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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是习仲勋在绥德工作期间经常用来告诫自己、告诫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文化教育战线同志的一句话。 　　他把建设具有能够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真正为全区人民服务又能兼顾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作为地委工作的头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推进。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政策试行地区之一。早在一九四〇年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这里就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四日，绥德临时参议会召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佳县的任文林，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当选为参议员，安文钦为副议长。后安文钦、刘绍庭还分别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参议员。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经常提醒各级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朋友，注意听取他们对中共组织和政权机关的建议，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每逢参议会开会，他和参议员一起讨论，广泛听取意见。他还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来，让他们对全区的工作建言献策。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和习仲勋的努力工作，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绥德县士绅刘杰三，连任边区三届参议会议员。他将自己三个女儿都送往边区和八路军剧团当了演员，一时“姐妹三人同登台，宣传抗日齐向前”在边区传为佳话。该县籍另一位议员刘绍庭，原为国民党二十二军和邓宝珊将军的高级参议，他经常向该部通报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传递对方信息，对有效开展该部的统战工作，保持良好的友邻关系，促成最后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米脂县的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中共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鼓舞及绥德地委的支持下，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 　　习仲勋重视统战工作，也善于从历史典故中汲取教益，启发干部，推动工作。一次晚饭后，他同地委几位领导和延安鲁艺派来的同志聊天，他问大家：“三国时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走曹操，为什么还要派他去断守华容道呢?”大家听后不解其意，一时没有答出。习仲勋自揭谜底回答说：“这就有一个统一战线问题，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其时刚取荆州，并无多少兵将可用。”他接着又说：“为什么刘备最后会败呢?是因为他搞宗派主义，只相信他的结拜兄弟，五虎上将除了马超、黄忠都是他的结拜兄弟，后来也只培养了一个姜维，后继无人，以致最后‘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历史故事，让他道出了富有新意的政策话题，博得了大家的称赞。 　　一九四三年六月，习仲勋在绥德会见了即将赴重庆开会的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邓宝珊取道绥德是另有隐情的。当时国民党中央电召驻榆林的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赴重庆开会，并明令邓宝珊“绕道宁夏赴渝”，以防邓路经延安与共产党人接触。邓宝珊对此令十分反感，仍决定经延安赴渝。习仲勋得知邓从榆林起程后，即在绥德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天沿无定河畔的数里大道旁站满了欢迎的群众。习仲勋和抗大总校校长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策马到远郊，迎接邓宝珊将军到来，并盛情为之举行了欢迎会。 　　习仲勋将邓宝珊安排在城内开明士绅刘绍庭家中下榻，在这里他们作了一次倾心交谈。邓宝珊向习仲勋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当他了解到习仲勋是富平县人与胡景翼同乡时，深深表示了对老朋友胡景翼先生的追思之情和对正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的惦念。习仲勋仔细听取邓宝珊的每一句话，为这位深明民族大义的民主革命前辈的精神和品质所感动，由此开始了他们数十年的友好交往。邓宝珊由绥德到延安后又特意在延停留七天。六月十七日和二十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和交际处两次款待邓宝珊将军，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爱国人士的真诚情意。 　　习仲勋为民主政权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要求新生政权的工作人员时刻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要忘记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一九四四年秋，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他说：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旧司法机关的屁股就不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的，是坐在少数统治者的怀里。我们的司法工作的方针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过去检讨警备区①司法工作，曾有个别司法人员硬搬《六法全书》②，侵害老百姓不少的利益，值得我们所有司法工作者大大地警惕。二、不当“官”和“老爷”。我们司法工作者，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是见惯了的(“官”和“老爷”也喜欢老百姓怕他们)。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仍然是“断官司”、“过堂”板起面孔，摆起架子，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司法工作，如果不是从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方面着眼，只会“断官司”、“写判决书”的话，即使官司断得清楚，判决书写得漂亮(实际上不可能办到)，这个“断官司”和“判决书”的本身仍将是失败的。因为他和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差很远。千百件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才会解决得最快、最正确。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四、有出息和没出息。我们个别司法干部，认为做司法工作进步慢，没出息。这种认识是极不正确的。我们司法干部首先应该着重于想问题，在业务上多下功夫，刻苦钻研。宋朝有位清官包拯③，说会过阴，其实还不是盖着被儿想问题。其次在工作中，应订出自己经常的学习计划，从学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历史、学习社会常识各方面，不断提高自己。再其次应加强自己品质上的修养，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给他人做表率。果真如此做去，还说进步慢，没出息的话，是没有的事。④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三年夏，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和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习仲勋结合绥德地区实际提出：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地区召开全区文教会议，根据边区确定的教育方针和绥德教育事业的现状，进一步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说，教育上的问题不少，怎样解决，绥德现在提出了几个结合，是不错的，这是个方向问题。现在教育就要改革，怎样改革?现在主要是要和政治结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小学、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组、黑板报等多种形式来办学。我国古代孔夫子办学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一起抓的。⑤ 　　为了解决全区群众文化水平偏低的问题，习仲勋极力提倡因地制宜，大办冬学。仅一九四三年，全区办起冬学九百零五所，参加学习的人数达七万零七百一十五人。其中三百二十二个乡办起冬学六百四十四所；五十个区，每区平均一所，使冬学成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五月初，习仲勋召集地区领导开会，专题研究教育工作，确定了当前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既重视长远，又注意当前。重视理论教育、学校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艺术的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接班人。重视群众的办学力量，开展民办公助。重视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宣传时事政治，提倡消灭文言和推行新文字运动。办好民办小学、冬学、业余学校、夜校和短期训练班。搞好读报组、读书会、黑板报、幻灯、连环画、漫画、秧歌队、说书、讲演会、快板等多种形式的教育。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二百六十所，中小二十一所，普小一百五十所，共有学生一万一千四百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二十二处。 　　冬初，习仲勋对子洲县周家圪崂办冬学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一文。十一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此文。习仲勋的文章指出：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必须经过群众，把群众自觉自愿的积极性发动起来，才能把冬学办得好。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参加冬学运动的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这一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全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习仲勋非常重视全区文学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注意发挥文艺为抗日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服务的作用。他热情地关心、支持和指导绥德文工团的组建和发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称道。 　　绥德地区原有一个由文协主管的民众剧社，是一个以演秦腔地方剧目为主的文艺团体。出生于关中腹地的习仲勋非常喜欢秦腔，因而对民众剧社给予较多的关爱和支持。但是，他觉得秦腔形式过分单调、呆板，不能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群众的作用。恰好在一九四三年冬，延安鲁迅艺术文工团带着《兄妹开荒》、《血泪仇》等新编秧歌剧到绥德地区巡回演出，其优秀的剧目和新颖的演出形式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文工团每转换一地，立即会有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成群结队赶来观看。习仲勋从鲁艺文工团的演出中得到了启示，遂决定成立绥德地区文工团，并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抽调十多位学生随鲁迅艺术文工团学习培训。鲁艺文工团四个多月巡回演出结束，习仲勋在欢送晚会上，同随文工团培训的学生一起座谈说：你们的学习任务完成得很好，学习了政治，还学会了演戏、写剧本、作曲。鲁艺的同志不但为我们送来了好戏，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我们要成立地区文工团，大家就是我们文工团的骨干力量。⑥ 　　一九四四年春，由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团长的绥德文工团成立。六十多名文工团员中既有农民群众喜爱的原“民众剧社”的秦腔名角，也有由鲁艺培训出来的艺术新秀。为了加强文工团的思想政治工作，习仲勋指示将吴堡县委宣传部长黎智调文工团任政治指导员。他还以地委名义从延安鲁艺请来了四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文工团排练节目，提高演出水平。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批准为文工团购置了道具、剧装等。 　　文工团成立伊始，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召开的文工团领导和业务骨干会议。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绥德文工团就是要为全地区六县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他进而说道，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文化生活还是相对落后的，群众有逛庙会的习惯，而庙会又常常被旧戏曲和其他艺术形式所占领。文工团的活动要利用群众逛庙会的习惯，到庙会上开展宣传演出，用积极向上的新文艺、新剧目占领和改造庙会。我们现在的队伍，既有经验丰富的老艺人，也有很多青年学生，剧目有《空城计》等好的历史剧，又有《血泪仇》那样的现代剧和《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等新秧歌，只要大家团结互助，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绥德文工团一定会在以文艺形式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做出贡献。⑦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对文艺界人士、演职人员的政治进步和生活情况极为关心。时为文工团导演的干学伟回忆说：文工团刚下乡时忙着赶台口，三天换一个庙会，一天演三场戏，还要创作、排练新节目，又紧张，又劳累，我感到很不适应，心理负担也重。习仲勋见我又黑又瘦，便指示说延安用小米培育的干部不容易，怎么到了我们这里才几个月就变瘦呢?他患过肺结核，要增加营养，熬羊骨头汤喝。我知道此事之后非常感动。女演员杜锦玉也回忆说：当时文工团全部实行供给制。我们年轻人走路、练功时间多，一双鞋穿不了一星期就“狮子大张口”了，大家戏称是“礼拜鞋”。一次习仲勋同志看我们排练时，发现演员的鞋帮和鞋底分了家，就指示总务处说，文工团的演员们练功演出走路多，给他们要多发几双鞋。以后我们的鞋袜便成了特殊供应，从而保证了下乡演出的顺利进行。 　　在以后的岁月中，绥德文工团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为五十二万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足迹踏遍了绥德的村村寨寨，创作演出了许多优秀节目，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绥德文工团改编为西北第二文工团，嗣后名称几经变化，在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不同历史时期，为革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绥德因为处于延安与其他敌后根据地人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党的重要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刘少奇、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往返前方和延安时都在绥德短住，还有数以千计的干部包括党的七大代表赴延安开会、学习来回经过这里，习仲勋均给予周到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了他们安全顺利通行。任弼时曾表扬说：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说，习仲勋同志是一位好的地委书记。⑧ 　　① 指1937年10月，经国共双方协商，决定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县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区。 　　② 《六法全书》，又称《六法大全》，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法规汇编。由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六部法规汇集而成。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废除了《六法全书》。 　　③ 包拯(999—1062)，北宋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历任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以廉洁奉公、执法严峻著称。 　　④ 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报》。 　　⑤ 杨和亭谈话记录，1996年5月21日。 　　⑥ 姜应宗谈话记录，1995年4月15日。 　　⑦ 杜锦玉谈话记录，1995年5月。 　　⑧ 白治民谈话记录，1996年5月13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