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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习仲勋传》编委会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收复延安之日，正是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乘宜川大捷之声威，挥师南下，鏖战西府之时。黄龙山战役中，由于洛川久围不克，彭德怀决心以一部兵力围攻洛川，钳制裴昌会兵团外，野战军主力直插胡宗南兵力空虚的泾、渭河之间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地区，相机攻占宝鸡，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调动裴昌会兵团及延安、洛川守敌于运动中歼灭之，以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西北野战军主力从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连克长武、麟游、凤翔、扶风等十二座城镇，二十六日攻克胡宗南后方补给地宝鸡。后又转向陇东，预定各个歼灭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二师的计划未能实现，于五月十二日撤至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休整。 　　随着西北野战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等诸多新的问题，提上了习仲勋等领导人的日程。 　　习仲勋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方针仍然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其实他对新区的工作已考虑得很多并做过充分的准备。 　　当西北野战军南下黄龙地区作战之时，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地方党组织配合行动和搞好支前工作问题。宜川大捷后，他又提出迅速恢复边区是开辟支援新区的重要条件。应该集中一切力量从事生产，重建被敌人破坏了的家园，恢复过去十年幸福生活，更加巩固地建立起美满的陕甘宁边区。要发扬“天下农民是一家，全边区人民是一家”的美德，在团结的基础上，不懈怠地努力生产，多打一升粮，多收一斤花(棉花)，就是增加恢复边区与支援前线的一份力量。党政军民学，均需在本身岗位上，以战斗精神动员起来，从思想上提高一步，学习政策，时刻联系群众，以迎接新形势下的新任务。① 　　当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之时，习仲勋同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首长名义向各分区发出军事行动指示：为有力配合野战军作战，歼灭胡马集团，扩展我军胜利，顺利发展西北，(一)各地方兵团、独立营、游击队，一致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密切结合，提高部队阶级觉悟与战斗积极性。已形成之地方兵团，力求克服地方之散漫性。新区发展的武装，应注意政治质量，纯洁成分，加强领导与政治教育，在斗争中工作中注意发展党员，以加强党的核心作用。(二)一分区②所属三个团，迅速伸到合阳、中、宜③地区，协同三纵、关中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其余地方武装，迅速肃清羊泉、黑水寺一线之敌，担任巩固后方交通治安工作，并随时准备参加主力。(三)二分区④部队应以积极战斗行动，有计划地断敌榆包⑤交通运输，主动寻机歼敌，以达到逐渐削弱孤立榆林敌人，巩固和发展伊盟，造成将来解放榆林之有利条件。(四)三、四分区⑥主力，由郭、徐、王⑦统一指挥，以三分区为基础部队，迅速由曲子环县南进，追击南退之独立五团，相机收复庆、合，截断小部阻击之敌。并在庆、合以南曲、环以西之镇原、固原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地方武装，收复失地和发展新区。主动地牵制马敌行动，以策应主力作战为原则。三边暂以地方武装加强边沿地区和敌区之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牵制宁马一部兵力。各部应提高警惕，加强情报侦察工作，严密警戒，防敌袭击。(五)五、六分区⑧部队，目前中心任务，应以全力直接配合野战军作战，巩固后方交通，发展新区的游击战争，以及支援前线工作。利用时间，采取轮流方式，整训部队和建设新区工作。 　　五月二日，习仲勋同贺龙、王维舟、张经武等联防军区首长报告中央军委并向各军分区发出通报：第三纵队在军区部队配合下，在白水至洛川公路的追击战斗中，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另俘敌逃散兵数百，毙伤敌一千余人，敌损失至少在四千人以上，缴获野炮八门，日造十二厘米榴弹炮十门，六〇炮十门，重机枪十七挺，轻机枪十挺，汽车十八辆(十六辆完好)，坦克五辆，解救被敌胁迫群众二千余人。 　　此间，联防军区首长为支援野战军南下作战，派人一次送去农币⑨三百五十亿元，银元十万元，黄金一千六百两，敌币四亿多元，粮食三万石。动员战勤民工一百二十万人(次)，付出工日三百七十三万个，运输牲畜一百一十万头，畜工二百六十二万个。 　　当西北野战军在国统区作战时，习仲勋虽身在后方，但仍参与野战军的重要决策，出席西野前委许多重要会议，协助彭德怀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王维舟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专程由延安到洛川出席会议。西北野战军在挺进西府转战陇东的一个月里，行程一千五百余里，取得了重大胜利，也受到挫折并暴露出部队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此次前委扩大会议主题检讨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素以严于治军著称的彭德怀主持会议并作春季攻势概况总结讲话，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和纵、旅指挥员全员出席，会议气氛特别严肃。 　　彭德怀在肯定了出击西府的成绩和产生的重大政治影响后，坦率而认真地承认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造成战役被动局面的纵、旅领导干部给予严厉批评。他怒不可遏地历数了个别指挥员一件件失职行动后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是要砍脑壳的。习仲勋到土基镇后，认真听取了野战军首长关于战役经过的介绍，并广泛同纵、旅的军政领导进行了交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在林伯渠、贺龙讲话之后，他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彭德怀在会议开幕时作的报告和林伯渠、贺龙的讲话。他认为：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深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作战，战役是成功的，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野战军出击西府，震动西安，使胡宗南军不得不完全撤出洛川以北地区，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特别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收复，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影响。由于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创造了继续胜利进军的条件；粉碎了国民党军预谋歼灭西北野战军于西府地区的梦想。同时，进一步钳制了胡宗南的兵力，有力支援了中原和其他战场解放军作战。习仲勋在分析了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之后，严肃地对在此次作战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纵队干部提出批评。习仲勋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六月一日，彭德怀在会议闭幕讲话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王维舟诸同志的讲话，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启示，将使全军在思想领导上，掌握组织原则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提高一步。”⑩时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廖汉生回忆这次会议说：散会以后，彭总把一纵的同志留下来，继续了解情况，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几位首长给我们开了个小会，严肃地批评，一纵仗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作风纪律也比较好，连着受了表扬，就骄傲，就听不进批评。林伯渠还语重心长地评价彭老总说，德怀，德怀，有德可怀呀!(11) 　　习仲勋在参加前委扩大会议期间，对新解放的黄龙地区的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他了解到：这一地区反动武装大部肃清，特务组织已打垮，但是其残余分子的秘密活动在宜川等一些地方还较为严重，土匪盘踞暗杀干部的问题还时有发生。韩城、合阳、澄县边沿地带常有战斗。群众中还存在许多思想顾虑。习仲勋感到这些情况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野战军连续作战之后，十分疲劳，要在黄龙地区完成整训，在整训同时还有作战任务。因而黄龙地区要尽快建立必要的组织和秩序，使工作走上轨道。因此，他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召开一次黄龙分区干部会议，以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六月三日，即前委扩大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习仲勋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并发表讲话。他首先肯定了黄龙分区党的工作有着十多年的历史，现在又有三千多名党员，又先后从老区派来了五百多名干部，这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忙、乱、慢、散的问题，必须切实加以克服。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的五项工作：(一)发动群众是当前工作的根本环节，其内容包括：减租减息、清算恶霸、清算特务、合理负担等项。在清算斗争中，必须将政治和经济分开，分别处理，克服“左”和右的倾向。应该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放手发动群众，对地主及恶霸富农的旧租旧债一律废除。使群众斗争的形式适合斗争内容。(二)合理负担问题。全分区要完成夏征公粮十二万石任务，并掌握三项原则。一是要比国民党的负担轻，公粮征收不超过应征户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五，连同其他的负担，总计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二是要尽量就地解决军需供应，不能依靠老区。三是贯彻阶级路线和政策，适当减轻贫雇农的负担。要广泛宣传，向群众讲清道理，反复地解释，使群众了解，现在和过去的负担，性质完全不同，过去是国民党政权征集民财，现在是支援人民自己的军队打胜仗，保护人民自己的利益。(三)武装工作。民主政府如不抓紧武装工作，群众利益便无保障。第一，要组建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和自卫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以后扩大武装打好基础。第二，对现有的游击队集中整训，使其成为地方兵团。第三，以地方部队二十二、二十三两团，改编四旅，充实到野战军，扩大主力。(四)财经贸易问题。贸易公司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解决财政，使其在经济上获得更利于翻身的条件。要发给小摊贩小宗贷款，低价批发货物，给以外汇便利，以供给农村需要；实行贸易管理，禁止粮食棉花出口，敌币、白洋予以严禁，加强缉私。坚持自愿原则，发展合作经济。习仲勋在讲话最后，特别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强调说：各级领导要高度发扬执行政策的责任心与积极性，提倡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扫除一切拖拉疲沓现象。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我们今天是处于新的环境，过去的工作经验与工作方式，已不适用于目前的具体情况，必须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新学起，充实知识，适应工作要求，时刻警惕，力求进步，抓紧政策学习，有效地组织与使用人力，发挥人力，走出机关，走出城市，深入下层，发动群众。只有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 　　习仲勋提出：分区应即成立支前委员会，使党政机关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有领导、有分工、有重点、有检查地进行工作。领导机关必须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具体组织力量，实现党的政策，必须深刻记取，政治路线正确，如无正确的组织路线，也是不能实现的，也会犯错误的。(12) 　　习仲勋针对黄龙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是他长时间调查思考并经西北局领导集体研究讨论后逐步确定和完善的。在此之前，他同贺龙、林伯渠等连续三次召开西北局会议，并吸收黄龙地委的同志参加，认真讨论制定新区的生产、财政、金融、贸易、支前问题，并派出大批干部去新区工作。习仲勋认为：在老区我们已有完整的一套，干部有经验，群众也有经验。但是“陕甘宁边区党对新区情况生疏，思想上又缺乏充分的准备，过去所获的各种观念，到今天实际中竟全部皆非。如何把中央的路线、政策在全党同志中搞清楚，搞一致，适当地解决新区各种问题，成为做好新区工作的关键”(13)。习仲勋根据新区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西北局集体讨论的意见，于七月十四日致电毛泽东，就新区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了建议，请求中央指示。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坚决贯彻中央政策是顺利建设新区的重要条件。蒋管区的广大人民，包括一些中上层分子对我党我军的态度是好的，都是愿我少犯错误，迅速推进革命胜利。普遍的顾虑，是我们能不能照宣布的政策办事到底，故要求再不犯政策错误。(二)抗战期间，陕甘两省农村生产未遭大的破坏，蒋管区的农民生活并不像我们过去想象的那样无法活下去。一些地方中农户数占百分之五十五左右，小农经济较为发展。故我军进出这些地区，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策，群众纪律也要十分严明。(三)新区解放后，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宣布解散一切反动特务组织，有计划地转入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1)新区土改不应过早提出。(2)解放县城后，要统一管理城市，宣传纪律，加强发展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3)新区政权初期不宜过急实行民主选举。故新区建政，可发动党组织临时推选或指派，如我军过后不能巩固者，还可暂时利用旧的保甲。(4)对敌特、警匪武装，采取政治瓦解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对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励，罪大恶极者法办，顽抗者坚决消灭。(5)新区财政是我们最不熟悉的工作。税收应一律维持原状，由原税收机关按原规定向民主政府交款，俟我有力管理时，再去接收。(6)新区学校应采取坚决保护政策，初解放时，一律维持现状。(7)对统一战线政策，许多地方有所忽视。要注意敌人阵营内发生了很大变化，把中上层分子中的蒋党团派、地方派、在野派区分开来。(四)派出去到新区的近千名干部理论水平不足，执行政策不谨慎，照搬老区工作经验。要开展一次普遍的学习运动来克服上述缺点，创造适应新区环境的工作作风。(五)党的队伍、党内思想、党的政策，已为各级党委所重视，工作也有了很大转变，但仍有自以为是、各自为政无组织无政府现象存在，必须坚决克服。习仲勋在电报最后提出拟于七月十七日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传阅了这一报告，并给予高度评价。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复电习仲勋，电文称： 　　仲勋同志并转西北局： 　　午寒电悉，报告内容很好。所提各项问题的意见都很重要很正确。望提交西北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再加讨论。我们已将此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 　　同日，中央在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批转习仲勋报告时，加了以下按语：西北局习仲勋同志七月十四日给毛主席报告转各地参考，中央已复电同意报告中所采取的各项方针。 　　习仲勋在报告中提到的要在七月十七日召开的西北局干部会议，即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是总结边区自义合会议后的土改和整党工作，提出后半年以至下年度春耕前工作任务的一个重要会议。因为当时：一是西北野战军暂时在黄龙地区进行休整，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二是客观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统一思想，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据此，习仲勋和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召开这样一个规模较大的各级干部会议。 　　会议原定十五日召开，因为准备仓促，故推迟到十九日召开。会议共开了十七天，于八月四日结束。习仲勋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作了报告。贺龙就军事财经问题作了报告，林伯渠、马明方、王维舟、李卓然、贾拓夫、马文瑞等都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勋的讲话是会议的主题报告，他全面地分析回顾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政策。报告经过与会同志十多天时间的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习仲勋首先对去冬以来的工作作了客观评价和估计：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党内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整顿，完全改变了战争初期那些混乱状态；在对敌斗争、支援前线、生产、救灾和开展新区工作上，均有显著成绩，因而有效地帮助了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解放黄龙，并继续将战争推进到蒋管区去。同时在基本区六十万人口的地区，发动了群众，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他在深刻检查了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偏差和存在问题，剖析了其原因后，指出：正因为这些错误得到纠正，并将全部工作基本纳入正轨，我们才获得了解决老区、半老区土地问题的丰富经验。正因为有这些进步，今天就有更便利的条件，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基本区发土地证，确定地权，普遍整顿农村支部，恢复与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加强新区工作，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克服党内思想上的经验主义倾向和组织上的无纪律、无政府倾向，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他在讲到土改问题时对陕甘宁边区现状，提出了新的概念，即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种地区。接敌区和新区应以对敌作军事斗争为中心任务，今年不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区包括老区、半老区的大部分，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消灭，不论过去是否调剂了土地，不再提土地改革问题，而以确定地权发土地证为中心，将工作方向转入团结农村一切人民、准备和发动明年大生产运动这个基本任务上去。他还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对发放土地证、确定地权以及阶级成分划分等，提出了具体政策要求。 　　在谈到农村整党问题时，他要求：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完成党支部整顿工作，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要采取党员和党外群众代表结合开会的方法，审查干部和党员。在处理干部和党员时必须采取谨慎严肃态度：对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对个别作风极坏、为大多数群众憎恨的分子，亦应开除党籍；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党员给予应有的公平处理，一般不要处罚过多和过重。这样整党的结果，务使所有干部和党员的问题得到彻底的正确的解决，迅速提高觉悟，真正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增加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党外群众接受教育，加强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的团结。 　　习仲勋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生产和支前。其目标，首先是恢复战前的耕地面积，并继续恢复农村各项副业、家庭纺织和手工业，在此基础上恢复城镇商业、运输业等。秋冬两季完成对明年大生产运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主要是：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标准；灾荒和病疫尚未完全过去的地区，继续认真救灾治病；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基础上的变工队和各种互助合作；绥德地区继续组织移民到地广人稀地区开荒生产，移民区则应切实安置移民。他特别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下去，具体帮助区、乡干部，细心准备，依据实际情况，拟好明年生产计划，循此努力，求其实现，并把工业生产摆到适当位置上，加以重视。 　　对于新解放区的工作，习仲勋讲得比较详细。他说，新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新区的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行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认真研究，十分严肃、十分谨慎地按照当地实际情况，正确实现之。他认为，为了新区发展的需要，必须大批准备干部。各级党的组织部门应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有计划地大批培养干部上去。共产党员应把到新区工作作为自己的光荣岗位。同时新区各级领导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本地干部，培养劳动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和教育改造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建立新区工作的有力基础。 　　习仲勋严肃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疲沓散漫、责任心不强、组织纪律观念淡薄、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闹独立性，不愿去新区工作等错误现象，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危害，有必要进行一个深入的学习运动。这个运动必须在领导干部负责、理论与实际结合、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方针下，正确地开展起来。提倡认真读书、反复钻研文件、多思考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风气。 　　七月中旬，陕甘宁边区青年团和青年联合会同时开会。习仲勋和马明方出席会议。他提出：边区青年运动的方针，应是组织边区广大青年积极支援革命战争，支援蒋区青年群众的爱国运动，消灭胡匪，解放西北。青年干部要抓紧学习文化、科学、政策，学习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踏踏实实、活活泼泼、紧紧张张、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使得团的组织成为党的坚强的后备力量和推动工作的有力助手。(14) 　　习仲勋的报告送到中央新华总社，于九月九日播出。经毛泽东、周恩来批改后，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仲勋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和交通送来的结论提纲，均已阅悉。中央基本同意这两个文件的内容。 　　西北局干部会议结束后，习仲勋的报告迅速传达到基层，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逐步在边区、新区和解放区得到贯彻落实。 　　当贺龙、习仲勋等以主要精力主持召开西北局干部会议之时，经过一个多月政治、军事整训的西北野战军正在酝酿新的作战行动，即在渭北打胡。七月十九日，彭德怀就粉碎胡宗南对黄龙山区的进攻致电中央军委，随即发动黄龙南线战役。八月八日至十日又在澄城县以北冯原镇、王庄镇地区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歼灭性打击，歼敌近万人，收复了韩城、合阳、澄城，扩大了黄龙分区。澄合战役后，又于十月、十一月胜利进行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 　　七月二十一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歼击进犯黄龙之敌，贺龙、习仲勋电令各分区：黄龙全体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准备迎击犯敌，直接配合主力作战。令关中、西府部队主要活动于敌之侧后，关中部队必须与四纵联系，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尾追敌一师；令陇东主力与骑旅于庆北曲环(15)地区加强活动。三边、绥德酌情集中一部游击队配合分散的民兵，积极抗击近日出扰抢粮之敌。各分区必须用一切可能手段加强对当面敌情的侦察，积极开展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八月六日，在澄合战役即将打响前夕，贺龙、习仲勋联名致电彭德怀、张宗逊，对战役计划提出重要建议：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应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敌之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聚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果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夺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16)这一建议，对于彭德怀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夺取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来贺电，称赞：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17) 　　十月五日、二十八日，贺龙、习仲勋联名先后向各军分区、旅发布作战命令，以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的秋季作战和冬季作战。在十月五日的电令中要求：为配合南线西野主力发动秋季攻势和华北第三兵团向西进展，各部队在十、十一两个月期间应积极作战。警备四旅、黄龙、关中、西府部队直接受野司指挥，所属部队整训练兵工作暂时停止，均须配合南北我主力攻势作战，并须与保卫秋收作战配合起来，只有消灭了敌人，就是配合了主力行动。十月二十八日，贺龙与习仲勋以联防军区司令部名义电令关中分区：今冬作战任务，主要是积极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与配合主力作战。以渭北总队及二十一团放在淳、耀、三、泾(18)方面。必须强调部队执行政策，严肃纪律，深入群众工作，争取瓦解敌军，适时扩大部队。 　　习仲勋在领导新区工作中，还十分重视保护文物、剿灭土匪和组织农业生产，以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政权和经济文化。他对部队和到新区去的同志常叮嘱说：西北是我中华民族发祥之地，历代文物古迹甚多，凡我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均应负起保护文物遗产的责任。早在三月二十六日，当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之时，习仲勋和林伯渠、贺龙联合署名发出《保护各地文物古迹布告》：在我军到达新解放区时，应由军队政治机关训令部队切实遵守保护古迹文物的法令。其中特别贵重的应开具清单派人护送西北局宣传部统一保管。其种类为：古版书籍、宗教经典、地方志、风土志、贵重图书资料、包括外文书刊、专科书籍及各种调查图表；古代钱币、铜铁钟鼎、陶瓷器皿、古字画、碑雕刻及照版等。凡老区、新区的古迹名胜如碑塔、陵墓、雕刻、塑像、古树木、寺院、庙宇及其他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均需一律保护，必要时指定专人保管移交，以免损坏。后来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损毁极少，并以它不可替代的特点为社会的进步和精神文明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与习仲勋等在战争年代的远见卓识和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 　　习仲勋还注意到，在新解放区，匪患活动对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干扰极大。他亲自调查了解匪情社情动态，摸索总结土匪活动规律，正确领导剿匪斗争。黄龙分区在消灭匪患中取得了胜利，并提出了“起义者改造，缴械者从宽，有功者奖，罪大恶极者杀，顽固抗拒者坚决消灭”的五项原则。习仲勋觉得很有借鉴作用，便对黄龙分区的剿匪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包括：首先武装打击，使其走投无路，放弃对蒋胡军的幻想；其次在武装打击的基础上，宣传政策，分化瓦解；再次军队与政府间、区、乡政府间、军队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统一组织行动；第四要注意对缴械之后的匪徒妥善安置，防止这些人再逃入敌区等。九月二十二日，习仲勋和贺龙等联名将黄龙剿匪经验上报中央军委。周恩来批示军委一局择要通报全军。 　　九月二十二日，贺龙、习仲勋等向分区(旅)指挥员发出指示，指出：秋收时间已到，为保卫秋收，保卫人民利益，支援战争，各地方兵团、独立营，各县游击队、武工队、全体民兵自卫军，应坚决地协同党政民一齐行动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划分任务，坚决打击抢粮之敌。指示对驻防于不同区域的部队、武工队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任务、职责和活动方式都作了详细规定。周恩来批示了这一指示。翻开这段历史档案，每逢耕种、管理、收获、阴雨干旱农时季节，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军区都适时发出不同内容的计划、指示等，从中可以看出习仲勋等西北局、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重视和关心，也体现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转瞬到了一九四八年岁末。为了总结全边区和新区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提出新时期任务，西北局于十二月上旬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四日，习仲勋在会上着重就若干领导问题发表了颇有新意的讲话。他为什么要强调领导问题呢?因为他了解到，一些同志“常常喜欢争执鼻子尖下的小事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长那短，并不去想千百万人的大事情。有些领导机关也还不能通盘考虑问题，从远处大处着眼，考虑哪些是自己所管理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何去安排这些问题，仍然是在琐屑事务中间纠缠”。“许多党的领导代替了群众组织，代替了政府机关，代替了事务部门的事情。这实际是降低了党的领导水平，减弱了党的领导作用”。(19) 　　因而，他在讲话开始时，简明扼要、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做工作必须看清局势的发展，一切从发展的情况出发，紧紧把握时机，做好准备。准备什么?首要的两件即干部和政策，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为此。 　　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没有把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像小炉匠一样，一件一件零做”，致使各地工作进度很慢，裹足不前。他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方法存在问题而产生的，是领导同志对土改、建政和明年大生产这一系列工作的中心和其间的关系缺乏确切的了解造成的。他掷地有声地说：今年秋冬两季进行这一工作为的是什么?一句话，发动和团结农村劳动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他论述说：错误的领导方法，实际上就是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发动起来了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群众就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这种思想方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只看到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只孤立看问题，没有找出各种问题中间的联系；只看见现在，没有看到将来，只求形式上完成任务，没有想到更重要的是为工作前进打好基础。其根源是经验主义作怪。 　　他在报告最后提出改善工作领导的观点。要迅速扭转上述思想方法，加强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检查工作应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如何、农民群众中各种问题解决的程度如何为准绳。各地委和县委必须指派四五个到六七个能够代表地委和县委的负责干部，分头巡视，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各地总结经验，交流经验，这样使党的领导机关随时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抓住当前运动的每一重要环节，有效地把运动推向前进。(20) 　　习仲勋的这篇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新华社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全文予以播发。发表前刘少奇对文章清样仔细作了修改订正，并批示道：此件很好。可以发表。但各地在解决群众的问题(土改和整党是关涉群众最多的问题)时，在取得典型经验后，很少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来加以推广，这是一个缺点。请以后注意此点。(21) 　　① 1948年3月12日《群众日报》。 　　② 一分区，即延属军分区。 　　③ 中、宜，指陕西省中部(旧县名，今黄陵县)、宜君县。 　　④ 二分区，指绥德军分区。 　　⑤ 榆包，指榆林、包头。 　　⑥ 三、四分区，指三边军分区、陇东军分区。 　　⑦ 郭、徐、王，指郭炳坤、徐国珍、王再兴，当时分别任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代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⑧ 五、六分区，指关中军分区、黄龙军分区。 　　⑨ 农币，是指晋绥解放区西北农民银行的西北农民银行券，即西农币。时在陕甘宁边区流通使用。 　　⑩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 　　(11)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438页。 　　(12) 习仲勋在黄龙分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48年6月3日。 　　(13) 习仲勋给毛泽东的报告，1947年7月14日。 　　(14) 习仲勋讲话(复印件)，1948年7月中旬。 　　(15) 庆北曲环，指甘肃省庆阳县以北的曲子镇、环县。 　　(16) 贺龙、习仲勋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948年8月6日。 　　(17) 原件存解放军档案馆。 　　(18) 淳、耀、三、泾，指陕西省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县。 　　(19) 电报清样，1949年1月8日。 　　(20) 电报清样，1949年1月8日。 　　(21) 电报清样，1949年1月8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