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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纠错

《习仲勋传》编委会

“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中共中央曾开会指出：审干中有逼供信的毛病，把思想问题弄成政治问题的，一定要平反，恢复弄错者的名誉。毛泽东也曾说，“抢救”，我有怀疑，乱子就出在此，以后不可再用。并指示要收集甄别工作的经验，召开边区各分区甄别工作会议。 　　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七月，他在枣园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首先询问了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①不久，毛泽东又在一份关于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写下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②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规定各地整风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同时指出：延安查出的两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指出：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重要指示传达到绥德，对习仲勋等地区领导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进而搞好甄别工作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决定，先从“抢救运动”情况较重、问题较多的绥德师范学校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帮助总结运动中出现偏差的经验教训。再由这些骨干分头对审查对象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共同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 　　为了挽回由于“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工作。他还召集了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三千人大会，进一步宣讲毛泽东关于审干的九条基本原则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精神，特别强调“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政策。此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正轨，对全地区的审干整风运动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他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时为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白治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领导同志头脑也发热，保安处的一位同志就说，“坦白”的人鬼头鬼脑，鬼鬼祟祟，把一些娃娃也拉了过去。一次习仲勋同志主持会议时也出现了偏差，把西北局干部科一个科员审得也“坦白”了。当时还怀疑一位教师有问题，以后都给予平反，习仲勋诚恳地对这些同志说，他有责任。 　　进入甄别阶段以后，习仲勋更是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废寝忘食，竭尽心力。他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时为《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记者、后任习仲勋秘书的田方回忆说：当绥德的整风学习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我们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林坚夫妇慑于延安“抢救运动”出现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便私自出走，离开边区。边区保安处即下令通缉。当时通讯处三人党小组，只剩下我一人，也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因而心情非常紧张，唯恐大祸降临，说不清楚。为此，习仲勋到通讯处同我谈话，做调查研究。他听了我的汇报表示，你和他夫妇俩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明他们的问题。那时，通讯处在国民党退役旅长、民主人士刘杰三的小别墅内办公。习仲勋说，可不能随便占用人家的私房呀!即让我搬回地委宣传部办公，并安排我代理《抗战报》主编和抗敌书店经理职务，从而使我逃过被“抢救”的劫难。③全国解放后曾在光明日报社担任领导职务的殷参回忆：习仲勋在绥德时，我在地区文协工作。整风审干之时，我被作为“抢救”对象写材料交代问题，不知写了多少遍总是过不了关。后来又将我隔离审查好几个月，最后在威逼之下只好写了一份假坦白材料。这样才成了“坦白从宽”的失足者，恢复了自由。在此前后，习仲勋两次找我谈话。第一次他说，你的历史经历，总是可以搞清楚的。你有政治问题，一定要向组织讲清楚，如果没有，切不可乱说。后来他知道我“坦白”了，便非常严肃地说，假坦白不好，一骗组织，二害自己。你不该假坦白。他的两次谈话，表达了一种善意的提醒和对干部真挚的爱护之情。后来，在他关心下，我的问题得以彻底澄清。 　　为了彻底地搞好甄别工作，经习仲勋提议，绥德地委举办了一个整风学习班，参加者主要是二三十名外来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学习班下设立了一个甄别小组。习仲勋到学习班作了动员讲话。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和必要的内查外调，为每一个审查对象作出了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作了假坦白的人公开平反。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是由重庆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他在“抢救运动”中“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同时，又写了一封“习仲勋转毛主席”的信，信中说：“毛主席，习仲勋决定我是特务，我不是特务。”习仲勋看后把原信照转毛泽东，同时指示甄别小组说：一定要实事求是搞好甄别工作，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甄别小组通过向曾担任南方局领导的博古发函调查，得到了欧阳正“由于搞地下工作无法在重庆立足，是由党组织派赴延安的”答复。习仲勋当即决定，为欧阳正作出不是特务的初步结论。并建议将该同志调回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后来中央组织部通过调查，为其彻底平反，建国后还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习仲勋还坚持为另一位假坦白的女青年作了彻底平反，她的名字叫聂眉初，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聂眉初十六岁跟随舅父钱维人到了延安。抢救运动中钱维人被康生诬为特务，遭到逮捕。受其舅父株连，远在绥德的聂眉初也在坦白大会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习仲勋不相信她的坦白，便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但康生只是在钱维人的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几个字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的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 　　当时的运动也波及部队，习仲勋还陪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一起到绥德警备司令部做部队甄别平反工作，出席甄别平反干部会并发表讲话。 　　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除一人被暂挂了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在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勋、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有地委、专署、抗大和警备司令部的负责同志李井泉、何长工、王尚荣、白治民等。学习联系大革命失败后三次“左”的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大家认真阅读了由中央编印的题为《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勋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地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勋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在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习仲勋也是这些苏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但是他没有多谈自己，而是很谦虚地说：我们是在多次失败的教训中，才懂得了要在桥山中段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时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实践中才懂得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认为这是“梢山主义”、“右倾逃跑路线”，于一九三五年秋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当成所谓“反革命”予以逮捕，数百名革命同志惨遭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才解除了错误肃反造成的严重危机，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原中顾委委员、时任绥德地委秘书长的安志文回忆此次学习会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虽然也遭逮捕，坐了牢，受过刑，但他没有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于律己的精神，使当时我们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至五十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取的。”④ 　　一九四三年冬，习仲勋的家庭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而离婚。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0页。 　　②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5页。 　　③ 田方谈话记录，2001年6月27日。 　　④ 安志文谈话记录，2001年6月20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