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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觉哉传》编写组

新民学会新会员 　　一九二一年元旦，天气阴沉寒冷，时飞小雪。这天，毛泽东、何叔衡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会址设在长沙市潮宗街文化书社，这是租佃的一栋旧公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些小方凳，这就是会场。     　　会议的议程主要是商讨学会今后改造社会的方法。会议准备开三天。觉哉是新民学会成立以来发展的第三批会员之一。当时会员已有七、八十人。按照当时的规矩，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介绍他入会的是何叔衡、毛润之和周世钊（别名东园）。本来元旦当天就已批准入会，他因登记手续未完，未往。 　　新民学会成立时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格”。后来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觉哉到会的当天，正好讨论改造社会须用什么方法。叔衡主持会议首先发表了意见，他主张过激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上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同意何叔衡的意见，认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 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会上还有人主张用社会民主主义，有人主张用“温和的共产主义”。① 　　觉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是从他的切身体验中和不断学习中逐步认识的。     　　当年七月，觉哉回了一次家。从长沙至宁乡，乡民诉说生活贫困是“近八九年来未尝之苦”，经过一个叫黄材的小市镇，“市上饥民麕集”，“闻荒民扮禾客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也施不起了，近日归周某独施，今天埋了两个，饥暑交迫，人非金石，安能御此。”②回到家里，“外来荒民前后三四十起，始犹勉强派米发给，继因无米可派”，“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我境给米者只数家，大都黄皮裹骨，风吹欲倒”③。由于被逼债，乡民“至有自缢者”。当时学校也办不下去了，云山学校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但是由于“无钱无米无水(井塘均干)”④而不能开学，从宁乡回到长沙，由于军阀混战，“城内十分惊惶，各机关人员藏家眷，搬箱笼者忙个不了，而官厅出示说：‘前敌消息很好’。但一个逃兵则说：‘我们前天都退在岳州，忽然一个谣风说北兵到了，大家都跑，跑出城外，炮子如雨下，不知是谁打谁，跑到城外铁桥，桥长约半里，仪容三人行，践踏拥挤，忽然一车头从后开来，横驰而过，压死者不计其数，有压作两段手犹持枪，溺者犹多”。⑤这一切真是天灾人祸的惨况。 　　“是什么原因使社会穷到这个程度，坏到这个程度，觉哉也作了调查。他认为：乡间“旱象特著”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近年“遭兵灾、匪灾、团防灾、委员灾、百孔千疮”⑥，这个社会“好象患了疮疽似的，脓血已满，非戳破不可”⑦。在会上几种观点争论得十分激烈。 　　因为觉哉才加入新民学会，对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一时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他在这年一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余谓宇宙之大无所不容，进化之途，且恒赖矛盾之主义互抗互厉。以狭义言，固此亦一是非，彼亦—是非；以广义言，无所谓是非也。但同一学会则以奉问一主义为宜。”觉哉参加新民学会虽然比较晚，但正是从这时开始，他走上了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秀才——共产党员 　　觉哉离开湖南通俗报馆，又重执教鞭，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 　　当时，觉哉的好友何叔衡哉政治上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和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之后，又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和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是党在湖南的前身。 　　这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叔衡秘密从长沙码头世轮船启程赴上海，觉哉在当日的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珍贵的记录：“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润之（即毛泽东），赴全国△△△△△之招。”⑧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这年春节觉哉从宁乡县归来之后，即以所见所闻所感为题致函省、县政府，希望“拯民出水火之中”，并说：“政府目前应持的宗旨：1.凡事不求有益先求无害；2.当先察民众之隐情而后士绅之意见；3.凡事当研究其利害及可行与否，不必顾及上令，并不必虑各方面持异，果可行者虽不疏而亦通，不可行者恐愈疏也愈不通也；4.自治事业现只能办到维持现状止。”觉哉特别强调：“绝对反对设置乡警和再增加乡民负担，当务之急，第一是改造政局，第二是整理财务”，尤其不能再多向乡民摊派，“乡民穷苦已极，急应休养涵泳”⑨。   　　为了使自己有为民众说话的权利，觉哉甚至还有过当议员的愿望，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颇持大体而不察细微，颇有思想而殊乏条理，置之议席恐亦犹人”⑩。 　　但是他的建议和愿望并未引起政府的注意，相反却招来了非议。认为不过是“一二书生见隘识浅而已(11)”。 　　这件事帮助觉哉更深刻地认识了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本质。  　　在此同时，他开始更多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仅以一九二一年五月至一九二二年八月这段时间为例，他除了阅读《共产党宣言》、《新潮》、《新青年》外，还阅读了《共产主义ABC》、《解放与改造》、《各国社会思潮》、《迷信与心理》和多种介绍苏联革命的进步书刊，同时还听了《泰谟松的经济观念》、《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比较》、《文化运动与农村改造》等演讲。 　　一面刻苦地读书，一面无情地解剖自己，他开始发现自己有很多弱点，比如最初的人生观是做个好人，对古人的一段话曾奉为座右铭：“凡人一日引善，福虽未到，祸已远矣；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12)又比如他的幸福观是：“苟得解脱—切，蛰居山林，做半天劳动——如灌园、喂鱼、洒扫的事；读半天书或随便教几个小孩子，领略天然风味。”(13)还比如，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却附加着一个重要目的：挣钱养家。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思想还没有越出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圈子。“人方欲以思想改造环境，我则欲得新环境以救济思想”，“颇觉个人环境，绝对无可以踌躇满志之时，自后当求之主观，不能求之客观也。”(14) 　　觉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要求自己、改造自己。 　　当时，革命之风日益盛炽。为了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于—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接着，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当时，觉哉已离开一师附小在宁乡甲师任教，他看到这一新的革命形势，“眼前突然现出光明”(15)。他坚决拥护国共两党进行合作和国民党提出的三大政策。同时，也出现了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有利条件，于是，他同陈章甫等先进教师，又积极组织学生们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从而使甲师成为当时宁乡人民革命的重要活动中心，许多学生后来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热情投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中共湘区委员会为了帮助国民党在该省建立与发展组织，以推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让部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或者让一些共产主义者先加入国民党。如云山学校校长王凌波于一九二四年由何叔衡介绍加入国民党，又于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还是由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觉哉亦于一九二三年底前后加入国民党，并于一九二五年由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觉哉到长沙湘江中学任教。这是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培育革命人才的一所学校。在长沙，是湘江中学最早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凡示威运动或社会运动，本校无所不从”(16)。湘江中学还把介绍近代国耻史，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侵略方式、国际关系，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之趋势，军阀的罪恶，农民问题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 　　这正是觉哉渴望的新环境。在这里，他的世界观开始实现根本性的转折。他开始彻底拖脱了种种政治偏见的影响，认识到要改革社会，不能靠改良措施，不能寄希望于官僚政客，对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都不能存在任何幻想，对军阀由不满发展到切齿痛恨。他明白了，中国要振兴，第一必须赶走帝国主义，第二必须打倒封建军阀，而这个目标要达到，又必须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 　　觉哉以自己对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坚定不移的信仰，终于走完了从封建秀才到共产党员之间的全部路程，实现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变。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叶挺领导的独立团首先从广东北上升赴湖南前线。 　　当时，湖南的省长赵恒惕在倾向国民革命的唐生智逼进长沙时宣布下野，但全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仍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控制之下。特别是赵恒惕的部属，由于赵恒惕的下野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的死心塌地拥赵，有的则站在十字路口徘徊观望。 　　湘军二师师长贺耀祖就是一个在十字路口徘徊观望的人。国民党省党部决定觉战去争取贺耀祖加入北伐的行列。觉哉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同贺耀祖是同乡，又是个人情谊颇深的朋友。这天一见面，觉哉就单刀直入地问： 　　“赵恒惕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已被赶走。师长是带兵的，对今后局势的发展有何高见?” 　　贺耀祖回答说：“我想蒋介石现在不会出兵北伐。” 　　觉哉接着说：“要求北伐已是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军阀不除，国无宁日，可谓国人皆曰杀。” 　　贺耀祖回答：“我反复想过，即使北伐，胜利的机会已经过去了。北伐应在国民军未放弃南口时，直奉南北受敌，才有胜利的机会。”    　　觉哉继续发问：“你能肯定北伐真的没有胜利的希望?” 　　贺耀祖毫无信心地估计：“是的，我估计广东最多只能出兵六万，运输又不便利，吴佩孚有兵几十万，又握有铁路、轮船。” 　　觉哉劝他：“师长未必忘了谁是正义之师?!古人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革命军有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贺耀祖沉默不浯了…… 　　作为朋友，觉哉建议他：一要以民族大义为重，拥护北伐军，二要相信北伐必能成功。    　　又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分析、说服，贺耀祖终于同意了觉哉的看法。但是，贺耀祖在政治上毕竟因缺乏远见而优柔寡断，仍不敢宣布拥护革命军北上。觉哉觉得此事重大，不能强求于人，临别时说了一句：“时不可失，希望师长不要错过时机。”   　　直到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长沙，当贺耀祖亲眼看到“胜利事实”，他才终于带着部队自动参加北伐。 　　后来，贺耀祖说过：“我参加北伐晚了两个月，可惜未听觉哉的话。”这是肺腑之言。    　　国民革命出乎意料地迅猛发展。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旬，叶挺部队进入湖南，接着于七月十二日攻克长沙。国民党开始公开活动，随即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觉哉在这次会上被选为湖南省党部常委，工人部长、党校秘书长。此时觉哉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只和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李维汉，夏曦两同志单独联系，不参加我党党内生活。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打下长沙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半公开状态。中共湖南区委派觉哉主编《湖南民报》。这个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湖南民报》大量刊载湖南工农以及各界民众直接支援和参加的北伐战争的报道， 同时不断刊登各县农运蓬勃兴起、农村革命深入发展的消息，并深刻揭露农村反革命势力纠集旧民团反攻倒算，疯狂逮捕、残杀农民的罪行。觉哉辛勤地工作着，“每赴开会等人的时间写社论”(17)，以“见心”为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面目，鼓动工农大众群起而攻之。最突出的是揭穿“左社”事件的真相，同国民党右派刘岳峙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酝酿反革命叛乱时，湖南国民党右派十分嚣张，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组织了一个所谓“左社”，实际上是一个极右派组织，他们扬言要改组省党部，在报上公开发表他们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所谓农民运动纲领，污蔑农协人风员为“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主张国民党“管辖”各农民协会。刘岳峙的这一计划得到反革命分子的喝彩和部分中间分子的拥护，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也误以为“左社”是进步组织，有人上当受骗，加入了“左社”。觉哉对刘岳峙的所作所为进行认真调查研究以后，立即撰写和组织文章，在报上揭穿刘岳峙的阴谋，并且把这些文章连同曾三等同志写的文章一并发表在新创刊的《民权》周刊上，这些文章使那些受骗的青年很快认清“左社”名左实右的真面目，使得“左社”迅速瓦解。这样做，对当时从舆论上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起了先导作用。     　　不久，吴佩孚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击下，被迫从岳阳退出湖南，觉哉闻讯，立即借吴佩孚自吟“洛阳亲友如相问”之句，在《湖南民报》上发表了一首诗：“白日青天尽倒吴，炮声送客火车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雄心在酒壶。”诗中既表达了觉哉对胜利的喜悦，又隐喻着对失败者的无情嘲弄。他还以“见心”的笔名在报上发表《试猜猜吴佩孚下场》的短评。 　　由于《湖南民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军阀，拥护革命，抨击腐朽落后的势力，支持工农运动，同人民的斗争息息相关，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读者争相传阅，报纸销到七八千份，成为湖南省有报纸以来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对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时，《湖南大公报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书中，曾发表文章《过去之湖南新闻事业》，文中谈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湖南民报》出版，极力为共产党张目，是为长沙新闻界之彗星。”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觉哉还作过一项特殊的工作，这就是他最早尝试运用法律武器同敌人进行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成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委员会，这是农民运动高潮时期专门镇压土豪劣绅的革命司法组织。特别法庭委员会的委员由省政务委员会任命，觉哉是委员之一。他运用革命法律，排除各种干扰，坚决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当时宁乡有个团防局长名叫杨致泽，此人作恶多端，民众怨声载道。觉哉和王凌波、姜梦周等人为了除掉杨致泽，即向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唐生智推荐文经酉出任宁乡团防局长。文曾是同盟会会员，他受命后马上到宁乡上任，杨致泽拒交枪支印信，文经酉当即将他逮捕，并根据《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暂行条例》，准备处以极刑，但是杨致泽仗着自己是湘军一个重要头目的妹夫，有恃无恐，公开声称：“我是十八爷在大沩镇是一副石磨，你们这些蚂蚁是抬不动的。”果然杨由宁乡押解长沙后不但没有伏法，而且被政府的要员保护起来。民众对此极为不满，觉哉闻信后也非常气愤。早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他就在《湘报》上发表过《宁乡县大沩镇团防局之黑暗》一文，文章揭露的团防局长就是杨致泽，指出杨“当团防局长六年，擅用权威杀人四五百之多，且多数是冤屈者。”为了支持人民坚决杀杨的要求，觉哉立即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继续在《湘报》撰文揭露杨致泽的罪行，大造杨犯必杀的舆论。这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湘报》上发表了《宁乡大沩镇团防局之黑暗再志》—文，再次深刻地揭露杨致泽放纵局勇，随意杀人，指出：“……”杨致泽操生杀大权，在宁乡没有赛过他的，就是该局局勇狐假虎威，横行乡里，也是闻所未闻。今年正月某日，该局局勇在外办差，归时已是夜深，衙门关闭，更夫已入睡乡。局勇连喊数声未应，触动他的无名之火，等到开门，用枪腿把更夫饱打一顿。不久，更夫就死了。杨局长献洋二十元，局勇杖二十就此糊涂了结……。”二是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力和在社会上的声望向省政府内的保杨势力拒理力争。与此同时，社会上“杨犯必杀”的呼声也日以强烈。民众的压力和觉哉的努力终于迫使当局对杨致泽实行枪决。     　　谢觉哉亲自参予处理轰动长沙杨致泽案后，又参予处理轰动宁乡的彭伯垓案。彭伯垓是宁乡县高山乡的一个劣绅，一贯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逼死人命三条，群众早已恨之入骨。一九二七年初，当地农会宣传要打倒土豪劣绅，彭伯垓公开抗拒，漫骂农会干部“要打倒土豪劣纠，先打倒流氓地痞，地痞流氓当了农协会长，农协会是流氓痞子会。”群众闻之大怒，农民纠察队当即召开大会，宣布罪状，对彭实行了枪决。彭被镇压后，当地劣绅兔死狐悲，一面大造“暴民专政”之舆论，一面指使彭的亲属赴省告状。国民党右派以及不明真相之人纷纷叫喊；“农民运动过火了”、“暴民专政不得了”，甚至省政府也认为：“这是冤案，应当昭雪”。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派省特别法庭委员谢觉哉等到宁乡处理彭伯垓案。觉哉深入调查彭伯垓的罪行和群众斗争他的详细经过，后依据革命法律在宁乡组织特别法庭作出判决：彭伯垓触犯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第一条九款中的第一（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者）、二（反抗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四（杀害人民及纵火决水强奸掳掠者）、五（压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伤或损失者）款，罪行严重，应处以死刑。在作出此判决的基础上，觉哉—面通过合法团体揭露彭之罪行及彭案之真象，—面又帮助当地政府和农会成立惩办土豪的特别法庭，完善了法制机构。补判彭伯垓死刑，此案风波便告停息，给国民党右派以痛击。同时有力地支持了广大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      　　觉哉还以满腔热忱支持革命者到莫斯科学习，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生在中国招收第二期学生五百人。国民党省党部决定公开招生，规定中等学校设有国民党区分部的可选送合格党员（包括国共两党的党员）应考，长沙各校选送的有二百多人。谢觉哉为主考人之一，他力举自己当年在云山学校的学生甘泗淇等入学。赴苏之前，国共两党举行了欢送会，谢觉哉在会上致词，他要求留学的学生：“应好好遵守孙总理的‘以俄为师’的遗训，努力把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学到手，准备将来回国以后，在工作上出一把力。”甘泗淇等经过在苏联的深造，后来成为我军重要将领。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屠杀。五月十一日，觉哉在湖南国民党省党部联席会上作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提出对反革命者，须采取严厉之处置，其中“传播蒋介石主张及受蒋介石唆使指挥者按反革命论罪。” 　　很快，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反革命政变，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在这复杂环境中，形势虽瞬息万变，但觉哉的信仰始终是坚定的。 　　“马日事变”前，觉哉在政治主张上和生活方式上与国民党要员不同，越来越被当局怀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党的一位负泽人当时劝他真正退出共产党，对他说：“你不象国民党左派，必当退出共产党才能象，等社会革命时再（回到党内）来吧!”觉哉坚决拒绝，他说：“我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我的组织是共产党。”   　　“马日事变”前一天—五月二十日，省委开会时，已通知觉哉离开长沙。觉哉当时仍在国民党内做秘密工作，身份仍未暴露。他当时的公开身分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党校代理校长。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第二天，他还是去国民党党校主持开学仪式，决定等到反革命枪声响了再走。这天晚上，湖南省委开会分分析了形势，有的认为情况已好转，根据是北伐军在河南打了胜仗，叛变的夏斗寅师已被叶挺部打垮了。谢觉哉在主持了党校的开学仪式之后，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和一些同志认为反动事变仍有发生的可能，应动员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省委散会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谢觉哉刚走出省委大门，就听见了枪声。觉哉急忙避入一家小摊贩家里，摆摊子的老人惊奇地问：“你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走，不知道一点风声吗?又是换朝了!好，你就在此住下。”第二天早晨，觉哉趁硝烟漫天、死尸遍地的混乱中化装离开长沙，躲在长沙县东乡郑家均家里（郑是夏明翰的爱人）。     　　觉哉在一九四三年写的日记中，回忆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说：“一九二七年一、二、三月，我党和国民党的军政矛盾已很紧张了。唐生智部下的某县长说：‘要就是我们走，CP来干，要就CP走，我们来干。象现在的情况是维持不下去的……’。党没有正规武装，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已把各县团防武装取到手，但党硬不要，要交给所谓正绅。农民协会自发的势力有的已控制农村，我们说是‘过火’，把农协最积极的人押起。大官无法取得，小官如县长、局长之类，需要我们去做，而我们说：‘共产党是清高的，不做官’。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却不惜得罪人，硬要行自己的。对于人——反动的人，不知把弱者拉到自己方面来，或使之中立。”“反而去拣弱者打”，“使自己孤立”。 　　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觉哉消沉下去。相反，反革命的屠刀，同伴的鲜血，帮助他擦亮了眼睛，他更坚强了，更成熟了。在离长沙去汉口前夕，他以悼唁病逝的堂弟为名，给家属和子女寄去一首挽联：  　　“性命等于小埃尘，频年苦里愁中，剩下皮囊归昊土；   　　世界若无大改革，自此生来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间。” 　　这首挽联表达了他立志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和破釜沉舟的决心。 　　① 以上均引自《新民学会资料》中载《新民学务会会务报告》。   　　② 1921年旧历7月15日日记 　　③ 1921年6月31日日记。   　　④ 1921午8月30日日记。   　　⑤ 1921年1月1日日记。 　　⑥ 1921年1月1日日记。  　　⑦ 1921年1月4日日记。  　　⑧ 1962年7月1日，谢老应约在《北京晚报》发表《蝶恋花—七一》词一首，开头一句为“四一年前风雨夜”，即指此事。《北京晚报》记者丁浪为此曾问谢老：当时您是否知道去开—大的会?谢老回答：“只知道各地共产主义者赴沪议事，不知道召开一大。”词的原注写道：“四十一年前的‘七一’前夕，毛主席和何叔衡同志黑夜由长沙登舟进行，不要我们送，后来才知道是去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日记所说“赴全国△△△△△之招”，即为“赴全国共产主义者之招”。 　　⑨ 1921年1月1日日记。 　　⑩ 1922年2月24日日记。   　　(11) 1921年1月5日日记。 　　(12) 1919年4月16日日记。 　　(13) 1921年2月16日日记。 　　(14) 1921年2月18日日记。  　　(15) 1941午4月13日《自传》     　　(16) 姜梦周《本校三周年之回顾》，1928午11月12日《湘江半月刊》。 　　(17) 1914年4月13日《自传》。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