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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苏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习仲勋传》编委会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习仲勋思想并不轻松。他在努力思考：诞生于战争环境的红色政权，如何行使职能，如何担负起组织领导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和更好地保障游击战争的胜利的重任。 　　习仲勋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连续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直至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间，他的主要精力由军事工作转到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方面来，从而使他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努力，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受到根据地军民的真诚拥护。刘志丹等边区领导人更是身体力行，给习仲勋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刘志丹多次对习仲勋说：“民众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① 　　一次，习仲勋路过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正在操场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当他看到习仲勋来时，便喊“立正”口令，并举手敬礼报告，请习仲勋检阅部队。突如其来的场面，使习仲勋一时手足无措。刘志丹事后对习仲勋说，你是边区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应该接受和尊重党和政府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我们不尊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②习仲勋回忆起这件事时曾说：“他的行动真有感召力，我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尊敬我。我想，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老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志丹还不断鼓励我，‘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③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刘志丹特别向习仲勋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他们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④据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个法令：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高岗犯过纪律，就曾受到撤职处分。”⑤ 　　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有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支援游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习仲勋主持制定并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项工作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他们发行了边区政府货币，建立了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 　　为了加快培养红军干部，还成立了陕甘边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兼教员。学校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层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参加，先后培训干部三期，约二百余人。 　　边区苏维埃政府首先在何家沟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由自己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能清楚地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不久，周围很多村庄也相继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人识字班。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深入到群众中间，了解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执行情况。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⑥ 　　习仲勋还非常重视研究和解决政府的行政措施和法令在贯彻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地提出较为明细的处理各种矛盾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最初的政府工作实践以及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对他在以后担任地方、中央局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发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在数十年后，他仍对当时根据地许多重大政策法令记忆犹新。一九八六年八月，习仲勋在《陕甘高原，革命征程》的文章中详细记述了南梁苏区实行的十大政策，从中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对社会实际的深入了解和健全新生政权规章制度方面的周密思考。它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经济、文化、统战政策，特别是密切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指导农村工作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这十大政策是： 　　一、土地政策。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不分，当边境地区变成中心地区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 　　二、财经粮食政策。鼓励农民生产，使之发展；成立牧场，养猪喂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众交易，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 　　三、军事政策。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建制编入红军队伍。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地成立游击小组；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武器则给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的军政干部；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对牺牲的战士和赤少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费。 　　四、对民团政策。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助关系或互不侵犯关系；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他们向我们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除此而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就是这样的。 　　六、各种社会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颁布并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发动群众救济，政府也给想些办法。 　　七、肃反政策。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意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执行。 　　八、对政策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适当工作。 　　九、对白军俘虏政策。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连、排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 　　十、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学校，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⑦ 　　①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9页。 　　②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③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④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⑤ 习仲勋：《纪念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70页。 　　⑥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27页。 　　⑦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油印稿)，1986年8月14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