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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炮火和硝烟中的自传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守护党中央驻地的南大门六年间，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屡次挫败了国民党制造的磨擦、蚕食等破坏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区党、政权和武装组织，同时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量的物资、粮食和兵员。 　　“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是如此，这位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地方领导干部，始终把自己根植于劳动人民之中，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 　　一九四〇年六月，关中分区还燃烧着反磨擦斗争的战火，顽固派武装进攻的枪炮声时紧时松。在紧张的战争间隙，习仲勋回忆与思考的思绪不断掀动起他感情的波澜，因为这时党中央有一个要求，即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写个人《自传》。他想到生育自己的那方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人民，包括父亲、母亲和家人；他想到了自己学生时代对知识对真理的痴心追求；他想到了投身革命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和许多在此期间倒下的先烈和战友。曾有好几天他时而低头踱步，时而凝神沉思，辗转反侧，夜难成眠。六月十九日，习仲勋在阳坡头关中分委驻地一普通的土窑洞里，写成一份《自传》。 　　《自传》首先谈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童年： 　　我出身贫困，当我幼年时，家境还不大好，我记得除自耕数十亩田地外，还耕种别人田地。当民国八九年时才算个中农。父母俱以农为业，全家生活都是靠种田维持。斯时，已有田地百亩，耕牛三头，房子六间，我不欠人债，人也不向我借贷，全年自己劳动收获，除交纳粮款捐税外，已可将就过活，但每年很少剩余。民国十七年，因我被捕入狱，双亲患疾亡故。斯年后陕西逢大旱，整两年未收，吃用短少，东挪西借，竟累得一个小康之家一变而为贫穷不堪，后经家族艰苦经营十多年，家道又有好转。 　　他在简述了家庭后来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小学经历后，特别写到了在立诚学校时革命形势对自己的影响： 　　我这时的处境是非常好的，一方面是中国大革命时代的到来，一方面这个学校算我县最进步的革命堡垒，所以不仅在教师中有不少的革命指导者，而且全校学生早结成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参加在这一革命洪流中，我思想上的进步正是由于当时这种革命环境给予我以极大推动，因而我除了校内活动外，也开始走进农村活动，每逢革命节日及星期日我们都分队下乡工作。而主要的是广泛地宣传与组织农民，发动他们起来反对封建压迫与地主剥削，使学生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整齐步调，共同奋斗。我就是在这时加入青年社(民国十五年春)。同年春又经宋文梅、武之缜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由斯时起，我就过着有斗争意义的革命生活。当时革命环境允许有各种革命书报阅读，但可惜我自修能力太差，多读而又多不能领会。惟有半公开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但不懂，年龄太小，而记忆的总是一知半解，甚至还不懂共产主义如何正确解释。总之，我这时认识是共产党好，反正要跟他到底。 　　习仲勋在这份《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因参加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潮，而遭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在狱中入党，领导士兵暴动，渭北、陕甘边时期的革命斗争以及在错误肃反中蒙冤受屈，随西方野战军西征等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份《自传》给人以重要启示，就是一个革命者必须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锤炼意志、陶冶情操、增长才干，要经得起严酷环境和个人荣辱得失的考验。从《自传》可以看出，他在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把个人的苦乐忧患同劳苦大众的利益和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以忠实地为群众做好每一件事情的具体行动，不断地磨砺自己的思想品格。 　　习仲勋这份写于炮火与硝烟中的《自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赤子之心，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和印证。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之时，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但是，发展生产、保证军粮供应和解决好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也成为萦绕在习仲勋脑际的重大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习仲勋兼任县长的新正县政府在西牛庄开办农场，每年产粮八十余石，基本上达到了粮食自给。据当时对分委驻地的阳坡头村三十六户典型调查，原来的十五户贫雇农，三户便分别达到中农或接近中农水平。同时该县还成立了消费合作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工商业贸易单位，拥有股金二十一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金五万元。纺织厂年纺纱四百五十四斤，织布九百一十五丈，基本解决了分区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完成救国公粮三千八百九十六石，超额二十六石；完成公草二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四斤，超额三千七百三十七斤。此外，群众还自愿卖给政府余粮八千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券七点七二万元。六百二十四人参加了八路军和边区警备部队，一百五十五人参加了地方游击队。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以秋补夏。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产，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习仲勋遵奉的一个人生信条。在关中地区农村和当年在关中分区工作过的老同志中还流传着习仲勋体贴爱护干部、关心帮助群众的许多佳话。 　　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发生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小孩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的家中，房东的妻子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还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这件事在群众中传开后，都称赞说：共产党的分委书记真是为老百姓操尽了心!① 　　有一段时间，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地区传染病流行，日渐严重和蔓延。习仲勋得知情况后，意识到少数民族兄弟生命安危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一方稳定团结全局的大事。他即指派专人赴延安光华药厂买药，并安排分区有关部门请来医生进行治疗和预防，从而迅速控制了疫情，治愈了染病的回族群众。② 　　习仲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本色，以其模范的行动带动和影响着身边人员。由于条件的限制，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三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湾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参加劳动即使蹭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去农场劳动和其他集体活动，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一次有同志问：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区提倡新生活运动，让人们走路靠右走，那左边让谁走呀?习仲勋乐呵呵地对大家说：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目的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行人走路只是一种行为规则。但蒋介石搞的那套新生活运动，和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都是不相容的。 　　一次赤水县一位姓杨的老大爷来分委驻地看望习仲勋，同时带来了十个鸡蛋。习仲勋亲手将鸡蛋送到机关伙房，让给病员补充营养。伙房师傅做好鸡蛋面，给习仲勋端了一碗，习仲勋执意不吃。大师傅激动地说：群众送给你的鸡蛋，你连尝也不尝一口，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呀!最后，习仲勋还是将面条让给房东老大爷吃了。 　　关中山区的冬日，天气特别寒冷，考虑到领导同志工作特点，分区机关给部门以上的领导每人缝制一件棉布大衣。习仲勋知道后，便找到管理员张贵德说：我的大衣旧了点，但还可以穿几年，就不须再做了。你看看其他同志衣被鞋袜是否需要添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嘛! 　　习仲勋特别注重分区机关和部队的自身建设，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在分区领导机关即将撤离马家堡时，习仲勋以关中分区专员名义就保护群众林木问题致信林伯渠、高自立。信中说： 　　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三千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东区的报告附上，请阅)。这样对关中的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 　　习仲勋还十分关心优抚工作，包括对俘虏政策的落实。十一月十二日和十二月三日，习仲勋两次报告高岗、林伯渠、高自立，在关中面临严重困难情况下，请求边区党委、政府帮助解决游击队活动和遣返俘虏经费，以及伤残死亡人员抚恤问题。他认为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政治上有利，特别是对于俘虏，“发给他们些路费，护送出境，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并可以替我们做许多宣传工作”。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衷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做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习仲勋是关中分区特委书记、专员及部队的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关中的党政军民，坚持保卫边区和建设新关中，曾获得显著成绩。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平时在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群众，当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极其自然和融洽。也许有时他正忙着，然而他宁愿放下正在做的事情，和蔼地和他们交谈，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僚主义。 　　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之，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譬如群众对自己财产常是喜欢隐瞒的，可是在仲勋同志面前，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假话的。这倒不是仲勋同志的官位大，使他们害怕，恰恰相反，而是由于他谦虚地接待他们，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因之，他们总是把仲勋同志看成最知心的朋友，而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听从他的指挥。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去年六七月间，他曾经病了，于是许多群众都来看他，就是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由于这一切，使得仲勋同志成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的工作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但是，他却因为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案引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特别调查，而习仲勋当时对此事是不知道的。当时受命调查此事的边区保安一局局长师哲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任弼时同志要我到关中去查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特务机关情报中老有习仲勋的名字。他说，我们对习仲勋并不怀疑，但要调查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到关中之后，在截获的电报中看到仍有习仲勋的名字，但此时习仲勋已调赴绥德地委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周密调查，疑点集中到了家在边区而人在旬邑县职田镇的国民党专员身上。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秘密突袭，将该专员捕捉，押回边区境内。经审讯证实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全是编造的假情报，习仲勋的名字也是他随意写上的。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只是为了领些赏钱而已。从此以后，特务机关情报再没有出现过习仲勋同志的名字。西安国民党情报机关给蒋介石的密电中还很遗憾地称，中共袭击了我们，使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专员，言之令人痛心云云。”③ 　　一九四二年七月，习仲勋在关中分区经历了六年多艰苦而紧张的战斗生活后，奉调出任西北党校校长。在此之前，关中分区隶属由西北局划归中共陕西省委管辖。习仲勋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是年初，关中分区和陕西省委领导机关也先后移驻新正县马栏镇。马栏由此开始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关中首府所在地。 　　这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地处子午岭的马栏镇四周的群山密林一片翠绿，蓊郁葱茏，在阵阵微风中发出轻轻声响，马栏河蜿蜒西流，汇入泾水之中。习仲勋离开关中去延安履新。他同送行的关中分区领导和群众道别后策马启程。他回望这里的山山水水，依依不舍之情油然而生。马栏河西山坡上由分区机关干部自己动手挖掘的数百孔窑洞，机关、部队、学校、商店、疗养院、剧团分布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小镇周围。他虽然在这里住了仅半年多时间，但眼前景象却勾起了他更远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开始，他两下关中，他同关中分区领导机关从南邑到桃曲河，到马家堡，又到了阳坡头、马栏等地，足迹遍及这里的广大乡村；他同这里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在革命烽火岁月里，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最长，因而对这方黄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① 张贵德谈话记录，1999年3月14日。 　　② 甘肃省正宁县委党史办、政协文史委资料(打印稿)，2000年6月。 　　③ 师哲手稿，1993年12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