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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心似火

牛荫冠

我认识贺龙同志是在一九四〇年初。从此，我们在一起工作、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忠实于党、忠实于革命的高贵品质，卓越的军事和组织才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头一次见面，贺龙同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穿一套普通粗布军装，消瘦的脸庞上，除了一双笑眯眯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外，还有那富于特征的小胡子。说话时，口音很重，语调非常果断、坚决。尽管这样，从外表看，却几乎与一个普通的老战士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人介绍，谁能知道他就是中外闻名的革命将领呢? 　　一九四〇年五月，山西的西北地区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晋西北行署(后改名为晋绥行政公署)。贺龙同志当时担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关向应同志任军区政治委员，续范亭任晋西北行署主任，我任行署党组书记、行署副主任。根据地建立后，便开展积极的抗日活动。这一下，引起了日寇极大恐慌。日寇在当年春、夏、冬三季，连续三次对我刚建立不久的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大“扫荡”。贺龙同志亲自指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他打起仗来有胆有识，身先士卒，亲自开路，率领部队出没于敌人严密的封锁网之间，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三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巩固了建立不久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贺龙同志再一次表现了一个人民军队指挥员的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 　　在我跟贺龙同志一起工作的最初一个时期，也和其他一些对他了解不多的同志一样，只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很能打仗。但在以后多年的工作接触中，逐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政治活动家，是全面的革命领袖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如在土地问题上，规定实行减租减息，但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贺龙同志严格执行毛主席这一伟大战略方针和政策。当时，在晋西北有一户较大的地主请求把全部土地献给人民政府。最初我批准了这个地主的要求报告。贺龙同志知道后，立即到行署来找我。我当时因公正好外出，已经离开行署所在的村庄很远了。他骑上马追了五里多路，见我后跳下马，一手拉着马缰，一边走一边谈，步行廿多里，谈的就是这一件事。他一边习惯地抚弄着马鞭，一边用他那坚定有力的声调说着：“按照目前抗日时期，党中央政策规定，地主土地不能没收。这是党的政策，不能含糊!没收地主土地，这是‘左’倾政策!即便是地主献地也不能收，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否开明。即使诚意的献地也不能接收!至于地主在这方面的阴谋，也暂且不管他，绝不能开这个先例!”接着他便以亲身经历，讲起王明、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然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从对革命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来说，‘左’倾不比右倾好!”他的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和他告别后，我立即赶回行署，把贺龙同志的指示作了传达，组织同志们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论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政策，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策方面的区别，对这件事作了妥善处理，我们从中也得到深刻的教益。 　　贺龙同志性格豪爽，对他不很熟习的人会感到他的性格近乎粗暴，而相处时间稍久，就会感到在这种粗直的性格中包含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党政干部、人民群众的爱护。大约是一九四一年的一天，我们行署干部正在村里开会，讨论政府经济政策问题。突然，贺龙同志急匆匆地跑来了，后面紧跟着关向应同志，贺龙同志一进门，就一连气地大声说：“你们政府啊!路上动员那么多民伕搬东西，你们都不管?!我们到这儿来就专门谈这件事，你们随便动员民伕搬东西。我问了，不是为前方部队搬的作战物资，而是为地方搬的。即便是为部队搬，也要尽量让我们部队自己干!要节省民力，要团结群众，不要脱离群众!”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他这番话，一时都愣住了。 　　关向应政委接上来说：“同志们，咱们商量一下，地方和部队来个互相监督，我们军队有脱离群众的地方，你们就给我们提意见!”经关政委这样一说，大家才明白了贺龙同志为啥发这么大火，并立即接受了这个意见。贺龙同志又眯着眼睛笑了。从这件事当中，使我们深深感到，贺龙同志忠诚党的事业，爱护干部，爱护群众的心情，是十分感人的。同时，也反映出由于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连结起来的革命同志间的亲密关系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前后不久，时值春耕季节，军、政机关联名出布告，动员群众集中全力投入春耕；号召军政机关要特别注意节省民力，不误农时，及时搞好春种春播。但当布告送到军区后，贺龙同志又特意找到行署来，坚持要把布告重新改过。原因只是由于最后的署名。当时，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布告最后都要签署首长姓名。原来我们写的布告，把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的名字写在了前面，行署首长续范亭、牛荫冠的名字写在了后面。他专程赶来就是要改变这个次序，坚持要把行署首长名字改在前面。我们坚持不改，并说已经写好，这次就这样吧!他坚持一定要改过来，并且一再阐明，这不单单是个次序问题，根据地要树立抗日政府的领导威信，部队要听从党的指挥，军队要服从政府的法令，这是党的原则，是毛主席规定的。讲了很长时间，并且说他也是代表关向应政委来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最后只好按照贺龙同志的意见改了过来才算了结。事后有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贺龙同志这样坚持原则，别的不说，就这件事就真使人感动!”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疯狂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假抗日，真反共，在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实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加上日寇残酷的扫荡，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艰苦；部队担负着保卫边区的任务，战斗频繁，生活更艰苦。行署建立后的第二年，曾经召开会议，决定在冬季到来之前，把土布生产发展起来，还制订了一个发展计划，以重点保证解决部队穿衣问题，并把这个计划分送党、政、军各机关。贺龙同志接到计划文件后，为谈这件事又专程找上门来，希望政府不仅要考虑解决部队军衣，而且要考虑地方干部和群众，要考虑一个解决十万人穿衣问题的计划，把开展群众性的织布运动发动起来。在战争年代，身为军事领导干部的贺龙同志，肩负军事指挥重任，不仅要考虑随时准备打仗、保卫根据地，而且还经常考虑边区的生产建设，关心群众的生活。只有胸怀着革命大局的人才可能有这样宽阔的胸怀。 　　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他对人民、对党、对毛主席赤心似火。他为了党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但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前却遭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和恶毒污蔑。今天，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日子里，我们又怎能不深深地怀念他呢。 　　我们要学习贺龙同志，象他那样，忠诚党的革命事业，坚持党的原则，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紧跟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回忆贺龙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