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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达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知道了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决定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通往哈达铺一个圩场上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上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①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了十个省②。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③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已身戴镣铐，处于焦虑和企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到达陕甘边地区吴起镇，并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消息无误，便将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④ 　　十一月二日，党中央、毛泽东等来到下寺湾。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西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分析了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西北苏区中心的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同时指定王首道等先期赴瓦窑堡调查处理错误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击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时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在五十多年后曾回忆说：“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⑤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才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与习仲勋同被关押的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中详细描述了狱中情景：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拖着。有个别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过国家农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拿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就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打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会那样快地赶到陕甘地区。毛主席一到吴起镇，就发现了肃反是一个严重错案，立即发出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⑥ 　　十一月七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中强加给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被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的同志也陆续获释。 　　刚刚解除关押的习仲勋，在瓦窑堡与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相遇，两人曾有一段风趣的对话。杨尚昆高兴地告诉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先后看到了一张国民党政府出的布告和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红军传单上印有：“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原来，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⑦习仲勋笑着回答：“瓦窑堡在陕北也就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听后说：当时，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确非常高兴，因为这说明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 　　十一月十八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查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⑧要求纠正肃反中的错误。后来，毛泽东又讲：“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以立刻释放。”⑨ 　　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县直罗镇歼灭敌一〇九师全部，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同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平反会，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和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出席会议。会上，宣布了以上两个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予以释放，并予以分配工作。刘志丹代表被释放的同志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一道奋斗。” 　　习仲勋看到从苏区自己监狱中走出的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战友，想起近期根据地内发生的种种怪现象，特别是得知昔日在战火中和白色恐怖中出生入死的众多的同志被活埋、被枪杀时，更是愤懑不已。他觉得有满腹话语要向党中央倾诉，一时竟因过分激动和悲愤而说不出话来。所有遭受迫害的同志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党中央严肃查处错误肃反的主持者，但在听了刘志丹的真诚的话语，激愤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两次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文中写道：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起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红军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⑩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有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毁掉，中央连歇脚的地方也没有了。”(11) 　　习仲勋解除关押后，即进入董必武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训练班第三班班主任。其他两个班主任是成仿吾和冯雪峰。中央党校前身是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址设在安定县第二完小。十二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根据抗日形势发展需要，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次年二月，红军东征后，中央党校暂停招生。 　　在此期间，习仲勋经人介绍与中共瓦窑堡市委妇女部干部郝明珠结婚。 　　十二月二十七日，习仲勋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他第一次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泽东，并聆听了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它是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纠正了党内在很长一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习仲勋对这次会议留下了深刻记忆。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12) 　　习仲勋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见到另一位使他“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脑海之中”的历史伟人——周恩来。在日后的数十年风雨历程中，他经常受到周恩来的关心、教诲和伟大人格的熏陶。习仲勋在《永远难忘的怀念》一文中，曾深情回忆初见周恩来的情景： 　　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久，我参加在瓦窑堡举行的一个会议，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他就是周恩来同志。那时，他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在陕甘宁一带有不少关于周恩来同志神话般的传说。我很早就知道他的一些革命事迹，内心十分仰慕。这次因为是听报告，没有机会和他接触。(13) 　　陕甘边苏区斗争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岗位退下来的习仲勋，认真回顾和思考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并作了客观科学的分析和理论上的研究。他在《历史的回顾》一文中写道： 　　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它走过的道路是怎样的呢?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大革命失败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发动了渭华暴动、旬邑暴动、两当兵变，创造了渭北苏区、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他们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城市斗争，主张军事冒险主义，使陕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从反面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贯彻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 　　第二，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是错误的。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我们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使我们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第三，“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我们把苏区叫做“梢林”，这是从三原、渭北平原碰钉子碰出来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处于劣势，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平原上于敌人有利，于我们则是有害。梢林，距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梢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我们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聚积和扩大统一起来。 　　第四，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我们总是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经过我们的团结争取，他们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对于某些土匪，能不能改造他们成为游击队呢?庆阳杨丕胜领导的游击队，开始是有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来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了。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等的多方面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第五，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有益贡献。毛泽东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这都并不只是对刘志丹本人的崇高评价，也是对创造陕甘边根据地的先烈们、广大革命战士以及无数劳苦大众的英勇斗争和他们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的高度赞扬!(14)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6页。 　　② 十个省，指福建、江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86页。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0页。 　　⑤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⑥ 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1页。 　　⑦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88页。 　　⑨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页。 　　⑩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1)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12)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13)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197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14) 习仲勋：《历史的回顾》，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