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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扭转局势的沙家店之战

吴序光

从陇东开始 　　胡宗南集团进攻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之宁夏军阀马鸿逵，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其密切配合，趁火打劫，乘机不断进攻边区。他们于3月25日到5月12日侵占了三边分区的盐池、定边、安边、宁条梁和陇东分区之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青宁“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烧杀抢掠，血腥屠杀人民群众。 　　胡宗南进犯边区三战三败，兵员减少，兵力疲困，士气沮丧，粮食短缺，正集结在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休整补充。敌军主力集结一团，我一时难以寻得各个歼敌的战机。在真武洞祝捷会前后，彭德怀、习仲勋同周恩来、陆定一以及西北局的有关同志接连会晤，分析西北战场的局势，研究了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各打各的，乘胡宗南还在寻找我主力决战而疲于奔命之际，于6月份集中全军主力西出陇东，歼灭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寻找战机歼敌。5月1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几天来和彭德怀、习仲勋等商定了6月份作战计划，除警七团外，全军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6月作战计划。 　　为了打好这一仗，彭德怀费了一番思索。首先必须搞清敌军位置及兵力强弱。当时查明青马整编八十二师师部第一百旅分驻于西峰镇、宁县地区；新编骑兵第八旅分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骑兵第二旅驻木钵、曲子、悦乐、阜城地区。宁马整编八十一师师部及第六十旅驻环县、蒋台、元城镇地区；第三十五旅驻羊圈山地区；整编十八师分驻于定边、安边、盐池一带。“二马”部队，因封建迷信加家族统治，相当顽固，并不好打。在青宁“二马”中，青马军较宁马军顽强。这就要求野战军必须集中兵打，首先歼灭分散孤立之敌，然后进攻庆阳、西峰镇。 　　彭德怀指挥作战，从来不光靠地图。可是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要先看地图，参谋人员就要提前把地图挂起来。他常常是看一会儿地图，就踱步思考，想一阵又转向地图去看，过一会儿又坐到公文箱上去想。有时炊事员把饭端了进去，看到这种情形，怕干扰他的思索，往往不敢叫他吃饭，而把饭菜再端回去。西出陇东前，彭德怀再次为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作战方案而废寝忘食了。据王政柱回忆：为了走好这一步棋，彭德怀把张文舟、王政柱正副参谋长找去，具体分析研究胡宗南部队的动向，青马宁马在陇东、三边的分布情况。一天深夜，彭德怀站在窑洞的木条凳上，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一手端着蜡烛，正在地图高处查找什么地名。滚烫的蜡泪流在他的手上，他的身子猛地向前倾了一下。站在旁边的王政柱急步上前扶了一把，说：“彭老总，快下来吧，小心摔着!”他却毫不在意地说：“这凳子不是安安稳稳的嘛!”稍为端正了一下蜡烛，又全神贯注地查看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绘制的地图不精确，但又不能不看。自己看过的印象深，这是别人所不能代查的。”经常是电报写好以后，就说：“你再看一看地图，地名有没有别字。”又说：指挥员最要紧的是战前掌握情况。“打仗是最现实的考验。考虑不周，付出的代价就大。” 　　经过反复思考，5月19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了5月下旬出击陇东歼灭青马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毛泽东复电：22日向陇东出动，先打骑二旅和骑八旅，再打一百旅，计划甚好。21日，彭德怀率野战兵团各纵、旅自安塞地区西进。经过一星期昼伏夜行的艰苦跋涉，于28至29日，越过位于陕甘交界，人烟稀少、梢林遍野的子午岭，到达怀安、悦乐、含水一线。 　　彭德怀部署第一纵队为右路，歼灭蒋台、元城之敌；新四旅为中路，歼灭悦乐、阜城之敌；第二纵队及教导旅为左路，歼击合水之敌并准备消灭可能增援之第一百旅。28日，他和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陇东作战拟于30日开始。“得手后定会引起‘二马’调动，再集中兵力作战。” 　　30日，陇东之战打响了。我右路和中路胜利占领蒋台和悦乐，全歼守敌，但左路未能攻克合水。这是因为教导旅一侦察员被敌所俘，左路攻击部队担心敌警觉逃跑，提前于29日向合水之敌发起攻击，所以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在攻城部队与合水守敌激战时，由庆阳快速增援之敌，被我打援部队阻击。敌骑兵约千人离马跪地顶枪，佯装投降。当我军接近时，敌人突然跃起持枪拼刺。由于对敌人的诡诈在思想上缺少准备，我们吃了点亏；因而敌之援兵遂得以进到合水县城郊，形成对我攻城部队夹击的态势，只好撤出战斗。彭德怀、习仲勋在6月初的一份电稿中指出：两点取胜，一点未成功，但取得经验，了解青马军的情形。 　　攻克蒋台时，活捉了敌整编八十一师一七九团团长马奠邦。这个人是马鸿宾的女婿。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分化宁马，彭德怀专门找他谈话，告诉他不要再与人民为敌。指出：国民党的败局已定，跟着国民党不会有好结果。然后让司令部给马奠邦一匹马，把他放回去，将信息传给马鸿宾。 　　陇东初战告捷，打开了向北发展的缺口。但合水失利有重大教训，彭德怀从来不掩盖问题，特别是指挥上的失误，一点也不放松。他发动大家找问题，提意见。指战员普遍认识到，由于对青宁“二马”集团军队内部宗教统治、军官亲族关系、士兵愚昧、慓悍顽强的情况及连续增援的战术特点认识不足，急躁轻敌，兵分3路同时攻击青宁“二马”，加上部队普遍缺乏打骑兵的实战经验，以致攻合水未能取胜。因此，影响了原定夺取庆阳、西峰镇的计划。彭德怀在10月下旬的一次营以上干部会上检查说：合水之消耗战，就全战役之组织上讲，犯了“分兵”的错误。后来在《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又谈到：“打了蟠龙后休息了13天，即打陇东。这里上下都犯了轻敌的错误。三路分兵，合水一仗我们伤亡一二千，三五九旅旅长(郭鹏)负伤，打了一个消耗战。” 　　5月30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战斗进展情况，及时向毛泽东报告：青马的八十二师甚顽强，是一支劲旅。准备集中主力先歼宁马八十一师，再打八十二师。 　　西北野战兵团突然出现在陇东，胡宗南大感意外，急调整编三十六师至旬邑、彬县、长武等地，策应支援“二马”，阻止野战军南下关中。同时要青宁“二马”东进，妄图合围我军。但青宁“二马”因蒋台、悦乐的守军被歼，所以整编八十二师仍固守庆阳、合水、西峰镇地区；整编八十一师3000余人固守环县，想待机而动。根据上述敌情，彭德怀认为野战军不宜南下。6月5日，他召集旅以上干部会，总结进攻合水的经验教训后，确定进攻环县，围城打援，歼灭宁马八十一师。随后各纵、旅于9日从曲子镇地区出动，向环县进发。14日攻打环县战斗开始，16日攻克，歼敌第三十五旅、第六十旅各一部，给予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 　　打环县前，有的同志向彭德怀提议：二纵队打合水有不小伤亡，不要让他们去吧!彭德怀说：“你不了解王震，只要有战机，是块铁他都要把它烧红。正因为在合水吃了点亏，更要让他们打，这样才能激扬部队的积极性，打出无坚不摧的战斗作风来。”当环县敌军主阵地王家塬被我军攻占后，敌人从城东塬突围。在发现守敌逃跑之后，二纵队急起猛追，其他部队也同时追击。但考虑敌人是骑兵，我们是步兵，哪能赶得上，追了几十里就停止了。可是王震硬是指挥二纵队三五九旅勇猛追击近百里，直追到洪德城下，截俘残敌300余人，缴获全部重武器；余敌遗弃武器行李四处逃散。在二纵队穷追下，开始时敌人丢掉山炮，以后丢掉迫击炮、轻重机枪，最后有的连步枪、马刀也丢下了。当二纵队追上敌人时，精疲力竭、丧魂落魄的敌军士兵举手缴枪说：“你们是怎么来的?真像飞机上下来的伞兵!” 　　环县战斗，我军共歼敌1100余人，缴获满载弹药及粮食的载重汽车6辆及其他重要物资。陇东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环县战斗后，有些连队以“试枪试弹”为名，用缴获的弹药随便开枪扔手榴弹，此起彼伏达半天之久。还发生搜俘虏腰包等严重违纪现象。所以彭德怀利用战斗间隙，用一星期时间大力整顿部队纪律。他在干部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抓好纪律教育和连队管理，要赏罚分明，干部要带头守纪遵法。同时讲述对敌人骑兵的战法，主要是勇敢沉着，组织好火力在近距离围堵，以密集火力歼灭敌骑兵。要求部队认真总结西出陇东以来打敌骑援兵的经验教训。 　　烈日酷暑下过沙漠 　　3月间，当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时，宁夏马鸿逵集团5个旅倾巢出动，向三边分区进犯。宁马整编第十八师在占领我三边后，即以骑兵第十旅旅部及骑兵第二十团驻安边、砖井堡，暂编第九旅及宁夏保安第六团驻定边，一六八旅(欠五○三团)及宁夏保安第五团驻盐池地区。同时组织地方反动武装，编制保甲，企图进行长期统治。 　　根据中央军委原部署，晋南陈赓、谢富治纵队拟于7月中旬西渡黄河至绥德，与西北野战兵团并肩作战。此刻胡宗南想抽兵东调，阻止陈赓纵队的战役行动。所以，环县战斗后，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准备收复三边分区，并策应陈谢纵队西渡。军委复电：“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目前对董、刘两部野战军及青马八十二师皆宜避开不打，专打各方分散之敌。”“如你们觉得打十八师有把握，则先打十八师，再打延(安)洛(川)线上之敌最为有利。”还指出：三边敌人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兵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完成任务。根据中央军委的批示，彭德怀决心在雨季、炎暑前收复三边，消灭宁马十八师，以开展三边局面。6月25日，即率领野战兵团由环县北进。 　　三边分区的定边、安边(今安边堡)和靖边，位于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部。南部多山与陇东相连，北部多滩地与内蒙伊克昭盟接壤，东连延属、绥德两分区，西与宁夏的金积、灵武相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三边大都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处在毛乌素沙漠的边沿。沙漠地区缺少植被，一派荒凉。一些被称为湖、海、泡、淖、池的往往是干涸地，即使有水，也因为是盐碱质，水味涩苦，人马都不能饮用，被称为苦水区。大面积流沙，地形酷似波浪，沙丘随大风而流动改变，没有固定的道路。气候干燥多风，昼夜温差很大，而且变化无常。往往风起沙飞，遮天蔽日，搅得天昏地暗。战士们由于没有风镜，风一刮，尘雾漫天，眼睛睁不开，更增加了在软沙上行进的困难。 　　6月下旬，部队由环县向三边地区进发，沿途人烟稀少。队伍行进在干旱少水的黄土高原，又进入更为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光秃秃的黄土高原，草木很少，水源奇缺。有些地方打了几十丈深的井，也得不到一点淡水(当地群众称为“甜水”)喝。全军以惊人的毅力，冒炎热，战干渴，越过荒凉的苦水地区，6月底进入定边南山。 　　出发之前，野司专门动员各部想办法自带饮水。当地出产一种葫芦，晾干后可以装水。部队就向老乡们购买了大量的干葫芦，掏空后加上塞子，做成水壶。彭德怀看到直属队的同志们身上背的水葫芦，高兴地说：“你们都是李铁拐，革命的李铁拐。李铁拐那个神仙葫芦里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仙丹妙药，连自己的脚也治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甜水’，能治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才是真正的宝葫芦。”他的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虽然事先各部都尽量准备了葫芦装满了水，但大部队长途行军，饮水仍然极端困难。沿途路过的一些地方，老百姓大多在塬上挖沟，下雨时把水引流贮藏水窖里，作为一家人饮食和饲养牲畜之用，难以供应部队。据老乡说，这里的姑娘找对象，首先就问你家有几窖水。老百姓家里那一点窖藏甜水，实际成了群众的生命水。所以部队行军所到之处，都只准喝葫芦里的水。凡发现有水窖的场院内，都派哨兵专门守卫，防止我们的战士乱提老乡的水饮用。 　　当时正值盛夏酷暑，头上骄阳似火，把浩瀚的沙漠烤得滚烫。阵阵热旋风使行进的队伍灼热难受。干渴成了前进路上之大敌，不少同志由于极度干渴，喉干舌燥，鼻孔流血，嘴唇干裂，呼吸困难。第二纵队有的战士因为干渴中暑救治不及而牺牲。 　　彭德怀已是年近50岁的人了，白天和部队一道行军，晚上同睡在风沙弥漫的沙窝里，非常劳累，也因喝不上水引起嘴唇血肿。一次，他的警卫员从沟底提了一壶水上来，准备给他润喉解渴。这时有个战士渴得不行，想要喝一点，警卫员不乐意。彭德怀说，有水就叫大家喝嘛!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结果他自己没有喝上。可他还是拖着疲乏的身体，迈着沉重的步伐，和司令部的同志一起继续往前走。在经过新四旅四十九团时，团里送了一口杯甜水请他喝。他说：“给战士们喝吧!我到前边能找到水。” 　　这一天刚在驻地停下来休息，有个收容队带了一名战士恰巧走到彭德怀休息的房子前。那位战士又渴又累，坐在地上走不动。收容队的同志着急发火。彭德怀听到叫嚷声就出来询问情况。那位战士看到问话的是位首长模样的人，但不认得是谁，就说：“渴得难受走不了。”收容队的同志说：“我们团的首长不叫一个人掉队嘛!”彭德怀对他说：“你光发脾气有什么用!”他回过头对警卫员说要喝水。警卫员知道他又要把水让给战士，马上说：“没有了!”彭德怀说：“刚才还有半壶，怎么一下就没有了，拿来我看看。”警卫员无可奈何只好拿出来。他一摇晃果然还有，便责怪地说：“我就知道是你捣鬼。”警卫员站在一旁嘟嚷道：“都喝光了你喝什么?”彭德怀说：“喝完了再说嘛。”那位战士喝了几口水，深情地望了望彭德怀，振作起精神，敬了个礼，说了声：“谢谢首长!”高兴地走了。这时警卫人员看着自己的司令员，心疼地说：“看你的嘴唇都肿得那么高了。”他却诙谐地说：“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长着厚嘴唇吗?”一句话，说得身边的几位同志都苦笑起来。彭德怀让水关怀爱护战士的感人事迹已经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战士们脚底下的步子迈得更大更有劲了。 　　彭德怀时刻关怀战士，对自己则提倡艰苦，处处从严要求自己。为了适应从和平环境转入战时的艰苦条件，从延安撤出的第二天，他就下命令要野司取消小灶。说：“我不吃小灶了，大灶吃啥我吃啥。”一次，司令部管理科的同志曾议论说：“部队都没有改嘛，咱们为什么改?”彭德怀开导说：“下面部队比我们艰苦得多，人家不改是应该的。”管理科从来没有因为他生活不好而受批评，倒是因为想给他稍为改善生活而受到他的严厉批评。 　　7月初，司令部驻扎在刚被收复的定边地区。中旬移到靖边张家畔。管理科的同志看到彭德怀劳累过度，日益消瘦，都很焦急。有一天，炊事员杨应国上街采购，看到一个老汉背了筐鲜黄瓜出售，又嫩个又大，一问价钱，论条卖，每条2000元边币，折合半斤小米的价钱。杨应国听罢，一伸舌头，说了声太贵，不敢买，要往回走。但又很想给彭德怀做凉拌菜，增加点营养。正在迟疑想走没走的工夫，司令部管理科长高克恭过来了。他一了解也说：黄瓜很嫩，就是贵了点，彭总知道了，非批评不可。但他考虑了片刻后，决定买下20条，还悄悄地交代杨应国：在开饭前不要让彭总知道，存起来每天吃一点。很不巧，杨应国兜着黄瓜往回走时，一进门就碰上了彭德怀。他看了看黄瓜后问：“多少钱买的?”杨应国如实说了。彭德怀说：“那么贵，2000元一条，一条2000元。这个菜不能吃!”叫杨应国把黄瓜退回去。这下可把杨应国难住了，他赶忙说：“卖菜的早走了，怎么退啊。”彭德怀即说：“那就送给开会的干部吃。” 　　就这样，2000元边币买一条黄瓜这件事一下子可惹了祸。不多一会儿，彭德怀就把高克恭找来，责问道：“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应当吃吗?战争打得这样苦，二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们着想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来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第二天他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还就此作了自我批评，说：“你们常说我彭德怀艰苦朴素，可是一下子为我买了20条黄瓜，4万块钱啊!多大的浪费，我向大家检讨。”同时吩咐把凉拌黄瓜送到参加会议的各个组。管理科的同志为此也作了检讨。吃饭时，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战争年月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应该多想想战士，多想想老百姓，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彭德怀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过的同志常说：他是原则性的问题决不放过，工作问题决不迁就。直到1952年，彭德怀在一次谈话中提及当年发火这件事时，说道：“黄瓜本是极普通的菜，黄瓜虽小，影响事大。在艰苦困难时，大家都吃苦没话说。当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你买几千元一条的黄瓜，这就说明你没有高度克服困难的精神，起坏影响。”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抢劫糟蹋和战争破坏，加上当年陕北先旱后涝，当时边区人民生活很苦，不少群众以榆树皮、槐树叶和野菜充饥，而把自己保存下来的一点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他们说：“宁愿我们自己饿肚子，也要让军队吃饱打胡儿子。”所以彭德怀常说：边区人民对我们的恩德如同父母。尽管如此，部队的粮食供应时断时续。如沙家店战役时，有的团一天只领到7斗黑豆，连队以黑豆、糠糊糊为食。这种主食吃在嘴里嚼半天也咽不下去，硬吞下去了，又造成便秘拉不出来。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供应。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听说有个营没有粮食做饭，立即命令管理员把司令部仅有的4斗小米全部送去，另外让带路的民兵为司令部人员想个“填填肚皮的办法”。这个民兵出去转了好久，只搞来一些糠和黑豆钱钱。在陕北，把压扁的黑豆叫“钱钱”，掺上糠或小米熬成粥，叫“钱钱饭”。这位民兵知道彭德怀忙于指挥作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合眼，人消瘦了，眼熬红了，实在不忍心让日夜操劳的司令员吃这样的饭。可是彭德怀却乐呵呵地说：“这就很不错了!长征时，要是有它就好了!”他和身边的同志们一道大口大口地吃着“钱钱饭”，就像吃的是美味佳肴。 　　野战军司令部开旅以上干部会时，纵、旅首长往往就留下吃饭，但很少有像样的饭菜。可是彭德怀却常说：“小米稀饭老咸菜，这就是好饭。”别人都没得说。后来，慢慢地离野司驻地近的纵旅首长，会一开完就赶回自己部队，既是为了尽快部署下一步行动，也为了少吃点野司的“好饭”。彭德怀患有胃病，可是始终同广大指战员一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甘共苦，反对任何特殊照顾。他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熏陶着广大干部，在野战军中不断培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 　　也正是这种吃大苦、耐大劳的坚韧不拔的作风，使得西北野战兵团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在7天时间内胜利地越过了200多里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带。6月30日收复定边，并向安边、盐池攻击前进。 　　由于部队严守群众纪律，宿营时不动用老百姓水窖里的水，也不住回民的房屋，做饭时不烧居民的柴草，使党的民族政策、人民军队的威名深入人心。当部队从定边出发时，许多回族同胞拿着鸡蛋、瓜枣之类的东西往战士手里塞。有一位回族老大娘，手捧着平时用以卖钱换油盐酱醋的西瓜，硬要部队收下，说这是她的一番心意。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许多指战员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更感到“军民一家人”，“回汉一家亲”。 　　把敌人调到北面去 　　6月29日，西北野战兵团进入定边南山。这时获悉宁夏马鸿逵撤收三边占领区的长途电话线，以汽车向西赶运物资，步兵已西移，似有撤退模样。为不失战机，彭德怀当即命令一纵队和新四旅迅速向定边进攻，二纵队向砖井堡及安边进攻，断敌西撤归路，教导旅前出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可能从定边西逃之敌。 　　野战兵团于6月30日收复定边，7月2日攻占安边，7日占领盐池。只七八天时间，就收复了三边分区全境。但是，宁夏的马鸿逵吸取环县整编第八十一师惨败的教训，保存实力，在三边挨了狠狠的一鞭，便不战而逃。我军只歼灭马鸿逵部2400余人，没有机会多歼敌人，没有打到多少马家正规军。 　　7月1日，在定边纪念建党26周年的会上，彭德怀说：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在一起时是25000，现在西北野战军也是25000。我们这个25000，一定要打败胡宗南的25万人马。看得出来，彭德怀脑子里思谋的就是在边区全歼胡宗南的主力。 　　这时，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歼灭了国民党军队112万人。虽然敌人在解放区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但它的主力已深深地陷入了解放区腹地。在全国战场上，已经没有进行战略进攻的能力。根据军事形势的新变化，人民解放军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打出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确定以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野战军相互配合，大举出击。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为了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中央决定召开会议进行研究。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道，从野司驻地张家畔出发，扬鞭跃马，到靖边小河村出席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于7月21日至23日举行。会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同先后到达靖边小河村的西北野战兵团、联防军和太岳纵队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磋商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鉴于刘(伯承)邓(小平)主力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中央决心改变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由原定西渡黄河来陕北腹地，改为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出击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部的进攻。 　　靖边小河村是个绿树浓荫，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有如沙漠边沿的一颗绿色明珠。简陋的会场设在一顶用柳树枝、草席搭成的凉棚下面，桌椅是临时从乡亲们那里借来的。从陕北、晋绥和太岳区来的将领们在这里欢聚一堂，议论战局，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在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年的作战形势，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即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确定部署了各解放区的配合作战问题。并第一次提出用5年时间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设想。 　　会上，毛泽东首先谈了军事计划，指出：原先计划边区、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在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今后更加如此。现决定由贺龙同志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和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3个问题。关于财政与粮食问题，毛泽东强调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为了正确解决陈赓纵队使用方向这个带战略性问题，在这之前的六七月间，中央领导同志曾召见绥德分区负责干部，集中商讨筹集粮食问题。绥德分区的同志说：“要2万兵不成问题，要2万石粮食可是大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组织调查研究组在农村进行调查，了解一个区一年收成多少，交公粮多少，敌人破坏了多少。调查结果证实，因为敌人破坏得很凶，所以存粮很少。毛泽东说：“在陕北打这么多人的仗是不可能了。” 　　出席会议的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他说：拥护两个区统一，这很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由于这时边区缩小，人口减少了，所以他指出：精简节约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3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财政工作中存在从财政而不从经济出发，从干部而不从人民出发的错误偏向。他强调团以上干部生活标准同下级过于悬殊应该纠正；战士生活水平不能太高，因群众负担不起，亦不能太低，影响体力。对于战争，他说有人对胜利仍抱着侥幸心理，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 　　根据1947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结合西北野战兵团的实际，彭德怀在这次会上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他的话音刚落，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成立前委。7月31日，中央军委给他来电：同意前委即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从此，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称为西北野战军。 　　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一些措施，如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来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2月改称联防军区)，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贺龙还兼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主任，以他为核心，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和财经工作，以加强陕北作战的后勤支援。 　　小河会议之后，习仲勋留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与贺龙一道，担负了西北战场后方工作的领导。由于当年陕甘宁和晋绥灾情都很严重，加上战争破坏，因而军队的后勤保障一直是个大难题。在贺龙、林伯渠和习仲勋的组织领导下，通过采取统一金融贸易、整顿税收、实行统筹统支等措施，迅速实现了陕甘宁、晋绥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同时集中两个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以晋绥为主，源源不断地向陕甘宁解放区输送兵员、物资、粮食和弹药，全力支援西北野战军作战，出色地完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在1948年1月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赞扬说：你们前后方合作，团结得很好。后方虽然运输困难，但粮食都运上去了。 　　7月下旬，中央军委调晋绥军区许光达的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参加陕北作战。至此，西北野战军共辖8个旅，约4.5万人，明显地加强了作战力量。第三纵队临行前，贺龙嘱咐纵队负责人，要服从彭总领导，在彭总指挥下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保卫好党中央和毛主席。后来，彭德怀曾经深情地回忆道：“贺龙同志不顾一切的支援西北解放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去进行鼓动。” 　　依照中央军委指示，为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司令员决定进攻榆林。攻歼榆林守敌，并相机夺取敌人在陕北的这个战略要点，可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同时有利于巩固解放军的后方。 　　榆林是敌“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它位于毛乌素沙漠边沿，古长城之下。北瞰河套，南展延(安)绥(德)。自隋唐以来为历代兵家驻守之重镇。城墙是青砖砌成，据说是以糯米粉与石灰合成泥浆勾缝，非常坚实。邓宝珊部又连年增筑城防工事，在城墙底层和中层加筑水泥被覆的工事，并有机关枪和火炮射击孔。这里是敌人在陕北、山西和绥远边境的重要据点。西与宁夏马鸿逵、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犄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重要。有邓宝珊部的二十二军、胡宗南部的一个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之二十八旅)及保安团队1.5万多敌军守备。 　　毛泽东对榆林的战略地位和邓宝珊的兵力情况了如指掌。打邓宝珊，主要是为了调动胡宗南的兵力，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说：有两种可能，打下榆林最好，取得补充，后方安全；打不下来也好，就把敌人调到北面来了，陈赓可以过黄河。胡宗南一定要来增援。他若不来增援，我们就一定能打下来，二者必居其一。为麻痹骄纵敌人，使敌无“后顾之忧”，中央还命令在敌占区活动显著的一些游击队减少活动或撤出，如令王东生领导的延安游击队撤至青阳岔。 　　当时彭德怀对毛泽东主席这个战略意图了解很深刻。他对干部讲：毛主席说过，这里是战略牵制区，要把蒋介有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走不了。因为胡宗南的部队加到哪里，哪里敌人就占优势。”接着彭德怀又加重语气说：“你们要多辛苦些，包袱要背重些，把敌人拖过来，自觉加重负担，减轻其他战略区的负担。不是我彭德怀爱打仗，是为了全局，为了整体，为了消灭敌人。” 　　7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战斗开始时比较顺利。8月6日，对榆林外围据点进行攻击。到7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的战斗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蒋介石得悉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认为如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胡宗南部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必将影响陕北甚至整个西北的战局。据敌军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说：统帅部知道中共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怕打下榆林后在那里宣布成立政府，从那里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联络上，取得外援，所以格外重视榆林。为确保这个战略据点，蒋介石令榆林之敌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担任“清剿”任务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8个旅，由蟠龙、瓦窑堡、老君殿、田庄和咸榆公路分两路向绥德、佳县方向急进。另以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援榆“快速兵团”，经安定、石湾、横山沿长城线，轻装兼程驰援榆林，路上靠空投和抢粮补给。胡宗南限令其11日进抵榆林。 　　依据侦察所掌握的敌情，彭德怀部署教导旅并指挥绥德分区之第四、第六团，由鱼河堡、响水堡开波罗、横山地区阻击敌第三十六师援兵，集中第一、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独二旅和新四旅之主力攻城，争取在援敌赶到前攻克榆林。 　　当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前进时，曾经在8月9日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6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以一部围城，主力先打钟松后打榆林。随后，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月9日进抵距榆林320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攻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由于榆林城高墙厚，野战军缺乏攻坚火器，缺少火炮的有力支援和周密的组织准备，攻击均未能奏效。中央军委在11日复电彭德怀：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7个旅，准备于12日或13日打钟松。 　　钟松很狡猾，他率领整编三十六师沿长城外沙漠地疾速驰援，绕过我阻援部队，前进较快，8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我野战军拟于运动中歼灭该敌的战机已失。且敌军靠拢，围城打援已不可能。彭德怀认为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的目的已经达到，配合了陈赓、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的行动。为在战场上争取主动，决定12日从榆林撤围。当时王震要求给6个钟头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他坚定而耐心地说，“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他顽固就再拖他一下，拖累了选个好时机再打。”“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拖不死也拖掉他一层皮。把敌人拖累了，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当三五九旅撤离榆林路过野战军司令部时，彭德怀把团以上干部找去谈话，对他们说：“你们打得猛，勇敢，这是好的。可是有点像钢，一方面经过锻炼，很硬，可另一方面却表现了脆弱。”“不要打不下榆林就灰心，只要打了援兵也是一样。咱们不可能全部吃，现在就是看先吃哪一股。只要小心谨慎，发扬勇猛精神，就可以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彭德怀的开导，进一步帮助干部从战略上观察分析问题。 　　撤出榆林后，彭德怀在一次干部会上说：“现在形势，看来很严重，其实对我们很有利。胡宗南是小丑跳梁，不自量力。我们还要牵着他的鼻子转圈，迟早总要消灭他。”在战斗困难时，彭德怀针对部队中出现的畏惧困难情绪，经常用红军发展的光辉历史和英勇斗争的故事来教育鼓舞部队。这次攻榆林未成，他又说：“开始时，全体红军还没有今天到会的干部多。我记得井冈山会师开红四军成立大会时，风很大，台子绑得又不结实，人一上去就给压塌了。有些人感到丧气。可是朱总司令说，‘革命事业是垮不了台的，台塌了，搭起来再干’。今天我们虽有些困难，但比起那时不知好了多少倍。”这些话很实在，对干部、战士鼓励很大。 　　关键的一仗 　　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所以彭德怀把主力集结于榆林东南、米脂西北地区。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敌军指挥上再犯错误，遵照中央军委8月12日关于“无定河、黄河间我后方机关须迅速移黄河以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佳县经川口渡口移至黄河以东，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电台也过了河，同时以小部队掩护，摆出大军将要过河的样子。 　　敌人果然又上钩。根据其电台测向及空中和地面侦察的报告，说什么解放军正“仓皇逃窜”，还说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于是他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胡宗南企图自吴堡至米脂构成一条线，阻止野战军南下，迫其东渡黄河，同时由西向东相机消灭野战军。当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8月15日在绥德会合后，除第一军军部率第一师守备绥德外，胡宗南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及第一军之整编九十师共5个旅，由绥德向佳县方向急速前进，于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钟松率整编第三十六师两个旅由榆林南下，16日抵镇川堡。胡宗南妄图夹击我野战军于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实现其“迫敌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而歼灭之”的企图。 　　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是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主力师之一。抗日战争时期，该师驻防洛川一带，担任反共前哨。其官兵自吹：“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现在钟松自恃援榆有功，异常骄傲，气焰极为嚣张。该师于13日中午进入榆林城，即大吹大擂其行动神速，不战而解榆林之围，叫嚷什么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当天，钟松带着几个军官会见了邓宝珊。邓宝珊设宴热情慰劳招待。宴席未终，钟松即接胡宗南电，令该部速与刘戡部会合，聚歼我野战军。于是，他就在14日，马不停蹄地率两个旅经归德堡南下。钟松这个人虽有点本事，但刚愎自用，独断专横，惯于按地图指挥，非常主观固执。他狂妄地说：“只要把三十六师完全交给我指挥，包打陕北没问题。”又说，“打共产党就是表现我的才能的时候了。”自认为他对付共产党最有办法。 　　钟松如此狂妄，急不可待，部队走得很快。我们的彭德怀司令员是胸有成竹，稳扎稳打，部署部队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随时向他报告。他常说：“决心是建筑在准确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钟松带着他的整编第三十六师一出榆林城，彭德怀就指示司令部机关，要紧紧盯住三十六师的一切行动，侦察了解三十六师的编制、兵员及实际人数，此次北进轻装到什么程度，要求密切注意钟松与敌主力刘戡、董钊部的相距里程和行动企图。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彭德怀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情，特别是整编三十六师的情况。虽然它是胡宗南三大主力师之一(按：另外两个是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但是经过长途行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成了疲惫之师，并且严重减员，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而钟松本人又好大喜功，为了再立“战功”，利令智昏，竟远离主力，孤军冒进，因此它又是一支“骄兵”。所以当获悉钟松到镇川堡后曾狂妄地要刘戡所率主力快速前进，与他靠拢，彭德怀说：“‘骄兵必败’!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 　　8月14日，在得悉整编三十六师离开榆林后，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刘戡令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总的意图是“集中二、三两纵，教(导)、新(四)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峁)、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从鱼河堡到镇川，有无定河南北两路可走。狡猾的钟松看出，如沿北岸前进，将陷于背水侧敌之不利境地。为防我军袭击，钟松在15日率整编三十六师避走北岸鱼河堡至镇川堡的公路，而绕无定河南岸至党岔、下盐湾线，于16日进占镇川堡。根据敌军前进的态势，我野战军不宜隔河出击。为不暴露我军企图，彭德怀改变计划，决定纵敌深入到有利于歼敌之地区。野战军主力于17日隐蔽集结镇川堡东北的石窑坪、柏树墕地区待机。同时指令各部在石窑坪以西观察地形，准备战场。 　　当时，一部分同志很着急，说这样等是守株待兔，怕等不来而丧失战机，主张先打镇川以北钟松的小部队。彭德怀说：不行!一打就暴露了。就是要敌人不知道我们主力在哪里，才能在劣势条件下，各个击破敌人。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的党中央机关，经过佳县的乌龙铺向北转移到曹家庄一带。而南北对进的刘戡、钟松两部敌军，距离只有100里路左右。如刘戡与钟松两部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党中央机关和野战军将被围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间南北15公里、东西30公里的狭小地区。由于这里的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两面是无定河和敌军，我野战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境地。党中央更是面临异常危急的局面。形势极其险恶。彭德怀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他严肃地对参谋长张文舟等说：“必须切实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要记住当年瓦窑堡的教训，给中央以安全感。”说完，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上。也许是由于天热，更可能是由于焦虑，他满头是汗水。他擦了一下汗，带着冷峻的眼神，走近地图细看起来。在来回踱了几步后，彭德怀毅然决定，为确保万无一失，立即派许光达、孙志远率领的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负责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后来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中央机关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月17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及九十师由义合镇继续北进至吉征店(吉镇)以南地区。同一天，钟松将该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附一六五旅之四九三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铺(乌镇)突进。位于佳县西部的乌龙铺，距离刘戡与钟松两部敌军都只有几十里，正是敌人的会合地点。彭德怀判断作为后梯队的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为抢占乌龙铺地区，必将经沙家店地区跟着东进。根据敌军夹击之势尚未形成，而整编三十六师孤军突进，而且分路前进兵力分散，彭德怀认为歼敌的战机已经基本形成，决心在沙家店地区布置战场，进行伏击，在运动中歼灭该敌，粉碎敌人的夹击计划。 　　彭德怀深切体会到，要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迅速改变西北战局，关键在于歼灭敌军，粉碎刘戡、钟松的合围计划。尽管野战军只有4万余人，而且刚撤离榆林，部队来不及休整补充，非常疲劳，给养也很困难。但是士气高昂，有解放区群众的全力支援，有歼敌的良好战场。彭德怀决定以一部兵力进至当川寺以南高地隐蔽集结，抗击可能北进增援的整编第二十九军等部；集中主力于高家圪塔、东沟、高柏山、老虎圪塔地区，敲掉胡宗南的劲旅整编第三十六师，以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扭转西北战局。 　　8月18日3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令。部署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警备第四、第六两团，以一部吸引敌之前梯队，以主力抗击刘戡所率部队，阻止该敌与整编三十六师会合。集中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教导旅、新四旅全力，首先歼灭钟松三十六师的后梯队，再歼其前梯队一二三旅，以收各个歼敌之效，彭德怀限各部于7时前进入指定位置。 　　当天上午l0点多，野战军第三纵队一部同敌三十六师之前梯队在乌龙铺以南接触，我军且战且走，诱该敌于黄昏时进到乌龙铺北山。我第一、第二纵队及新四旅、教导旅，在常家高山附近与整编三十六师的师部及第一六五旅展开战斗，天降大雨，该敌仓皇撤至沙家店地区集结。我军也因为山洪暴发而撤出战斗，没有取得预期歼敌目的。 　　当时彭德怀在雨地里，穿着雨衣守听电话，亲自指挥、交代任务。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来电话报告说：“今天下大雨，上山很困难，恐怕今天不能打了。”彭德怀说：“好嘛，迟早得吃掉它!”放下电话，彭德怀冒雨前去看望部队，当他经过一个山头，看到部队指战员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又困又饿。彭德怀就喊道：“同志们，烤干衣服，准备再战!”“克服一切困难，进行连续战斗!”战士们听他一鼓动，斗志立即振奋起来，纷纷说：只要彭总指挥，打胜仗没问题，淋点雨算什么! 　　彭德怀既要考虑连续不断的雨天，部队缺粮无柴的问题如何解决，更要谋划尽快歼灭敌人，千方百计确保党中央机关的安全。8月18日晚间，野司接电报得知，党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主席因大雨葭(佳)芦河水涨，无法向北转移，而改为向西北方向冒雨前进，尚未脱离险境。彭德怀一会儿用手指在地图上估量着两路敌军相距的里程，用红铅笔勾画着党中央机关到达的位置；一会儿又用两个指头在他那紧皱的双眉之间使劲地揪拧。他板着脸一言不发，作战值班室里异常寂静，鸦雀无声。参谋们进出窑洞，都是轻手轻脚，生怕打扰了他运筹歼敌、保卫党中央的部署。彭德怀表面的镇静抑制不住内心的焦灼，他坐坐站站，时而又看着地图深思。他告诉参谋们，要各路部队严密监视敌人行动，一有情况，立即报告。这几天，他每天只喝几口小米加绿豆子稀粥，通夜不眠。 　　18日一天，刘戡率主力5个旅并未增援整编三十六师而继续北进，19日占领神泉堡和佳县城。当天，敌一二三旅在乌龙铺地区，由该旅指挥的四九三团继续进到乌龙铺以北的刘家沟一带。敌整编三十六师从常家高山撤至沙家店地区后，即在泥沟则以北，张家坪以南高地，抓紧修野战工事。因为怕“老八路”，敌军分散在野狐梁、墓子梁周围的几十个山头上搭帐篷住，只在梁上行走，不敢下沟。这时，钟松根据18日的战斗情况，发现野战军主力并未渡河，而在他的部队附近。他已意识到两个旅分处乌龙铺和沙家店两地，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19日晚钟松急电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令其从乌龙铺急速撤至沙家店。刘子奇考虑该旅同师部相距约30里，中间须经过几重大小山梁和深沟，沿途又没有部队掩护，如果夜间行动，怕中途遭我军伏击，决定天明前回援，只令配属的第四九三团先行。 　　彭德怀根据这两天的敌情，以及刘戡、钟松两部敌军态势和抢修工事的迹象，仔细推敲敌人是否了解我军的意图。最后断定，敌军并未发觉我军的企图，钟松三十六师在20日可能还会继续东进，求得前后两个梯队会合。因而仍坚持歼灭整编第三十六师的既定计划，决心已定，绝不改变。同时适当调整了部署，第一纵队之独一旅进至沙家店以南，三五八旅进至沙家店以西，第二纵队进至沙家店以北、以东，教导旅位于常新庄地区。以上各部限于20日拂晓前进入指定地区，7时开始对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攻击。新四旅位于聂家畔一带，准备抗击回援之一二三旅。 　　19日戌(19—21)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三十六师先头已抵傅家畔、李家山，其左侧梯队已抵丁家峁、常高山、常新庄线。我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拟稿的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在这之前一天，许光达的第三纵队一部接迎并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移至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结束了自小河出发以来的19天的长途艰险行军。中央在8月21日特电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各战略区：“大家都安全”，以解除各领导同志的挂念和忧虑。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按照彭德怀的部署，以一部阻击刘戡主力，集中6个旅向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彭德怀向部队提出：“有进无退，坚决消灭敌人!”但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等主力部队尚未脱离阵地，因而我军一时形成对临时驻止之敌的进攻。这时钟松为挽救危局，连电其前梯队一二三旅向沙家店驰援。该旅旅长刘子奇用报话机同钟松联系，钟松急促地叫：“赶快来，赶快来!”这个旅为解其师部之围，由乌龙铺折回向常家高山方向前进，午后2时被我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于常家高山附近。 　　教导旅原定从第二纵队左翼进入战斗，向整编三十六师主力攻击。当发现敌一二三旅正同新四旅争夺常家高山高地，而阵地之得失，直接影响到主力围歼三十六师。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当即机断行事，主动向常家高山方向投入战斗，并迅速向敌左翼迂回，与新四旅一道对一二三旅形成包围夹击之势。同时将这行动报告野战军司令部。彭德怀立即批准这个机动处置，并命令：坚决把一二三旅消灭掉，不能让它往西靠。就这样，整编三十六师的两个旅被野战军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前后两个梯队不能连在一块，谁也顾不了对方。 　　为了在刘戡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之三十六师，彭德怀及时地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在这铿锵有力、鼓舞军心的战斗号召下，全军更加振奋，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敌人猛烈冲杀，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整编三十六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不能轻易受挫。为此胡宗南急电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固守待援，将派飞机参加战斗。”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五十五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但是刘戡所率主力被我第三纵队及绥德分区的四、六团阻击，难以前进，连他的警卫部队也一度被冲散。直到20日下午才到了乌龙铺以南，虽然距离钟松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三十六师，现在只能孤军作战，拼死挣扎了。 　　20日下午，被围的敌一二三旅，数次向西冲击，企图与整编三十六师师部靠拢，但均遭我教导旅、新四旅的猛烈反击，未能得逞。战至黄昏，敌仍未见到援兵，固守无望，遂企图突围逃窜。但是一经脱离工事，很快被割裂围歼，一二三旅被全歼于常家高山、吴家沟地区，无一漏网。被俘的旅长刘子奇后来写道：“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轮番连续冲击，发生白刃战斗，死伤枕藉，干部伤亡很多。”“我看到前途已经绝望，自己立即带着残部突围，经过多次冲击俱未成功。混战将近黄昏，终于不能挽回垂死的命运而遭到全军覆没。” 　　刘子奇被俘后，彭德怀告诉管理科长高克恭：刘子奇是南方人，给他寻些大米吃。高克恭不高兴地说：“连小米都没剩几粒，哪来大米给他吃?”彭德怀耐心解释说：“同志!想办法弄些给他吃怕什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个政策问题，全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我第一、第二两纵队密切协同，向敌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阵地猛烈进击。至下午6时夺取敌数处阵地。敌因第一二三旅被围，会合已成泡影，企图逃跑。我军乘胜冲击，将敌击溃，全部占领敌军在沙家店、泥沟则的阵地，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大部。 　　骄横一时的钟松，盼援军无望，暴跳如雷。眼看形势急转直下，阵地相继丢失，电台被我军炮弹击毁，各方联络断绝，他便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等少数人换衣化装，先后趁黑夜逃跑。 　　第三纵队主力在乌龙铺以南地区抗击了刘戡的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及第五十五旅、第十二旅，歼敌一部。彭德怀的指挥机动迅速。打，调部队；不打了，撤离战场，都很快。等刘戡率部赶到时，我野战军已打扫战场转移阵地了。沙家店战役历时两天，共毙伤俘敌军6000余人。 　　墓子梁和野狐梁当时是歼灭三十六师的主要山梁，到处横七竖八倒着敌兵的尸体，有的工事都给填满了。当地群众半挖苦半认真地说：好将也怕赖地名，墓子梁真成为三十六师的坟墓。 　　当我第二纵队冲进敌军阵地捉拿俘虏，拉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的马匹时，敌人的马弁还在嚷：“谁拉马?那是师长的马，谁也别动!”我们的战士问：“师长哪儿去了?”答道：“负伤了，到前边去了。”这些兵跟随钟松虽已多年，但还是没有摸透他的脾气。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此时此刻的钟松，也是要命不要钱，早已丢下宝马随从，换穿便衣逃跑了。 　　为了总结战斗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战役，8月23日，彭德怀在前东原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由梁家岔骑马到前东原，亲临会场，向指战员们祝贺沙家店战役所取得的胜利。彭德怀带领旅以上干部到村外迎接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见面，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这一仗打得好啊!还要打，再打!”彭德怀说：“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这时毛泽东一面和各纵、旅首长握手、打招呼，一面又说：“是彭老总指挥得好!”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当前我们在陕北战场中的处境，用我们湖南话说已经过坳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他称赞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又是背靠沙漠，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站起来说：“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要多打几个胜仗。” 　　8月24日，毛泽东致电联防军贺龙、习仲勋说：昨日我到前委参加会议，彭及各纵首长对于继续在现地区歼敌信心甚高，部队士气高涨，均愿先在现地歼敌，然后南下。现敌7个旅在镇川以北，绥德仅一个旅，无定河东西两侧广大地方均无敌踪，尔后该敌只能同我主力在不大地区内周旋，不可能再行乱窜。该电要求贺、习派几批得力人员大力动员粮食，以完成作战计划。 　　在沙家店战斗刚胜利结束时，中央就高度评价这一仗对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的指示中指出：“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相机出动，先后在晋南、豫北交界处的垣曲、济源间及茅津渡以东地段南渡黄河，跨越陇海路，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地区。 　　沙家店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化险为夷，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彭德怀说：“以前以寻机待机歼敌，战役上是主动的，战略上则是被动防御的。”“西北战场自8月20日歼三十六师后，已由被动转入主动”，这“是陕北战局的转捩点”，“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西北野战军由局部的被动的撤离榆林，进而歼灭整编三十六师，变被动为主动，整个陕北军事形势为之改观，开始转入内线反攻，对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起了巨大作用。敌人则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彭德怀几次提到钟松这个反面教员，以激励野战军指战员。他说：“我们可不要犯钟松的错误，趾高气扬，骄傲松懈。他轻视我军，造成分兵妄动之过失。我们刚从榆林撤下来，部队有些消耗，但很谨慎，并引诱敌人犯错误，所以打胜了。” 　　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集团外线出击，乘西北敌人南撤之机“击其惰归”，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关庄、岔口追击战。依靠有利的群众条件，在侧敌侧水情况下，向敌展开平行追击侧击，拦头阻击，歼敌4000余人。岔口战斗时，董钊被搞得啃山药蛋，刘戡的行李也丢了，其狼狈相可想而知。但因为我军截击之敌军兵力过大，且敌队形密集，不易割裂包围；加上追击部队受地形限制，未能南北合拢，断敌去路，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彭德怀打仗总是服从与照顾全局，为配合与支援兄弟部队，不惜流血牺牲，不怕打硬仗、打恶仗。但对于宣扬他个人的事，却总是避得远远的。攻打榆林之前，在城郊的沙丘上，彭德怀正在前沿察勘地形。摄影记者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赶忙端着国际友人伊文思赠送给解放军的一部摄影机，走到他的跟前。当时这类摄影机还没有长镜头，拍摄近影必须靠拢才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镜头对准，就被彭德怀发觉了。他马上把脸扭向一边，避开镜头。同时右手一扬，说：“你不要对着我，你应当到战士当中去，多拍战斗场面，多拍其他领导同志。” 　　几天后在山峦起伏的沙家店战场，摄影记者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跟前。正待举机抢拍，彭德怀眼疾脚快，一转身，三步两步就站到一个不好拍的地方，执意不让拍。还说：“不要老在我身上打主意。”摄影师只好失望地走开了。因为彭德怀一直“不合作”，所以反映解放大西北历史篇章的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竟因缺少这位威名远扬的野战军司令员的重要镜头，而使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编辑人员大伤脑筋。后来还是请习仲勋帮忙，才补拍了两个镜头。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