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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军委副主席当野战军司令员

吴序光

协助毛泽东、朱德运筹帷幄 　　1945年8月，国际和国内形势瞬息万变。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百万红军向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猛攻，70万关东军迅速土崩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发起全面的猛烈反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这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苏联则宣布它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实行促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的政策。 　　这样一来，国际上美苏两大国都支持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中国。于是，蒋介石更加踌躇满志，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此计不成，也可借此争取时间来加紧内战的准备。谋略定好，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为了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方针；同时在组织领导方面作了安排，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彭德怀兼总参谋长。此后至1947年3月，彭德怀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他胸怀全局，审时度势，多谋善断，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代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重要文电，有效地指导推动了有关地区和部队的斗争。 　　国民党在1945年秋冬向解放区发动的局部军事进攻受挫后，不得不在1946年1月10日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以接收东北主权为名，顽固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海陆空并举，大力运输兵员抢占城市与交通线，企图占领整个东北。1月16日，彭德怀拟稿的中央军委给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彭真、伍修权的复电中指出：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我军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在顽军进攻时给予歼灭性打击才有利；掌握住有理、有利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随后，当国民党军在关内小打，而先在关外进行大打，并于5月中下旬占领四平街和长春之后，彭德怀进一步指出：为了保持北满、东满某些大中城市，作为长期坚持斗争的有利战略基地，迫使敌人停止前进，必须立即派干部与部队深入乡村和国民党军占据地区，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与巩固村区及中心城镇政权，要放手发动群众，没收敌伪土地财产分给人民群众，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力肃清土匪，把东北建成华北、苏北一样的根据地。 　　彭德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出尔反尔的狡诈伎俩有清楚的认识，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估计，对于国民党军的进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从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到1月底的20天里，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草拟了十几份指示电，一再强调既要遵守停战协定，又要坚持现有阵地，坚持自卫原则。如1月15日致电晋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顽军自14日(按：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各自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以后继续向我进攻者，必须坚决自卫，彻底歼灭进攻之敌，收复14日以后被顽军占去之城镇乡村。这一自卫原则必须坚持到底，否则不仅成了无条件退让，丧失人民已得利益，且内战亦无法停止。 　　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主动提出让出南方8块解放区，并陆续撤走人民军队之后，国民党军加紧围困、蚕食和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区军民面临异常严峻的斗争形势。为鼓舞斗志，坚定胜利信念，彭德怀在1946年1月17日写了中央军委致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电，明确指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停战令公布后，一方面要开展和平民主的攻势，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则，防止对方的突然袭击。针对国民党军的不断进攻和伺机消灭中原军区部队的企图，该电告诫说：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坚持独立、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中央军委这个关于对顽固派斗争方针的指示，后来被赞誉为“为中原我军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国民党反动当局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在完成战争准备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1946年6月，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又一次把人民推入内战的火海。彭德怀根据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积极防御的方针，在他拟稿的中央军委电报中指出：“对优势之敌作战，必须善于从战役战术上分散敌人，才能取得各个歼敌的机会与胜利。”强调“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要以少数兵力防御阻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器，击破敌人一点，各个歼灭。只有歼灭战才能培养我军战斗作风，打出威风，提高士气。由于当时多数野战部队刚组建不久，兵员不足，彭德怀要求各军区、各野战军要采取有效办法充实主力部队，改善装备；要利用一切战斗间隙，认真进行练兵，注意研究战术和技术；要充分重视工兵和炮兵的建设，大力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 　　中央军委在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尚未被粉碎时，已经着手筹划战略出击，经略中原的问题。1946年11月3日，彭德怀起草的中央军委致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王宏坤、杨立三电即指出：来年春或初夏向中原出击，须预先密筹经费，主要是衣服、油、盐、小菜钱；可否筹10万至15万兵一年的上述经费等。1947年1月2日又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对转入战略进攻的时间问题提得更为明确，说：“根据现在情形，打退敌战略进攻和自己的必要准备，战略出击须在今年6月或更迟一点。但各项准备工作须分轻重缓急开始进行。”该电并对准备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在2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报告了军事斗争形势，明确指出：敌军由于兵力分散，机动兵力不足，可能将被迫停止全面进攻；我军在6、7、8月就可以打出去一些。后来出击中原所产生的历史性转折表明，彭德怀的这些意见和论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远见卓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1946年10月间，长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集团正蠢蠢欲动。为挫败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计划，10月19日，彭德怀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指出：胡宗南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此阴谋。为此，令晋绥军区张宗逊迅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往延安，愈快愈好。同时致电陈赓、谢富治：望布置晋南地方兵团在三角地区加紧活动，以牵制推迟胡宗南进攻延安。 　　11月12日至15日，彭德怀亲自到边区南线的茶坊、牛武、南泥湾、金盆湾和临真镇一带，勘察地形，检查防务情况，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等研究具体部署。他热情赞扬前线防御部队斗志高昂，勉励指战员说：边区军民团结，兵强马壮，并且有整个华北各根据地的帮助，只要大家努力，坚决地打，一定会使胡宗南进犯军一败涂地。彭德怀号召边区民兵和群众做好坚壁清野的工作，不给胡宗南军抢到一颗粮食，困死和饿死打进边区的敌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战备工作，彭德怀和习仲勋受党中央委托，于1946年12月中旬到山西离石高家沟，主持召开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参加的陕甘宁、晋绥和晋冀鲁豫的太岳地区的高干会议。会上研究了关于加强统一领导，黄河两岸3个地区的联防部署和密切配合作战，开辟吕梁区工作等问题，以回击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随后，彭德怀即代中央军委拟电规定：陈赓第四纵队的建制仍属刘邓集团，军事指挥暂直属军委。 　　到1947年2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已是箭在弦上，即将进攻陕甘宁边区。2月下旬，彭德怀再次写了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要求防御部队利用第一线坚固阵地、有利地形，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顽强抗击，消耗疲惫敌人，以利主力出击。根据敌军动态和我军所获得的情报，他在3月初写的军委指示里，具体指出敌“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在3月7、8号开始”。据此又相应地调整了延安的防卫力量和守备任务。同时令王震率三五九旅及独四旅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在延长附近，以增强保卫边区的力量。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彭德怀的具体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秣马厉兵，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就为后来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注视胡宗南的举动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在击败敌人的骑兵之后，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表彰他执行党中央决策的坚定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2年后的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34个旅25万兵力，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党中央面临危急局面。这时，彭德怀又一次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和陕北，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大功。沙家店战役消灭了胡宗南三大主力师之一的整编三十六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在前东原召开的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上，兴奋地展纸挥毫，再一次强劲有力地书写了这首诗，突出地表明毛泽东对彭德怀杰出军事指挥的肯定和赞扬。延安保卫战以来那艰苦战斗的日日夜夜，多亏有这位大将军啊! 　　3月的陕北，时令虽已进入初春，但严冬的余威未尽，仍然寒气袭人。已解冻的延河水，夹带着高原的泥沙黄土奔流向东。高耸的宝塔山，任凭风吹雨打，巍然屹立。凤凰山、清凉山下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脚印。 　　也是在这年的3月初，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陈兵城下，即将大举进攻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 　　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的干部和群众，纷纷来到市场后头的商会会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市场一带以往熙熙攘攘，欣欣向荣，如今已是一派紧张备战的严峻气氛。到会的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职工、学校师生外，还有前日刚从蒋管区被迫撤回的中共联络人员，更多的是从延安周围赶来手持红缨枪和步枪的农民和民兵，共有一万多人，把整个会场的山坡以及会场门口的大路都挤满了。他们情绪激愤，“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口号声响彻晴空，表达了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一定要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会词后，朱德总司令首先讲话：胡宗南部队要进攻延安了。我们有把握打垮胡宗南的进攻，我们一定能打胜仗。各个地方都要切实地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每家的粮食都要好好地埋藏起来，敌人来了找不到饭吃，找不到炭烧，困也困个半死，我们大军一到就更容易消灭他们。 　　接着彭德怀副总司令讲话。这是彭德怀返回延安4年来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露面，所以他一开始讲话就说：“我到延安4年了，今天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很抱歉。”这个独特的开场白，体现了彭德怀埋头苦干、谦虚谨慎的品质。1943年9月，华北敌后党政军民的领导者、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刘伯承一起离开烽火遍地的华北前线，越过日寇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回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并参加整风运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和全面内战爆发后，他一直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各个战场。一来由于战争时期部队军事指挥员的行动必须绝对保密，再者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全力以赴，协助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运筹帷幄，指挥各战略区。所以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延安广大群众也从未在公开场所见过彭德怀。 　　现在有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必须让彭德怀和广大军民见面。因为中央已在考虑由他出任保卫延安、保卫边区的指挥员，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的几十万进犯军。面对来势汹汹、杀气腾腾的胡宗南集团，这位威慑敌胆的大将军要出山了，表示了他将和延安、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一道奋战，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坚决回击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和边区的进犯。 　　彭德怀以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动员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开一个动员大会。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打我们的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我们农民要分土地，胡宗南的进攻就是来破坏我们分地，使我们农民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把他打出去!蒋介石实行独裁，我们要民主，为着民主，也要打垮他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要卖国，他要把中国卖给美帝国主义，我们要中华民族独立，就要取消蒋介石的卖国专政。不消灭蒋介石的进攻军队，和平、民主、独立和分土地这些事情都是得不到的。 　　这时群众的口号声震撼着山坡，越过了延河，在清凉山、宝塔山回响着。口号声停下来后，彭德怀回顾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刘志丹、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会合以后，粉碎敌人“围剿”和东征、西征这些无往不胜的战斗历史，说：那时国共兵力是20:1，然而我们“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讲到这里，彭德怀挥动着粗壮的右臂，以宏亮的声音，满怀信心地指出：“11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的35个团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立刻迸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欢呼声和口号声。“一定要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群众的怒吼激荡着延安的山川河谷。 　　随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妇女界代表邓颖超，都在动员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说，蒋介石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在财政上也破了产，人民起来和他闹。所以他以进攻延安这一最后手段，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是梦想!我们全体军民要立即行动起来，做好坚壁清野等各项工作。 　　当时根据敌军的调动和2月底3月初的陇东西华池战斗情况，中共中央分析判断，敌人即将向延安发动进攻。事实确是这样。早在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就发动了全面内战，恨不得一脚踩平解放区，把人民解放军斩尽杀绝。但是蒋介石又一次过高估计了自己，过低估计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经历了8年抗战磨练，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奋起进行自卫战争。经过8个月的浴血奋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7l万余人。敌人的战略进攻失利，因为战线延长，机动兵力减少，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改为调集重兵于解放区南线的东西两翼，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蒋介石的统帅部妄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割断解放区左右臂，然后集中全力在华北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进而出关占领整个东北，达到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 　　夺取陕甘宁边区一直是蒋介石的战略重点之一。他在抗日战争中就几次想动手，只是慑于国际国内的舆论，未敢贸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现在全面内战打了半年多，战场上连遭失败，于是蒋介石决心“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企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借以掩饰自己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并在解决陕甘宁边区后，抽出第一战区胡宗南部这支战略预备队，以加强其他战场的攻势。为此，蒋介石在1947年2月28日，把胡宗南及其参谋长盛文召至南京，研究批准胡宗南带去的攻略延安方案，部署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蒋介石的部署是：把在西北的34个旅25万兵力，组成南、西、北3个集团。以“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所属二十二军，在西线和北线钳制配合，以第一战区①的胡宗南部主力从南线突破，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敌军统帅部的如意算盘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赶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围歼我边区野战集团军，或逼使我军东渡黄河，然后与晋南敌军夹击、歼灭我军于黄河两岸。可见陕北情况关系着全国战局。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解放区必将遭受更大的摧残和破坏，将影响我军转入战略反攻，推迟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忠诚骨干。抗战前，他就率部参加鄂豫皖“剿共”，围堵阻击红军长征北上。1937年抗战开始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参加过上海抗战，该部在信阳作战失败后，于1938年秋由豫南撤入陕甘地区，脱离了抗日战争的前线，可是胡宗南的官却越当越大。在这里，他先后担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八战区(国民党政府以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省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5年升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上将军衔。他所指挥的部队由原来的3个军扩大到6个集团军，从几万兵力扩充成为近30万人的庞大的军事集团。胡宗南仅以其中少数部队在潼关至宜川秋林镇的黄河沿岸和从灵宝至荆紫关一线布防，以表示对日寇作战，而把主要兵力置于关中、陇东地区，名为保卫陕，甘、绥后方交通，实际用来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围困封锁。东起黄河西岸，经宜川、洛川、宜君、同官(今铜川市)、耀县到淳化、旬邑，西接甘肃宁县、西峰镇、镇原，再至宁夏的固原、黑城镇、同心城。同北面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队衔接，构成一条长达几百里的封锁线。 　　抗战期间，胡宗南部对边区发动了3次大的军事进攻。抗战刚胜利，胡宗南急忙调兵到山西、河北抢夺胜利果实。1946年5月，他拟定了《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同年10至11月，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由临汾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的部队，袭击延安。党中央急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驰援延安，同时令太岳军区第二十四旅先行西进开辟通道，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南下相配合。从11月下旬至1947年1月，先后进行了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歼敌2万余人，推迟了敌人进攻延安的行动。现在，胡宗南集团作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总预备队、蒋介石“最后的王牌”，很快就要用来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采取“犁庭扫穴”的军事行动了。 　　当时在陕北战场上，我军只有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四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l.7万余人，3个地方旅约1.4万余人。与敌人的兵力相对比，处于绝对劣势，装备也远不如敌军。不仅兵力少，而且防御面宽，所以防御部队较多地把力量部署在交通要道和预计敌军必经之处，作机动防御。加以陕北地瘠民贫，粮食奇缺。所以处境极为困难和危急。 　　延安的万人动员大会刚开过，彭德怀即于3月10日上午，带了中央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乘坐过去美军观察组送的一辆中吉普车，又一次从延安出发到南线观察，汽车沿咸(阳)榆(林)公路南驶，在延安以南三十里铺，向东拐上延安通宜川的大道，翻越蟠龙山，进入了名闻中外的南泥湾垦区。往年这个时候，垦区早已人欢马叫闹春耕了。现在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部队在加紧备战，川道山坡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看到这“陕北江南”的冷清情景，彭德怀心情沉重，很少说话。一路上边走边看地形，走走停停，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教导旅驻地金盆湾。 　　彭德怀坐的吉普车刚停下，在大路旁等候的旅部和各团的大部分指挥员热情地迎了过来，彭德怀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褪了色的灰粗布棉军装，一双黑布鞋，庄重朴素。一见面，他就亲切地问候在场的旅、团指挥员：“你们好!现在敌人要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罗元发旅长和几位旅的领导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后，就陪同彭德怀骑马到金盆湾南面的山岭上察看。 　　在全面内战爆发后，边区部队一直在抓紧备战。去冬以来，夹公路两侧已构筑了据点式野战环形防御阵地的堑壕、交通沟、射击和指挥工事，以及鹿砦、削壁、障碍等。由于山路小道难走，彭德怀一行下马步行。他不时用手拨开梢林往前走。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和路线，对山上的战壕和工事掩体看了又看。他边走边对罗元发等旅、团干部说：这一带地形很好，便于我们防御抗击敌人。准备工作一定要细致周到，对每一片梢林，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口，都要认真察看，作出周密部署。必须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啊!要防备敌人突然袭击，还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由于梢林浓密，到处长着狼牙刺，在回来的路上，人们看到彭德怀的旧棉衣裤被划破好几条口子。 　　晚上，彭德怀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分析敌情，研究防御作战的方案。在介绍全国各解放区的战争形势，强调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意义后，彭德怀对罗元发、饶正锡、陈海涵等旅领导同志说：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敌人进攻的重点，很可能就在你们的防御地带。“你们要用最大的毅力吸引敌人于你们正面，以坚决的战斗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和杀伤，来阻止和迟滞敌人的前进，你们有把握吗?”罗元发说：“请彭总放，我们保证坚决完成任务!”这时，彭德怀站了起来，明确地说：为了打好这一仗，毛主席指示我们，要采取运动防御为主，消耗与疲劳敌军，伺机消灭敌人。运动防御属于正规战范畴，不是游击战。你们要机动灵活地抗击，尽量杀伤敌人。你们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要准备打硬仗，打恶仗。彭德怀环视了一下在座的旅、团领导，以信任的语气说：“你们旅是这一线的主角，希望你们在运动防御战中坚决完成中央给予你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意图，就看你们打得如何了。”“你们要晓得，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指挥。至于我彭德怀，手上一无兵，二无太多的弹药，靠的是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 　　最后，彭德怀关心地问教导旅领导有什么困难?罗元发说：部队指战员的情绪都很高，决心很大，就是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十几发。彭德怀风趣地说：“还是像你们所说的，主要靠在前线补充，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大家听了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彭德怀的一席话，是强有力的战前动员，进一步激起防御部队的高昂斗志。 　　第二天，彭德怀由金盆湾折回三十里铺，转到鄜(富)县茶坊检查防御工事，并召集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的团以上干部开会。12日返回延安。 　　南线六天六夜 　　当延安召开保卫延安、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彭德怀在金盆湾一带视察的时候，敌人已经磨刀霍霍。胡宗南3月11日在洛川召开旅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由他的副参谋长薛敏泉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即以集结于宜川地区的董钊的整编第一军(辖整编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7个旅为右路军，以集结在洛川地区的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辖整编第十七师、第三十六师、第七十六师及整编第十五师之一三五旅)8个旅为左路军，齐头向延安攻击前进。另以整编第十师等5个旅为预备队。同时成立“前进指挥所”，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 　　薛敏泉宣布作战计划后，胡宗南接着讲话。胡宗南平时常把手插在裤口袋里，在讲话时就习惯地把右手向前比划，以壮声势。他还爱用几句文盲或对称句，如“中华的儿女，黄埔的学生，领袖的干部”。宣称“抗战为了救国，剿共为了救民”，一再表示其同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决心。这时，他卖劲地鼓动说：现在领袖(指蒋介石)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催毁共产党的根据地，解决西北地区剿共的军事问题。大家要不负领袖的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他得意洋洋地对他的部属说：我们有这样压倒优势的主力兵团，还有这样强大的辅助兵团，保证进攻延安一定能成功。胡宗南以骄傲的肯定的口气说：“只要占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并狂妄地宣称“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后来李日基回忆说：胡宗南部上下都认为大兵进了延安，控制交通线及各县城，陕北乡村甚为贫瘠，共军是无法立足生存的，只有过黄河一条路可走了。 　　3月13日，敌人出动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工厂、仓库以及前沿阵地进行狂轰滥炸。由董钊、刘戡率领第一和第二十九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15个旅14万多兵力，分左右两个兵团，从洛川、宜川之线出动，向北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矛头直指延安。敌军采取钳形攻势，即以钳状的战斗队形前进，前面小、后面大，纵深很大，想让解放军装口袋也装不成。但又怕中埋伏，被各个击破，所以采用集中行走，齐头并进。 　　当天，彭德怀急调新四旅1个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敌空降兵，并劝毛泽东尽早撤离延安。毛泽东说：我是要最后撤离的。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创建起来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今子长县)成立了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根据地划为陕北、陕甘两省。1936年红军的东征和西征，收复解放了部分地区，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1937年7月，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工农政府，林伯渠任边区工农政府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于9月间正式改名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接的各个部分20多县，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延安是边区的首府。 　　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延安原属东北军的防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今志丹县)进驻延安。此后的10年里，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边区人民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基地和总后方。所以人们亲切地称颂延安为“革命圣地”。 　　蒋介石一直把边区视为心腹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快。抗战以来，不断搞蚕食和进犯。所以中共中央是十分警惕的。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我陕甘宁边区部队就在延安以南和东南，加修了第一和第二防御地带。教导旅布防在临真镇、金盆湾一线，警备第七团在牛武、茶坊一线，新四旅位于鄜(富)县、甘泉地区。在这横宽八九十里，纵深三四十里的野战防御地带，防御部队磨刀擦枪，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给进犯军以迎头痛击。 　　为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机动兵力，有效地保卫延安和边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晋绥军区的张宗逊纵队两个主力旅，于1946年11月下旬，到达延安以东之甘谷驿集结待命。1947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由彭德怀拟稿的中央军委关于保卫延安的几份指示电，在分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配备后，对于延安保卫战提出了3个作战方案，供野战集团军首长考虑。在电令王震率三五九旅及独四旅从延水关西渡的同时，电告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指出，保卫延安之役关系重大，“望你们尽量帮助迫炮弹、掷弹”，动员各方力量，支援延安保卫战。当时贺龙、李井泉复电中央军委：决定在3月上旬运送各种炮弹4800发到延安，以应战争急需。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敌我情况，既看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我军困难的一面，也考虑到我军多数为老部队，军政素质高，并已作了较充分的战斗准备；陕北地形复杂，便于机动作战；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所以确定陕北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次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其他战场我军打击与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边区部队以教导旅及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共3个团5000余人，在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机动防御抗击进攻之敌。另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以咸榆公路为界，组成有防御兵团，新四旅为预备队，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指战员们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无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在“守好延安南大门”、“保卫延安、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口号鼓舞下，依托第一、第二防御地带野战工事，根据预定计划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一开始，敌人依仗兵力众多，武器精良，火力强大，采用集团冲锋，向我军阵地一次又一次地猛攻。我军依托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予敌以反击。但由于我防御部队缺乏弹药，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差不多扔完了，就端上明晃晃的刺刀，同敌人展开白刃搏斗。教导旅有个战士叫王俊才，一天之中多次冲进敌群，连续刺死刺伤几十个敌人，最后刺刀折断了，枪托打裂了，就和敌人打抱在一起，滚下悬崖壮烈地牺牲了。在敌人的飞机轰炸和地面炮火的轰击下，防御阵地上的许多战壕被炸平了，工事炸塌了。战士们就趁战斗间隙抢修工事，有的激动地说：“我们背后就是延安，有党中央、毛主席呀!”表示“誓守延安南大门!”指战员们发扬了高昂的战斗积极性和英勇顽强的精神，抗击了比自己多十几倍的优势敌人，并不断进行反击，使敌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我防御部队白天节节抗击，消灭敌人，傍晚时交替掩护，逐步转移阵地。在延属分区民兵配合下，部队在各大小道路和梢林里埋设地雷。部队转移时，留下三三五五的战斗小组，且战且退，专门把敌人往布雷区里引。敌军不时触雷，炸得人仰马翻。每次前进，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扫雷，有的敌军甚至吆赶着牛羊在前边开路，去踩踏地雷，因之行动甚为缓慢。这样，经过3天激战，敌人仍被阻于甘泉以南的麻子街及马坊、金盆湾以南之线，打破了胡宗南3天之内占领延安的狂妄计划。 　　3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指示防御兵团“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遵照这个命令，防御部队白天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坚决抗击，适时进行反突击，利用夜战特长不断袭击敌人。由于防御部队英勇奋战，从而争取了时间，掩护了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安全转移和群众的疏散。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不断同抗击部队联系，随时了解前线情况和指战员情绪。一次，他打电话给教导旅旅长罗元发，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说，‘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他要部队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精神，坚决完成抗击任务。彭德怀还向罗元发询问部队有什么困难。罗元发汇报战斗情况后，彭德怀对部队士气高、党员起模范作用和干部的出色指挥，都很满意，鼓励说：“你们打得很好，要继续阻击敌人。子弹有困难，可以马上再给你们补充一些手榴弹。” 　　延安保卫战进行了6天，歼灭了1500多国民党进犯军，当时敌人集中主力采取“钻隙战术”，经茶坊、王庄北进，侧攻我防御薄弱的松树岭至杨家畔之线，迅速向延安逼近。彭德怀后来在一次会上回顾说：敌军在杨家畔地段突破了我之防线。这时机关、学校都已转移了，再守下去意义不大了。由于敌众我寡，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让敌人去背“包袱”。它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野战军则变被动防御为机动灵活作战，利用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便于集中兵力主动攻击，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所以决定在18日撤离延安。于是我军于19日撤守。 　　撤离延安前，毛泽东亲切接见新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棠等旅、团领导同志，对他们说，“我们不死守，敌人要延安就给他。虽然这些窑洞我们出了力，有了感情。我们在这里读了马列主义，吃了小米。但是我们不单是为了要延安，我们是要的全中国。”敌人要的是地方，我们是要消灭他的人。消灭了敌人主力，全中国都是我们的。我们舍不得延安，延安就是窑洞麻油灯；敌人还更舍不得他的上海、南京呢，那里是电灯洋楼。他说：中央就要搬家。敌人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泽东风趣地说：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么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们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毛泽东向在座的旅、团干部谈了当前形势和中央的意图，要他们向战士们讲清撤出延安的道理，说：“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的。” 　　危难之际上一线 　　在延安保卫战打到第4天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决定彭德怀出任我西北军统帅，统一指挥延安前线及西北各军。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从此，彭德怀离开了中央军委机关，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解放战争。 　　根据军委的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辖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王震的第二纵队(辖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一位是一生戎马，南征北战，足智多谋，威震敌胆的大将军；一位是长期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深谙这里的地理民情，与边区干部和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时任西北局的书记。两人在军队中和党内外都有很高威望。彭德怀一向顾全大局，勇挑重担。这次保卫延安和边区，他又临危受命，不畏艰险，再一次表现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高度的责任感。 　　这是西北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向以反共著称。他的军队兵员充实，装备优良，又长期灌输反共意识和进行军事训练，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全面内战爆发以来，胡宗南集团除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在晋南的浮山、临汾间被歼外，其主力部队仍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外围，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不少军官又想在进攻解放区时趁机捞一把，军队正处在锐气上。对于围困了近10年的边区和延安，胡宗南恨不得一口吃掉，准备一鼓作气攻下来，好建立他的“奇勋”，震动国内外，实现“西北王”的美梦。为此，他作了精心的谋划和周密的部署。他以十几万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铺天盖地般地杀向边区。敌军避走一些公路大道，绕过我防御部队既设防线，至3月16日已经突破我第一线阵地。延安实际上已经处在敌人重兵压境、兵临城下的危急情势之中。 　　延安虽有防务，但兵力不足。战前，中央军委关于保卫延安的指示中提出的要求是：防御部队须有20天坚决抗击，以便内外线配合，粉碎敌人对延安的进攻。就是在战斗打了3天后的3月16日命令中，仍然提出“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的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10天至两星期(16至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中央军委对抗击战的这个时间要求，一方面反映了对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前线防御部队因弹药缺乏所带来的严重困难估计不足，对胡宗南部队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中央军委曾经计划由陈赓、谢富治率四纵队主力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5个旅，出敌不意，于3月19日从晋南南渡黄河，袭占阌乡、陕县、渑池、新安等县，彻底破坏陇海路，从外线进行配合。但这个设想，在当时也因晋南敌情严重和时间仓促难以实现。3月17日以后，延安已能听到前线的枪炮声。形势表明，敌人的进攻一时难以粉碎，延安必须撤退，而且很快就得撤退。 　　由于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边区军民斗志很高，一再表示坚决保卫延安、保卫边区。许多群众不相信敌人会打进延安。从1946年10月以来，已经一再讲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动员群众疏散，可是敌人一次也没有来。这一次在敌人发动大举进攻前又动员群众疏散，但大多数人将信将疑，行动迟缓。直到敌机大肆轰炸，抗击战在边区南线打响之后，群众才警惕起来。经再三说服动员才陆续疏散搬家。但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因而又出现一些混乱现象。这时特别需要前方部队打胜仗，拖住敌人，稳定人心。正如后来彭德怀所指出的：要不抗击7天，非搞得乱七八糟不可。10年的和平生活，使一部分人产生麻痹思想，撤离延安时异常混乱，抛粮抛物资，公私财物损失均重。 　　这就是彭德怀出任保卫延安和西北战场的总指挥时所面临的危重局面。 　　在此之前，3月2日至5日的陇东西华池(今合水)战斗，打得不理想，这也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调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战场，1947年2月间，根据胡宗南兵力调动的情况，说明敌人正密锣紧鼓，即将进攻边区。为加强作战指挥，提高边区部队的作战能力，2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签署命令，成立陕甘宁边区野战集团军，由张宗逊、王世泰分任正副司令，习仲勋、廖汉生任正副政委。3月初，敌人依其“吸引陕甘宁边区主力于陇东决战之机，袭占延安”的战略方针，以5个旅的兵力攻取我陇东分区之庆阳、合水，企图吸引西北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击延安。 　　3月3日，野战集团军向进至西华池担任辅助攻击之敌四十八旅主动发起攻击。这一仗虽然给敌人以重创，击毙敌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但因为地形不熟，战前侦察不够，部署不周，部队之间协同不好，不得不在敌增援部队逼近时撤出战斗。西华池战斗是保卫延安的前哨战。但这次战斗没达到预期目的，打成了消耗战。随后部队东移到富县。在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时，集团军指挥员内心很不安。专程前来参加总结会议的彭德怀鼓励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仗没打好，部队有伤亡，不要紧。打了这一仗，把敌人的底摸了一摸，这对今后作战有好处。也算是实战演习嘛!” 　　西华池战斗没有打好，当时主要指挥员没有及时抓住战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现在敌我兵力对比那么悬殊，要实现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发展大西北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有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这支部队。 　　党中央和毛泽东基于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长征途中，把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时，委任他为支队司令员。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时任命他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如今在保卫延安的紧急关头，中央决定由这位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正在解放军总部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彭德怀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再一次赋予重任。这个任命全国瞩目，震动中外。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部队，除抗战后期从晋察冀调来的教导旅和太行来的新编第四旅，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都是从晋绥军区调过来的。第二纵队3月17日刚到达甘谷驿一带。全部野战军仅6个旅，大旅约5000人，小旅只3000人。全军共2.6万人，与敌人兵力相比约为1:10；加上地方兵团警备第一旅和第三旅，也只有3万多人，约为1:8。而且武器装备极差，弹药奇缺。每支枪平均只有一二十发子弹，多的也只有三四十发，每挺机枪子弹一般三四百发左右。陕甘宁边区仅有150多万人口，地区贫瘠。因此，野战军的兵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很困难，主要依靠晋绥军区和华北解放区支援，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由于部队来自不同的建制，彼此不太了解，上下仍不熟悉，矛盾经常发生，因而指挥员的权威更具有重要性。原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这时远在晋西北前线，难以返防。彭德怀是在延安的主要高级指挥员，中央军委认为他是迅速实现统一指挥的最适宜的人选。但临危受命，彭德怀自己感到压力很大，他考虑了很多问题：如何统率这支刚组建的野战部队去冲锋陷阵，迎击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如何带兵治军，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完成中央的重托。因为西北战场的战况牵动着全国的战局，关系着党中央的安危，不难想象，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啊! 　　在1949年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对此回顾说：当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开会，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我能不能胜任?是个疑问。有的同志说，队伍只2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二万几千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比钢铁还硬的彭德怀没有被困难和敌情严重所动摇，而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欣然接受中央的任命。 　　彭德怀在“文革”中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所写的“交代”曾经写道：从边区南线检查防务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当时贺龙同志在晋绥，不在延安。我向毛主席说，在贺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主席说：‘很好!’同意了我的意见。”(《彭德怀自述》第245页)这时晋绥的王震第二纵队正在西渡中。连同第一纵队，晋绥部队的主力基本上都集中到陕甘宁方面来。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来指挥陕北作战，是合情合理的。彭德怀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了解战争全局，深感加强统一指挥刻不容缓，何况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他从革命全局出发，为了打败胡宗南，为了党的事业，他完全排除个人考虑，既符合情理，又为党为毛泽东分忧。当他向毛泽东表示：“在贺未来延安前”“由我暂时指挥”时，毛泽东同意了。彭德怀的话说得很明确，是暂时指挥，等贺龙来了以后，即由贺龙指挥。可是在晋绥军区指挥作战的贺龙，一时无法到陕甘宁来。而延安保卫战的进展和边区所处的危急情况，要求中央必须当机立断，所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很快正式决定让彭德怀出来直接指挥。 　　延安保卫战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由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到转入外线进攻，由宜川战役到兰州决战。不仅保卫了陕甘宁边区，而且全部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西北野战军也越打越大，越战越勇，发展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四大野战军之一。西北解放战争辉煌胜利的事实说明，中央和毛泽东是知人善任的。众望所归的彭德怀，相当出色地完成了中央所赋予的重任。 　　在毛泽东之后离开延安 　　3月18日，胡宗南部已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尚未撤离。彭德怀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里，严肃而信赖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最后，他特别嘱咐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18日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同志，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我军的作战部署。与会的同志都感觉出来，毛泽东的情绪是深沉的。10年来，延安作为党中央的所在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在这里指挥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又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而现在就要告别延安了。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心情是不平静的。会后，彭德怀、习仲勋和刚由河东过来的王震等，再三催请毛泽东离开延安。直到黄昏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才从容地率领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行前，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敌人占领延安，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彭德怀神情严肃，以坚定的语气说：请主席放心，我们完全有决心和信心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撤离延安驻地。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榆公路向东北转移。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刚转回王家坪的住处，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走了进来。两位纵队领导人接到电话通知说毛泽东走之前要接见他们。当他们赶到王家坪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离开，所以就径直到彭德怀的住处来汇报情况，接受任务。纵队指挥员反映下面不少指战员为放弃延安而难过、担心，有的想不通。彭德怀对他们说：迟滞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跟敌人拼消耗。毛主席、中央机关和居民已经撤走。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党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狠狠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彭德怀向第一纵队领导交代任务后，派人继续了解并检查延安机关和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同时亲自到杨家岭等地检查。回到王家坪后，他按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意图，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和撤退时间。当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从甘泉方向撤出，途经王家坪时，彭德怀派人在路上等候，他亲自向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交代了撤离的路线和任务。 　　这时敌人离延安城越来越近，右路敌军的先头部队整编第六十一旅，已经接近宝塔山以南地区，左路敌军沿咸榆公路已经越过了大小崂山。前线的枪声炮声清晰可闻，而这位沙场老将仍然镇定自若。参谋长张文舟说：“撤电话吧!”彭德怀立即答道：“不忙撤!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撤退对全军都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样对监视敌人不利。”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危险了。彭德怀站在窑洞的桌前，对着漆黑的窗外凝思。周围的同志又焦急地催促他赶快走。彭德怀以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一下同志们，然后说：“你们不要催，看到敌人进了延安城我才走。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才撤退，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说完，他又忙于同有关部队首长打电话，要求他们耐心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说明敌人可以嚣张一时，但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一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在窑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把手一摆，说：“走!”即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爬上山，翻山向东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是彭德怀平时散步的时候特意留心的，可见他的细心与军事观察之用心。往前翻了两架山，走一里铺，到冯庄，比走大道要近10里。 　　彭德怀对延安、对陕北情深意重。撤离延安后，他对身边的同志说：陕北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的地方，是党中央、毛主席居住过、领导过的老解放区。我们和人民群众一起创造了美好幸福的生活。我们同志的血和汗洒遍了这里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滩。说到这里，彭德怀陷入深思中。停顿片刻以后，他严肃而庄重地说：党中央就在陕北。这里的胜败关系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关系着全国战局，所以只能胜不能败。我们要尽一切可能迅速地消灭敌人。 　　当他发现有的同志心情特别沉重，始终沉默不语；有的则本能地止步，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延安城和宝塔山，就乐观而充满自信地激励他们说：“延安是块宝地。但只有暂时放弃延安，争取主动，才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所以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又说，“胡宗南是个志大才疏的家伙!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沉着冷静，相信人民，蔑视敌人，对于打败胡宗南集团抱着坚定的决心和充满必胜的信心。他那富有感情的一席话，立刻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于20日中午，抵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中央军委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军后勤司令。彭德怀说：“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党中央派西北局习仲勋书记、边区政府刘景范副主席到野战军指挥机关兼职，对我们今后的作战和各项工作将会有大帮助。我们大家都要尊重他们，支持他们，好好向他们学习。”接着张文舟宣布了各科负责人名单和一些具体要求。由郝汀、王强、刘克东、孟浩(后高克恭)、冯维精分别担任一、二、三、四、七科的科长。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这是个精干的、高效率的指挥机关，是团结战斗的集体，符合彭德怀提出的司令部机关越精干越好的要求。他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彭德怀的指挥意图，传达部署了一系列战役和战斗，处理了极为繁重紧迫的军事、政治和后勤保障工作，协助野战军首长提挈全军，在广阔的西北战场上，谱写了一曲曲威武雄壮的战争凯歌。 　　当天，彭德怀和习仲勋、张文舟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延安城郊的敌情：“敌于19日午后3时占延安”。 　　① 1947年 6月，国民党第一战区改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当主任。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