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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西北局高干会议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四二年春，全党的普遍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这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重大现实意义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①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在党政军系统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开展起来。四月二十一日，任弼时在延安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有两千多名干部参加的整风运动大会上作动员讲话，对整风学习、讨论、总结、考核等作出了部署。至当年秋，参加边区整风的党员干部通过文件学习，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兴起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通过检查工作，反省自己，纠正错误，增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 　　为了彻底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从十月十九日开始，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一次为期八十八天的高级干部会议(又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被毛泽东称之为“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的重要会议，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为了保证会议顺利进行，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从杨家岭住到了西北局机关“蹲会”。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北局党政军民机关县团级以上干部二百六十六人，中央机关高级学习组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重要干部二百零九人列席了会议。习仲勋作为西北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议题是：通过整党、整政、整军、整财经、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代表党中央指导会议的任弼时说：“这次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党性测验的大会。” 　　习仲勋认识到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的基础上召开如此规模很大的会议，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他对会议的安排极为赞成和拥护。发生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尽管已过去了七年时间，但是数百名没有牺牲于战场、而是倒在“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刀口之下的党政军优秀干部的音容笑貌，还时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不少为革命出生入死、从错误肃反的牢狱中侥幸生还的同志仍受到不公正待遇，许多同志对当年在审查错误肃反的决议中一些结论长期不能接受，争论激烈。习仲勋认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三十年代前期出现的错误肃反历史问题，是在我们党还没有脱离幼年时代、而又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负责检查和处理此项工作的党务委员会在纠正错误肃反时，党中央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王明“左”倾错误，只是要求尽快释放刘志丹等大批被捕同志，迅速结束错误肃反，而未在政治路线上做检查研究。通过召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以澄清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于彻底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尤为重要。 　　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凤凰山麓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开幕。习仲勋和出席大会的四百多名同志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讲话开宗明义：这次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合乎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后来，毛泽东又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成为大会的指导思想，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习仲勋参加了由西北局常委陈正人负责的整党整学专门委员会的学习讨论，半天阅读材料，半天进行小会或大会讨论，以“思之不得，梦寐以求”的整风精神揭摆事实，开展批评，作自我检查。 　　十一月五日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阶段，接连十一天的会议紧张严肃，思想斗争甚为激烈。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几年间围绕一九三五年秋季错误肃反和对这段历史的结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论和斗争，中共中央也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面对错误肃反造成西北根据地严重危机，果断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十一月，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这段历史作出了初步结论，由于中央对遵义会议前占全党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因此在所作的结论决定中对错误肃反的性质的认识，还是有一定局限性，个别提法甚至是不正确的。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检讨历史上的政治路线后，认为陕北的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产物，提出要重新加以审查。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受内战时期肃反总结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召集陕北肃反总结委员会研究，并由委员会代中央起草重新审查的决定草案，列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 　　冬日的延安，气温很低，但是正在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却在热烈、紧张而又严肃有序的气氛中进行着。会议本着“是就是，非就非”的求实精神，核对事实，讨论陕北错误肃反的性质、危害，进一步澄清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责任，为刘志丹等坚持正确路线和立场、遭受打击和错捕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与会同志的情绪很高，有好几次大会一直开到晚上八时才告结束。 　　十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言。他一开始就风趣地说，我也是当时戴了狗头帽子②的一个，所以我的发言也是根据这次整党的报告，只想讲一点，关于陕甘边党内一些历史的问题。我觉得，关于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不是仅仅地讲肃反问题就可以讲清楚，它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 　　习仲勋接着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发展过程中的陈家坡会议，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阎家洼子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思想斗争。他列举事实说明，根据地建设一旦受到“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干扰时，就出现挫折，就遭受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他严词批判杜衡推行王明路线给苏区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在一九三二年冬和一九三三年春，正是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的时候，在这时红二十六军是由以后当了叛徒的杜衡领导的，当时他在红二十六军当政委。这时虽然部队正式改编了，所谓一个团，实际上兵不满三百，枪不足二百。杜衡当时的领导就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所以他未来红二十六军前，就口头上喊陕甘工农游击队是逃跑主义，不能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群众斗争。事实上他来以后，以他口头上的所谓正确领导，执行了一条“左”倾路线。他为了抬高自己，中间回过一次西安，和陕西省委作斗争。第二次回来时，杜衡的思想变得相当坏了，眼看着就要离开革命队伍。他从合水的黑慕塬给后方写了一封信(那时后方就是现在的照金)，他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我也是非常简单的，懂得的非常少，确实是在那里摸索。我觉得这不大妥当。陕甘边苏区虽然不大，但是党和红军的影响非常大，虽然没有很巩固的根据地，但那些地方还有广大的群众，我们说，离开陕甘边苏区不发展，另外又要创造什么新苏区，这大概不大妥当，当时我们写了个意见书，也没有引起杜衡的重视。后来，打陕北创造新苏区的计划行不通，就来了个南下，即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那时整个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这时开了一个南下会议，这个会议我没参加，据说当时会场的情形，就是杜衡一再坚持要打到南山去，创造渭华苏区。强调渭华那里有过去群众暴动的基础，那里地形也好，在物资补充方面也比较容易。他最主要的是提出和四方面军呼应，和鄂豫陕苏区取得联系，地形是“一夫当关，万夫难敌”。所以在这样的煽动情形下就南下了。当时杜衡的领导，完全是对党内采取个人统治的办法，不仅统治军队，而且统治了地方党，一切是个人说了算。这次会议没让王世泰参加，王世泰是当时的二团团长。他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过了渭河经过灞桥，王世泰说怎么办呢?一股劲向南走，这才知道是南下。二团一南下，就全军覆没了。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给我们的血的教训。 　　他接着说，由于陈家坡会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排除了错误思想干扰，继而又提出了新的整军计划，南下失败后的红二十六军才逐步恢复和壮大起来，把十几个游击队编到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三原武字区、照金苏区，还有合水的北部、庆阳的南梁、保安一带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所以从这里以后，在总的政治路线上，仍以创造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群众工作。反之，陕甘边苏区革命运动的形势，恐怕另外是一个情形，红二十六军也不会重新建立起来。不到处开展游击战争，不组织领导群众，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习仲勋讲的第二个问题是陕甘边党内在各种政策上的争论和斗争。他指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苏维埃运动和游击运动正处于巩固和扩大时期，外部国民党武装加紧了军事“围剿”，边区还缺乏大批经过斗争的中下层干部，加之又长期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因而在这个情形下，要想非常坚固、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 　　习仲勋讲的第三个问题是陕甘边区、陕北苏区肃反和肃反带来的恶果。他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甘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种种罪名。他引用刘志丹的话说：“有梢山主义也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开展新的进攻呢?”他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指责陕甘边区党和二十六军的领导者刘志丹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窜山林主义，枪杆子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国民党不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③他风趣生动的话语博得与会同志一阵笑声。 　　习仲勋在发言中对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特别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也是小代表团代表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当时那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④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对在肃反中有严重错误的人提出批评，主张这些同志首先敢于“亮丑”，敢于承认错误，才能有利于找准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改正错误，轻装前进。他形象地说，几位同志发言中都说到要人家帮助他“脱裤子”，把问题搞清楚。脱裤子是要脱出一个光腿来。不能口头说脱裤子却老想解别人裤带，或者把脱裤子变成了脱帽子，露出一个光头来，什么具体错误事实也没有，只是笼统地承认错误，这就不利于分清是非，好像疯子打架一样找不出个原因来。如果是这样子，怎么能改正错误呢?这个大会重要的是要把陕甘边区党的历史上的问题搞清楚，使我们党今后更加一致，更加统一，更加一元化。如果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不搞清楚，这就会使得边区党在今后的建设上受到很大损失。今天要使全党同志进步，特别是犯了错误在今天还表现不诚恳、不坦白的同志，应在这次大会上老老实实下决心诚恳地承认错误，纠正错误，向前进步。这样才是我们个人之幸，全党之幸!⑤ 　　在习仲勋发言前后，围绕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等方面的问题，徐向前、王震、高岗、马文瑞、朱理治、郭洪涛等七十多人在会议上发了言。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高岗在大会上作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的报告，对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毛泽东肯定这个结论说，你们作了一个西北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个结论要不要呢?要的。七大要作这个结论。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十二条经验的报告。毛泽东生动地指出，要借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之“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刚从山东回到延安的刘少奇也向会议作了报告，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分别作了报告。这些讲话和报告对于习仲勋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理解和领会当前的形势及任务，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一月八日，习仲勋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发表长篇讲话。他首先从大革命时期在关中旬邑县前义村建立的农村支部谈起，分析了在此间发生的农民暴动失败的原因。接着又谈到刘志丹领导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以及在五顷塬⑥、照金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留下的深刻教训。他特别详细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关中地区党组织开展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及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制造反共磨擦的情形。他概括关中党的历史经验说：(一)关中党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的斗争(大革命、苏维埃、统一战线)，它具有公开的、秘密的、武装的丰富斗争经验，领导着关中广大群众，并和他们密切地结合着，进行了保卫关中、保卫边区的各种残酷斗争。(二)关中党的产生，始于大革命时代，但它的发展壮大，是在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直接帮助与指导，给关中党发展存在以有力的支持。(三)关中党的发展，其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从它的历史全过程看，没有一天是离开了武装斗争的。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特点，同样是表现在关中的党里。⑦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央重新审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⑧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⑨。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三十五年后，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⑩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象。此时，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2页。 　　② 狗头帽子，是指给被押解人头上戴的只露双眼的黑色布套。 　　③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④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⑤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1月11日。 　　⑥ 五顷塬，地名，即今甘肃省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 　　⑦ 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复印稿)，1943年1月8日。 　　⑧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1943年1月8日至11日。 　　⑨ 《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 　　⑩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