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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反封建的秀才

《谢觉哉传》编写组

“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 　　一九〇五年，谢觉哉二个一岁。 　　这年春天，一般三年才—次的科举开考了。在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唯一渠道。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经过科举这一关，很难找到其它出路。 　　当时，觉哉自己对此几乎全无兴趣，因为这之前他曾经参加过科考。考场的情景使他不敢再去想象，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半夜里挤进考场，竹片毕毕剥剥地在头上飞舞，头挂‘卷袋’，书上自己名字，学台的样子没看清楚，接卷袋后不知何人（后来知道叫‘搜狗子’）托到黑角里象搜小偷似的，然后一掌推到空荡荡的院子里（考棚）。”①“荣”未得而先受了“辱”，因而对科举考试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但是，在父亲再次严逼之下，他终于又一次走进考场。 　　当年七月，觉哉考中了，中国最末一科的秀才。这个喜讯轰动了整个山冲。因为这是明清以来，谢家祖上没有过的事。当地的绅士名流一个个前来祝贺，觉哉父亲也决定庆酒开贺。 　　可是，觉哉本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从切身经历中想到一个人中秀才后将要发生的变化，感到的不是高兴，而是苦恼，不是荣誉而是耻辱。首先，“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②。但是，当时“父道尊严”，他无法阻挡父亲的安排，于是想出了一个既不公开得罪父亲，又能表达自己意愿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开贺的第一天，他在收礼的地方公开贴出了这样一首对联：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 　　对联深刻地嘲弄了腐朽的科举制度，无情地嘲讽了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不少乡绅看了这副对联后，兴冲冲地来，气鼓鼓地去。 　　尽管如此，谢觉哉后来还是无情地鞭挞了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写过这样一首诗：“倒票何能赎出身，居然衣顶拜乡邻。未能冲破尘罗网，我亦《儒林外史》人。”③ 　　据理救穷人     　　觉哉中秀才以后，在人们的观念里，他已不再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活泼青年，而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名流绅士。社会开始把他向“人上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推。凡是当地的重大活动，必有他的一份请帖。尽管大多数活动觉哉不愿意参加，但有些场合也不能不应酬一下。一九〇六年，他参加了本乡乡绅组织的一次公审盗贼案。不过，正是这一次促使他与封建恶霸势力开始实行决裂。 　　那是这年深秋的一天，觉哉接到本乡某豪绅送来的一份请帖，约他会同本乡的耆绅们公审一个“盗贼”。这日午饭时分，觉哉来到乡绅们经常议事的堆资山公所。只见正在讯问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 　　“你窃物作案，犯法违规，该当何罪?还偷了哪些地方的东西，从速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我家没饭吃，实在肚子饿了，昨晚才在老爷的红薯地里偷挖了一篓红薯，现在已送回老爷家里去了……。”跪在地上的年轻人颤抖地答话。 　　“哼!连我的东西都敢偷，更何况别人的呢?你还在哪些地方做了贼……。” 　　“平日我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     　　“一贯偷盗，拒不招供，给我砍断那只贼手!”某豪绅大声吼叫。 　　年轻人没命地磕响头，不住地呼喊：“我不是惯偷，我确实不是惯偷!”   　　眼看就要行凶了。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身穿蓝布长衫的觉哉喊了一声“住手!” 　　“啊!是焕南先生?”某豪绅一见，不禁一惊，正要发作，围观的乡民已开始明了事实真相，齐声高喊道： “放人!放人!”面对起怒的群众和正气凛然的觉哉，某豪绅脸上掠过一丝奸笑，连忙对觉哉说：“你的意见要放，对吗?”觉哉指着被五花花大绑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说：“对，他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怎能因他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某豪绅见众怒难违，只好同意放人。然而谁料到，就在乡丁给年轻人松绑的时候，奸猾凶残的某豪绅突然从预先准备好了的火炉里抽出一块早已烧得通红的烙铁，朝年轻人脸上一烙，只听一声惨叫，年轻人昏死在地。目睹某豪绅的残暴行径，谢觉哉愤然离开了公所。   　　自此以后，谢觉哉再也不参与封建地主豪绅主持的任何活动，开始了教馆生涯。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干净”的职业，可以避免与人同流合污。 　　“未必生来是野流” 　　谢觉哉开始了塾师生活。这期间，他游历于穷乡僻壤之间，广泛接触劳动人民，目睹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逐渐实现了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     　　对他教育最大的是两个人的死因： 　　一个名叫肖晓春，是个贫苦人，和觉哉一样年龄，是他幼时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学裁缝，有师父管）。哉生长的肖家湾，屋前屋后都有大树和几株苦珠树，真好玩，树下可打滚，树上可摇风，他们常去那儿玩耍，好些树和竹，都爬熟了，对它很有感情，尤其到苦珠成熟的时候，轻捷如燕的肖晓春常常爬上树梢，把用篙子打不下的苦珠摘下来，与一同玩的孩子们平均分吃，并不因为自己摘的多而要求多分。小伙伴们都喜欢同他玩，后来肖的父母因养不活他，让他学了缝纫，就这样，晓春一家还是无法养活下去，刚满十三岁的晓春只得忍痛远离家乡出外谋生去了。大概在“七、八年之后，贫病过早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对此，觉哉不胜伤感。 　　另一个是被冻死在茶亭的求乞老人。这是一九〇三年冬末，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一天，觉哉和过去的一个同学一同到小金陀馆看望先生李藕苏，返家途中经过堆资山茶亭，只见很多人在围观，原来一位自发苍苍的乞丐被冻死在茶亭阶矶上，瘦骨嶙峋的尸体上盖的是—床有几个大洞的破棉絮，其状凄然。对老人的不幸遭遇，觉哉十分同情，当即告知父亲，并出棺木将其安葬。 　　事后，觉哉的心情仍然很不平静，他反复和那个同学讨论，为什么这样大的年纪还要求乞，还要被冻死，而且无名无姓，籍贯生平也不得而知。当时那位同学站在士大夫阶级的立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了一首《乞丐者诗》：“讨米最不穷，何必乞人怜。—死永无罪，快活上天庭。”觉哉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以《诗丐》为题，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未必生来是野流，却持竹杖遍村游。 　　饭篮向晓迎残月，弹板临风唱晚秋。 　　两脚踏开尘世路，一肩挑尽古今愁。 　　从此不食嗟来食，村犬为何吠不休? 　　“未必出来是野流”、“村犬为何吠不休”，表明觉哉开始摆脱士大夫的偏见，开始对社会的不平提出大胆的疑问。 　　觉哉开始探索和选择人生之途。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我作为一个封建秀才，“不为革命者打倒的对象，而自己变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而没有堕落的原因，在于有点正义感，不满绅士们的行状——专制君主的科举，是有道理的，难怪现代统治者都想模拟他” ④ 。   　　① 1941年4月13日《自传》。 　　② 1914年4月13日《自传》。    　　③ 1963年11月28日日记。 　　④ 1941年4月13日《自传》。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