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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一切为了胜利 全力配合前方作战

《习仲勋传》编委会

当习仲勋集中精力领导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时候，西北战场局势发生着转折性的变化。自沙家店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撤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恢复了陕甘宁边区被敌人侵占的大部分失地，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继而西北野战军在一九四七年冬季整训中，通过以“诉苦三查”①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十一个旅六万兵力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三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改观。接着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富县、黄龙山麓。在撤离延安一年间，共歼国民党军九万九千多人，其中毙伤三万五千人，生俘六万三千多人，起义三百二十人，收复与解放县城二十二座，将战争从陕北引向了渭河以北关中国民党统治区。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贺龙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职责不同，但是他们“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亲”，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指挥地方部队、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作战，或整顿财政，发展生产，解决军需民食，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一百五十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习仲勋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每当西北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之时，他即指示当地党的地下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搜集情报，做好瓦解国民党军和基层政权工作，采取不同形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早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当西北野战军进行第一次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际，习仲勋即以联防军政委名义和贺龙司令员向各分区、地方部队发出关于配合野战军作战的指示，提出：(一)各分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应根据分区当前情况，积极地打击敌军，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可能歼灭的反动武装，摧毁反动政权，策应北线主力作战及准备配合主力反攻。(二)延属分区除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彻底破毁咸榆公路外，目前乘敌空虚组成较大的游击队，有计划、有重点地歼灭本分区的反共团、还乡团等反动武装，摧毁各县反动政权，收复广大地区，并在积极进攻战斗中锻炼和壮大自己的游击队，争取逐渐发展成有战斗力的地方兵团。(三)陇东、三边的党和军民应以反清剿为中心任务，应竭力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内奸，艰苦地进行群众工作。要发展边沿区的游击战争，支持内地区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避免与敌主力作战，不打硬仗，不打被动仗，要多打有把握的小巧仗，以巩固部队，提高群众胜利信心。(四)关中分区所有地方武装应归司令员王世泰指挥，缩小敌占区，放手发动游击战争，有步骤地开辟新解放区，力求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并解决人力、物力的困难。(五)绥德分区目前一切力量服从前总②指挥，配合主力作战。在敌后交通线上，发动各分区和武装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尽可能地动员分区人力物力，解决野战军之担架、运输、粮食、军鞋等困难，并将已集中之新兵迅速补充野战军。这一指示是由山西省临县发出的。指示最后强调：奉军委指示，边区机关已安全转到河东来，各分区首长应发扬高度的自觉性和机动性，对党对战争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在党中央正确的政策和战略方针下，依据当前的情况去布置今后的工作，完成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为党为人民立功而奋斗。③ 　　各分区地方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在联防军司令部的指挥下，积极主动地开展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袭扰进犯之敌，在野战军屡次胜利歼敌战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沙家店战役和两次进攻榆林，联防军和地方部队均在一个方向担任作战任务。此间，贺龙、习仲勋还根据军委电示，令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一、三旅直出长武、邠州④，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后又向宜君、同官、耀县发起进攻，发动黄龙山战役，一度解放白水、黄龙，后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群众日报》报道：陕甘宁地方军和民兵，在毛主席、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联防军首长的正确指挥下，广大群众、全体指战员勇敢坚决对敌斗争，积极配合野战军作战，打退了蒋胡军的进攻，保卫了边区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光辉战绩。地方军作战三千三百二十三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六十五名，生俘八千九百五十一名，投诚八百五十名，共计歼敌一万五千三百六十六名；缴获步枪五千零四十五支，短枪二百二十六支，枪榴筒三个，轻机枪一百八十一挺，重机枪十八挺，手提机枪及司登枪、卡宾枪五十八支，山炮一门，火箭炮一门，迫击炮十门，六〇炮十六门，掷弹筒七十四具；缴获机步枪弹五十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五发，炮弹一千四百二十六发，掷弹一百六十三颗，手榴弹八千九百五十二颗，枪榴弹一千四百七十六颗；缴获战马三千三百六十四匹，牲口一千四百九十五头，电台三部，报话机一部，电话机二十九部，电线四千零七十斤，望远镜七具，粮食二千零九十九石，布二百零三匹；收复甘泉、安塞两城，击落敌机二架，击毁汽车二十九辆。民兵作战九百四十七次，毙伤敌九百名，俘敌及特务一千六百二十三名(内有敌团长萧伯廉)，共计歼敌二千五百二十三名。缴获步枪三百七十六支，短枪四支，轻机枪十九挺，司登机枪四支，卡宾枪二支，子弹十六万四千六百三十发，炮弹一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一千二百六十六颗，枪榴弹一百九十八颗，战马二十二匹，牲口九十四头，报话机一部，电话机六部，粮食一百四十五石，电线七百九十斤，望远镜一具；毁敌碉堡一千零四十八座，破敌城寨二十一座。 　　在西北战场，能否保证前线官兵的粮食供应，成为能否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也成为摆在习仲勋、贺龙、林伯渠等陕甘宁边区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六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二万人。八万余人每月需粮一万六千多石。而陕甘宁、晋绥两边区人口仅四百余万，且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加之连年缺雨，旱灾严重，粮食只收到丰年的四五成。国民党军队入侵陕北后，“胡祸”横行，大片土地荒芜绝收，供给出现异常困难。但是，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方将士的军粮供应时刻令贺龙、习仲勋等牵挂于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仅半年多时间发给贺龙、习仲勋急切要求补充前线军粮供应的电报达二十多份。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两次致电贺龙、习仲勋，要求解决前方粮食问题。八月二十四日电报提出：请你们派几批得力人员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二十七日，毛泽东又以军委名义急电贺龙、习仲勋：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属)两地区沿途筹粮。宜川大捷后中央军委发给贺龙、习仲勋急电：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伤员及俘虏甚多，半年内新的伤员及俘虏均须向该区后送，新兵则经该区前送，一个半月后还可能移军打延安，因此从河东筹运三万至四万石粮食至延长、固临⑤、宜川地区极为必要，此事请贺、习酌办。彭德怀从前线发出的类似电报更多，如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在夺取洛川前夕急切地致电贺龙、习仲勋：惟打延安需要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盼贺、习考虑速复。仅以上电文便可看出军粮供应困难是极为严重的。时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贺龙曾感慨地说：河东承担的抗勤⑥任务曾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 　　在严峻的经济困难面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一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首先成立了以贺龙为主任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实现了两区财政经济的统一。使两区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贸易公司和西北农民银行，晋绥联防军供给实行财供合一，统筹统支。西北局为了保障军粮供应和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还专门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了运粮救灾指挥部，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甘宁边区各地成立兵站，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工作，使野战军进军所到之处军粮能及时得到供应。据统计，一九四七年全陕甘宁边区动员缴纳公粮二十四万六千石，较一九四六年的十六万三千石增加了八万三千石。在榆林战斗中，晋绥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投入到送粮的队伍中。习仲勋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深情地说：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梁、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干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五升麦种、三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送给毛主席。⑦ 　　西北野战军在与多出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艰苦而紧张的长期作战中，其消耗是很大的，因而适时筹措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也是摆在贺龙、习仲勋等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联防军内部精简机关，充实作战部队；在老区动员归队，组织游击队，扩大地方兵团。同时，多次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名义发出《关于扩大西北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参军动员令》等文件，许多县、乡领导、劳动英雄带头参军参战，一时掀起参军热潮。一年间，全边区四万二千名青年参军，其中绥德分区二万人，延属分区一万人。一九四七年冬季来临之时，彭德怀急电贺龙、习仲勋，请求尽快补充部队越冬被服、装具和经费。但是后方灾情严重，农业歉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贺龙、习仲勋、林伯渠议定将陕甘宁、晋绥边区的土特产通过商人贩往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换取一定的钱物以供军需。时任绥蒙军区副政委的张达志奉贺龙、习仲勋之命，以陕甘宁晋绥游击队司令员身份带两个骑兵团，既不游击，又不打仗，而是专为部队做买卖，筹措钱财。在现存的档案中，有一份习仲勋一九四八年二月八日写给西北贸易公司经理兼西北农民银行行长喻杰、副经理兼副行长刘卓甫、监委兼政治处主任史唯然等人的批条，可以看出战争年代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批条写道：“准予以肥皂作外汇在内地主要据点交换进口物资，但务须按规定章程办事，以免流行内地，妨碍缉私。” 　　在西北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边区军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捷报声中，人们感觉到，西北战场决战的步伐加快了。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勋：“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贺龙为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三月十日，边区各界举行了一个万人参加的庆祝宜川大捷及纪念“三八”节大会。习仲勋充满胜利的喜悦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回忆去年今日，我们曾在延安开会，动员全边区人民起来保卫边区。经过一年来全体军民不屈不挠英勇奋斗，我们不仅打退了蒋胡匪军的进攻，而且使自己转入进攻。宜川大捷证明：光复全边区，解放大西北已为期不远了。习仲勋的预言，不久便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局势迅速发展。一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的山峁沟岔间“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指挥着全国各路大军奋勇作战，战场迅速向长江北岸推进，国民党军除了在大别山和淮北地区还有一定主动外，其余一切战场“全是被动挨打”。为了能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全国的战略决战，毛泽东决定率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时，殷切地电告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习仲勋深切感到，这不仅仅是给彭老总一人的电报，而是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嘱托。回想起党中央、毛泽东初到陕北之时，陕甘苏区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濒临最后丧失的严重危机，自己和一大批领导骨干，也正是在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走出“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牢门。转眼十多年过去，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迎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刻，对党中央、毛泽东由衷的敬仰、爱戴和依依不舍之情萦绕心头。 　　在习仲勋三月十日讲话预言收复全边区为期不远一个多月后，延安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随着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深入国统区胜利作战，四月二十一日，据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弃城逃跑。中国人民解放军延属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进入延安市区。我军主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延安宣告光复。 　　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祝贺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二十五日，西北局发布庆祝延安光复的通告。五月四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光复延安胜利万人大会，并通过了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 　　习仲勋没有出席当天的会议，但是他的心情是极为欣慰的，尤其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及时提出：各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应更加积极地围击少数残余据点之敌，肃清反动团匪，并勇猛追击敌人；延安光复后老区担负的责任更重，不但必须大力进行生产和各项恢复工作，而且必须继续努力支援前线；要使边区广大干部群众认清目前形势与任务，鼓舞胜利的信心，克服任何松懈情绪，我们到达最后胜利已为期不远。 　　四月中旬，联防军区绥德分区部队奉贺龙、习仲勋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鸡儿圪*(左土右劳)歼敌二千余人；三边分区部队在宁条梁歼敌近二百人。贺龙、习仲勋电令嘉奖，勉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发扬新式整军原则与新的领导作风，大踏步进退，主动各个歼敌。 　　为了粉碎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习仲勋或协同彭德怀在前方指挥作战，或与贺龙、林伯渠一起经略后方，全力支前，经历了近四百个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他谈起这段经历时总要引用毛泽东一句名言：“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过了四十年后，他撰文热情讴歌了边区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文章写道：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两万余人的游击队和十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十三个月就同敌作战一百二十八次，歼敌七百三十一人，缴获各种武器五百九十支(件)，击毁汽车两辆，破敌电线二十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区后一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二百七十人，缴获面粉九百九十一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一九四七年四月至六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五百二十人，逮捕国民党保长十八人，完全摧毁了敌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七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十五日内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四个整编旅，歼敌四千一百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等支前活动。据一年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二百一十八万多人次，做军鞋九十二万九千双，筹送粮食一百二十万余担，柴草一亿二千万多斤，动员了四万二千名青年参军。 　　边区一百六十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 　　习仲勋在人民群众踊跃支援前线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人民的竭诚至亲地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使敌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① “诉苦三查”，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② 前总，是对西北野战军前委或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种称谓。 　　③ 贺龙、习仲勋给各分区、地方兵团的指示，1947年8月21日。 　　④ 邠州，指今陕西省彬县。 　　⑤ 固临，苏区县名。1935年7月析出延长、肤施、宜川各一部地区设立赤川县，同年秋改称宜川县。1937年3月红泉县并入后，与国统区的宜川县划界，并将苏区的宜川县改称红宜县。1937年7月红宜县调整区划，又更名固临县，今为延安市宝塔区临镇。 　　⑥ 抗勤，指抗日战争期间，人民出动人力、物力支援战争。 　　⑦ 习仲勋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1987年3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