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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河川受诬

《习仲勋传》编委会

进入九月，陕北高原的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卷起纷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 　　此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派军队对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以十万重兵加紧对西北苏区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彻底摧毁全国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九月九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越过子午岭进入陕西保安县的豹子川，在永宁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知悉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消息时，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委，并与边区政府秘书长张文华一起带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到来。“陕甘边党和政府向红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习仲勋主持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到会。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还演出了眉户剧。徐海东看后连声说：‘好戏!好戏!’”①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洪钧和程子华三人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九月十七日，在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委员刘志丹、高岗、郭洪涛、崔田夫、马明方、张秀山，鄂豫陕省委代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程子华和鄂豫陕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等。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简称“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再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又专门研究所谓“肃清右派”问题，确定进行肃反，并认定所谓“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肃反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后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予以逮捕。习仲勋曾谈到错误肃反最初的情形时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景范都参加会的。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了九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恐慌。”②时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的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被捕的情景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党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了自己是右派。”③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难眠，以致身体也出现了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已隐约感到自己也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④ 　　其时，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近三个月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歼国民党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十月二十五日，又在榆林桥歼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两次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意志。与此同时，错误的肃反又在加紧进行。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撰文所述：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⑤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许多年后，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记述了决定扣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细节：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⑥ 　　习仲勋、刘景范在刘志丹等人被捕后，也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一天，红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仰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去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一封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此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⑦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身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名义一同去驻扎王家坪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让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说，如果我能回来，咱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一踏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川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那个专门负责捕人的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一个人骑马回到了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作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⑧ 　　习仲勋被扣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和我同时被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了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以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⑨ 　　习仲勋回忆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⑩，“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了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紧，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当时给张秀山上的刑更厉害，给鼻孔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哭诉道，‘我死了不要紧，二十六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二十六军，这里面的干部全是好的’。”(11)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和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作战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已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也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派的准备。 　　其时只有六岁的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回忆说：父亲和习仲勋等人关押在一起。母亲想方设法带着我找到了那里。我拼命地哭喊着“爸爸，爸爸!”但听到的只是窑洞内的咳嗽声，前面的窗户全堵死了。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包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均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区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削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陷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仍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12) 　　事实确实如此，此次错误肃反造成军队和地方干部人人自危，群众中也传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派来的假红军，是派到红军内部和根据地内消灭红军的。”红军内部开始出现干部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有些地方的群众在地主、富农的煽动下跑出苏区，敌人乘机向根据地进攻。一时间，原本轰轰烈烈大大发展的西北根据地变得人心惶惶，危机四伏。”(13)五十年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审查错误肃反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李维汉也感言错误肃反对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14) 　　① 张文华：《陕甘边领导机关在洛河川》，载《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38页。 　　②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③ 张文华致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的信，1983年1月27日。 　　④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⑤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⑥ 《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14页。 　　⑦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⑧ 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9页。 　　⑨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⑩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1) 习仲勋谈话记录，1986年4月7日。 　　(12)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3) 《马文瑞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88页。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0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