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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大西北的黎明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四九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轮即将开始新航程的一年。人民解放军在相继进行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略大决战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用以维持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被歼灭，加上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经济趋于崩溃，从而使其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西北大地也和全国一样，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前夜，习仲勋的工作更为艰苦、紧张和繁忙，生活的节奏也明显加快。其时，他正当盛年，对未来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和胜利的喜悦。延安收复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又由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进入原解放军总部驻地王家坪办公。习仲勋就住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这里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中共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在陕西省澄城县北部的武庄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一十三人，其中地方代表十六人。习仲勋是在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彭德怀通知他和贺龙关于开会的电报的，电报说：全军党代会、前委预备会、营团(干部)训练班毕业，希望你们讲话与出席会议。改变军队番号、部队编制、后勤工作、新区与城市工作等各项亟待面商，请于一月五日前来前方一行。 　　习仲勋和贺龙由延安出发，及时赶到了武庄，参加了会前重要文件的讨论和准备工作。十二日，贺龙在代表会议上传达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十四日，彭德怀作关于一九四八年几项基本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四九年任务的报告，并传达了中央关于今年要解放湘、鄂、赣、闽、浙、苏、皖、陕、甘等省，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精神。甘泗淇、张宗逊、张德生分别就提高部队自觉纪律、加强党委制、地方工作问题讲了话。十七日，习仲勋作《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这次党代表会议，把如何接管新解放的城市问题提出来讨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他在回顾和总结了一年来解放和接管一些城市的成绩和问题后讲道：“我们已经解放的一切城市，均是人民的或将是人民的城市，必须严格保护，不许破坏。”同时，提出了关于接收管理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即旧的反动政治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保甲、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反动党派组织，必须彻底粉碎，不能利用，而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则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对一般政府公务员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经过必要的改造后，可以酌量使用。这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适当地改组，使之适合人民的需要，对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则必须保护。对工厂、企业、银行、邮电、铁路、医院等，不但其设备要利用，而且其机构都不能“粉碎”，必须保存起来，好好利用。对一切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不要打乱，不要忙于去改组，更不能“粉碎”，而是要它继续生产。他说：是不是要改革?从官僚资本手中转入人民手中就是一个革命。原有官僚制度必须废除。旧的企业组织也要改革，但不要急，一定要慎重。首先了解、熟悉、精通以后，才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逐渐合理地去改革。这就是我们接管城市的基本方针。 　　他提出进城之初要做好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要处理好三者的关系，健全并发挥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的作用，依靠工人、职员、学生和各种劳动人民的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的可靠群众基础，还要从工人、职员和其他劳动群众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来做管理城市、工厂、企业的干部。他提出接收的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要区别两种情况，即官僚资本企业，应由人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没收其所有财产外，其余的要允许和保护其所有权。 　　对城市社会秩序稳定问题，习仲勋提出，一进城市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尽力缩短混乱时间，安定市面，恢复人民正常生活，收容散兵，处理俘虏，布置城防。具体做法是，首先收缴反动武装，肃清持枪抵抗和进行破坏的反动分子。其次邮电、铁路、工厂、库房及所有公共设施要派部队看守。三是要调配足够兵力的卫戍部队，迅速建立城市治安机关。四是立即逮捕有武装抵抗或破坏行为的反革命分子、战争罪犯和特务分子，其他敌方人员均令其到人民政府登记。五是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派组织及国民党中统、军统等反动特务组织一律解散，并没收其产业、设备、档案和信函等，其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登记。他特别讲道：要迅速解决粮食、煤炭的需要，组织粮食，组织市场，适当处理城乡间粮价物价，务使供应不断。 　　对恢复城市经济生活，习仲勋提出，先准备足够货币，供给市场需要，迅速禁止敌币使用。要严格保护工商业，又必须严格取缔奸商投机操纵，囤积居奇，违者法办。他还对学校教学、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出版、涉外事务、少数民族问题等项工作，作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他提出：所有城市解放后，都必须实行军事管制，以达到有效地完成接收、建立秩序和发动组织群众的任务。这个军事管制机关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是军管时期的统一领导机关。他在报告最后要求：“一切到城市工作的干部，必须高度自觉地提高责任心，积极奉公，勇敢而谨慎地进行工作，必须虚心学习，善于向各方面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管理和建设城市的各种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必须更加团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各级党的组织经常有系统地检查自己和所有党员干部的工作，加强纪律性，就是保持党在城市的领导的严肃性的保证。”① 　　同日，毛泽东来电：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均能到会。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② 　　二十四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令，决定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暂不成立兵团，自二月一日起启用新番号。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贺龙仍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 　　二月八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政府委员暨晋绥代表联席会议在延安召开，习仲勋被推选为边区参议会代理议长。边区参议会，用时任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的话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共产党员应与党外人士商量，因为边区是民主革命根据地，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习仲勋代议长在会议开始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报告了第二次参议会议后一年的工作，然后提出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几个问题：(一)继续并更加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直至解放全西北，配合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二)继续恢复并提高生产与各项建设。(三)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广大新区。他特别提出这种准备就是准备政策和干部。过去我们在城市和农村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要系统地确定并切实贯彻下去。今后更应有计划地抽调干部，集中训练，准备派到新区去。他说，还有一个议题是，为适应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把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构和人事作一适当调整。需要我们这次会议作出决定。从他的经历和讲话中可以看出，习仲勋一些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观点已逐步积累和形成，以至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度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为我国人大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马文瑞曾评价说：仲勋同志在参议会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③ 　　十七日，习仲勋、贺龙和由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王震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从三月五日开始，十三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这次会议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习仲勋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的讲话，并结合西北的实际认真参加对会议精神的讨论，对如何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和如何建设新中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留下的警世名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又是一个阳春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分乘一百辆大卡车和二十辆吉普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此时，坐在其中一辆吉普车上的习仲勋更是思绪纷飞：由延安到西柏坡，今天要进北平，多么大的历史变化呀!三年三个三月，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凡进程。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把一座空城让给胡宗南，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岁月。一年后的三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转移到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今天，又是三月，中央机关要进入北平，中国人民革命已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车队经过两天的行军到涿县宿营。中央决定三月二十五日在西苑机场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这一天，习仲勋随中共中央领导人坐火车进入北平，乘汽车巡城观光后，住北京饭店。 　　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习仲勋生活中出现了两件事，使他感到高兴和快慰。三月一日，他与齐心结婚六年后第一个孩子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出生。秘书黄植将这一喜讯立即电告正在西柏坡的习仲勋，祝贺他得了一个“千金”。因为是在桥儿沟出生，齐心的母亲给孩子取名“桥桥”。二是习仲勋在北京饭店同齐心的父亲和参加筹备全国第一次妇代会的齐心姐姐齐云等见了面。习仲勋回延安时，还带回了姐姐写给齐心的家信，信中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特别告诉妹妹说：我见到了年轻有为的习仲勋同志…… 　　当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西北战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解放和收复了铜川等十座县城，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王震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习仲勋在扩大会结束时作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护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又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草，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习仲勋在这一时期以很大精力投入这一工作。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二日，习仲勋对全边区公安保卫工作发出指示：正由于我们将要取得全国胜利，大西北将要全部解放，今后的保卫工作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到六月以后，将是数十万野战军在西北作战，陕、甘、宁、青、新等省的大块地区和西安、宝鸡、天水、平凉、兰州等城市，将迅速解放。这些城市，人口集中，情况复杂，我们在这些城市中，要与隐蔽的敌人作斗争。如果没有充分准备，将不能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他还对老区、新区的中心区和边沿区的工作以及反特斗争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要加强学习，培养干部，改进领导，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及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也要学习文化。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了，事情就好办了。④ 　　四月二十八日，习仲勋在西北军区后勤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西北，大规模的战争还在后面，后勤工作要加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要足够认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后勤工作，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完成政治任务是不可能的。第二，后勤部队政治工作干部也要善于做政治工作，善于用政治工作去指导动员、保障具体工作。政治工作要根据工作对象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方法针对专门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进行。第三，要做好支部工作。支部工作做好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才有保障做好。 　　五月十日，习仲勋出席西北局在延安桃林广场举行的进军西安干部动员大会并发表讲话。他指出：干部工作队进驻西安，是协助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保护和建设西安市，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使其成为生产与农村经济相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城市。他说：我们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个政策呢?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把城市管理好和建设好。他强调说：必须保持严格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胜利地完成接管和建设西安市的任务。一切要按政策办事，不许违反政策，所有重要工作事项，都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发现问题时，先请示上级再去处理，不许自作主张、先斩后奏。到西安去的各个部门、单位及全体干部，必须完全服从军管会的领导。他要求全体干部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学习，对于管理和建设城市的知识，必须从做小学生起。我们不怕不懂，只怕不学。只要我们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我们就可以当大学生；反之，怕当小学生，就永远是个小学生。⑤ 　　这时，习仲勋领导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即西北军区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的和平谈判正进入艰难曲折阶段。五月五日，习仲勋在延安会见第二十二军派来谈判的四名代表，阐明了党的统战政策，并告诫他们：机不可失，起义不能再迟疑。十二日，习仲勋亲笔致信榆林分区领导：一、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协议，二十二军仅先就左协中可控制的整编一个师，余俟将来再说，其地方团队不在该师整编之内，统归榆林分区接收处理。二、地方团队经郝、雷⑥进行工作，争取主动改编极为重要，其编制原则以我军为基干编组消化，而不是原建制不动或单独编一支队伍，其军官选择好的留用，坏人资遣，其他集训，予以改造，务希妥为安置。其士兵老弱残废及有嗜好传染病者，或个别地富反动分子，统予遣散，其中罪恶重大者务须向人民悔过并交回地方人民监督转变，其坚决不愿干者准予解甲归田。编制时间不宜过早，俟榆林代表归后再动，如此，则他们互相挟制，更对我解决问题有利。否则，该团队可能提出过高要求，或以早起义来抬高价钱。总之，榆林问题已接近最后解决，务须妥善掌握。⑦在习仲勋等的具体指导和推动下，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接受和平改编条件，榆林宣告解放。 　　五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二十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历史悠久而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十三朝古都回到了人民手中。二十二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至六月初，二十三座县城解放。身在延安的习仲勋获悉西安解放的消息心情极为兴奋。早在二月二十八日，为了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五月十八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转中央军委关于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电报。电报特别指出：在贺龙同志回来以前，由贾拓夫主持军管会及准备筹划所有接管西安市工作。五月二十四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为副主任的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始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等也开始准备由延安向西安转移。同日，习仲勋签发西北局关于中共西安市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 　　五月底，习仲勋离开延安时，在王家坪宣布西北局决定，中共陕北区委、陕北区行署和陕北军区成立，领导陕北老解放区工作。随后与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乘吉普车向西安进发。天下小雨，山路泥泞，汽车不时出现故障，行程艰难，当天夜宿洛川。他连夜开会并看望伤病员，第二天又在咸阳住下，进一步了解西安的情况和研究进城事宜。进入西安城内，暂住原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的新城大院。后习仲勋、马明方等几位领导搬至建国路原国民党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公馆住宿和办公。 　　六月四日，刚刚在西安出版的《群众日报》(西安版)发布重要消息：西北人民领袖、党政军负责同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贺龙和马明方、刘景范、赵寿山等均已抵达西安。他们对于长期在蒋胡集团压迫下的全市工人、学生及各界人民的生活极表关切。全市人民闻悉自己的领袖到达西安，并将第一次与市民会面，万分兴奋。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和解放大西北的任务，为了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分任第一、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此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第一野战军向甘、宁、青、新广大地区进军，军务繁忙；贺龙不久即筹备率军入川与第二野战军会合作战事宜，习仲勋分工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 　　① 习仲勋：《关于接管城市的问题》(复印件)，1949年1月17日。 　　②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 马文瑞：《对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工作的一些回忆》(复印件)，1997年8月。 　　④ 习仲勋在公安分处处长联席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12日。 　　⑤ 1949年5月12日《群众日报》。 　　⑥ 郝，郝登阁，曾任国民党陕西省旬邑县县长，1949年2月11日率该县保安团和四个乡公所430余人起义后进入解放区。时受西北军区派到国民党榆林地方团队做统战工作。雷，指雷无尘，时为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部秘书，是该军起义赴延安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 　　⑦ 习仲勋手稿，1949年5月12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