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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革命民主主义者

《谢觉哉传》编写组

从学医到弃医 　　一八九九年，觉哉和三十里外的一位农村姑娘何敦秀结了婚，当时他十五岁，何敦秀二十岁。 　　一九〇八年春节过后，二十四岁的谢觉哉决定不再当塾师，而决心去学中医。他的老师就是他的岳父——当地著名的老中医何秋岩先生。何先生旧学渊博，曾在陕西为官，后因看破官场丑恶，不愿折腰权贵，于是弃官从医，为民除病。觉哉对岳父的正直为人非常尊敬，逢岳父“八秩”之年，觉哉从外地寄回一首寿联并受到岳父的赞赏，联曰：“天赐遐龄，长为乡间除疾苦；我携巨枣，待来杯酒话沧桑。”岳父对这首贺联十分满意，因为正合他志愿从医的愿望。  　　觉哉对自己弃教从医也作过认真的思考。最主要的是家庭的不幸遭遇促使他对救死扶伤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二十岁以后的几年时间，全家先后死于病因的达七口之多，尤其是他的二弟理卿，生性聪明，不幸在十九岁时病逝，使他十分惋惜。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过弟弟死时情景：死的那天，我适外出，目已瞑，犹问哥哥回否?旁人答“回了”即咽气。二弟性沉静寡言，书也读通了，遗有百多篇窗艺，有可诵者。而在当时的乡下，这种不幸遭遇者何止他一家。这样，他开始学习中医。 　　当时，乡村的景况越来越坏。觉哉在和岳父一道行医的过程中，目睹官吏横行，豪绅肆虐，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现实，学医的兴趣逐渐淡薄，而感觉越来越深的是“社会的病大于人体自身的病”。①在离堆资山三十里外一个叫草冲的山沟里，他遇到过一位姓何的贫苦老妇人，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眼病，因买不起先生处方的药而最终双目失明。对此，他曾几次反问自己：当医生看着人家的眼睛瞎，我为什么偏偏要学医。一九一〇年春，他终于放弃了原来十分向往的，并且学习了整整两年的中医，而再度开始了教书生涯。 　　辛亥革命前一年，觉哉弃医以后，由一位朋友推荐到离家百里外的安化县培婴学校担任了国文和历史教员。培婴学校是由寺院改办的，是一所主张新学的学校，校长是当地人，刚从长沙任教归来。校长在长沙期间，曾接触过同盟会会员，具有强烈的反清思想，觉哉在这里受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始对时局和政治投以注意力。 　　当年四月，湖南发生米荒。可是官绅富商以及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哄抬粮价。平时一两千文一石的大米，一下子涨到，七、八千文一石。四月十二日这天，长沙城外一乡民，只有七十文钱，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集，全家四口投河自杀。这件事激起了群众的义愤，要求官府开仓平粜。可是清朝官吏先是欺骗，而后是镇压，终于激起了公愤，发生了两万余人参加的抢米事件。消息传到培婴学校，师生们议论纷纷。多数教师在维护旧秩序的立场上发表议论，把“抢米”同平时乡间传闻的土匪“抢劫”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不义”、“不法”。觉哉没有急于参加议论，他以极大的兴趣打听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最后写了一篇小评论，陈述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民以食为天，这是古之道理。灾民有难，官府不但不管，反而和豪绅巨商串通一气，敲诈勒索，这是官逼民反。     　　他鲜明地站在饥民一边，这也是他卷入政治洪流的开始。 　　新文化战士 　　社会已在开始发出变革的信号。觉哉再也不能在穷乡僻壤生活下去了。一九一一年春，他怀着求知的渴望来到了长沙。 　　湖南是全国革命势力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长沙作为省会，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学”传播也较快，可以说各种实业界都在创办学校，有商业的，有政法的，还有医学和教会学堂。 　　觉哉立即考入了设在长沙荷花池的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当时，他并不是因为有从商的目的而入学。如他自己所述：“这也是很奇怪的学校，百多学生，秀才占了半数，商业呢?谁也不是生意中人。”②实际上他和许多人一样，是因为不满旧学而带着某种盲目性去入新学的，只想把它作为接受新思潮的一个跳板。    　　在觉哉进入湖南商业教员讲习所的第二年（即一九一二年），他的同乡好友何叔衡也放弃在宁乡云山学堂的任教，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教员讲习班学习。 　　叔衡是觉哉的志同道合者和重要帮助者。 　　叔衡结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青年救国者后，思想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 　　叔衡的进步极大地影响着觉哉，虽然他们不在一个学校，但却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叔衡每有所得，总是不忘告诉觉哉，凡是叔衡阅读过的进步书刊，总要批荐给觉哉阅读。这样，觉哉的政治视野逐步开阔，他开始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洪流中去。 　　在此同时，觉哉如饥似渴地接受了新学。产生了对新学的极大兴趣。这期间，他接触的知识非常广泛。他除读学校规定的必修课外，还阅读了其它大量中外书籍，包括外国人的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同时也比较认真和系统地阅读和研究了明末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和清朝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人主张维新变法的论著。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他的知识，一方面促使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期间，觉哉开始由朴素的反封建的文人逐步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转变。  　　宁乡“四髯” 　　一九一三年七月，觉哉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了。     　　本来他应该是高兴的，但却充满了忧虑。   　　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篡夺，这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又暗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国家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记得两年前（即一九一一年）的十月二十二日，继武昌首义后长沙爆发起义，他和同学随着在校门口经过的起义军一道走上街头，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有救了”的口号，但他感到现在“情景如昨，革命仍未成功”，③心里总是惶惶然，但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一封意外的来信帮他拿定了主意。来信是小金陀馆的同窗好友姜梦周写来的。梦周当时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校长，来信邀他一道到云山学堂任教，信中指出：开辟新的教育阵地，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乃救国之途也!乃吾辈之职也!信的末尾还以极其恳切的口气说：“你不来，我只好辞去校长。”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正合觉哉的愿望，便欣然应命。 　　宁乡县当时有两所学校，一曰玉潭，一曰云山。玉潭学校设在县城，云山学堂则设在离县城九十里的水云山下。云山学校的前身即云山书院，是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的，清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后，改为高等小学堂，到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又改为县立第二校。   　　云山学校的环境偏僻而幽静。这里三道高高的山岭环绕着校园，一条蜿蜒的小溪经过校门口，轻盈无声地流入沩江，校园前面还有一垅肥沃的田畦。校舍的建筑也很别致：前面是一堵半月形粉墙，两个拱形校门对称地开在东西两侧。一百零八间校舍全部按三横六竖的格局建筑，远看俨然是一座深山古刹。这时，云山学校在政治上已经是一所进步的学校。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叔衡在这里任教，曾认真介绍过学校胜私塾、“新学”胜“旧学”的好处，并且延聘了几位品行端正、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旧学”人员做了教员。 　　觉哉来到云山学校，担任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兼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对这里的一切，他十分满意，有了在这里长期从教的打算。 　　不久，王凌波也来这里任教，叔衡虽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也利用假日常来这里。这样，叔衡、梦周、觉哉、凌波四人，“以道义、前进相勉励”④，他们都习惯蓄下八字胡须，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宁乡四胡子”。 　　一九二六年十月，四人一道在长沙合影，觉哉在影片上题写了“宁乡四髯”，这就是“四髯”的由来。 　　四髯聚集云山学校，从学校体制、招生到教学内容与方法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坚决反对尊孔读经，以应用文代替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增设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二、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们针对当时国家的现状，广泛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开辟时事专栏，定期刊登国内国际的重大消息；利用学校租谷多的优越条件降低穷苦子弟的学费标准，禁止学生蓄辫子，禁止富家子弟乘轿往返学校；组织学生栽树绿化校园，自辟体育场所。学校还开辟桑园，建立了蚕房，学生掌握了养蚕、印刷、装订等基本技能。   　　觉哉担任训导主任，更是身体力行，他曾对何叔衡讲过：“吾人论学，当具纵横世界眼光，与其博古，不若通今。”并以此教导学生。他的这个重视现实、变革现实的进步观点，在教学上影响极大。他还说：“我教书，对于学生思想上的领导常是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他兼任语文教员，辅导学生写作文，总是先出题目，引导学生先作调查研究，作出笔记，列出提纲，然后再写文章。有一次，他出了个题目，叫《宁乡罐壶业现状》，为了帮助学生写好作文，亲自带学生到离校七、八里远的横市长桥港访问陶业工人。学生了解了工人的疾苦，既受到教育，又获得了题材，提高了写作水平。还有一年，宁乡大旱，县知事是个糊涂官，竟为首设蘸、许戏求雨，利用封建迷信愚弄人民。觉哉立即组织学生们调查这一事件，然后各自拟题作文章，将其优秀者在校刊上刊出，成为抨击时局的檄文。   　　觉哉引导学生进步是多方面的。有这样一件事，那是觉哉刚任训导主任不久。一个假日的午后，他散步来到学堂前面的小石桥上，忽见前面来了几乘大桥，年近花甲的老轿夫抬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大轿在小石桥前停下来，觉哉以为来了什么名流耆老，可是一见走下来的人是几个十六、七岁的学生，不禁大吃一惊：    　　“谁让你们坐轿来读书?”  　　“父亲喊的轿子。”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情理，十几岁的人居然要五、六十岁的人接送!”“今后学生上学读书不许坐轿。”       　　觉哉回过头来对老轿夫说：“是不合理的社会颠倒了老少关系。”从此，再也没有学生敢坐轿入校读书了。 　　还有一件事，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觉哉发现不少学生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于是他以学校训导主任的身份召集这些学生单独开会。他问大家： 　　“辛亥革命的宗旨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你们为什么还蓄着辫子呢?”     　　一个学生回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剪掉辫子，自然是不孝敬父母。”     　　觉哉接着耐心地向他们讲了一番反对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的道理，并动员学生当场剪掉辫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接着，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斗争。这场斗争波及到宁乡县，觉哉等人首先在云山学校行动起来。他们在学校举行报告会，在学校的走廊上贴出了“严惩卖图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大幅标语。他们还徒步到宁乡县城游行示威，高呼“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    　　“五四”运动后，梦周离开云山学校到县劝学所，王凌波接任校长。这时，觉哉和凌波等人，继续积极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当时云山学校图书馆变化—新，购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湖南的《大公报》、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新开报》等，师生争相阅读进步书刊，热烈讨论各种新思潮，校内充满自由民主和学习气氛。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云山师生从两方面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是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爱国“十人团”。凌波带领检查队，到横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抵制日货，学生的图画和手工用纸，也改为就地取材。二是反对封建复古教育，学校内的藏书楼前原有一块“孝弟忠信”的金子横匾，建校以来一直作为校训。院侧还建有“希贤词”，供奉学校创办人刘典的牌位，每逢祭孔时，必祭刘典。学校宣传五四运动时，觉哉在大会上说：“孙中山早已把清朝推翻了，中华民国早已建立起来了，男人的辫子早已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早已放了，学校不再是为皇帝制造奴才的场所，而是培养民国人才的地方。而我校还在祭孔，还挂着宣扬三纲五常的校训，真是和今天的新文化运动很不相称，这表明学校还在留恋君主专制的封建伦理，自甘落后，自作奴才，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要打倒它，取消它。”他亲笔书写了云山学校校训：“务勤崇朴尽忠尚公”八个大字，代替“孝弟忠信”悬于藏书楼下，并从此停止了祭孔、祭刘典。 　　觉哉还建议在师生和社会贤达中募集经费，以学生名义创办县级地方刊物《宁乡旬刊》(后改为《沩波》)。他是秘密写稿者，且写得很多。这个刊物影响很大，曾带动湖南不少县相继办起了报刊，对地方新文化教育和革新政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觉哉等人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他在一九一九年写的一篇《国庆感言》的文章中说：救国的途径，在于国民自觉自动起来管国家大事，要能真正当家作主，严惩卖国贼。国民要自觉自动起来参加革新运动，注重实学，迎头赶上。我们的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民必得象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幸福。同时，觉哉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单靠振兴实业，只办教育，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民族的危亡，必须惩办卖国贼，必须培养改革社会的人才。由于以这样明确的思想培养学生，因此，学生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云山革命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震撼宁乡，及于湘中。反动当局和社会上的封建守旧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必除之而后快。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四步曲：第一步，由县知事亲自出马，“训导”劝阻，企图螳臂挡车，觉哉等人嗤之以鼻；第二步，大肆诬蔑诽谤，他们造谣谩骂觉哉等人为“学匪”，是“无父无母无礼义” 的“三无党”，“三无党徒不可令居教育重要位置”，攻击把“文言变为白话是贻误青年”，组织学生栽树、种桑、养蚕是“毁坏教育”，这些谬说都遭到觉战等人的痛斥；第三步，决定停办云山学堂，以此把觉哉等人挤出教育界。当时，觉哉和接任梦周校长职务的王凌波同当局据理力争，以强硬态度表示，“头可断，血可流，云山不可不办。”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反动势力拔除新文化幼苗的企图宣告破产，但是当局终于采取了卑鄙的第四步，控制议会，将校长王凌波撤职，并任命一名叫李汉庵的反动学痞接任校长。李进入云山后，撤销觉哉担任的训导主任职务，还拉拢部分学生大搞复古读经，查禁新书新报，严禁学生参加一切社会活动。这一切倒行逆施引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觉哉等人团结进步力量，以学业自治会的名义与之辩理，李汉庵无法，勾结县府，请来枪兵，企图逮捕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以此威胁觉哉，凌波等人。觉哉、凌波立即组织教职员工保护学生，并在全校大会上当面揭发李汉庵倒行逆施的罪行，同时起草驱李传单，四处散发，揭露李之劣迹。在校内外的压力下。李汉庵只得带着爪牙狼狈退出云山学校。 　　但斗争并没有立即结束。县当局和社会上的顽固派串通一气，以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对觉哉等人进行恐吓和威胁，他们向县团防局长暗示，“石（吉冬）、肖、王（凌波）、谢（觉哉）、许(抱凡)，存一不安宁”⑤，但由于觉哉等人在群众中很有声望，始终未敢动手。团防局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收买一批歹徒无理殴打玉潭学校一位赞成“新学”、支持觉哉等革命者的校长，借以对觉哉进行恐吓。事件发生后，觉哉积极联络进步人士，动员和组织学生去县劝学所、县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挽留校长，保全学校，顾惜学生光阴”。同时，他亲自起草告全县各界的呼吁书，向《湘报》写稿进行呼吁。经过觉哉等人的发动和领导，顽固派的行径激起了社会公愤，终于酿成风靡一时的全县学潮。众人纷纷谴责，反响极为强烈。县府当局迫于民众的力量，不得不丢卒保车，惩办肇事者。     　　觉哉等人在云山学校发起的这场提倡革新和反对守旧的斗争，前后经历数年之久，其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界，广大民众都受到了锻炼，为后来本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兴起打好了思想基础。 　　觉哉在云山学校任教前后近十年，直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应聘到长沙湘江中学和自修大学任教才最后离开云山。这个时期，是觉哉由朴素民主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一三年上学期我到云山，至一九二五年下学期离开（中间因别的工作中断两三年），前后约十年，这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这里做了些启蒙的工作。”⑥   　　① 据谢觉哉与其族弟谢库生的谈话。 　　② 1941年4月13日《自传》。 　　③ 1943年10月10日日记。 　　④ 1947年7月15日日记。   　　⑤ 石、肖、王、谢，许皆为当时宁乡教育界进步教师。 　　⑥ 1959年7月谢觉哉《致云山完小师生们的信》。 　　主编《湖南通俗报》 　　一九二〇年八月下旬，觉哉在云山学校度过了第七个寒暑，好友叔衡约他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 　　当时的情况是：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梦相继破产，但随之而来的是封建军阀互相争夺，中国如一只破烂的航船在风雨中飘摇。而人民在斗争中逐渐觉醒，特别是一九一九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接着上海、天津、长沙、济南、广州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湖南当时是革命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即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在长沙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这是一个进步青年的革命组织。随后，毛泽东等同志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各界联合会等进步组织。《湘江评论》也在斗争中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一九二〇年六月，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又成功地领导了“驱张运动”。湖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朋局面。 　　当时，由于叔衡在“驱张”运动中有重要贡献，被湖南省通俗教育委员会派为湖南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所长。编辑所有一张四开的小报，叫《通俗教育报》，它的前身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主办的《演说报》，一九一四年，改为《通俗教育报》，一九二〇年，又改为《湖南通俗报》。     　　《湖南通俗报》由谁来主编?叔衡立即想到了正在云山学校任教的觉哉。叔衡认为：觉哉虽然没有办报经验，但是文学根底深，又关心时事，善于学习，于是给觉哉发了一封信。 　　八月三十一日，觉哉离开云山学校，来到省通俗教育书报编辑所。 　　叔衡委派觉哉做了《湖南通俗报》的主编（当时称主笔），熊瑾玎为经理，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当时除觉哉以外，都是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夏曦、郭亮、李维汉、易礼容、姜梦周等也都积极支持这个编报班子。 　　觉哉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上认识了毛泽东。 　　这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初的一天。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相当于校长），他刚组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后又筹备组织第十批新民学会会员出国留学，工作很繁忙，叔衡考虑《湖南通俗报》从主编、经理到编辑都是小学教员，全没有办报的经验。因而约请毛泽东一起研究如何办报的问题。 　　会上，叔衡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湖南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明确提出了《湖南通俗报》宣传的任务和主要内容。他说：“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①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走进觉哉的住房，相互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是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哉当时三十六岁，矮敦结实的个子，清秀的面庞，嘴上留着浓密的八字胡须，说话慢条斯理，虽然有时还不免带点“之乎者也”的旧文人气态，但是整个举止言谈显得睿智谦和，诚实可信。毛泽东对他的这个印象一直继续到后来的漫长岁月。至于觉哉对毛泽东的印象，由于叔衡多次讲过“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早就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这次相识，更加深了印象。 　　觉哉后来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一九二〇年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在湖南省城通俗教育报的报纸编辑会议上初次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刚赶走张敬尧，何叔衡同志任通俗教育馆馆长，约我去编通俗报，我历任小学教员，见闻不广，没有编过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还不能全部领会。会后，毛泽东同志到我的房里坐了一会儿，才会面，谈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② 　　觉哉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办报主张和众人所议，按照实际斗争的需要，对《湖南通俗报》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改革，把报纸办得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有力地揭露了湖南新军阀谭延闿、赵恆惕虚伪面目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变成了宣传新民学会革命主张的进步报纸。对湖南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办报期间，觉哉亲自动手，写了大量文章，据目前发现的四十多张报纸看，每天多则三篇，少则一篇（不署名的或改写的除外），各版都有，形式多样，有小评论，小说等等。当时，皖系军阀张敬尧被赶走以后，官僚政客谭延闿相继当上了湖南督军和省长。赵恒惕把谭延闿挤走以后，利用湖南人民渴望脱离南北军阀纷争，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心理，接过谭延闿的“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以“地方自治”为名，对南北两方保持中立，实际是以此巩固自己的军阀专制。所谓“地方自治”只不过是—种骗局。毛泽东当时“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不赞成消极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扩大民主因素”③。觉哉按照毛泽东这个意见，利用《湖南通俗报》大力宣传真正的民权思想，启发民智。赵恒惕本来是想真戏假唱，《湖南通俗报》则逼着他假戏真做。觉哉在《自治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文中说：“我们实行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赃，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力。”又在《公民资格》一文里，就当时对公民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如财产、学历、经验等问题提出质问道：“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为什么国家的政事，却只许一部分发财的人去干预?他们既有钱，又有势，望他们替贫民来说话，自然很难，世上不平等的事，孰甚如此。”关于学历的限制，觉哉质问道：“现在湖南三千万人，在国民学校毕业的有几多，在高等小学毕业的有好多?况人有好歹，本不在毕业不毕业，几多乡里老伯，本不是去应国文科学的考试，又何必去管他毕业不毕业，识字不识字?”文中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贫民政治，就要打破公民资格种种限制……不然，口里只管喊湖南三千万人，其实只能与问政事的不过百分之几，那就很犯不着!”在《我所希望于审查员的》一文中，觉哉对“审查”这部“自治根本法”的各县代表说：“贤人政治是已经破了产的……少数人替多数人谋利益，决不如多数人自谋。所以，我们所希望的‘治’，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发展自治能力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府的自治能力。”觉哉这些精辟的论述对谭、赵的伪装“自治”是深刻的揭露，对群众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 　　同时，觉哉还利用《湖南通俗报》，大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军阀官僚的罪恶。觉哉在《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中指出：“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们的办法是要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过激派’! 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恨‘过激派’，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太过激了一点咧!”真是一针见血之论。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罪行的同时，报纸还注意报道苏联和各国革命运动，对国内各地的工人运动也作了含蓄的宣传。 　　觉哉还注意利用《湖南通俗报》批驳各种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促使人们从彷徨中觉醒。觉哉在《没事可做，还是没去做事》一文中写道：“现在湖南人有智力的、有体力的、手段最强的、志愿勃发的，都集中都市来找事做，一考究他的内容，只想做因袭的事，不想做创造的事，只想做不费力分利的事，不想做卖力生产的事；只想做政府扶植的事，不想做社会特创的事……事要做才有，不做是没有事的。我愿湖南能够做事的人回转头来，各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事业，小的个人去做，大的合力去做，做出一些事来，然后人不要去找事，事自然来找人。切莫怪现在没有班做，要晓得我们实在没去做事。”这段寓意深刻的话，对当时许多在十字街头彷徨的青年，是有力的启迪和指引。    　　当时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反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问题，是张敬尧反动政府惧怕在报刊上宣传的，《湖南通俗报》却为此而大声疾呼。为了办好这个报纸，觉哉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忘我工作。他的一封加信真实地记录了工作的紧张情景：“我早这里每天的事业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床，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时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才完工，最后看几十分钟报再吃中饭。吃中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点灯后要预备明天的稿子，或者自己做点文章，大约要几十分钟。” 　　这张小报在张敬尧统治时期登的都是省政府粉饰门面的东西，每天除登载政府的一些文告和空洞无物的演讲、评论外，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因此，很少有人愿意看。觉哉主编后，《湖南通俗报》成了一份有鲜明政治见解的报纸。每期四开四版，一周六次，为了做到鲜明、通俗：一、开辟了深入浅出、针对性强的各项专栏，一版有“时事讲演”，以群众所关心或者所熟悉而不了解的问题出发，写成可供演讲用的深入浅出、一目了然的文章。论古说今，启迪民智。三版有“社会调查”，调查的范围很广，工农兵学商，无所不包，涉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宣传科学知识的“新知识”、“新字课”，在于普及文化。总之，从各个方面吸引读者。二、尖锐泼辣，针贬时弊。每期都登有“小批评”，评论时政，文章不长，约三四百字，写出了读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些小评论同群众生活关系紧密，显得报纸很有生气。三、文章短小，语言生动，版面小，文章多，言之有物，办得琳琅满目、丰富多彩。四、形式多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多用旧儿歌、旧谚语加以发挥，旧形式，新内容，旧瓶装新酒，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如：    　　“破鼓乱人打，墙倒众人推。” 　　批：中国有鼓破墙倒的样子，日本便是打鼓推墙的主使的人。    　　“十里无贤人，是块野地。” 　　批：怎样才能够使到处有贤人，还是靠教育呵! 　　总之，谢觉哉主办《湖南通俗报》，在“通俗”二字上下许多功夫，尽可能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势和本省乡土的特点，卓有成效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该报及时刊登毛泽东的文章。觉哉后来回忆说：“接到他的自滨湖各县寄来的通信，好优美的文章，为我们从来所未见过的，我总是把它刊在报上显著地位”④。 　　报纸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大增，由几百份增加到六、七千份，不但工人，市民爱看，农民也有订阅的，中小学还把它作为课外必读之物。据觉哉日记记载：“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下午，船山学社开游艺会，当场零售《湖南通俗报》八百多份。”当时，在宁乡县云山学校任教的王凌波曾几次给觉哉写信要求增订《湖南通俗报》，并说：“贵报销数宁乡较多，此乃贵馆诸先生评论正直，剪裁适当，甚合社会需要……此间学生阅报，以通俗评论及中外新闻为最感兴趣，讲演集甚好，此间二十一、二班学生已经纯粹为教本。”⑤ 　　赵恒惕他们对于这张报纸在社会上的影响惶恐不安，惊呼“湖南风气之坏，坏就坏在通俗报上。”“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本是教育民众的《湖南通俗报》，变成了宣传‘过激主义’的刊物，真是岂有此理!”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一日赵恒惕政府即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通俗教育馆馆长之职。六月十五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六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新所长龚心帮带一批人入所。随即，觉哉的总编辑的工作也因此而结束。     　　《湖南通俗报》停刊了，毛泽东评价说：“这一年的《湖南通俗报》办得很不错。”⑥觉哉离开了报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社会活动，而是更为热情，并在社会活动中“继续《湖南通俗报》精神”。⑦   　　① 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② 1952年7月1日《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③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④ 《第—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⑤ 《宁乡人民革命史》。    　　⑥ 周世钊《湘江的怒吼》。 　　⑦ 1921年6月8号日记。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