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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时的最后一个驻地，也是居住环境最好和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集中占有了周围四五个县十八万亩土地。坐落于西边山腰间的扶风寨，在高高碉墙围着的院子内，一字儿排列着特别宽敞高大仿日式风格的窑洞，把传统式的拱形窑和现代式的平房窑融为一体。细石砌成的窑面八个石雕的龙头托着飞檐。这里住着人民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代号已由“九支队”改为“亚洲部”的中央纵队驻扎在扶风寨周围。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易于保密，因此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杨家沟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十二月七日至二十四日为准备阶段，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为正式会议。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①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回答，谈话结束时还特别勉励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现在就要抓紧理论知识的学习。你一年读这么薄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嘛!毛泽东接着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正式会议开始前，毛泽东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稿印发给与会同志讨论。习仲勋曾回忆说：毛主席的教诲，像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② 　　二十五日，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他着重讲了目前敌我形势、统一战线和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二十七日，任弼时在会上发言，对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倾错误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意见和建议。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时作结论说，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打倒封建制度，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三个敌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反右的问题在土地会议等几个会议上已解决了，现在要解决新的问题，就是在对待中农，对待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出现了“左”的偏向。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八个是好的，但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对待党外人士问题上发生了偏向，这两个浪头就不是好的。“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习仲勋从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讲话中受到深刻启迪。他尤其感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是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一个纲领性文件，它回答了怎样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怎样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大课题。 　　中央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之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在义合逝世。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出现冲击民主人士问题，即与林伯渠一起向毛泽东建议，李鼎铭追悼会要有党外人士参加，特别要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在延安时说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今后，这位记者如果再要问起安文钦先生时，我们怎么交待? 　　杨家沟会议结束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习仲勋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无意静下心来欢庆一九四八年元旦佳节，便带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一月二日，仲勋同志在绥德召集分区党、政、军、土改工作团员干部二百余人，以整日时间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③习仲勋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报告精神，分析是非，认清时局，积极工作。他特别提出要在土地改革中注意划分阶级与救灾问题。他说：“只有正确地分析阶级，才能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我们一方面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要求，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决团结中农，才能胜利完成土改。但同时我们应当注意纠正在划分阶级时把中农定成富农的过‘左’偏向。因此我们在放手发动贫雇农热烈讨论、严格划分阶级界限时，应以生产手段 (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为根据，并随时发现偏向，随时纠正，使土改运动正确前进。”④习仲勋在讲到救灾工作时提出：“我们必须把救灾和土地改革密切结合。灾荒严重地区，即可停止土改，当地党政机关和工作团要全力进行救灾。”⑤他在最后对每个党员干部在救灾中应持有的态度，提出严格要求说：“目前的灾荒，对我们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义务去做好救灾工作。家庭富裕的有余粮的党员干部，应该慷慨捐粮救灾。我们相信，在全体党员干部和劳苦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灾荒是定能战胜的。”会后，习仲勋接连召集工作团负责同志详细研究、逐条领会毛泽东报告的精神；听取各工作团的汇报，阅读各种资料，具体分析土改运动出现的问题。在全面了解情况基础上，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决定将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归纳整理，写信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 　　时任绥德专员的杨和亭回忆说：“杨家沟会议后，习仲勋没有回西北局，就直接到了绥德地委纠偏。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向我详细了解绥德地区土改情况。第二天一早，义合延家川几个农村向我反映说：义合和延家川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八十多人。我回去当即向习仲勋作了汇报。他听罢即给西北局写了纠偏电报。”⑥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报告发表后，获得了党内外热烈拥护，大大地安定了人心，把一切工作都推上了轨道。干部都觉得有了信心，增加了力量，都认为更有把握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情况是不同的。首先是老区成分⑦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其次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不利，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三)绥德分区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是搞群众自发运动，这种为数不多的、盲目的、而为各种动机不纯分子所鼓动起来的群众斗争，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造成许多脱离群众的恶果。对此，必须派得力干部参加进去，改造和掌握领导，使自发运动变为群众的自觉运动。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⑧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即于一月九日发来电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一月五日，习仲勋从绥德到子洲县检查工作。七八日两天，连续同延属地委的负责同志李景膺、李景林谈话。九日，又约三边分区的同志了解土改运动进展情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在杨家沟小学举行，而身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未能与会，他正奉毛泽东之命，为纠正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而在紧张奔波中。 　　习仲勋在子洲县停留了九天，通过与各地领导座谈和从群众中调查访问了解到，各县普遍召开了土地改革会议，但是运动的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在已开展起来的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人为了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涧峪岔附近的四朴塔斗一个反动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斗，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八日，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列举了子洲县土地改革中存在的九种不良现象：一是把中农甚至错把贫农定成富农进行斗争，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斗争的对象。二是地主富农不加区别一律斗争和拷打，用刑很惨，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烧，这是破坏党的政策。肉刑一定要坚决废除，任何共产党员不得违犯，否则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制裁。三是凡定为地主富农者，个个必斗，斗必打，打必拷，“大锅里头煮牛头”，把大量时间放在逼要地、富的底财上，将他们扫地出门。四是不艰苦地深入发动群众，而是被搞所谓斗争冲昏了头脑。五是在贫农和中农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贫农团神秘化。六是不能正确对待老党员老干部。七是曲解土地法关于暴力手段没收土地的含义，认为就是要多吊拷人，多打死人，多用肉刑来贯彻土地法令。八是凡搞斗争的地方，大吃大喝成风，既不利于救灾，又浪费了胜利果实。九是在土改运动中干部包办代替多，没有形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创造党内一种新作风。习仲勋在信的最后一段特别谈到了报纸对土改工作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边区群众报》的确进步了，望坚持下来，力求改进。各地同志反映都觉得能过瘾，对他们有帮助，能起指导工作上的作用，我觉得更应以土改中的实际经验，更有意识地解决运动中发现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望能很好地总结和报道，成为西北局很好的指示。关于救灾问题，报纸要多写文章和通讯，这是当前一件大事，群众都眼望着共产党到底怎样办。篇幅尽量维持四版，满足干部要求。请卓然同志尽最大力量办好报纸。写完信后，习仲勋想起还有一件事要特别叮嘱，又提笔写道：“各地土改中斗出之白洋元宝，可允许各县有计划地从敌区换粮食，这比定价收回、政府处理更便利，更有积极意义，绥、米⑨已这样办了。又及。”⑩一月十日，西北局将习仲勋这份调查报告转报中共中央。当时中央正在致力于纠正全国土改中的偏差，这份来自基层、事实充分、观点明确、分析透彻的材料对中央正确地指导工作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宝贵的。当时已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看后批示：“留交中央各同志阅。中央已阅。”(11) 　　十四日晚，习仲勋经过近半月调查研究后回到义合驻地，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领导的思想认识，进而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把中央决定的各项政策具体化，提出使土地改革遵循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十七日，又召开了有六百四十多人参加的边区级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有了毛主席的报告，天下大事一切都定了下来。特别在全国各解放区正普遍进行土改运动，在全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到进攻阶段形势下，这个报告非常重要，没有它，中国革命还可能走一些弯路；有了它，就不会走弯路，更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快的胜利。由现在的胜利到全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现在一切方针都有了，这就是毛主席的报告。”(12)接着他联系陕甘宁边区实际，讲了八个方面问题。边区干部会议后，习仲勋又召开了参加绥德延家川、义合两区土改工作的工作团会议，同九十名与会干部一起总结检讨工作，统一思想认识，明确方针政策。同时，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带队，分别去三边、陇东、关中等地检查指导土地改革和救灾工作。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中的官僚主义，树立踏实朴素的工作作风，西北局特通知各分区、县负责同志经常深入农村，到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坐在机关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十九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他不无忧虑地提到，由于晋绥土改“左”的影响和义合会议潜伏的不良情绪，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他在电报中提出边区土改中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都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勤苦劳动、热爱边区的，但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与劳动致富方针不符，对党对人民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二)在土地革命地区中农占优势，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减租减息地区，也发生了基本变化，这次所斗争过的地、富，实际上其中三分之二都已自己连续劳动在七年以上。应按现在的情形妥善对待，既不脱离群众，又不多树敌人。(三)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有的是好吃懒做，抽赌浪荡致贫的，如由这些人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在老区就要不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四)不要再算老账，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究既往，否则会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对我不利。(五)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投敌分子，均采取感化争取政策。(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不能扩大化，特别不能株连其家人亲属。(七)老区土地应以调剂为主。(八)边区土改要首先解决好人民生计，要同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九)救灾中要形成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解决问题的新作风。(13)习仲勋的这份报告产生于他半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掌握了大量的翔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加上对各类材料、数据的分析研究、归纳梳理精心写成的。他不仅客观地反映土改运动真实情况，而且提出极富创见性和普遍指导性的真知灼见。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第二天，即二十日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一月十九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凡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希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及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 　　习仲勋的报告引发了毛泽东对全国不同地区土地改革的更多思考。二月六日，他又致电习仲勋等人，就在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电文最后写道：“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14) 　　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后，即于二月八日复电毛泽东，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改问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即：“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15)他进而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再次受到党中央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绥德县义合区黄家川村工作组，从老区实际出发，采取以抽肥补瘦、填平补齐方式调剂土地，既满足了贫雇农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促进了生产发展。习仲勋即以西北局名义上报中央并转发各分区。中共中央肯定了黄家川经验的普遍意义。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将黄家川经验同晋察冀平山县、晋绥区崞县三个典型在全国推广。习仲勋还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适时地总结经验，指导边区土地改革工作。他一再要求：“为了及时指导运动的健康进行，在领导方法上，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16)在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习仲勋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新老区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工作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以至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表现出他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 (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① 《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5页。 　　②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③ 1948年1月8日《边区群众报》。 　　④ 1948年1月8日《边区群众报》。 　　⑤ 1948年1月8日《边区群众报》。 　　⑥ 杨和亭：《红日照陕甘》(打印稿)，1996年12月。 　　⑦ 成分，指当时农村农户划定的阶级成分。 　　⑧ 习仲勋致西北局并中共中央信(复印件)，1948年1月4日。 　　⑨ 绥、米，指绥德县、米脂县。 　　⑩ 习仲勋致马明方并西北局信(复印件)，1948年1月10日。 　　(11) 西北局来信(复印件)，1948年1月10日。 　　(12) 习仲勋讲话(复印稿)，1948年1月19日。 　　(13) 习仲勋致毛泽东电(复印件)，1948年1月19日。 　　(14) 毛泽东致李井泉、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电，1948年2月6日。 　　(15) 习仲勋致毛泽东电，1948年2月8日。 　　(16)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7月。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