反复琢磨。认为要做到全歼第一三五旅，关键在于必须把敌军北上的8个旅拖住，不使其增援。他觉得有必要再亲自具体了解一下阻击地区的情况。于是起身走出窑洞，跨上马，带着随行人员，直奔第一纵队独一旅旅部，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抗击的准备情况后，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你们一纵队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坨坨引过去。”“三五八旅已把敌第一军吸引向西，你们如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告诉指战员，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你们一定要坚持到下午两点钟。”王尚荣表示坚决执行彭总这个指示，说：“再大的困难也保证完成任务。” 　　按照彭德怀的部署，佯装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在蟠龙西北之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抗击整编第一军；独一旅和警三旅第七团在蟠龙北之元子沟、云山寺一线，阻击整编二十九军。董钊、刘戡指挥着他们的部队紧追我军。全力攻击前进，死死咬住，一步不放。第一纵队在“每天只让敌前进5至10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顽强抗击。以两个旅的兵力阻敌8个旅于李家岔、上白家坪以及宋家沟、新庄沟以西高地，拖住了敌军主力，坚守阵地的指战员非常高兴，风趣地说：敌人执行彭总命令的准确性与我们差不多!敌整编第九十师副师长任子勋后来写道：由于当面的解放军采取逐次抵抗战术，进攻部队每遇到一个山头，就得摆开阵势争夺一次，行动一再被阻。 　　胡宗南根据我抗击部队的坚强阵势，断定野战军主力在蟠龙以西地区，即命令左翼董钊整编第一军向三皇峁、孙家湾、龙家镇—线猛进；命令一三五旅火速南下，以便靠拢右翼之整编二十九军，集中兵力向西围歼野战军主力。 　　4月14日8时，奉命迅速南下之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瓦蟠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即所谓“逐点跃进法”。因害怕野战军的伏击，不敢走大川平地，专在山梁上爬行。上午10时左右，向南进至三郎岔、前李家滴哨附近之山地，同我担任诱敌的小部队发生战斗。敌军且战且走。当第一三五旅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被我预先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以及埋伏在李家川、南家咀之线的新四旅迅速包围。这就形成了我4个旅围歼敌1个旅的绝对优势，有利于对相对劣势的敌军进行野战攻击了。 　　这时，敌人发觉已经中了埋伏，慌忙抢占高地进行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都被打了下去。为尽快歼敌，教导旅一团迅速绕到敌人右侧，突施夹击。敌人阵势大乱，纷纷往沟底溃退。至此，敌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能急电胡宗南请求速派援兵解围。 　　董钊、刘戡所率8个旅主力，为迅速打通前进道路，采取集中火力密集突击的方式，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一纵队不断发起猛烈攻击。第一纵队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敌军几乎是寸步难行。想按照胡宗南的命令急速转头救援，已经来不及了。在我军歼灭一三五旅于前后李家滴哨、羊马河地区时，敌军主力才进到瓦窑堡西南的南山、高山。南北对进的两部敌军，相距只有十几里。董钊、刘戡虽率8旅之兵力，同一三五旅却“会合”不上，一点办法也没有。 　　发起围歼前，彭德怀到了前哨的一个阵地，问：“你们是几连?连长在哪里?”连长回答：“七连，我是连长。”彭德怀又问：“你们连是主攻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就和连长趴在一起，问：“你会不会看地图?”连长说：“会。”于是彭德怀拿出铅笔和地图，问他：“这是什么地方?”连长答：“旅部。”彭德怀又指着另一个地方问：”这里呢?”连长答：“敌人一三五旅。”彭德怀即说：“对，我们就打他这个旅。”并告诉他机枪和六○炮的配置，攻下头一个山头后如何继续进攻。彭德怀离开后，战士们当即嘀咕：哎呀，彭老总到我们这里来了，准打胜仗。 　　下午2时左右，彭德怀又深入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他用望远镜瞭望战场，一会儿又转身看地图，还亲自动手在上面插小旗子。当他看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打出去的炮弹净在敌群中开花，敌人就像丧家犬一样乱跑瞎闯，就连声赞扬：“打得好，打得好!看你往哪儿跑?!看你再顽固!”由于对敌情判断准确，部署周密，指挥果断，阻援部队顽强抗击，主攻部队机动勇猛，至下午4时，全歼一三五旅4700余人，代旅长麦宗禹被俘，所属四○四团、四○五团两个团长均被活捉，创西北战场全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当彭德怀见到第一纵队指挥员时，就说：“你们抗击得好!这边也打得好!” 　　彭德怀得知麦宗禹已被我俘虏，幽默地说：“这会不需要他代理了!”同时打电话要新四旅把麦宗禹送到野司去。当几位干部战士押送麦宗禹爬上羊马河北面的一个山坡时，他胆颤心惊，以为要枪毙他，两腿走不动，浑身瘫软。这个国民党少将旅长，曾经扬言要活捉王震，如今断定自己活不成了，哭丧着脸向押送的战士央求先不要枪毙他，他要见见彭长官。战士们看他那副丑态，实在可笑，就问：“你为什么要见我们彭总?”麦宗禹愧悔地说：“20多年前在湘军时期，彭将军是我们的班长，他常给弟兄们讲杀富济贫，当兵的不要坑害百姓。我违背他的教诲，所以很想见他一面。”押送的干部告诉他：“我们彭总欢迎知错就改的人。解放军对俘虏实行宽大政策，不杀不辱，立功有奖。”并告诉他：“正是彭总叫把你送到野司去的。”麦宗禹一听才放心，即迈开腿跟着朝野司走去。 　　羊马河歼敌一个整旅，振奋了边区军民，中央军委向各战略区发出的通报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后来彭德怀在一次讲话里提到，有人对他说：“开始时说边区能打败敌人取得胜利，我不相信。羊马河一仗，我相信胜利是可能的了。” 　　1947年4月20日，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与绥靖区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联合纪念周上，作《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一开始他就不得不承认“剿匪”战术中最大的失败为：(一)高级将领时常被俘，指挥部不断被袭；(二)赴援部队往往中途被阻，甚至覆没，不能完成任务。蒋介石的这部分“检讨”，的确讲了真情。当时敌军对—三五旅被歼而“考其失利”原因，曾这样写道：“一为指挥失当，二为情报之不灵活”；“将有利之地形拱手让于匪，致使为匪各个击破，良深慨叹!”敌人只看到面前一点皮毛，谈不到失利的真正要害，他们更深的悲叹还在后头呢! 　　4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发出西北战场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梢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强调“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彭德怀说：我们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方针，是采取不即不离，把敌人缠住，找准机会消灭它。他正确地解决了磨和打的关系，磨是为了消耗疲劳敌人，达到消灭的目的。 　　蟠龙镇首次攻坚 　　羊马河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又在安定、瓦窑堡、永坪、清涧之间与敌周旋，使敌陷于十分疲劳、缺粮的困境。4月20日，根据彭德怀“打一仗，进一步”的要求，野战军隐蔽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休整，检讨总结作战经验，训练俘虏补充部队。 　　国民党胡宗南军进入边区后，很难搞到野战军行动的情报，成了聋子和瞎子。其部队行动主要根据空中侦察和电台测向，主观推断。正如国民党的战史所写：“战斗进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故国民党军队“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 　　当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我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在吴堡和佳县主要渡口准备了一批船只，野战军多路部队向绥德方向前进，造成一种我军主力即将东渡黄河进入晋绥的假象。敌军统帅部断定共军主力正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就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进，令榆林的邓宝珊率所部二十二军南下向米脂、葭(佳)县进行策应，企图南北夹击，将野战军一举歼灭于佳县、吴堡地区，或乘势把野战军赶到黄河东岸去。 　　胡宗南集团一个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两战两败，各被歼一个旅。但对拥有几十万大军的胡宗南部说来，自认为是共军偶然的小胜，不是主力决战。胡宗南遵照敌统帅部命令，除以整编第一师的一六七旅旅部率一个团附一个保安总队，加强其补给基地蟠龙的守备外，由刘戡、董钊率9个旅分左右两路向北进犯。 　　4月26日敌军主力由蟠龙、永坪分两路齐头北进。彭德怀立即对参谋长说：尽快查清敌军动向。当天，他和习仲勋致电张宗逊、廖汉生并转阎揆要：敌董、刘两部9个旅本日晨已出动，去向尚未判明，望派侦察队迅速查报。 　　27日，敌军进抵瓦窑堡。 　　延安东北的蟠龙镇，是胡宗南部集散的战役枢纽。胡宗南的主力北移远离基地后，蟠龙处于孤立地位。而蟠龙的战略地位又极为重要，是敌军在延安以北的主要补给基地，存有大量军用物资。虽然敌占蟠龙后大修工事，设防坚固，但守备兵力只一个旅，有把握消灭它。为了歼灭蟠龙之敌，夺取敌人的枪弹资财，同时锻炼野战军的攻坚作战能力，彭德怀决心攻打蟠龙。 　　27日19时，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同时电告绥德分区领导：敌“有犯绥德可能，望即作准备”。毛泽东28日6时收到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7时即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进一步迷惑敌人，把敌军主力调远，彭德怀还“投敌所好”。4月28日以三五九旅一部，并从每个旅中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的警备第四团和第六团，由郭鹏指挥，扮演我军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敌人。同时由野战兵团司令部配备一部电台和相应的报务、译电人员，还有一台骡子驮的手摇发电机。一路不断收报发报，以迷惑敌人的电台测向。他们故意在沿途丢弃一些部队时臂章、符号、破旧鞋袜和衣物，用以暴露我军准备“东渡黄河进入晋绥地区”的意图，迷惑敌人，诱敌加快北上。一天，郭鹏向野战兵团司令部报告当日战况及到达位置，彭德怀即电告郭鹏：“臂章、符号、鞋袜等物不要丢得太多，多了反而会引起敌人怀疑。因为敌人不是傻瓜。” 　　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彭德怀充分考虑了敌我双方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从蟠龙到绥德只有3日行程。他分析敌军大兵团行动，山路狭窄，以及敌军每个士兵的负重量、行进速度等，判断敌军主力北上绥德约需5至7天时间。我军南下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行。为要抢在敌军回援之前攻下蟠龙，彭德怀在干部会上说：“最少我们有4天攻击时间。但这是场攻坚战，要作艰苦的战斗。”“守敌是胡宗南的精锐，又有强固工事。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各部队要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认真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千万不可轻敌。”他要各旅领导在4月30日以前完成攻击准备。 　　当敌人摆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滚筒式地尾随野战军“主力”疯狂地向北疾进时，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就驻扎在“方阵”边的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这里同敌人仅隔几个山头，距离约1000米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随时都可能遭敌人袭击。侦察员同当地基于民兵放隐蔽哨，监视敌人动向。他们和参谋不断送来十万火急的报告。情况也确实异常紧急，司令部的人员都荷枪实弹，严密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准备随时同敌人战斗。习仲勋为了彭德怀和野战兵团指挥机关的安危，焦灼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可是彭德怀却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聚精会神地思考着打击敌人的方案，他镇定从容地说：“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是不敢下到山沟里来的。”在侦察员报告敌人已经过去后，他立即从炕上下来，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命令队伍立即向蟠龙进发。 　　4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以一纵队、二纵队之独四旅及新四旅攻歼蟠龙守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30日，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敌人重兵把守的战略补给站蟠龙镇。 　　当天，彭德怀和参谋长张文舟，亲自到蟠龙的东边和北边观察地形和敌情。在观察地形时，他把新四旅七七一团的团、营长找去，让他们谈准备如何攻打，选择哪一条道路。团长吴宗先说：一个方案是夜晚摸到前沿，做好工事再攻击；另一方案是拂晓时强占前沿。彭德怀说：第一个方案好，出其不意，伤亡小。但出击道路应放在左面，左面地形好，有沟，好隐蔽接敌。后来团、营长常以彭德怀的事迹教育连排干部，说：“彭总多咱打仗不是亲自到前面看地形呀!因为他经常了解敌情地形，所以决心那么果断，打仗能那样狠!” 　　蟠龙镇位于三岔路口，咸榆公路南来东去穿过其间。这是个小盆地，周围群山环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东北边山梁高地叫集玉峁，就像座“金宇塔”，能够瞰制整个盆地，同西南的磨盘山隔蟠龙川对峙，拱卫着蟠龙镇。因为是敌之前方补给基地，敌军每次“大游行”之后，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到这里进行衣食、枪弹的补给。蟠龙原有居民数十户，敌人占领后，已经跑光。附近十几里内的村庄，都被敌军糟踏得不像样子。窑洞无门无窗，桌椅几乎全被当柴烧了，到处是腥臭难闻的鸡毛、畜禽骨头。虽已是春耕季节，地里却见不到一个人。面对此情此景，指战员们把满腔怒火化为消灭敌人的无穷力量。 　　留守蟠龙的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的主力旅，装备好，火力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三总队，兵力近7000人。敌人又精心设防，利用蟠龙周围高地，依山脉地形，修筑众多的大、小地堡，组成地堡群，形成交叉火力网；环绕地堡群挖有宽、深各六七米之外壕。壕外及山凹要道还敷设铁丝网，埋下地雷等障碍物。该镇东侧的最高峰集玉峁，更是明碉暗堡，星罗棋布，直瞰街道。敌旅长李昆岗自恃兵精将也强，又有险要的地形和强固工事，竟洋洋得意地说：“小米加步枪的共军，要想来进攻，好比是以卵击石。” 　　正当胡宗南的主力董钊、刘戡部大肆北进，并于5月2日占领了绥德，而国民党中央电台也正在吹嘘他们占领绥德的“胜利”时，西北野战兵团按照彭德怀、习仲勋的命令，在5月2日晚打响进攻蟠龙的战斗。新四旅攻占集玉峁东北之玉皇峁及纸房坪东北之碉堡群，独四旅占领集玉峁之警戒阵地，第一纵队攻占田子院及磨盘山外围阵地。敌人退缩到主阵地与支撑点，在敌主阵地集玉峁炮火的支援下进行顽抗。因为野战军缺少攻坚火炮，无法压制敌之暗碉火力点，未能扫除铁丝网等障碍。所以从2日黄昏打到3日晨，只夺取了敌人的一些前沿据点。外壕不能通过，几次攻击都未能见效。西北野战兵团确实碰到了硬骨头。 　　3日晨，彭德怀决定停止攻击，发扬军事民主，让各攻击部队分别召开连排干部会，班的战士会，结合一天来的作战，讨论如何夺取敌人的主阵地，准备黄昏猛攻。他令第一、第二纵队、新四旅各以一部巩固已得阵地，进行近迫作业，破坏敌之外壕鹿砦，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指战员们在火线上普遍召开了“诸葛亮会议”。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会上，发动干部战士讨论如何克服敌人之障碍，通过外壕；如何攻占敌人阵地及对付敌之反冲击等。指战员纷纷献计献策，提出采用对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外壕和敌堡；以抵近火力压制和破坏敌人的暗射火力点；以爆破扫除障碍物，开辟冲锋道路；将攻击部队编组为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组织小部队迂回攀登悬崖绝壁，突袭敌人等多种有效办法。彭德怀和有关部队首长采纳了这些建议，调整了攻击部署，同时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改进战术，各旅密切配合，协同动作。在部队勇猛攻击下，5月3日打下了集玉峁。这一阵地的攻占，使敌守军动摇了。 　　在攻打集玉峁时，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亲自到前线指挥，他把身上装的纸烟拿出来，连同给他送来的蒸馍放一起，对警卫员说：“送给进攻的勇士们!”当时担任主攻的是顿星云、杨秀山的独四旅，他给旅首长和十团团长打电话说：“三五九旅在那里牵制着敌人，你们一定要坚决拿下主阵地。”在随后的进攻中，担任突击的十团六连三班长王老虎冲到铁丝网前，先投了手榴弹把铁丝网炸开，又跳到外壕里送上炸药包爆破，突入敌人阵地，打死打伤10多个敌人，他自己也负伤7处。在通道炸开后，部队立即冲了上去。打下蟠龙后王老虎被评为战斗英雄。 　　新四旅七七一团也创造了一个贴膏药的战术。就是爆破组接近敌军阵地之前，火力组不停地射击以压制敌人，突击组则迅速潜移至敌阵地边沿侧面，挖单人掩体隐蔽好。当爆破组爆破之后，敌人火力来不及展开之际，在外侧潜伏的突击组立即跃进敌人阵地，用刺刀拼搏，敌人只得投降。战士们把在敌人阵地外侧潜伏叫做“贴膏药”战术。对广大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和高昂斗志，彭德怀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部队里的诸葛亮多得很，就看你发现了没有，就看你会用不会用。”“战斗在第一线的干部战士最了解实际情况，有实战经验。他们是最好的指挥员。你布置不到的，他就给你弥补。这个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在攻打蟠龙的紧张时刻，彭德怀同王震通电话说：“万一敌人想跑，不论从哪一个方向突围，都要坚决围歼，绝不能让跑掉一个人。”当部队报告，敌人开始向西山逃跑时，他马上致电第一纵队张宗逊、廖汉生：“现敌向核桃坪方向逃窜，必须堵击、截击、追击，务求彻底消灭。”彭德怀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力求全歼，不使一人漏网。 　　当我军兵临城下，即将向蟠龙发起总攻的时候，坐镇西安的胡宗南还被蒙在鼓里。先是绥德的刘戡向胡宗南要粮食；接着是蟠龙的李昆岗向胡宗南要援兵。一开始胡宗南根据刘戡的报告，训斥李昆岗贻误战机，要他火速向绥德运送粮食；接着又根据李昆岗的呼救，大骂董钊、刘戡中了共军调虎离山之计。当董钊、刘戡争辩说，共军主力确实在绥德一带，即将被赶往河东，胡宗南又责怪李昆岗把共军游击队当成主力，要他坚守蟠龙。直到确实弄清我野战兵团主力在围攻蟠龙，电令董钊、刘戡急速回援，但已经来不及了。 　　胡宗南随即命令其驻拐峁及青化砭的两个团，配属坦克2辆，于5月4日火速驰援蟠龙，被我教导旅阻歼其一部于青化砭一带，增援部队寸步不能前进。 　　集玉峁被我军攻占后，敌人的防御体系已经趋于瓦解。5月4日，我军又攻占了蟠龙之东山、北山主阵地，第一纵队也将西面山上的敌人压于沟中。黄昏，野战军即从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镇敌人猛攻，顿时间杀声四起。守敌吓破了胆，竞相跳出工事纷纷逃命。我们的战士向敌人包围冲杀，“缴枪不杀”的喊声和枪炮声交织在一起。我第二纵队直冲向一六七旅旅部。李昆岗走投无路，惊恐万状，还抱着耳机，徒劳的叫喊救援。到夜里12时，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全歼一六七旅6700余人，俘旅长李昆岗等；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l万余袋，子弹百余万发。 　　李昆岗被俘后，彭德怀找他谈了一次话。李昆岗除供述了敌军一些内部情况，还说：“我看国军不是在受胡宗南指挥，而是在受贵军指挥。”“国军进入陕北后，什么情报也得不到。就是贵军是什么人在指挥都搞不清，开始是说贺龙在指挥，以后又说是王震指挥，现在才知道是副总司令在指挥。”彭德怀让他到后方和李纪云、麦宗禹等人一起好好学习和改造。 　　蟠龙守敌被歼，胡宗南急令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于5月5日放弃绥德回窜。5月9日，当疲惫不堪的敌军主力从绥德赶到蟠龙时，街上已空无一人。这时，我野战兵团主力早已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他们补充了胡宗南送来的士兵和枪支弹药，换上了敌人被服厂制作的夏衣，吃着敌人保存的白面，积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一文中，写了一首打油诗，维妙维肖地刻画了胡宗南的狼狈相：“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当时由于部队给养很困难，有的同志看到乡亲们从缴获的存粮中搬走了一些面粉，就有点不乐意。彭德怀知道后教育干部说：“老百姓生活苦，拿一点还不好吗?我们应该主动动员群众去拿才对。”他让部队动员四周群众携带各种工具来搬运。战士们知道后，赞叹彭德怀什么时候都和老百姓心连着心。 　　彭德怀骑的是一匹瘦骡子。有的战士见到了，就在背后议论：“他这么大的首长，怎么骑这么个坏牲口，那是匹烂骡子嘛!”司令部的同志也说他“有一匹烂骡子，一件旧大衣(抗战时发的)，一个土饭包”。蟠龙战役缴获了敌人好多高骡大马，司令部的同志挑了一匹好马，想把彭德怀骑的那匹“烂骡子”换下来。他断然拒绝：“烂骡子!陕北的贫雇农有几家能养得起这样一头骡子?我彭德怀又有骡子，又有警卫员，抬脚动步就有许多银元落地，拿人民的东西够多啰!”他让后勤部把缴获的好骡马挑选出几头，驮上缴获的面粉，送给中央机关。其余的好马交给通讯员和侦察员去骑。他说，咱们在后边跑慢点没什么! 　　战后，彭德怀集中营级以上和炮兵干部，到集玉峁具体研究了敌人防御的特点，对比前后几次攻击的利弊，进行实地战斗总结，明确经验教训，以教育干部。由于野战军缺乏攻坚火器，他特别强调攻占敌人阵地一步即做一步工事、待巩固后再向前进攻的“近迫作业”方法在今后西北战场上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使各级指挥员从实战中认识到，不但可以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镇也可以相机攻取，从而提高了战术水平和组织指挥能力，更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彭德怀作战指挥上的民主和他那刚毅果断的魄力，相辅相成。在往后的战斗历程中更加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收到更大的效果。 　　西北野战兵团在战斗中实行民主，发动指战员群策群力和及时总结战斗经验的做法，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并给予很高的评价。1948年初，他对陈毅说：“你们要好好学习西北部队的民主作风，特别是战斗指挥上的民主。”陈毅也说：“这样的民主是正确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毛泽东在1948年1月30日写的《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第二天，又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周恩来参加祝捷大会 　　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半月内，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稳住了陕北的战局，极大地鼓舞了我西北军民的胜利信心。根据中共中央“通令全边区军民开庆祝会，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的指示，5月中旬，野司在安塞真武洞(今安塞县城)马王扁滩广场，隆重举行了5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会前，彭德怀指示各部队认真总结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模范，要司令部派人办一个战利品展览。 　　5月10日，周恩来、陆定一从王家湾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赶往安塞县马家沟的野司驻地，同彭德怀、习仲勋等接连开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共同确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参加祝捷大会。彭德怀提出抽调两个团给中央警卫，以确保绝对安全。周恩来不同意，认为最根本的是集中兵力多打胜仗。 　　5月14日黄昏，为防空袭而隐蔽在梢林里的军民陆续进入会场。从真武渠到山坡上，坐满了充满胜利喜悦的野战兵团指战员、民兵和乡亲们。有的民兵是从百里之外扛着枪来参加的。开会前，野战兵团文工团奏响《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全曲刚奏完，余音在河谷、山坡荡漾。彭德怀一下子站起来，问：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好!彭德怀说：是好。好就好在协调，指挥协调。要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就不成调了。 　　祝捷会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致开会词后，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用宏亮的声音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借这个机会明确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到会军民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党中央转战陕北，是对全体军民的最大鼓舞。据说有的同志为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安全，曾经劝毛泽东离开陕北到河东去。毛泽东说：“群众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离开不好。”原来毛泽东确实也设想过“黄河两岸度春秋”的。经过慎重考虑，在3月29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就一致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留在陕北。但多数群众并不了解。在事过一个多月后的祝捷会上一宣布，会场霎时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在笑，在欢呼。接着，周恩来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野战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号召边区人民和西北野战军，下定决心，全部消灭胡宗南部，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并同全国军民一道，将卖国的蒋家军全部消灭。 　　彭德怀检阅了愈战愈强的主力部队和众多新生的游击队，并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到会军民祝贺。他在雄劲的充满激情的讲话中指出：坚决自卫的边区军民，从3月19日至5月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1个旅。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有兄弟解放区的配合；我们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边区人民的拥护，帮助我们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供给粮食，参加主力，参加担架运输；我们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每一个人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一切，完成任务。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共同努力不懈，军民团结一致，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解放大西北。 　　习仲勋在会上讲话，揭露了蒋胡军的罪恶，强调军民一家，前后一致，大家共同努力，迅速讨还胡宗南欠下边区人民的血债。在祝捷会上讲话的还有马明方和刘景范，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李国玉、王有福，解放战士武寿人等。祝捷大会大大增强了消灭胡宗南集团的胜利信心。有的战士激动地说：现在是夜晚开，明年一定要回到延安开庆祝大会，到那时就是白天开啦! 　　野战军广大指战员在祝捷会上，回顾总结了撤离延安后，在敌强我弱情况下，接连取得陕北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的光辉战绩。普遍认识到，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正确领导，是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支援帮助的结果，是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战果。同时三战三捷也确实体现了彭德怀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和他那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首先，他采用各种侦察手段，及时、准确地掌握了敌情，有计划地造成敌人错觉，诱使敌人犯错误，并巧妙地利用敌人的错误，寻求与抓住有利战机，狠歼敌人。就如他后来总结的：“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针对敌军占领延安后的骄横和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心理，运用“蘑菇”战术，骄纵、调动敌人，使其在边区内团团转，风餐露宿，疲于奔命，食不果腹，兵力疲惫。敌集中前进，则处处扑空；分散守备，又逐一被歼。他神机妙算，善于用兵，牵大吃小，常以小部队与敌周旋，待敌人弱点暴露，立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造成战役战斗上对敌人的优势，歼灭分散孤立之敌，速战速决。他全局在胸，充分利用陕北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作战积极主动，既巧设伏兵歼敌于运动中，也敢于以攻坚手段歼灭固守据点之敌，不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 　　彭德怀说：陕北地穷人贫，我们现在部队小、兵少，又是新班子，只能打这样的仗，打大歼灭战有困难。但我们的部队能打，可积小胜为大胜，像打扑克一样，一番一番的打。我看胡宗南这个二杆子最后是要输光的。有的指挥员说：这是老鹰抓小鸡，一次一个旅，两个旅，逐渐地把敌人收拾干净。 　　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张文舟说：“主要的就是争取主动的问题。你打我不打，你不打我偏打；你要在那里打，我就偏不在那里打；你怕在那里打，我一定要创造条件在那里打。”“只要一发现新情况和战机，半夜三更也打，不误战机，抓住之后就狠打，连续打，想尽有利办法主动地迅速地消灭敌人。”又说：“彭总判断精细，打起来狠。下决心之后，如无大的情况变动，是不轻易改变计划的。”对此，就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彭德怀指挥之高明，如刘戡曾对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说：“彭德怀有实战经验，指挥相当谨慎，又非常灵活。” 　　彭德怀治军从严。由于野战兵团是由晋绥和陕甘宁等不同地区的部队新组建起来的，战斗作风和战术素养很不一致，上下左右需要有个了解的过程，指挥机关的权威有待于在实战中，在指挥作战胜利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而这种令行禁止，“全军一致高度信仰的领导威信”，是打胜仗的很重要条件。所以在开始同胡宗南军作战时，野司给各纵、旅的电报命令，彭德怀大都在末尾写了“限XX日到达，不得有误”，“X时前移至指定位置，不得延误”，等等。经过羊马河作战后，指挥权威树立了，对各纵、旅指挥员更熟悉了，各纵旅也领会了彭德怀指挥上的特点和规律，就不再采用这些提法。彭德怀后来说：“羊马河作战后，部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所以就不要这一句话了，如用这一句话，就会妨碍大家的机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问题，领导人在时间和分寸上都要掌握好。”他在答复下级请示的问题时，则迅速明确，“同意”，“完全同意”，“基本上同意”，“不同意”，分得极为清楚肯定，但不束缚你的动机和本意。 　　打蟠龙时，他要求某部彻底消灭逃窜之敌，说：“如有逃脱，唯你们是问。”仗打完后，纵队负责人见到彭德怀，问：“要处分吗?”彭德怀却高兴地说：“你们后来打得好，仗打好就好了嘛!”上下之间，以诚相待，团结一致，言必信，行必果。广大指战员对彭德怀的指挥信心大大提高。当时新四旅参谋长程悦长说：部队只要一接到命令出发，大家心里都很高兴，战士们说：有彭总指挥，保险又打他一个胜仗。 　　狂妄自大的胡宗南，4月初曾在延安对中外记者吹嘘：“到5月我再欢迎诸位在绥德相见。”如今成了对他自己的嘲讽。其部下说他的指挥是“莫名其妙的战术”，背地里骂他是“草包”。说他是：好大喜功，不学无术，又是无事乱，有事慌。谈话时，他给你乱扯不知中心；指挥没有章法，“军事上外行”。有个中级军官写道：“既有今日，悔不当初。我们只占了延安空城，击溃匪之野战军根本谈不到，反处被动地位，那里紧走那里……损失之大为本战区8年抗战所未见。居指挥者，能不愧死!”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说：在陕北作战有几个大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就是：补给困难，情报不灵，地形不利。“由于我们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总是摸不到敌情，老打青光瞎子仗，致常坐失战机，并易为共军所乘。” 　　三战三捷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部，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消灭西北野战兵团和所谓3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狂妄计划。敌军官兵普遍产生恐慌动摇情绪，私下里议论前途出路，认为“能不能走出延安，返回西安，都是个疑问”。有的说：“不打死就拖死，不拖死就饿死，反正出不去了。”有的无可奈何地说：“哪一天遇到共军，哪一天当俘虏吧!”原整编第一四四师三一四团团长杨健说，许多中下级军官厌战，说：“抗日打死还值得，内战打死连狗也不如。” 　　敌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5月11日给胡宗南的电报，集中反映了敌军不断被歼，损兵折将，人困马乏，士气低落的悲凉情景。他说；“迭次‘进剿’，均以敌情不明，行动过受约束，无法适应战机。不特未能捕捉敌军，反有青化砭三十一旅，瓦窑堡一三五旅之失利”和此次一六七旅“牺牲”。北进绥德，“行程虽短，实则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自称是“临履实境，观感较深，时切心痛”。一切表明，胡宗南集团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被拖在陕北，连遭沉重打击，被磨得精疲力竭，进退维谷，等待着他的只能是令其更为“心痛”的“失利”和惨败。 　　1947年5月9日，周恩来拟稿的新华社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指出：“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恶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灭亡的象征。”这个科学预见不久以后即为西北解放战争的实践所证实。 　　彭德怀大抓军队纪律 　　陕北的三战三捷，是同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帮助分不开的，是军民团结一致而取得的。 　　彭德怀非常注重军民关系问题。在3月底和4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两次旅以上干部会，强调执行群众纪律的重要性，决定利用战斗间隙，在部队中整顿纪律。他说，亲密军民关系不是口号，要看实际行动。 　　针对撤离延安后军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3月28日和4月1日，彭德怀、习仲勋和徐立清联名致电各纵队及有关地委、军分区，鲜明地提出必须加强与整顿军队纪律，亲密军民关系，开展群众战，袭扰困饿敌人。指出：“我采取诱敌深入，扰疲与分散敌人，利用根据地条件，寻找敌之过失，各个歼敌主力，才能收复失地，保卫边区，发展西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积极的，地方党政军民团体要积极拥护这一方针。在敌人占我城市后要发动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袭击与歼灭敌人，困扰封锁城市；在预计敌人可到之处，要进行坚壁清野，埋藏粮食，“不给敌人颗米寸薪”，“增敌困难，饿敌肚皮，饱自己肚皮，这是达到战胜敌人最有效办法之一”。为此，地方党政民干部要领导人民拥护军队，用一切办法帮助军队提高杀敌勇气。“不要使军队每到一处找不到人民，也找不到地方党，甚至找不到地方干部”。军队方面，“要特别强调爱护人民利益，对人民的一针一线不得损害”；要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尖锐地批评了有些部队利用群众逃跑及坚壁清野，出现严重违纪现象，要求军队必须立即制止。彭德怀强调“军民亲密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团结愈好，胜利愈快。”相信我们的军队和地方全体同志，一定能克服各种不良现象，一定能进一步亲密军民关系，一定能战胜敌人。 　　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到处烧杀抢掠，以野兽般的行为对待人民和牲畜。在其军队驻地和他们所到之村庄，牛、羊，猪、鸡悉被宰杀，人民群众窑洞的门窗和箱柜被当做柴火烧，或作为修工事材料，锅碗瓢盆几乎都被打碎。还挖土掘地，寻找边区老百姓埋藏起来的粮食。衣物被服则被拿到山头当作垫子用。敌军有个团参谋长，在其1947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粮食，军队搜走吃了，无柴的时候连门板都烧了，猪、羊、鸡杀光了。如此军纪，还能剿匪吗?唉!……白天飞机丢下大饼，我还拾得几个，免受‘饥寒交迫’之罪。”所以陕北人民形容敌人是：“像瞎子一样，乱摸乱撞；像疯狗一样，乱扑乱咬”。“哪里走过国民党军队，哪里连一根草也不要想留下。”据李日基回忆，有一次刘戡私下对他说：“我们到陕北不是来毙共，是当土匪头子，你看把老百姓搞光了，见什么烧什么。” 　　有一次在贺家沟的行军路上，沿途到处有敌人烧抢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地上和墙上溅有猪禽的斑斑血迹，村边院落扔着的牛头、驴头、蹄腿骨和肠肚，散发着恶臭气味。彭德怀目睹了一幅幅悲惨的情景，神情气愤，紧握拳头说：“将来抓到这些家伙非公审严惩不可。”他曾经在致电中央军委时痛心地指出：敌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去当兵，如同日本的三光政策。人民的损失5年难以恢复。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初期的几个月中，陕北人民群众就损失耕牛2.2万余头，毛驴4.03万多头。许多地方已没有牲口可以耕地。 　　延安周围的老百姓，对于敌军的暴行无不满腔怒火，切齿痛恨。对于为保卫边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浴血奋战的野战军倍加热爱和关怀。在行军路上，在部队集结地区，老百姓有的牵羊抱鸡，有的提着鸡蛋，纷纷前来慰问自己的子弟兵。当战士们不肯收下时，老大爷、老大娘就生气。有的说：“你们不收下，胡匪军就会糟蹋掉。咱们总不能把羊羔子丢下，让狼叼去，叫胡匪军吃得饱饱的来打我们呀!”战士们亲眼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罪行，深为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所感动，认为乡亲们说的在理。因而有的人就产生了“反正咱们不吃，敌人来了就要吃”，“宁叫我们自己吃光，也不留给敌人抢掠”的错误思想。他们不经批准随便接受群众送来的东西，有的吃了老百姓的粮食也不打条子，吃菜烧柴不付钱，买东西不给钱或少给钱；极个别的还出现“打鸡杀猪宰羊，牵走骡驴”，自己动手把群众来不及转移走的猪、禽给吃了。甚至有“翻箱倒柜，挖窖”，“打人骂人，乱拉向导”等严重违纪的事发生。 　　彭德怀在得知有的连队出现这些违反纪律的情况后，非常生气。他立即指示：一切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不容许再有上述现象发生。过去发生的应立即纠正与赔偿损失，向部队进行教育。”4月10日，在云山寺召开的纵、旅干部会上，彭德怀尖锐指出：“所谓‘宁叫我们自己吃光，也不留给敌人抢掠’的说法是错误的。敌人抢掠，这是反动军队的本性决定的。敌人抢老百姓的东西，老百姓就会把仇恨记在敌人的帐上。老百姓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就会用各种方法去打击敌人，使敌人陷于灭顶之灾。如果你把老百姓的东西吃了，敌人没有来，你该怎样向老百姓交代呢?”对于后一个问题，有的同志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所以深深地被触动了。彭德怀又加重语气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只能保护群众的利益，绝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如群众因长期和平生活而一时产生混乱，遗留鸡鸭及其他牲畜粮物时，军队有责任保护。我们要掩护和帮助群众搞好坚壁清野，疏散转移，不使落入敌人手中。如果因为敌情紧张而被敌人抢掠，群众会谅解人民军队，并激发对敌人的阶级仇恨。如敌人未来而我们动用了群众的财物，群众就会埋怨我们，这实际是帮助了敌人。所以随便吃拿群众的东西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进一步引起干部的高度重视，从政治上考察这个问题，彭德怀还指出：“随便吃喝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没落阶级思想，是失掉胜利信心的表现，绝对不能让它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我们不能在军事上打胜仗，在政治上打败仗!”他的一席话，使大家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这次会议之后，就在野战兵团中普遍开展了整顿纪律活动，建立纪律检查制度，在每一伙食单位设纪律检查组，在班里有纪律值班员。由于彭德怀亲自狠抓整顿军队纪律，此后，打鸡杀猪等严重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基本上不存在了，一般的违纪现象也少多了。连排干部也重视了纪律问题。部队精神面貌为之一振，军民关系更密切了。为防止管理科因照顾首长而违反纪律，彭德怀还特地把管理科长高克恭叫来，当着野司各首长的面说：你们都在这里，我给你们讲清楚，为防止出现不给钱或少给钱的事发生，往后一只鸡也不能买，不能吃。 　　这年夏天，某旅有一年轻侦察员，犯了强奸罪，在群众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已经决定枪毙。彭德怀愤怒地说：“从土地革命到现在，群众养活我们，支持我们，恩德如同父母。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今天?哪有什么胜利!可是竟然有人这样对待群众!”当他签了字之后，把那份报告摔到地上，跺着脚说：“这个侦察员立过功，才19岁，现在犯了杀头之罪!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喟然长叹，热泪纵横!周围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感慨万端，深感领导责任之重大。 　　陈毅在1947年冬到陕北，应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作华东野战军情况的报告。回华东后，在华东野战军濮阳会议时，他对团以上干部做了《到中央去的沿途见闻》的报告。谈到：“彭副总司令介绍了一个经验，我看可以采用。就是搞一个纪律值班制度，每班有一个战士值班维持，连排也各有值班的。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有专人负责维持纪律，不会谁也不管，坏处就是搞长久了，会形成维持纪律是少数人的事。但整顿纪律的初期采用这个办法是有作用的。”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