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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习仲勋传》编委会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当蒋介石完成对中央苏区包围之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仍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而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恶果。中共陕西省委和关中、陕南各地党组织遭受空前破坏之后，在一段时间内，曾五次成立起陕西临时省委或其他领导机构，但又屡遭破坏。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苏区建设和红二十六军的责任。它表明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边区党和红军领导人思想政治上的逐步成熟、组织原则上的团结一致和高度自觉。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照金苏区的失守，曾一度使中共陕甘边区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在包家寨会后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派遣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特委其他成员亦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很难形成统一健全的领导制度。因而在这段时间内，红四十二师党委实际代行陕甘边特委的职权。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和党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就显得特别紧迫。 　　习仲勋曾说过，那时“我们盼上级和中央领导，像盼命一样，一次派人、两次派人去找中央，元宝就给了不少，但还没有找到中央和上级领导”①。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渴望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健全党的统一领导的急切心情。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恢复和健全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同时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继续担任特委委员。 　　七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区“已经进入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 　　七月下旬，习仲勋和刘志丹、张秀山等陕甘边区领导，在阎家洼子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其率领的陕北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阎家洼子是陕甘边区红军一个重要落脚地，位于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离荔园堡仅三四里地之距，当时在红军中曾流传说：陕甘边区红军武装“上上上下下下，上下不离阎家洼”。 　　刘志丹、习仲勋与谢子长是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前后分手的，这次老战友在自己的根据地久别重逢，叙旧言今，更是激动不已。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慰劳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他们还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民主建设和部队管理的经验，进行军事技术战术演习等。陕北游击队也介绍了自己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群众工作的情况，派人慰问看望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体现了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月底，陕甘边区与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干部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是主席团成员之一”②。 　　会议在总结讨论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根据地工作和任务的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政委高岗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由谢子长兼红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随谢子长由南梁地区出发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进一步推动陕北游击斗争发展。联席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信和中央驻北方代表通过陕北特委转交陕甘边区的指示信。这两封信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习仲勋与刘志丹针对上述观点作了必要的说理和申辩。刘志丹说：有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③ 　　两封指示信和个别人的发言，给本来团结融洽的会议气氛蒙上了阴影。 　　习仲勋和许多与会同志认为，阎家洼子会议积极因素是主要的，它对于统一两支兄弟红军的步调，团结协作、共同对敌，特别是决定红三团北上，对于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们对与边区没有直接联系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两封信不能理解，尤其对扣在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头上五顶吓人的帽子产生了极大反感和诸多疑虑。习仲勋反复思考：自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在完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高度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坚持从实际出发，致力于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建设，并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绩。批评者掌握的情况来自于何人?依据何在?他感到十分委屈和奇怪。习仲勋在当时情况下还没有意识到根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祟，尽管憋了一肚子气，但觉得这些无理批评只是发些空洞议论而已，因而，还是从大局出发，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之中。会后陕甘边区特委在自身给养困难的情况下，仍给陕北游击队提供了百余支步枪、弹药和数百银元的经费援助。 　　阎家洼子会议以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即根据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提出的“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金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着手筹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作，以实现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身为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习仲勋承担了筹备大会的主要责任。 　　习仲勋意识到，要开好工农兵代表大会，首要的问题是做好选举出席大会代表工作。他就此次大会代表的产生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刘志丹提出代表选举要从基层做起，用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代表。但有的同志却认为根据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这种民主选举能行得通吗?习仲勋解释说：“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④革命委员会采纳了刘志丹的意见，确定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即：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然后在代表大会上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委员。其明显区别于原来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由群众团体推选的办法，而受到群众的欢迎，纷纷赞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近两个月时间内，习仲勋和刘志丹、吴岱峰和蔡子伟等在荔园堡、豹子川，经常开会研究筹备代表会议有关事宜，有计划有分工地开展准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习仲勋、蔡子伟等执笔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一些文件。 　　十一月一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大庙内正式举行。 　　荔园堡是地处玉皇庙川、二将川交界处的一个古城寨，始建于宋治平年间(公元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年)。堡子四周筑有寨墙，内有一个古庙宇群，庙宇的对面是一个旧式戏台，庙宇与戏台之间是一块宽大的场地。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经常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开展宣传动员工作。 　　连续七天时间内，来自各界的一百多名代表聚集在荔园堡古庙内一个大殿里，讨论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习仲勋作为大会正式代表和主持人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 　　代表们认真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蔡子伟当选为政治秘书长兼管《红色西北报》。大会还决定了政府下设的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委员长的人选。 　　十一月七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动着朵朵白云，格外明媚的阳光给初冬的陇东高原带来了阵阵暖意，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清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荔园堡大场内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除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以外，还有在南梁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从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大戏台上方中央悬挂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色会标，主席台下汇集着红军队伍和工农群众。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欢庆这开天辟地当家做主的日子。大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与各色各样彩旗交相辉映，迎风招展，锣鼓声、口号声冲破云霄，在山谷中回响。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继刘志丹之后发表了施政讲话。他庄重地接过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颁发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章，以洪亮高昂的声音代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⑤ 　　会后，在与荔园堡一河之隔的开阔地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边区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全副武装，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通过主席台前接受检阅，展示了人民武装的高昂斗志和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此刻，站立在检阅台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心潮起伏，难以自抑。他从注目于主席台的数千双饱含深情的眼睛中，真正体会到了根据地军民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和期望，从而更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他的眼眶湿润了。 　　①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②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③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④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页。 　　⑤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1980年第9期。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