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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风审干到抢救运动

《习仲勋传》编委会

当习仲勋致力于绥德地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整风运动也遵照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深入进行着。身负一个地方领导责任的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忠实贯彻和执行上级的指示，维护大局。当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冷静思考，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方向，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 　　习仲勋在郝家桥调查之时，地委已收到了《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标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①当时延安各机关已结束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开始分期分批进入审查干部的新阶段。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手段重点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政策，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分股袭扰边区的事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在决定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重要而极严肃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在中央决定下达前的一个晚上已拘捕了二百六十多名干部，一时造成人心恐慌。当时，中央在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要求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对干部进行防奸教育和阶级教育，恢复了由康生主持的中央总学委会。同时责成各机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肃清内奸，教育干部，重证据，不要轻信口供，审讯时不要动刑。② 　　但是，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却置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于不顾，致使整风审干工作严重走偏了方向。他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他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用逼供手段制造了一个张克勤“坦白”典型。污蔑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河南省委是假党、“红皮萝卜”，进而说大后方的党组织靠不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红旗党”。七月十五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各机关掀起了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原来比较谨慎的边区政府系统也接连开了三次“抢救”大会。“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回忆：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③仅延安就审查出两千多人。当时也有人当面向康生提出疑问，但康生颐指气使，以势压人，致使许多人不敢说话。在这样的气氛下，绥德地委的整风审干工作出现偏差和曲折就在所难免了。 　　当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一系列文件传送绥德的时候，绥德地委还是按照上级的部署和统一口径向党政机关、学校等作了传达。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地委机关的动员会。应当说，从习仲勋等地委领导到普通的党员干部，他们或长或短地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无论是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义务，还是党性原则修养，都不可能对来自党中央的声音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都是抱着满腔的热情和“游子还家的感觉投奔延安的”④，因而对党发动的每一次运动都抱有良好的愿望，都期望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由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绥德地区复杂的政治情况，习仲勋在整风转入审干时还是小心谨慎的。这时绥德来了一大批干部和外地知识分子，如韩天石到了佳县，冯文彬到了米脂县，作家柳青也在绥德县当乡文书。较为知名的还有马洪等人也到了绥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深入到米脂县杨家沟进行农村调查研究。由于处于战争时期，环境较为封闭，对大批来自各地的干部怎么审查，对于通过统一战线留下来的旧职人员如何对待，还有参加到人民政权中的民主人士作何处理等，一时成为摆在地委面前较为困难的一项工作。习仲勋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到延安向西北局请示汇报整风审干工作。不料安志文到达延安后，延安的抢救运动已搞得很紧张了。西北局领导即请来了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一起听取汇报。安志文近六十年后回忆说：仲勋同志对绥德审查干部考虑较多，态度也很慎重。他派我去西北局汇报。我向西北局领导传达了仲勋的意见，特别强调了绥德是个新区，政治较为复杂，干部又来自四面八方，究竟怎样进行审干，地委请求上级给予指示。谁知同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反倒批评起绥德地区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说我们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并责成绥德地区也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 　　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和其他单位的审干很短时间即演变成了一场肃反运动，而且发展得日益严重起来。恰在此时绥德师范发生了在校内墙上秘密贴出恐吓信和暗中用石头打人的事件，引起了地委特别重视，遂决定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习仲勋也到绥师作了动员报告。 　　随着审干和清查内奸运动的深入和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绥德师范气氛愈加紧张。学校门口站上了岗，被严密封锁。绥师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的本地学生中间。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特务”的口号是：“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床上。”而且按年纪分组，一年级叫“美人队”，二年级叫“美人计”，三年级叫“春色队”。一个叫刘国秀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时在绥师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的齐心回忆说：随着防奸运动的深入和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影响，一时间，逼供信、假坦白的气氛笼罩在绥师的上空。有的被视为公开破坏案件，有的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结果，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在社会上造成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对党不满。⑤ 　　习仲勋十分关注绥德师范运动情况，他的认识也随着事态的变化而逐步加深，开始“坦白”出一些案件时，他与许多同志一样，相信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能存在的、真实的，只有通过审干才能达到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以利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当这些“坦白”愈来愈变得荒谬离奇，众多师生受到伤害时，他的心情沉重了起来。眼前许多现象使他疑惑不解。他曾对人说：“这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⑥ 　　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党内一种倾向如潮涌来时，靠个别人的力量，靠地方或部门的力量是很难挡得住的。在整风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面前，习仲勋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当他对问题严重性有了一定认识时，便尽其所能避免错误的发展和损失的扩大。他决定把绥师作为地委的重点来抓。为加强学校党的领导，地委决定调绥德县县委书记宋养初担任绥师党总支书记。他还亲自找学校的师生代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以取得指导运动的主动权。 　　但是，“抢救运动”由于没有在源头上得到遏制，个别地方领导也开始不冷静起来，“抢救运动”还是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于是，开斗争大会，先是斗争原来曾在国民党政权供职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的人。这些人大部分被打成了“特务”。后来运动又指向了外来干部，指向许多不远万里投奔革命的青年。第一次“坦白”会在绥师召开。一位从四川来延安的大学生首先“坦白”自己是特务，有暗藏的手枪。继而就有人得出结论说：四川伪党的问题中央已发现了，要追查到底。 　　地委机关的运动，是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自己每讲一段，其他就提出“问题”询问，以此判断他在什么样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有一位从上海投奔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只是说了家庭历史，就被诬为特务。他在广众之下，竟说自己的母亲是妓女……对此，一位部门负责人还嫌温度不够，又介绍“当前反特斗争的形势”说：现在延安党中央那边，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再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特别是凡被捕过又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是“特务”。国民党在监狱里“短促突击”，两个小时就会把你变成特务。这一番报告，对一些为共产主义而坐过牢的人又是沉重一击。 　　这场已走偏方向的“抢救运动”上下贯通，相互影响，愈演愈烈。进入十月以后，驻绥德西山寺的抗大的整风审干也进入了“全面突破特务嫌疑分子”的阶段。其方法仍然是“即席坦白”、“五分钟劝说”、“作报告”、“开大会”等，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照相”的方法，即开会时一批一批站在台上，以脸色神态变化来决定是否嫌疑分子。抗大总校当时有排以上干部一千零五十二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六百零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也集中起有问题或认为可疑的干部四百二十五人，对他们进行“抓特务”，“抓假党员”，体罚逼供，还将其中五人正式逮捕，关进绥德专署监狱。 　　经历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鼓噪起来的狂热给革命队伍造成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他从眼前抢救运动的混乱现象中仿佛看到了一九三五年陕甘苏区错误肃反时同室操戈的情景，当前的不正常现象，使他感到心头一阵强烈震颤和焦虑不安。他利用作报告和个别谈话等方式，提醒大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他还打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种敢说真话的精神在党内政治生活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3年4月28日。 　　③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513页。 　　④ 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5页。 　　⑤ 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载《纵横》1999年第1期。 　　⑥ 白治民谈话记录，1996年5月13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