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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向西府挺进
吴序光

  西取宝鸡,东复延安
  在西北战场上,彭德怀也打了一个很不理想的仗。那就是宜川战役胜利后,在攻洛打援问题上考虑不周,洛川未打下,援敌打不成,转而挺进西府。但由于战役准备不充分,对敌情估计不足,就仓促向敌人补给基地宝鸡作长距离进军,以致在敌尾追堵截下部队遭到一定的损失,带来很大的被动。
  彭德怀对战斗与战斗之间的衔接掌握得很紧密灵巧,在战役与战役之间的连贯非常精确适当。瓦子街战斗刚结束,宜川尚未拿下,他就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为了乘胜扩大战果,3月2日,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新的作战计划:“拟以一、四两纵取中部(黄陵)、宜君,得手后相机攻同官(铜川);以二纵队取石堡镇(黄龙),得手后取澄城、白水;三、六两纵继续攻克宜川,得手后取洛川,收复甘(泉)、鄜(富县),准备收复延安的各种条件。”当天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彭德怀的意图是:乘胜向南发展进攻,以扫清渭河以北分散守备之敌,截断延安、咸阳公路,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准备收复延安,并解决野战军的粮食问题。同时,迫使胡宗南在豫西前兵力迅速回陕,策应中原解放军作战。
  3月4日,彭德怀等向各纵队发出黄龙山麓战役的作战部署。野战军在迅速集结整顿组织后,即分别于5、6两日晨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3月9日,第三、第六两纵队包围了洛川城。第一、第二、第四纵队至10日,也解放了黄陵、宜君、白水,进逼蒲城。
  这时,胡宗南急令西安绥署潼关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率部快速回陕,增援洛川。其先头整编第三十六师于11日增防蒲城。
  为了诱敌北援,除三、六纵队积极围攻洛川外,彭德怀在3月中旬令一、二、四纵队首长:“适当集结主力,休整待机”,“如敌北援洛川,我们准备在宜君、秦关镇地区消灭援军”。他设想使洛川成为又一个围城打援战场。所以在23日发出了攻洛打援的具体部署,指出:“以现在情形,洛川攻夺非大规模土工作业与坑道爆破,难于奏效。”“如何准备击破援兵,是当前重要问题”。他要求集结主力,做好打援的充分准备。
  在这期间,集结待机的部队,检查了进军蒋管区以来执行政策的情况。鉴于部队已转入外线作战,3月上旬,彭德怀即以前委书记名义致电各纵委:“此次南进,可能夺取一些小城镇。我们城市政策执行的好坏,将影响西北大中城市工商业家的背向。”他要求各纵、旅党委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以及学校、宗教团体等政策,切实注意纪律教育。如有违反者,必须按级彻底追究责任。中旬,前委发出了关于执行政策、群众纪律情形的通报,强调在征发粮草中必须严格按有关规定办事。遵照前委指示,我有关部队在集结待机的姿态下,“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加强军事技术、战术教育,注意纪律检查”。
  洛川是胡宗南长期盘踞经营的反共反人民的重要堡垒之一,是敌军进犯延安和阻拦野战军南进的战略据点,也是胡宗南各部的重要供应基地和后方留守地。地形易守难攻。城之北面与西北、西南,临近深沟,且有数道外壕,多层铁丝网与地雷为核心,与城外的坑道工事、据点、伏地碉堡,形成强大的纵深配备。守城敌军头子以政治欺骗手段和连坐法实行残酷统治,凭借险要地形与坚固设防,进行顽强抵抗。野战军因缺乏必要的攻城火器,加上对敌情研究不够,战术上存在一些缺点,因而连攻未克,仅夺取部分突出阵地。正如彭德怀当时所指出的:“宜川战役冒着大雪严寒,粮食不足,伤亡相当大。未稍休整即行南进、西进(进是必要的)。士气虽旺,实际战斗力较宜川战役前有若干降低。”
  增援洛川的裴昌会部接受瓦子街刘戡惨败的教训,采用“缓进稳打”的办法,滞留于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北进,行动极为谨慎。4月初,裴昌会率其主力由铜川沿咸榆公路北进,但采取步步为营,齐头并进。有时日行15公里,夜退7公里,因此7天时间才走了50多公里。“较胡宗南狡猾之裴昌会到宜君后迟迟不进,静观我之行动。”所以彭德怀说:“裴昌会耍牛皮糖。好像踏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探着走。跟他没多大生意做。”
  洛川非急攻可下,我军诱敌之计未能实现。彭德怀和前委于4月初就决定改变计划,转向胡宗南后方的西府进军。出击西府的电报拟好了,野司首长也都看过了。参谋长张文舟问彭德怀是否即上报下发?彭德怀说:先不发下去,我还想观察一下裴昌会这只老狐狸的脚印呢。于是又推迟了几天。后来彭德怀检查:因打援与围攻洛川犹豫达一周,影响了进军西府的实际准备。
  彭德怀设想提前挺进西府,把主力插到凤翔、宝鸡一带,夺取麟游山脉各县,可以调动、分散裴昌会兵团,寻机各个歼灭敌人,又能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给养,改善野战军的装备。他对身边的参谋工作人员说:“我们打宝鸡去,夺取敌人的仓库。补充自己。胡宗南不要以为他的后方是保险的。打他的后院,可以调动敌人,相机收复延安。”随后,他在5、6月间的前委扩大会上总结说:“继续攻洛与待机打援,又因粮食极困难而不可能。因此决定大踏步前进,攻敌要害宝鸡,调退洛川、延安守敌,以达到巩固后方,巩固新解放区”之目的。
  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现在宝鸡市和咸阳市等市县。这里原为周王畿地。春秋时为秦国都,历代更换名称,唐朝第3次“升为西京凤翔府”,简称“西府”,下属数县。至民国时废府存县,即凤翔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汉魏以来,常为兵家争夺之地。当时敌人在这地区兵力空虚。胡宗南集团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仅有第七十六师(清涧被歼后重新编成的)师部率1个团2000余人驻守,其余地区都是反动地方团、队守备。所以西府既是胡宗南的战略后方,又是他统治的薄弱地区。
  根据彭德怀的部署,西北野战军以第三纵队继续围困洛川的迷惑敌人,第一、二、四、六纵队于4月7日由黄陵、澄城地区向西移动,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庙湾、照金地区。
  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讨论西府战役的作战计划。他回顾了打洛川的经过,说明放弃攻洛打援、改变作战计划的必要性。彭德怀说:“蒋介石胡宗南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延安。我们这次要搞他的后方西府,插到凤翔、宝鸡一带,扩大新解放区,并相机夺取宝鸡。我们不仅要收复延安,不久还要占领他的西安,以至占领南京、上海。”他强调指出:“我们出西府,是调虎离山。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它。我们搞他的补给基地,可以逼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
  会上,参谋长张文舟根据彭德怀的作战意图,宣布战役部署,即以第二、第四纵队为左路,第一纵队为中路,第六纵队为右路,渡泾河后攻击前进。左、中路相机夺取宝鸡,右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抗击可能来援之马步芳部。经传达后,部队于16日分3路西进。
  彭德怀于4月20日致电中央工作委员会转毛泽东,报告夺取麟游、陇山山脉的计划:黄龙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进。“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打击胡宗南为主,站稳脚,建立麟(游)陇(山)两山脉根据地雏形,预计两三个月。第二步入甘肃。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为加强野战军兵力,该电提出把在山西的独三、独七两旅归还一、三两纵建制的要求。周恩来在此报告上批注:“西北野战军的目前行动计划是好的”,但须独自对付当前之敌。毛泽东在26日复电:“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指出两个旅不能调西北方面,须以现有兵力部署一切。
  西府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进展顺利。野战军在4月18日渡过泾河后,先后攻克邠(彬)县、长武、麟游、扶风、灵台、凤翔、岐山、郿(眉)县。彭德怀预计到25日我一、二纵队可抵宝鸡。
  当第六纵队已攻占长武,野战军主力即将渡泾河时,适泾河涨水,渡船又大部被破坏。彭德怀立即下令组织架桥,要迅速把指挥部渡过河去。正搭桥时,第一纵队打开了彬县城,参谋长张文舟督促架桥不那么紧了,因为人已过去,水也快落了。他就向彭德怀报告:“桥不要架了吧!”彭德怀说:“要架!”事情过去之后,他对张文舟说:“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各种未然和可能。假如六纵要顶不住,而马步芳来了,你过去了难道就不过来了吗?你又不能下命令叫天老爷不下雨,要再发水怎么过来!”张文舟以后谈到这件事时,十分佩服地说:彭总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透彻研究各种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且能提出几种应变的处置方案。
  25日夜,第一、第二纵队向宝鸡之敌军发起攻击。经过26日一天的猛烈战斗,全歼守敌,占领宝鸡。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重伤被俘,第二天毙命。缴获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张宗逊给彭德怀来电,准备给每一指战员发一单衣。彭德怀当即回电:缴获甚多,甚慰。每人解决一套单衣,甚妥,由你负责解决。一年前,西北野战军打下蟠龙,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换季服装。一年后,又从敌人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取得大量布匹和单衣,再次出色地实现了十大军事原则提出的“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的要求。
  西北野战军南渡泾河,占领永寿、彬县,切断西兰公路,直逼敌之后方基地。这使蒋介石、胡宗南大为震惊。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电延安守敌弃城南撤,以缩短防线。
  在野战军宜川战役大胜之后,盘踞延安之敌已孤悬于我军之后,处于我之战略包围中;咸榆公路这条敌军主要供给线已被切断,延安敌军的补给全赖空运。敌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曾电请胡宗南弃守延安。由于当时蒋介石正在举行“行宪国大”,搞选举“总统”的闹剧,不愿在这时将陕北战场失败的真相完全暴露开来,怕有损于他的“威信”。直等到4月19日他被“选”为“总统”后,才同意整编第十七师南撤。4月21日拂晓,何文鼎率部南逃。被敌人占领1年1个月又3天的民主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彭德怀以外线进攻,逼敌不攻自撤的战略意图顺利实现了。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路口、崖畔、窑顶、街头,到处是欢呼的人群。干部和乡亲们兴奋地互相道贺:“延安,我们回来了!”
  24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庆祝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指出:“去年3月19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断言。”传达了党中央的贺电后,有的干部说:“毛主席的话到底对着呢!”
  延安一撤,洛川失去屏障。守敌将领杨荫寰承认:“当时民心惶恐,军心涣散,悲哀沮丧之空气弥漫全城。”守敌第六十一旅放火烧洛川后,于25日随整编第十七师沿洛(川)白(水)公路南撤,我军收复洛川。我第三纵队在许光达指挥下,猛烈追击残敌,歼敌3000余人,缴获其坦克、汽车、野战炮等全部重武器。逃敌扔掉背包行李,不顾一切地逃命。炮兵军官丢弃炮,骑上拉炮的大马拼命飞跑。公路都快被车辆和国民党军官兵挤炸了,沿路两旁几丈宽的麦地大都被踩平。当追击部队追到洛河时,在河南岸的何文鼎慌张地传令给那些汽车、坦克驾驶员说:“谁能开过来一辆坦克,赏一万万元!”但重赏亦无济于事,逃命要紧,哪来“勇夫”!不但十几辆卡车、7辆坦克、十几门山炮和两门重炮没有能够过河,就是何文鼎自己乘坐的吉普车,也一齐成了野战军的胜利品。
  在我军西进后,蒋介石认为:西北共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①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调裴昌会部5个整编师共11个旅的兵力,分两路驰援宝鸡。青马整编八十二师也由陇东南下长武、亭口急进,企图堵击。
  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彭德怀采取两翼防御、中间突破的战术决心是在运动中歼敌几个旅。具体部署是:第六纵队教导旅于长武、彬县地区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右侧后之安全;以第四纵队及第二纵队之独六旅(在山东组建后,于1947年冬由张仲瀚带领归建)在武功至凤翔地区机动防御,保障主力左侧后的安全。以便争取时间使主力稍事休息,寻机再歼胡宗南集团几个旅及整编八十二师一部,粉碎敌军的夹击企图,同时抢运与处理在宝鸡的大量物资、弹药。而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在于第四纵队在扶风、岐山、凤翔之间的机动防御。虽然张仲瀚率独六旅打得很出色,但第四纵队在扶风杏林镇地区的防御兵力分散,抗击不力。25日、26日,裴昌会兵团突破第四纵队的杏林镇、青化镇阵地,于27日经岐山西进,直逼宝鸡。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也于23日至25日,突破教导旅的长武,亭口阵地,向崔木镇急进。很明显,敌人企图夹击野战军主力于宝鸡地区。这时在宝鸡、虢镇地区的第一、第二纵队已陷于背水侧敌的被动地位。既无时间进行准备以粉碎敌军的反突击,也不可能尽量搬走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为摆脱敌人的合围计划,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28日拂晓前撤出宝鸡,向北转移,收复陇东。
  当时彭德怀率野战军司令部驻凤翔南之屈家山村。住的是几间平房,开会时便到对面一间大一点的窑洞里。一住下来,他就了解情况,并叫来房东的小青年,问他宝鸡在什么方向,离这里多少里,请他画一个大概的路线。青年走后,彭德怀就将老乡提供的线索,对照着地图仔细看。
  27日,胡宗南先头部队离此只有几十里,前线的枪炮声已依稀可闻。司令部的同志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立即转移,可是他岿然不动。他为第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野战军主力的安危而焦虑,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大量运走而惋惜。因此,他不能撤。
  当天的情况是,攻克宝鸡的部队正分散做群众工作,运送和处理战争物资。彭德怀让电台叫通同每一个纵队的联系,亲自向纵队首长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交代第一、第二纵队:集中一个团、一个旅,撤一个团、一个旅。这时天渐渐黑下来,野司一些单位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但是有个部队的电台联系不上,电报发不出去。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神情忧虑而不满。他斩钉截铁地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警卫营已在村边挖工事警戒,准备随时投入战斗。但枪声逐渐沉寂下来,有战斗经验的人都知道,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彭德怀把平时由警卫员带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他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直到给各纵队的紧急处置电发完后,他才同意撤电台向北转移。
  28日中午,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撤出宝鸡及今后行动计划。准备提前实现第二步,转向陇东。中央军委复电:你们的行动由你们按情况临机决定。
  打败仗不气馁的部队能得100分
  西北野战军出西府、打宝鸡之战,不但左路阻援未成,右路抗击也受挫。马步芳部非常猖狂,其整编八十二师又先后于冉店桥、张家坡袭击第六纵教导旅;至29日进占了旧永寿县、旬邑及彬县,截断野战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并继续向麟游地区急进。由于东面的裴昌会兵团兵力集中,我不易捕捉战机。彭德怀决心率主力北上,摆脱困境,寻机消灭青马的整编八十二师,并作了相应的部署。4月30日,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电告第三纵队许光达等:野战军准备消灭马步芳部,收复陇东。要求三纵队在现地休整7至10天后,西开与主力会合打马。
  野战军主力于5月1日向北行动。3日午,彭德怀等致电后勤司令刘景范:“主力本日已占崇信。准备渡泾河休息数日,攻西峰镇,吸引马步芳部增援而歼灭之。请告陇东准备粮鞋为盼。”当天夜晚,部队经泾川、平凉间的花锁镇、王村地区,通过西兰公路,涉过泾河继续北进。这时胡宗南一改过去密集方阵推进,实行数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在其途经地区不留兵守备,实施所谓“不分界域越境追堵”。敌军统帅部妄图利用野战军远离根据地,深入国统区的新情势,挟其优势兵力围歼野战军主力于长武、灵台、泾川、镇原地区。在这个狂妄计划被击破后,其主力仍继续尾野战军北进,又图谋在屯子镇地区,或屯子镇、西峰镇、泾川之三角地区合围歼灭我野战军。
  位于镇原以东30里的屯子镇,是个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的小镇,周围有高三四米,宽约一米的土围墙。镇外东、西、北三面地势开阔,南面是一条约300米长的深沟绝壁。野战军先头部队第六纵率教导旅,因对敌军企图估计不足,在敌情变化时未及时灵活处置,于5月5日进至屯子镇,被敌整编八十二师所包围。黄昏前新四旅从30里外赶来救援,因解围心切,连夜向西边敌人发起攻击。由于对情况不了解,地形不熟,准备不充分,未能解救教导旅出围。因为镇内无水,镇外水源被敌军交叉火力封锁,更没有粮食接济。有些战士在饥渴难忍时,只好杀掉战伤的骡马,靠吃马肉充饥,喝马血解渴。教导旅指战员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战胜饥渴,浴血奋战,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给马步芳军以重大杀伤,始终坚守在自己阵地上。但在敌人炮火轰击下,教导旅的伤亡也不断增加。
  彭德怀在得悉教导旅被围情况后,一面电令其守住镇子,“坚守阵地,以吸引敌人,为主力赶到后全歼八十二师创造条件。”一面急令第一、第四纵队于6日拂晓由党原镇、玉都庙(距屯子镇30公里)向屯子镇攻击前进。准备用优势兵力实行反包围,歼灭围困屯子镇之敌。下午向敌军发起攻击。因马步芳又增调了兵力,加上攻击部队地形不熟,仅歼敌约2000人,未达全歼之目的。
  这时尾追的胡宗南部已向野战军主力逼近。彭德怀根据敌我新态势,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在用望远镜仔细地隙望屯子镇周围的地形后,一个很不容易下的决心在他脑子里形成了。他断然命令教导旅:“轻装突围。”根据这个命令,纵队领导罗元发、徐立清、饶正锡和教导旅旅长陈海涵等,进行了研究。决定先从领导上作好突围的准备,并具体安排了突围的方向、顺序和时间。在安置了重伤员,毁掉笨重物资和重武器后,6日晚10点多,纵队和教导旅各团按照预定计划和顺序,从屯子镇南面的深沟,迅速、隐蔽、秘密地突围。每个人依次用绳索吊到沟底,既快速紧张,又沉着冷静,人员没有遭受损失。7日拂晓前,全部突围,安全转移。到天亮时,敌人才发觉围困的是空镇子。
  转移途中,彭德怀碰上教导旅旅长陈海涵。陈说:仗没有打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彭德怀鼓励说:“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我们要胜不骄,败不馁。你们突围出来就是个胜利。”接着又问:“损失大不大?”陈海涵说:“人员损失不太大,大概还有5000人左右。但重武器都丢了。”彭德怀说:“损失不大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不给你们任务。至于丢了的装备,胡宗南还会给我们送来的。我了解你们的部队,是具有顽强战斗作风的。”
  鉴于胡宗南部尾追不放,马步芳部积极配合,敌人的兵力占明显的优势,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整编八十二师于西峰镇地区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彭德怀决定野战军主力向西峰镇、荔镇公路以东转移,以摆脱敌军,争取主动。同时“令四纵布置纵深阻击”,并侦察肖金镇情况。在此之前,王震已因病到河东休养。为保障主力顺利转移,由张宗逊直接指挥第三纵队主力在荔镇坚决抗击,另一部围攻了肖金镇之敌,抢占该镇东南三不同要点(一个村3个地方归3个县管),从而保证了野战军主力东进道路的安全。第二纵队在荔镇的抗击相当坚韧顽强。敌整编三十六师用全师主力,不断轮番攻击,都被打下去。但我们有的班也打完了,有的连只剩下十几个人。独六旅十八团团长陈国林就是牺牲在这里,对于这次抗击,彭德怀在随后的前委扩大会上一再予以表扬。说:有一个打一个,都像这样就好了!同时赞扬了独六旅旅长张仲瀚。
  可是沿屯子镇至肖金镇的公路线,担任机动防御之四纵警三旅,有个团长不顾团政委的反对,再次违抗命令,擅自将部队连夜撤至肖金镇以东离指定地点几十里外。致使马步芳部得以跟踪追击野战军主力,使独一旅在转移途中受敌迂回堵击,又使野战军主力在肖金镇以西15公里的马头坡及南庄等地,与敌整编八十二师一部突然遭遇。虽然毙伤敌1000多人,但新四旅和独一旅各有一部受到损失。当时,野战军司令部即对第四纵队提出严重警告,后来第四纵队在良平镇抗击时就打得很好。
  野战军接着在良平镇、永和镇、职田镇等地给予整编八十二师和整编三十六师以数次打击,主力在5月12日转移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等地,才完全摆脱了胡马两军的追击。第二天,彭德怀在一份电报中指出:“4月28日撤出宝鸡后,至5月12日很紧张,部队相当疲劳。”“胡、马两部密切配合,使我两三天无休息时间,故不能在陇东、麟游地区站稳脚。”
  在陇东转移中,有的部队吃不上饭,喝不上水,3天只吃了两顿煮麦粒,大家嘴唇都干渴得出血。一次,彭德怀由副参谋长王政柱陪着站在路旁,手里提着一个水壶,对过路的部队做鼓动工作。看到有的战士非常疲劳,就问:“你是病号吗?可以喝两口水。”战士们感动得都要流出泪来,可是心想哪能喝首长那么一点水呢,都不约而同地回答:首长,我没有病。就精神抖擞地继续前进了。
  有一天,从西府回来的路上,因住房子困难,有的饲养员没地方住,围在野地里烤火。彭德怀发现后,就把高克恭找去问:“你管不管事?”高回答:“管事。”彭德怀就说:“你去看,好几个饲养员没房子住,你管了没有?”在问题解决后,彭德怀又对高克恭说:“以后要多关心他们,他们比我们辛苦得多。白天你骑着马人家走着,晚上把马给你喂好。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他们?”
  从挺进西府到转向陇东,在近一个月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转战近千公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一些挫折。当我军回到马栏时,彭德怀对野司一位领导同志说:“打了胜仗不骄傲,只能得60分,打了败仗而不气馁的部队,才能得100分。”打胜仗鼓舞考验着部队,而失利和挫折对部队更是一个考验和锻炼。关键是要正确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震撼心灵的土基会议
  西府、陇东战役,在组织指挥、协同作战和贯彻党的新区政策方面,对西北野战军是一次大的考验。彭德怀清楚地看到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第四纵队几次不能坚决执行命令,给野战军和整个战役带来很大的被动,必须切实有效地加以解决。他分别同野司其他负责人交换意见,分析问题,决心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认真总结战役的经验教训。他说,要开好这次会议,有必要请联司和西北局的负责同志来参加和指导。所以,他致电返回刚收复的延安仅一个月,正忙于处理繁重的党、政、经济任务的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等,请他们到洛川土基镇出席会议。
  5月17日,彭德怀和张宗逊、赵寿山致电各纵首长:到达指定位置后,自行拟定10天休整计划。明确指出,此次出西府行动中有严重缺点。在战役上、战术上犯了某些错误,主要原因是轻敌(亦有怕敌者),造成个别纵队的相当损失。“我们确定彻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的检讨经验教训。集中各纵意见,25日带来前委会作出总结,定出下一战役计划及整训方针。”与此同时,彭德怀请原陕甘宁的老干部给四纵领导做工作,总结教训,准备作深刻检查。他充分肯定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这支陕北老部队的功绩,也指出存在着的游击习气,缺乏大兵团作战的锻炼和经验,而主要是没有指挥好。
  5月26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参加了会议。这是西北战场遭受一次较大挫折之后召开的,出席会议的纵、旅领导又比较了解彭德怀从严治军的作风,彭德怀也决心通过这次会议切实解决少数高级指挥员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会议一开始,气氛就比较紧张,连平时爱说笑的同志,这时表情也很严肃。
  会上,彭德怀作了春季攻势概况的总结讲话,指出:春季攻势的第一阶段——宜川大捷,其基本原因“首先是三查和练兵的直接结果”。春季攻势的第二阶段西府战役,胜利方面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即光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与巩固了黄龙分区,歼灭2.19万敌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敌人在麟游、宝鸡地区的政治组织,破坏了胡宗南的供应基地宝鸡的仓库,扩大了我党我军在蒋管区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对“未能完成建立麟千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说:“这是因为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第一,是我对胡、马两军密切配合与马军实力认识不足,对胡宗南可集中的兵力估计过低,对粤军六十五师行动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第二,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个别纵队部署不当,不完全明了敌情,亦不完全明了我情。”接着,他讲到一些具体的失误,例如:我左翼兵团配置不当,应以二纵为先锋,四纵殿后。但因为对四纵在十年和平环境中的战斗意志不够的问题认识不足,在攻势之初置于前锋。以致四纵警三旅在监军镇第一次放过二○三师一旅三团,第二次又使二○三师后续部队逃回乾县。
  为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部队存在的问题,增强必胜信念,彭德怀指出:“此次麟宝战役,我军某些部分稍受挫折,暴露了弱点,取得了教训,这是取得下一个战役胜利的开始。”他说经过休整,我们野战军将更强大,既能得到蒋管区人民的拥护,又有地方党组织的大力协助,加上我们有正确的军事政策、社会政策和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只要我军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组成更广泛的反胡、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我们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彭德怀讲话后,与会同志以极其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热烈讨论和尖锐的发言。在8天会议中,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等西北局和联防军的领导同志都讲了话。他们的精辟论述,给予会议“很多很好的启示”,“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了一步。”
  在6月1日的闭幕会上,彭德怀又作了总结性的讲话,指出:出击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也取得了很大成果。但由于过分强调突然性问题,怕暴露我军企图,怕泾河渡船被敌控制破坏,担心敌人加强工事,而对“每战力求有准备”,“不要打急了”则考虑少。“向西府行动前,因粮食困难,时间仓促,一切必要准备不充分(如必需的民工担架均无准备)。特别是没有将行动方针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深入传达和讨论,使每个指战员、工作人员有必要的准备”。另外就野司领导存在的对下情、对敌情了解不够等问题,他又一次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说:第四纵队党委会中,存在着的自由主义,对干部迁就放任,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等问题,前委会并未深刻了解。在敌情判断上,对胡宗南能集结11个旅增援宝鸡估计不足,对马步芳的实力亦估计过小。特别是对胡马两军积极密切配合认识不深刻,其实胡马两军配合,久已成为事实。
  彭德怀分析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一是缺乏深刻检讨过去的教训,一是由于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主观上总想利用敌人阵营中的若干矛盾。过于强调敌人内部矛盾一面,而未能充分认识陇东、三边战役及二攻榆林中胡、马积极配合的事实和教训。主观愿望不等于客观现实,过分强调利用敌人矛盾才吃了亏。说到这里,彭德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看问题一格一格的。只看胡马的矛盾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这一面。”接着他十分沉痛地说:“出动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在停顿子片刻后,他又以负疚的语调说:“我们打了醴泉,应观望一下再打出去,没停。打了扶风,应该背靠麟游,钳制马军,消灭胡军一部,可是我们又前进了。一个人哪,‘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
  为了提高全体指战员的认识,记取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彭德怀从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进行总结。他说:“我们看问题要从实际出发,如发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时,就要及时修正,否则就会犯错误。”在事过20多年之后写的《彭德怀自述》中,他又一次总结了战役指导上的深刻教训,作为西北战场的“第二次错误”。他写道:“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撤出宝鸡后,搞得很疲劳;因为过度疲劳,使本来可以歼灭之敌而未能歼灭。”“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这就是骄傲,但当时还会得到一定的群众支持。”
  这次前委会对造成战役的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彭德怀在讲话中当众严责。说: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受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他列举了从监军镇(永寿县址)放过青年军二○三师一个团;到擅自放弃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人西进任务,让敌军毫无顾忌的长驱直进;到陇东屯子镇向东转移时,令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又擅自撤至肖金镇以东,离指定任务的地点约百里,使新四旅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他一件一件的历数着,然后声色俱厉地说:“这是纵容了敌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说到这里,彭德怀气愤极了,用手使劲往桌上一拍,近似怒吼地指着四纵队负责人说:“根据你给革命战争造成的损失,是应该砍脑壳的!”说得这位负责同志心情沉痛,一直耷拉着脑袋,不敢抬头正视台上的彭德怀。参加会议的同志也都屏息静气,会场空气如同铁铸般凝重。有的相互交换眼神,似乎说:“彭老总这回真的大发雷霆了!”
  正在盛怒中的彭德怀,再次提高嗓门质问四纵队有关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是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到哪里去了?!
  彭德怀在发怒,话语尖锐刺人。但件件都是事实,没有出格,而且还从思想上予以分析帮助。在两次讲话中,他剖析批判了部队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四纵队警三旅几次不执行命令的问题,他同意纵队负责同志就此所做的检查:“本质上是缺乏阶级责任心,考虑问题不从全局出发,从个人得失出发,局部安危出发,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特别突出的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愿意受组织约束,“以致违犯纪律,损害革命利益在所不顾”,是战斗意志薄弱的表现。彭德怀说:此次四纵队领导机关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大家应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来检讨自己,检查各个部门,才有用处。同时认为纵队负责同志的反省是深刻的,给予充分肯定。
  会上,彭德怀特地表扬了第三纵队独五旅班长杨世德的英雄事迹。敌人燃烧弹将其眉毛头发烧光,脸皮烧黑,身负重伤,连长等催促其下火线,杨世德考虑正在反冲锋,坚持战斗,坚决不下火线。彭德怀热烈赞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说:对比之下,那种只考虑个人得失,不照顾全局的思想是何等卑劣庸俗。他问道:“身为负责干部,如有个人打算,能不惭愧?”彭德怀环视了一下会场,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又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
  彭德怀的一席话,说得四纵队干部脸上火辣辣的,内心愧悔交加。随后,纵队从上到下以“哀兵之势”,对乾永之战、扶风抗击、屯子镇掩护战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牢记血的教训。一致表示决心要打翻身仗,挽回已造成的损失,为消灭胡宗南部,为解放大西北而献出一切。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土基镇后,同各纵队首长广泛交谈。具体了解宜川战役以来的战况,指战员的思想动态,部队的问题,协助和支持彭德怀开好前委扩大会。经过调查研究以后,5月31日,贺龙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全面介绍了后方工作的情况,同时也就西府战役的总结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西府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我们缴获了不少弹药、武器、汽车和物资,特别是因此收复了延安,对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大。若没有西府行动,收复洛川、延安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在实现彭总这一正确决定的过程中,某些将领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于不执行命令,那是平时治军不严所造成的,党纪军纪所不容。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头,纵队首长要承担主要责任。”最后,贺龙提出要搞好整训,检讨经验教训,准备再次打出去。
  整个会议贯穿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对西府、陇东战役,认真地从战役、战斗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和战斗作风方面,分析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失职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时气氛异常紧张,难以名状的痛楚、悔恨、气愤压在人们的心头上。犯错误的干部惴惴不安;有的人心情沉重,深深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有的对抗击不力的干部非常气愤,要求按军法从事,进行严办。第四纵队负责人也在会上作了多次检讨。在分清是非,明确责任,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对不顾大局、无组织无纪律、对所担负战斗任务极不负责任的第四纵队警三旅旅长和第五团团长给予行政撤职处分。
  对彭德怀的脾气许多老同志都很了解,也很理解。他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真理,赏罚严明,不徇私情。他对干部要求严格,不论哪级干部,只要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当面批评,毫不客气,而且“火力”很猛,不留情面。有时甚至因而发火,说:“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你。”所以在前委扩大会上,他对个别严重失职的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9月间的前委第三次扩大会上,他再次说道:土基会议我对四纵的问题那样凶,是因四纵的自由主义相当严重,用猛火一烧,以提起他们的警惕。不严格批评整顿,不能把这个纵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鼓起来。每当犯错误的干部认识提高了,检查改正了错误,他就高兴地说:“对啦!就是要这样。”一旦发现批评过头了,在冷静下来后,他又自责地说:“我是很粗的,有点像李逵。”甚至说:“我这个人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我以后要注意这点。”“我头上长着角,常常碰着人,使别人不高兴。我脾气不好,有缺点,有错误,希望同志们给我指出来。咱们赤诚相见,我愿意接受和改正。”
  据习仲勋回忆,彭德怀曾说过:“我做了些工作。可是也有不少错误、缺点。比如在西北战场,我们两次吃过马家骑兵的亏。人得有自知之明,不能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我需要帮助,需要改造。因此,我希望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敢于不顾情面地指出我的错误和缺点,才能把事情做好。”当时有个别干部对他的严厉态度和率直的批评有意见,说他太威严了。为此,林伯渠在会上寓意深长地说:“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有坦荡的胸怀,你愈是了解他,甚至受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地感受这一点。”后来赵寿山也说:“彭总忠诚感人!”“彭总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8月l0日,党中央转发了彭德怀在土基会议上的讲话。
  土基会议在严格检查前段工作,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后,通过了前委《关于春季攻势总结与目前工作指示》,指出:西北野战军目前作战方针,仍是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马步芳军,扩大新的解放区;作战对象过去主要是胡宗南部,今后则是胡、马两部并重。强调应更好地执行党的新区政策,继续贯彻新式整军方针,要求抓紧军事建设,使练兵习武成为经常性的群众运动;要反复讨论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使军事实际经验与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加强团以上干部的学习。6月19日,前委向各纵、旅党委发出了上述指示。30日中央军委电示,同意前委这个决定,并已发西北以外之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参考。
  西北野战军根据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于6、7月间在黄龙、韩城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军事整训。除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外,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纪律、评功查过的政治运动(简称“四评运动”)。彭德怀说:“从领导重点来说,三查运动是着重于暴露坏的,联系到表扬好的;四评运动是着重于表扬好的,联系到暴露检查坏的。”通过四评运动,使干部的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部队的战斗作风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改进。在政治整训基础上开展战术、技术训练,“要求人人皆兵,个个皆练。战士着重技术,干部着重战术,机关着重业务”,从而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攻坚作战能力。
  8月30日,彭德怀等野战军首长向中央军委汇报了6、7两月的政治、军事整训。说:“去冬今夏两期整训一再证明,练兵的成绩首先决定于思想领导,阶级觉悟之提高,斗志之加强,深刻检讨过去之战斗,知其长亦知其短,启发每个指战员都有迫切需要提高杀敌本领之欲望。再加以有领导的军事民主、群众路线,适合人之上进心理与适合教育目的,因而能发挥全体人员之积极性与创造性。”
  土基会议的成功,再次显示了彭德怀严格治军的巨大才能和魄力,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及增强战斗力起了重大作用。
  ①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第206页。
  

决战大西北/吴序光著.—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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