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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上海到洪湖苏区

《谢觉哉传》编写组

主编《红旗》和《上海报》 　　一九二七年冬，觉哉到了武汉，即同先期从长沙来到武汉的徐特立一起编印中共湖北省委办的《大江》报。《大江》报原是铅印四开报，后改为八开的油印小报，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形势和任务。 　　当时，汪精卫同蒋介石同流合污，摧残革命，武汉一片白色恐怖。一天，夏明翰找到谢觉哉的住所，对他说：“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乱走，望碰见人。”觉哉十分关心他的安全，问他： 　　“住在哪里?” 　　“东方旅舍。” 　　“东方稳便吗?” 　　“有一个茶房是裕泰的，他认识我，他说住在他那里只管放心”。夏明翰回答。 　　裕泰是省委分设机关，早几天，已被敌人破坏了，明翰不知道。觉哉马上说：“危险，赶快搬!”夏明翰说，“是的，我正在计划搬。”他问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里，觉哉告诉了他。翌日，觉哉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觉哉心里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夏明翰同志。觉哉不禁怆然叹息：“多么可惜呵!” 　　不久，谢觉哉来到上海，中央决定由他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 　　在这之前，觉哉有一次秘密的沈阳之行。这次组织上交给他一个特殊任务，要他作为中央代表到沈阳接收地下省委。但是，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因为地下省委被破坏了。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在沈阳一家日文书店里，他买到了一本日文版《列宁主义十二讲》。觉哉后来回忆说，他买到这本书后，当时颇有“如获至宝”之感。他不懂日文，依靠同时买到的一本《日汉词典》，硬是把这本书啃懂子。读这本书是觉哉在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他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掌握枪杆子，没有政权。后来他不止一次地说：“大革命时，我虽然认识了党，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但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不知道。失败了，不知道怎样失败的。路没有错，要革命、革命能成功，是肯定的，怎么革法，就很模糊。读了《马列主义十二讲》，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些道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过，列宁同志似乎早已预见到了。为什么这样的书，中国见不到一本?!”① 　　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觉哉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由于结合实际学习，这才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道理。后来，他办报刊时就是宣传这些道理，以揭露和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为目的，高屋建瓴，把报刊办得鲜明有力。 　　《红旗》是当时的党中央机关刊物。由党中央宣传部具体领导，为了解决《红旗》出版发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觉哉决定去找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②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觉哉身穿蓝布马甲，脚穿一双家里做的布鞋，来到了上海大通里的一栋普通三层楼房前。他轻轻地敲门，开门的是位女青年。个子不高，朴素大方，但从她的脸上却看不出明显的表情。     　　“你找谁?”  　　“这里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吗?”觉哉用一口较重的湖南话问。 　　“你贵姓?”    　　“我姓谢，是杨先生的老乡。”     　　“啊!”女主人似乎马上明白了，脸上露出甜甜的笑意。 　　“我叫钱希均，杨先生有事外出了，要到十二点半才能回来，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先进屋吧!”     　　在特务、密探横行的恐怖岁月里，寻找一个自己的同志要冒多少风险啊!觉哉和钱希均的心里都踏实了。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发行部的秘密机关。这位叫钱希均的女青年是毛泽民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先生”就是毛泽民。她是中央的交通。觉哉主编《红旗》的事，钱希均前几天在去机关时，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当面交待她，要转告毛泽民同志：有一个从湖南来的姓谢的老同志，很有办报经验，要到出版部谈有关《红旗》的出版问题。并谈到有关他的住房问题、联络问题、出版计划，都由毛泽民考虑办理。   　　觉哉进屋坐下，他们很快就认真地交谈起来。觉哉说，这次来上海，中央分配他的任务是恢复《红旗》的正常发行工作，他想了解—下《红旗》目前的发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他说他设想了一个方案，准备每月出版两期，月中和月初出版，不知印刷上的工作能否忙得过来。稿子由他负责写，但每期要求校对三次，初校和复校由工厂负责，最后的清样由他最后校定。他还询问了国民党的“邮检”情况等等。钱希均当即回答了她所知道的情况，同时不由得暗暗敬佩这位老同志的负责态度和细心精神。 　　中午，毛泽民回来了。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和毛泽东十分相象，魁梧高大的身材，长方形脸庞，宽阔的前额，—双智慧的大眼。他们已经是老相识了，—九二四年同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任教。这次见面，患难相逢，两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你总算活下来了!”—阵沉默而后，毛泽民才问第—句话。 　　“革命没成功，死不得啊!”觉哉以幽默而又轻松的口气回答。 　　毛泽民叫钱希均多弄点湖南家乡菜招待客人。他外衣没脱，就把觉哉拉到桌边，亲热地攀谈起来。 　　觉哉介绍了自己几经周折，辗转寻找党组织的情景，“马日事变”以后，他和长沙某秘密印刷厂的一个叫郑伯翔的工人一道离开长沙，郑年轻，他化装成郑的母舅，在郑家住了—段，又住到郑的一位柳姓亲戚家。介绍到这，，觉战插了一段寄居柳家的插曲：柳家主人是个秀才，自称善相。他说据他观察中国不象做亡国奴的样子。这位柳先生按着还相了他，说：“你不晓得发财，兄弟命差，有兄弟也得不到帮助，不会遭危险，寿可至六十四岁。” 　　“难怪你死不了，原来你还没到死的时候!”毛泽民又一阵爽的笑声。 　　觉哉继续谈到“马日事变”两个月后，也就是中央“八·七” 会议以后，他秘密回到长沙，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当时，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委，由彭公达任省委书记，毛泽东以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长沙，省委于八月十六日在北门外沈家大屋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夏明翰、易礼容和他都参加了，会议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会后，毛泽东提醒大家：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敌人来了，会一网打尽。毛泽东当晚搭车去安源，觉哉立即转移到另一朋友家。由于敌人搜捕很紧，只好离开长沙。后又谈到夏明翰牺牲的情况，觉哉沉重地说:“明翰是因叛徒出卖，不幸牺牲的。” 　　毛泽民深有感慨地说；“是啊，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过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今后可能还有弯路，但是要尽量少走一些。” 　　接着，他们讨论了出版《红旗》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此，觉哉开始致力于《红旗》的主编工作。 　　《红旗》为了发行方便，开始是刊物型的，后来才改为四开报纸型的。每月出版两期，任务极其繁重。而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又不允许有很多人做采访和编辑工作。采访、编辑、校对都是他，他一个人就等于编辑部。毛泽民夫妇在法租界给他找了一间不大的房间，除了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他每周把选题计划送给毛泽民看，但不去印刷厂，以免暴露身份。为了使文章能有的放矢，深入浅出，让工人看懂，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采访。钱希均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中介绍了觉哉当时的工作情景：“我常常到他那里去取稿子和送审校样，总是见他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或看书，有时忙得连做饭的时间也没有，肚子实在饿了才到马路上去吃碗‘阳春面’（即清汤面），或买两个小面包带回家来吃。他自己过得很简朴，却很关心印刷工人的生活。每次我去工厂，他都要询问这些事，要我一定想办法把工人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好，多组织他们学习，加强保密工作，要防止特务的破坏和国民党当局的搜查。他经常把了解到的敌情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警惕，以保证印刷厂的安全和《红旗》的正常出版。凡是和谢老在—起工作的同志，都被他那种忘我的精神所感动。” 　　由于觉哉的努力，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红旗》开始和广大群众见面了，觉哉除编辑稿件外，还亲自撰写了很多重要文章。如《国民党的国防》、《国民党与鸦片烟》、《国民党之所谓对日交涉》、《国民党的屠杀成绩》、《立法院与秦始皇》、《钱也要，命也要》等等。这些文章除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外，更大量的是抨击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无耻罪行。揭露国民党对外卖国、对内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并鼓动人民起来打倒国民党，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文章内容丰富，朴素易懂，以小见大，击中要害，很富于战斗性，在广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九三〇年初，党中央决定创办秘密出版公开发行的《上海报》、这是一种四开的报纸，报社设在沪东胶州路的一栋小洋房里。觉哉被调到了这里。《上海报》的主编是李求实。觉哉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日常组织领导工作。报社一共六个人，除觉哉外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称觉哉为“阿叔”，以此作为掩护。 　　这张报纸创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改了六次名。转入秘密发行后，送报人及特务员先后被捕的有十人，判刑最重的为八年徒刑，最轻的也有数月。卖报人先后被捕的有八十多人，最多的罚三十元，监禁两周，最少亦罚五元。一发现卖《上海报》的，反动派走狗上去就是毒打一顿，有的被打得奄奄一息。谢觉哉也曾险遭逮捕。一天，组织上通知他到南京路参加一次游行示威，并分配了他担负散发传单的任务。他带着一包传单按时到达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附近走来走去，没有看见一个熟人，街上行人似乎比以往多了一点，他正在留神观察周围环境，忽然听到一声爆竹声响，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口号声，传单象雪片似的撒落在马路边和人行道上。他趁机想立即行动，猛然有人抓住他后面的衣领，一把抢去了腋下那包尚未来得及散发的传单。他被捕了，押到巡捕房后，侦探审问：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教书的。”觉哉镇静地回答。    　　“教什么书?”    　　“教‘人之初’，教‘百家姓’，‘教孔子、孟子。”    　　侦探要觉哉背诵几段孔孟的书听听。觉哉这时不慌不忙地大声唱起来，俨然象个教私塾的老学究。   　　侦探继续审问，   　　“你知不知道共产党?”   　　“知道，共产党就是国民党。”   　　“这是谁说的?”    　　“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上说的。” 　　侦探又指着那包传单质问觉哉：“这些东西哪里来的?” 　　“是马路上拣来的，我看这样好的纸丢了可惜，拿回去给学生练字，填红。”觉哉回答。 　　侦探半信半疑，给觉哉一支铅笔，要他写个名字看看。觉哉接过铅笔，象握毛笔那样东写西画，好久也没有写出一个象样的字来，反倒把纸划破了。侦探等急了，一把夺过铅笔，在他屁股上踢了—脚，大声吼道：“给我滚出去!”就这样，觉哉从从容容、不紧不慢走出了老闸巡捕房。 　　《上海报》处境这样困难，但仍是封了办，办了封，再封再办。所以能坚持下去，主要是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这张报虽是四开小报日刊，但却宣传了许多重要内容，及时反映了城市工人斗争，大胆揭露了国民党的暴政；经常报导红军武装斗争消息等等。 　　《上海报》当时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起到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与鼓动者的作用，同时又是一种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正如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六日《红旗》第十七期所指出的：“我们的《上海报》成了上海工人阶级之唯一的读物，成了上海群众中的权威，久已使上海统治阶级吓得发抖。在发行方面虽然受尽了最艰苦的压迫，但终于不能阻止我们《上海报》的发展。” 　　一九三〇年八月，《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定名《红旗日报》。     　　第二年，觉哉调上海互济会，继续做党的秘密宣传工作。 　　斥“左”倾危害 　　—九三一年秋，一个留着平头、鬓角和八字胡已经花白的壮年人踏上了上海至汉口的轮船。     　　他就是谢觉哉。当年虽刚满四十七岁，但是岁月折磨得他多少有点老态。况且象他这样大年纪的共产党员，在革命队伍中的的确不多，因此，党内已经有人称他为“谢老”了。由于顾顺章叛变，敌人在上海四处搜捕革命者。觉哉离开上海，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处湘鄂两省西部边界，山岳连绵，湖港交岔。一九二八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等利用这一带地形复杂、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短短两年，根据地迅速扩大了，东起武汉，西至巫山，北越汉水，南跨洞庭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但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大搞肃反扩大化，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杀害了，觉哉来到这里，环境险恶，但他还是不畏艰难，为党的事业忘我地工作着。他先后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文化部副部长、湘鄂西省委政治秘书长、党校教务长等职。这时的党校，受到肃反扩大化的迫害，只剩下他一个人仍然在坚持着工作。同时，还要主编湘鄂西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 　　报社设在省府翟家湾，虽然这是省委的机关报，一张苏区的大报，但人手仍然不多，他一个人能做外勤、编辑和校对。觉哉很喜欢这项工作，他认为有把握干好，因为这是他第五次主编全局性的大报了。《工农日报》有油印和石印两种版面，即使是油印，也“印得和石印一样好。” 　　《工农日报》现已散失无存。谢老在延安的日记中，尚有两段是回忆办《工农日报》情况的。一则是—九四三年三月九日日记，谈及办《工农日报》时， 特别注意使用通俗语言。“以前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章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为此，觉哉曾在《工农日报》上写过《新名词释义》。 　　洪湖苏区的工农绝大多数是文盲，没有钱上学，他们读书识字学文化心切，每个农民都有“麻纸簿”和铅笔，一有空就读读写写，相互帮助识字。觉哉主编《工农日报》时，非常注意学习使用当地群众语言，以便苏区工农能看得懂，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平。 　　另一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日记，回忆洪湖地区的生活和办《工农日报》时间杨邨人的接触： 　　“杨邨人是在敌人围剿湘鄂西苏区时逃跑，被鲁迅先生批评为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杨邨人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型而神经脆弱特甚的人，行动言语，常使人发笑。洪湖蚊子特别多，夏天晚上蚊书如雷，伸手可抓到几个，不能工作，须坐在蚊帐里。洪湖又多疟疾，卫生宣传员说，疟疾，是由蚊子传染的。一天，杨邨人睡醒，发现帐内有一蚊子，大惊：‘我一定染疟疾了’，吵着要打奎宁针。少顷又说：‘身上发颤了，不得了’。结果，给他打了一针才完事。洪湖失败时，崔琪同志在湖内组织游击队，派他去做政治委员，去一天，草帽鞋子都丢掉了。在湖中遇着我，借了一双鞋，用鱼划子把他送走。”     　　“经不起刺激，受不了艰苦，不知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且要求进到游击战的苏区来?致出了不少的丑——逃跑直到‘自白’。但他因为‘脆弱’，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他‘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买卖，仅在竭力变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更好的生活。”   　　“杨邨人自认是‘作家’，‘作家’的定义如何?我不知道。不过他在洪湖里留下一点子笑话。他接我的下手主编《工农日报》，一天在‘名词解释’栏说‘苏维埃’是最初成立苏维埃的地点，因此，相沿叫苏维埃。‘什么书上看的?’我问，‘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有很多人说苏维埃是苏兆征同志的兄弟吗?你何以没有听到。” 　　由此可见，办《工农日报》时，环境异常艰苦，杨邨人怕苦怕死，后来逃跑到上海，作“自白”向反动派表明心迹，被鲁迅作为革命小贩。《工农日报》同《湖南通俗报》、《上海报》一样，有普及文化的专门栏目，办得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大众阅读。 　　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在一次会议上，夏曦公开骂他：“谢胡子是老糊涂。” 　　夏曦和觉哉是老相识，他们同是新民学会会员。大革命时，夏曦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委负责人，觉哉是秘密共产党员，他只和夏曦、罗迈接头。应该说夏曦是了解觉哉的。夏曦公开骂人，那是因为政治主张上觉哉有很多和夏曦不合拍的地方。   　　经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过去对党内斗争毫无思想准备的觉哉，现在开始警觉起来了。他对夏曦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不理解，以至他主编的《工农日报》无法适应夏曦“左”倾的需要。    　　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襄北根据地的时候，夏曦却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组织大规模“肃反”。把人民内部的是非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乱抓所谓“改组派”，诬陷和错误处置了大批的优秀干部。特别使觉哉难以理解的是他最了解，也是夏曦本人最了解的两位负责人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置了。一个是毛简青，湖南平江人，曾留学日本。大革命时期担任平江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秋他和觉哉先后派来湘鄂西苏区，觉哉任《工农日报》主编，他任省委党刊《红旗》主编。觉哉十分熟悉他：“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道德和学问的人，和他在上海同住有一年多，虽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另一个是柳直荀，当时担任湘鄂西省苏区财政部长，觉哉在大革命前就认识了他，当时他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以后，在汉口、上海也看见过他。“直荀同志受家庭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熏陶很深，律己严，为人切，认识了共产党就贡献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尤不会有任何反革命行动，是可以以其品质保证的。”但是，这两位同志却在肃反运动中被夏曦批准迫害死了，毛简青是在自己的监狱里病死的，觉哉记得“有一天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在，旋知因肃反而入狱，但我总想不起他的可疑之点”。柳直荀死时更惨，“一天忽而不见了，初疑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③，在周老嘴被自己的子弹枪杀了。觉哉很快认清了夏曦推行王明“左”倾严重错误给革命职业带来的危害，对夏曦的错误有所抵制。有一次，夏曦在中央处分局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发言，他在解释几位负责干部为什么会变成反革命时，说其理由是：“他们为了破坏苏区而创造苏区，为了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在回答一些干部提出的“在战场上敢于冲锋陷阵的人为什么会是反革命”时，夏曦的解释是：“反革命分子其所以勇敢的战斗，表现得对革命的忠诚，正是因为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对夏曦这样一篇其名其妙和充满诡辩的所谓讲话，贺龙当即表示反对，他十分愤慨地说：“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不懂得那些高深的理论，不懂得今天说这个‘右派’，明天说那个‘右派’。我只知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当把枪口对准敌人。”并说：这种解释是奇怪的理论。觉哉也理所当然地不赞成夏曦的观点。因此《工农日报》开始没有刊登夏曦这篇讲话。夏曦对此极为反感。在他的几次追问之下，觉哉不得已，才将其刊登出来。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夏曦指责他思想“一贯右倾，办报不知出了多少错误”。 　　当然，尽管觉哉对夏曦执行王明左倾错误反感很大，但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他不可能象贺龙那样公开批评夏曦，只能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抵制和斗争。即使这样，夏曦也没有放弃对他的迫害和打击。一九三二年九月湘鄂西根据地沦陷前夕，在夏曦内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组派”的名单中，有觉哉的名字，不久根据地完全失陷了，在敌人的清湖中，觉哉不幸被捕。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从这份“名单”中“漏网”。     　　后来，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觉哉用诗真实记录了这段史实和他在这场斗争中表示的立场。诗曰：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洪湖遇险 　　一九三二年六月下旬，蒋介石纠集十五万兵力进攻湘鄂西苏区。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作战略转移。九月，敌人进攻洪湖苏区，八十一个来不及转移的外地工作人员，分乘十多只小船，躲在青草湖草丛里，三天没有吃东西，于是，派一只小船出来弄点吃的，船被敌人发觉，跟踪而来，进行清湖。九月二十一日清晨，觉哉正在船上睡觉，忽闻四面草响，同船的人喊：“清湖的来了”。大家纷纷跳水，觉哉也下了湖，立即把身上的自来水笔，手表，文件等丢到湖里。在敌人发动的清湖中，他被捕了。人虽被捕，文件没有落入敌手。敌人问觉哉要枪，觉哉说是教书先生，从来没有拿过枪。敌人用浆板子打了他一顿，看看这老头很象教书先生，就不打了。敌兵在觉哉身上搜来搜去，搜去一张来不及丢掉的秘密纸条，那士兵都不识字，只见不是钞票就丢到湖里去了。  　　觉哉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环境：除了一望无际的湖水就是敌人的层层哨岗。他的脑子却异常的清醒，并作好最坏的思想准备，甚至连就义前呼喊的口号也想好了。   　　他被押到一个叫左家院子的地方。这里俘虏了很多干部和群众，他认识的除熊瑾玎夫妇外，还有老董和一个叫肖志的同志 。他们都是湘鄂西工农政府的干部。 　　但是事情出乎意外。抓他们的敌军营长一开始就讲了一番这样的话：“不要怕，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有些人才，只是你们走错了路!救得一个是一个，算救了一个中国人才!不要怕!”这个营长真的没有杀人，除了几个妇女外，其余都放了。但是他和那位老董却被疑为首要，被关进临时看守所。 　　晚上，敌营长亲自审问觉哉。觉哉说他是个教书的老先生，家乡无私塾可教，跑到湖北来教书。路上遇到红军，被当作老财主抓来，红军见他字写得好，就留下他。这次打起来了，躲在湖中被俘的。   　　敌营长双眼注视着觉哉，头发胡子花白，容颜苍老，言行举止象个老学究，外表一点也不象他所见过的共产党人。恰在这时，一个小号兵悄悄地告诉营长，说他看见过这个胡子（敌兵对觉哉的称呼）在台上讲过话。上台讲话，应是了不起的人!觉哉马上辩解；“讲过，红军里面谁也做宣传的。我是教书先生，被掳进红军，写钢板，我颇赞成红军的道理，自愿给他们服务，但我不是共产党员。”敌军营长从觉哉的年龄、外表、言行都相信他不是共产党人。    　　在敌人的看守所里，觉哉以自己的沉着和不惹人注意的外表赢得了敌军营长的信任，不久后便宣布他自由，并要他到敌军团部去当书记官。觉哉拒绝说：“我在苏维埃工作过，营长以共党杀我，我绝不叫冤!现蒙营长不杀之恩，但我声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对共产党的。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也不值得营长救。我年纪大了，军队工作未搞过，我很想仍过蒙童生活”你不愿意就职就不就职，我们做个朋友吧!”这时，敌军营长告诉他：上面传令，在清剿中各部队都有处决或释放被捕“共匪”之权。只有共产党的要犯须上送。我不上送，谁也不知道。敌营长讲迷信，相信因果报应，认为杀人多的，没有好结果。别的营抓到的红军，被杀的多，他这个营捉到的红军都没有杀。 　　敌军营长出乎意料的态度引起觉哉深思，他不久就摸清了这里的情况：这支部队隶属蒋介石的杂牌部队潘善斋旅，是由民团改编的。这里的官兵经济待遇特别低，军队内部排斥异己的情况极为严重，加上这支部队是从皖西调过来的，在那里吃过红四军的败仗，受过红四军的教育，这支部队的成份是一共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对我党无甚仇恨，他们被国民党歧视，特务还没有钻进去，我方优待俘虏的影响，加上敌军营长是好好先生，官兵从上到下在政治上是动摇的。 　　在明瞭情况基础上，觉哉因势利导地开始对敌官兵开展工作。敌营长曾说：“共产党要抗日，要均贫富，我赞成。但为什么要杀人放火?”觉哉向他说明共产党杀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他们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敌营长终于明白了。有一天，敌营长从当地团防局回来，说：“团防局长说了良心话，共产党杀的土豪劣绅，都是应杀的。”觉哉马上引导：“一百个土豪劣绅中，连团防局长都说应杀的有几个?一百个连团防局长都说应杀的土豪劣绅，没跑掉而被共产党抓到的又有几个?可见现在谁说哪里杀过几百，哪里杀过几堆，都不足信。也没有谁能指出姓名来”敌营长听后不语。还有—天，这位敌营长开会回来，说上面传令，国际联盟代表要求视察收复的“匪区”，须打扫街道，贴几张表示欢迎的标语，并要觉哉拟写，觉哉当即启发他：“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标语不写反对帝国主义，不是我们的本心，若写反帝国主义，又太对客不住；因此这幅标语不能写。”营长觉得有道理，但又担心上司追究责任。觉哉又进一步启发他：这里闹过红军，国联代表不会来的。即使再过若干年，这些大资本家代表也不会来，更不敢来。何况这些国联代表还是我国驻国际联盟的人请的。并不是他们愿意来，他们最多到汉口及沿江看看，必不会到这里来。后来，这个所谓参观团真的没有来，敌营长更佩服地说：“胡子料事真不错!” 　　在敌营三个月后，觉哉通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以在上海某公馆找了馆为由，离开了敌营，当他安全抵达上海的时候，已是当年的最后一天，他回想一下，从遇险到脱险，恰好一百天。觉哉无限感慨，他在敌营里写了一百首诗，记述了各方面的情景。现今只保存下一首，是到上海时作的：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 　　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 　　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     　　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   　　后来觉哉还为这首诗的第三联作了注释，说他在洪湖被俘后，听说贺龙的部队退到山里去了，鄂豫皖红军也败退了，同时听说中央苏区有反水（即叛徒）的师长，因而写下“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这句沉重的诗句，表明他对革命遭受损失的无限忧虑。 　　① 1941年4月13 日《自传》。 　　② 以下所写具体会见过程，参见钱希均所写《不朽的老战士》一文，载《怀念谢觉哉同志》一书湖南人民山版社1980午5月版。 　　③ 以上均引自1945年1月9日日记。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