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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耿于大业 肝胆照人心

吕正操

在战火纷飞的一九三九年，我和贺龙同志在冀中一起生活工作了八个月。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使我深深地感到，贺龙同志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热爱毛主席、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人平易，性情豪放，心胸坦荡，说话办事虎虎生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我所在的旧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遵照北方局军委的指示，留在敌后河北晋县一带，会合地方党组织一起，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冀中军民抗日热情非常高涨，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遍及整个冀中地区。后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成立了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和冀中军区，将所有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因为冀中正好在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之间，对盘踞在这几个大城市的日寇威胁很大，所以敌人不断地来围攻、扫荡，千方百计地想消灭这个“心腹之患”。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寇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战略进攻，把主力转向我各抗日根据地，对冀中的进攻更加疯狂。当时日寇除动用了在冀中原有的一个半师团之外，还从华中将其精锐部队二十七师团调来，企图在来年的“青纱帐起之前肃清平原共军”，摧毁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贺龙同志率领一二〇师来到了冀中。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冀中人民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冀中军民无不欢欣鼓舞。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我们在河间县惠伯口的村前迎来了贺龙同志，和一二〇师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过去我和贺龙同志虽未见过面，但是一见如故，毫无拘束。他劈头就风趣地说：你这个司令官可不小呀，冀中的人口比毛主席住的陕甘宁还多两倍呢!说得大家都笑了。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他在当天晚上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日本鬼子有啥了不起，他不比谁高嘛!真正了不起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老百姓。冀中人民拆城墙、挖道沟，“改平原为山地”，是个创举，也是个了不起。现在我们有几万人马，几万支枪，还有这么多、这么好的老百姓，力量不小呀!只要我们军民团结，照着毛主席说的去干，管他小鬼、大鬼，都能打败它! 　　这天的会一直开到深夜才散，天气虽然很冷，但歌声、掌声、欢呼声，把会场搞得热气腾腾。真是强将鼓舞三军志，勇师振奋万人心。 　　贺龙同志一到冀中，就和关向应同志一起向冀中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根据北方局的决定，由贺龙、关向应以及我和程子华等同志，组成了“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同志任书记。从此，我们就经常和贺龙同志一起研究问题，部署全区的作战行动；也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期间，他一有空就和我们闲谈，天上地下，风土人情，无所不及。他还谈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非常坦率。一次，他意味深长地说：“你别看我贺龙现在象这么回事，南昌起义，队伍在潮州、汕头被敌人打散后，我在回湘西的路上连个买烧饼的钱都没有了……”说完，他哑声地笑了起来。 　　贺龙同志处处以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为重。一二〇师是从晋西北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冀中的，部队还没顾上休息，而且对地形、环境很不熟悉，但贺龙同志在军政委员会上却主动建议：当前主要的作战任务由一二〇师来担当，让冀中部队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由于冀中部队是刚建立起来的，当时党员很少，大部分的连队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政治工作比较薄弱。贺龙同志针对这一情况，立即从一二〇师抽了不少的党员干部给冀中部队。并多次指示我们要注意发展党员，培养干部。为了提高冀中部队的战斗能力，贺龙同志还让一二〇师的每个团都带上冀中部队的一个团，在战场上一块冲杀，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贺龙同志常说：“训练新兵最好的办法就是打仗。今天入伍，明天打上一仗，后天就是老兵了。” 　　贺龙同志对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理解得深，用得活。一二〇师到达冀中不久，正赶上日寇第三次来扫荡。敌人以七千人之众，分兵五路，向高阳、河间一带杀来，企图在潴龙河两岸与冀中部队决战。在研究对策的会议上，贺龙同志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明确指出：敌人这次来势很凶，要认真对待，但不能硬拚，应避其锋芒，与敌周旋于平原，然后相机集中兵力干掉它一部，最后歼其全部。会后，贺龙同志亲自率领一二〇师的七一六团和冀中部队一部，迂回于河间、肃宁两县之间，待机与敌交锋。二月二日，日寇宫崎联队一部进犯到河间以西的曹家庄地区，贺龙同志立即抓住了这个战机，命令所率部队迅速出击，一举歼灭了敌人一百五十多名。相继又取得了黑马张庄、河间、大曹庄、东唐旺等战斗的辉煌战果。尤其是四月间在齐会的一仗，一下子把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消灭了七百多名，创造了冀中平原大规模歼灭日寇的空前范例，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扫荡。 　　不管战斗多么激烈，环境多么危险，贺龙同志总是沉着、坚定、自信，仿佛在他的面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在冀中，常常敌人打到离我们驻地十里左右，枪炮声清晰可闻的时候，贺龙同志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球赛或演出。不然，就是叼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同志们聊天。记得有两三次，恰好我们出村子的东头，敌人从西口进来，就好象换防一样。在我们主动出击或打伏击的时候，他也同样从容、镇静，往往在部署结束后，他还去干点什么，然后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坚持到底。齐会战斗是打得最激烈的一仗，双方火力都很强，战场上一片火光，子弹、炮弹在硝烟中乱飞。在前沿指挥作战是很危险的。几个人劝贺龙同志到掩蔽所去指挥，他都不肯。正在这个时候，敌人的一颗毒气弹在附近爆炸，贺龙同志中了毒。卫生员马上赶来，要抬他到安全地方休息，他还是不肯，只戴上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闭了闭眼睛，仍然继续指挥战斗。一二〇师部队也打得勇猛顽强，尤其是由王尚荣同志领导的七一五团(代号亚五)，和由黄新廷同志领导的七一六团(代号亚六)，更是英勇善战，使敌人闻之丧胆，为冀中部队作出了榜样，受到冀中人民的高度赞扬。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贺龙同志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贺龙同志来到冀中之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不仅不抗日，反而乘日寇扫荡之机，带着三个团的人马，从冀南侵入到我深县以南的地区，抢占地盘，破坏群众抗战。当然我们不能容忍，便命令一、二分区部队把他们三个团绝大部分歼灭了。后来，贺龙同志知道了这件事，高兴地说：你们干得对嘛!对国民党就得有两手，抗日咱们欢迎，捣乱，咱们就打。他还说：根据地是人民的，不能让国民党顽固派这股坏水流进来。我说：“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贺龙同志笑了笑说：“对!你这句老八股引得好!毛主席说过，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个原则，要坚持。”贺龙同志还经常谈他自己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经历和教训。原来贺龙同志在晋绥的时候，率领部队几经沐血奋战，才从日寇手里夺回几座县城。但却有人把国民党老爷请来当县长，否则，就是不符合“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结果，八路军的扩军、征粮，甚至连过路都受了限制。贺龙同志气愤地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纯粹是右倾投降主义!我们可千万不能再上王明这个家伙的当!” 　　贺龙同志常说：“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也是不行的。”他对反对毛主席的人非常愤恨。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篡党夺权的野心，竟公然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路线，反对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许多领导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贺龙同志还当面质问张国焘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问得张国焘脸红脖子粗，吭吭吃吃的答不上话来。在冀中，不管在什么场合，只要贺龙同志一谈起张国焘这一罪行，总是不胜愤怒，深恶痛绝。贺龙同志热爱毛主席，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贵品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九三九年二月，正当广大军民奋起抗击日寇扫荡时，冀中部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率部叛变。柴恩波早期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连长，是个利欲熏心的家伙。他混进我军以后，嫌官小，老想拉队伍，自立旗号。我们对他的表现早有察觉，想在反扫荡高潮过去之后认真解决一下。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被他知道了。于是，他便乘我们忙于同敌人作战之机，一面与日寇勾结，一面暗中与国民党新镇县长王宗祺进行交易。当国民党给了他个“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的官衔以后，他就公开散发反共传单，声明脱离我冀中军区领导、拥护国民党。不仅如此，他还扣押了我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参谋长等党员干部一百多人，并包围了文安县抗日政府，把县长、大队长等县领导干部抓了起来。 　　事件发生后，贺龙同志立即召开了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商讨解决办法。有的人怕影响国共关系，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贺龙同志针对这种错误思想，严肃指出：“消灭叛匪，是冀中部队内部的事，与国民党无关。而且柴恩波通敌叛国，扣押我干部，破坏抗日，是个道道地地的汉奸。”他说：“难道我们对这种人还要讲客气、讲仁慈吗?”会上一致通过了“武装平叛”的决定。贺龙同志还命令一二〇师的一部，配合冀中三分区部队迅速出击。后来，我军在文安县以西大王庄地区打了几个小仗，就把叛乱平息了。因为柴恩波部队的大部分战士和干部是抗日的，当他们识破柴恩波的阴谋之后，便纷纷掉转枪口打叛匪了。柴恩波一见大势不好，便带着几个亲信和保镖投靠了日本。 　　对敌人毫不客气的贺龙同志，对自己的同志却满腔热情，耐心引导。柴恩波叛变事件的发生，愈发使我感到冀中部队迫切需要整训。贺龙同志鼓励我们说：“出了个柴恩波有什么了不起的。冀中部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是好的嘛!刚建不久，就能调得动，打得赢!现在要紧的是抓紧整训嘛!”后来，军政委员会根据贺龙同志的意见，对冀中部队作了进一步整顿。贺龙同志又从一二〇师选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了冀中新建部队。但贺龙同志一再强调要我们自力更生地培养干部。他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搞军队，没有一批政治上坚定的干部怎么行呢!光靠向上级要也不行。你向聂荣臻同志要，他一下子也生不出那么多。向毛主席要，毛主席的担子比咱们重得多。最牢靠的办法是靠自己。”贺龙同志还以贺炳炎、余秋里两个同志为例，来提高我们对培养干部的认识。他说：“贺、余两个人都只有一支胳膊，刚来冀中时没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个队伍来。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队伍，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贺龙同志还说：“冀中战士的质量可不低呀!他们见识广、有文化、接受能力强，又吃得苦，只要两块玉米面饼子往肚子里一填，就解决问题了。睡觉也不要铺盖，连鞋也不脱，穿着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才补进连队没几天，抱起枪来就冲锋……。这些兵，只要有好干部带，那了得呀!” 　　贺龙同志亲切的教导，对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启发教育很大。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把冀中部队分批集中到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进行了专门整训。同时，还加强了“冀中抗战学院”的教学力量，和开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直接培训部队急需的干部，收效很大。 　　一九三九年八月，贺龙同志奉中央之命率领一二〇师去执行新的任务，离开了冀中。回想到八个月来与贺龙同志戎马相随、朝夕与共的情景，特别是想到贺龙同志对我的身教言传、循循善诱的帮助，实在感到恋恋不舍。 　　我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接受党的领导，参加革命的，没有建设革命军队的经验。在冀中，当时虽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但终因异地相隔，难得时常当面请教。自己迫切感到需要学习，曾几次想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延安党校。恰好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派贺龙同志来到了冀中，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贺龙同志那种热爱毛主席，自觉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品质，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了我学习的生动榜样。他那无坚不摧的英雄气魄和豪迈、爽朗的性格，也都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但是，我学习得还很不够。因此，在贺龙同志离开冀中的前夕，我惋惜地说：“贺老总，你知道，过去我是个旧军人，没有经过长征锻炼，也没搞过土地革命，对咱们八路军这套东西还没有学会，还需要你继续帮助，你却要走了!”贺龙同志哈哈大笑了几声以后，说：“你常说你是个旧军人，就算个‘小军阀’吧，那算个啥!我在旧军队里当过镇守使、师长、军长，可是个‘大军阀’呢。但一找到共产党，跟上毛主席，有了觉悟，就有个‘改变’嘛!过去的事提它干啥，要紧的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风吹浪打不回头!” 　　贺龙同志在临别的时候还鼓励我说：“八路军这套东西，都是毛主席教会的。你现在正在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就好嘛!另外，有事多向聂荣臻司令员、区党委请示报告，一定可以把冀中搞得更好。” 　　贺龙同志对冀中很有感情。他眷恋地说：“冀中这个地方多好啊!素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将来对日本鬼子实行反攻，还是个前进基地呢。部队从这里一捅，就可以捅出关外，一鼓劲就可以把日本鬼子赶过鸭绿江。”最后，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说：“毛主席对冀中很关心。你现在就写信给毛主席，把这里的情况汇报一下。”我遵照贺龙同志的指示，第一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了封信，汇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贺龙同志和一二〇师部队，为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老红军的优良作风对冀中部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冀中几个领导同志深深感到：冀中部队能够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能够经受住一九四二年日寇发动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最后能为党保存下几万人的战斗部队，没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与贺龙、关向应同志的亲自指导，一二〇师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 　　正是因为贺龙同志一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才受到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建立的卓越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贺龙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