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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遭遇错误肃反 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取得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着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阎家湾时，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会驻屈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移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①。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又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逮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与前不同的是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逵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 　　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朱理治，曾用名朱铭勋、王刚、李迅。一九〇七年七月生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九二七年三月入党，并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北京市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二八年七月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坚持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在北京逝世。 　　聂洪钧，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生于湖北省咸宁市。一九二五年十月入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曾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共咸宁特委书记，参加过反击叛军夏斗寅②的战斗。建国后任粮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逝世。 　　郭洪涛，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〇九年十一月生，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任中共狱中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全国解放后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出击”，提出“苏区的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导下的一场所谓“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久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了一个由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应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表现积极，心里很苦闷。”③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惠碧海、鲁奔等人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边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即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起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配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分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我看这个政策不妥当，要处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谁说张三是富农，他便说斗争去，谁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是斗争去。这样怎么能正确地领导群众斗争，搞政权和党的工作。”“在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一时群众的恐慌。我在洛河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像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拿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④，“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的唯一根据。”⑤ 　　刘景范也回忆说：“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的也搞成了地主，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分配了。”⑥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根据地造成很大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与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⑦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的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⑧习仲勋还采纳了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王”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斌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安边、定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八月一日，习仲勋在史家河滩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会上报告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形势，号召群众参加红军，同时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下旬，习仲勋主持审议通过了政府关于动员一千六百人参加红军的决议案，并下发苏区各地执行。 　　① 刘景范谈话记录，1984年5月。 　　② 夏斗寅(1885—1951)，湖北省麻城人。1927年5月17日，在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驻武汉时，发表宣言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 　　③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④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⑤ 习仲勋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1945年7月11日。 　　⑥ 刘景范谈话记录，1984年5月。 　　⑦ 李景林：《陕甘边分配土地的一些情况》，载《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40页。 　　⑧ 《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杜1998年2月版，第80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