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参议会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传（上）

第八章 两下关中 周恩来的叮嘱

《习仲勋传》编委会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新年刚刚过后，冰封雪凝的山坎土峁间却泛出丝丝暖意。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两个月时间，就取得了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及时处理了使西北党组织和红军濒临绝境的错误肃反问题，克服了日渐严重的政治危机，一个相对安定和稳固的局面在根据地出现。 　　从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为之感到兴奋。他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以更为坚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去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也正是在这时，中国整个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速上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抗日学生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中城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为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全局性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重大转折时期中共中央所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失时机地制定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发动，做了直接的准备。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即决定政治局率领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习仲勋深知，这是中央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在发展中求巩固”的重大决定。他回忆说：“陕甘根据地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肃、宁夏国民党军，南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根据地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了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① 　　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下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②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在各路红军奉命东征之时，习仲勋得到上级通知，决定派他赴关中特区工作。 　　关中特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决定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其时，中央撤销了陕甘晋省委，又以下寺湾为界把西北苏区以南划分为陕甘省，以北划分为陕北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五县，以上新设县治包括了陕甘两省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陕西省省会西安仅一百余华里，所以关中特区当时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记载：“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塬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五个县委。”③ 　　习仲勋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回顾关中党史时说道，南区区委改称关中特委的时间还要稍早一些。“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成立了关中特委，书记鲁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当时领导有淳耀、赤水、新正、永红、新宁等五个县苏维埃政府。所有基干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同时各县县委也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关中的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但是由于错误的肃反，捕杀了关中许多干部，加之群众恐慌，使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以致趋于停止的阶段。”④ 　　习仲勋在赴关中前夕，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们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从国内国际形势和苏区面临的敌情谈起，细致入微地指出了工作任务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周恩来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⑤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专注地望着周恩来清癯而又慈祥的面孔，觉得周副主席的每一句话语，都是那样掷地有声，拨动心弦，以致在许多年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⑥ 　　当习仲勋奉命即将启程赴关中之时，与准备率部抗日东征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和军政委宋任穷在从安定回瓦窑堡的路上相遇。昔日并肩战斗并一起经历错误肃反劫难的战友，即将分赴不同战场，自然更多了几分留恋之情。刘志丹、宋任穷看到习仲勋时，便老远打着招呼，赶忙勒住缰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刘志丹紧紧握住习仲勋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就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⑦习仲勋以后回忆：“我和他依依不舍地分了手。他上前线后，一路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⑧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瓦窑堡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在东征山西前线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阵地上中弹牺牲。当习仲勋得知刘志丹牺牲的消息时，他已随西方野战军西征到达甘肃省环县。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他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与刘志丹临别时的话语和许多往事一下子浮现在眼前。他为失去这位众望所归的领袖和战友而万分哀痛，以致成为数十年间绵绵不尽的思念。一九七九年十月，习仲勋在《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我们敬爱的刘志丹为国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在陇东环县工作，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同志们告诉我，志丹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⑨ 　　习仲勋当面接受周恩来指示后，还从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金维映那里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即带十余人从瓦窑堡向关中苏区进发。路程虽不过六七百里，但由于沿途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要通过无数道封锁线，大路不能走，只能走羊肠小道。过了甘泉后又连续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穿行了三天。习仲勋一行经过十多天的艰难奔波终于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南邑村。 　　此时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 　　其时特委的中心任务就是迅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建立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 　　习仲勋到关中后，又进行了另一项工作，即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中央精神，纠正执行土地政策问题上的偏差。“当时由于在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则形成赤白对立。党中央到陕北后，即进行对错误政策的纠正。由于干部不能很好掌握政策，在土地政策上又犯了右的倾向，把已没收的地主土地退回给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的不稳定，对革命发生了怀疑。于是又进行了第三次的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进行平均分配土地。但又引起人口少而已经多分了土地的贫农的不满。中农因为自己原有土地，而又得不到分配的土地，同样对革命发生怀疑。因此这时争取中农的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政策也没有彻底在关中苏区实行，只是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整。”⑩ 　　四月，国民党东北军以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关中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并出动飞机轰炸。仅一个月时间内，关中特区五个县几乎全被国民党军侵占，所有中心区域敌人都设立了武装据点，只有新宁县一个乡的平道川没有敌军骚扰。国民党加紧进行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党员和干部叛变。加之关中红军主力第一团及一、二、三独立营离开关中苏区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使这一地区武装力量受到削弱，所辖五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全被摧毁。 　　“这时，关中的革命运动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地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11)中共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凡外来干部以及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据此，贾拓夫、江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遂率大部武装转移到瓦窑堡，关中特区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洪澄同志不日坚决要求回中央了)。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12)。习仲勋在另一份手稿中曾记述说：“三月，关中苏区遭敌人大举进攻，我主力部队和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于四月撤出关中苏区，撤出前经特委决定成立关中工委，我任书记，坚持苏区工作。”(13) 　　后来的斗争更为艰苦和残酷，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等被国民党军杀害，个别游击支队哗变投敌。“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而是始终站在革命方面。军事上则是灵活的游击行动，避实就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绝对不和敌人打硬仗。可是当时的军事负责同志则犯了军事上的冒险行动，把游击队的一半力量拼掉，给游击运动造成相当大的损失”。(14) 　　五月，习仲勋接中共中央来信。信中说中央决定调其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 　　习仲勋离开关中后，汪锋和张凤岐等人在旬邑县花家洞建立了中共关中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 　　①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③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81页。 　　④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⑤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197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⑥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1979年4月8日《人民日报》。 　　⑦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⑧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⑨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9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⑩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11)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12)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13) 习仲勋写的一份材料，1967年9月28日。 　　(14)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