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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红都瑞金

《谢觉哉传》编写组

毛泽东的好助手 　　觉哉自一九三二年底，从洪湖脱险到达上海以后，通过转移到上海的原湘鄂西省省委书记杨光华的介绍，找到了党组织，并分配他在全国总工会继续做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全总负责人罗登贤、廖承志同时被捕，觉哉的身份也因此被暴露，幸叛徒不知其住所才幸免于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他去中央苏区工作。 　　对于觉哉来说，这正是他最向往的地方。他还记得，一九三一年中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时，他曾作为《上海报》特派记者前往会议代表的住处采访。在会议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当时，恩来清瘦而结实，两条浓黑的卧蚕眉，一双闪者智慧光芒的大眼睛。觉哉由衷地钦佩他。他问恩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苏区去工作?恩来说，苏维埃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人民革命政权于念中国，将来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做。也许是因为这次同恩来见面的关系吧，果然不久，觉哉就到了湘鄂两革命根据地，现在他能继续到自己的政权里服务，觉得这是他个人的最大幸运。 　　觉哉于一九三三年四月秘密离开上海，五月中旬就到了江西瑞金。瑞金，是一座小城，位于赣东南与闽西交界处，座落在四面环山的盆地之中，风光秀丽，一座古塔雄踞城头，使得这座古城更增添了气势，当时，这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住在这里。 　　他立即到毛泽东的住地去找主席分配工作。在路上，先见到了钱希均。① 　　“钱希均同志，你也在这里呀，你和泽民好吗?”觉哉紧紧握着钱希均的双手满脸笑容地说。   　　“谢老好，路上一定很辛苦啦!”钱希均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端详觉哉，和三年前在上海分别时相比，她觉得觉哉越来越显出老相了。是的，繁忙的工作负担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已经使他显得象五六十岁的老人。“谢老”，开始成为人们对他的习惯尊称了! 　　觉哉乐呵呵地告诉钱希均：    　　“我很好，虽然在路上遇到了不少盘查，还总算是顺利的。”还说：“这次在苏区转了一圈，有很多感想，苏区虽然物质条件差，但精神上是很愉快的，自由自在的，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今天我来到了苏区，又能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了，我是多么地高兴啊!他以前曾领导过我。他想问题，做事情站得高，看得远。” 　　钱希均领着觉哉去见毛泽东，两位老战友已经分别五年多了。毛泽东穿着一身粗布的红军制服和一双布鞋，面容虽然更加瘦削了，但眉宇间显得很有精神。一见到觉哉，他充满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他们开始热烈地交谈。 　　他们重点谈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说：在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进行了武装暴动，武装了工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两年，蒋介石派了大批军队“围剿”我们，但我们采取了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方针，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扩大了红军。今后的道路还是坚持武装斗争，扩大红军，以现有根据地为基础，逐步向全国发展，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对毛泽东有说服力和远见卓识的谈话，觉哉是最为信服的。是的，从在《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听他发表意见，到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在长沙沈家大屋听毛泽东发表准备秋收暴动的主张，切身感到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    　　他们彼此随便地交谈着，不觉到了午饭时分。苏区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毛泽东和战士一样，一天只有一角钱的伙食。为了招待这位一路饱经风霜的老战友，他让钱希均到老乡家里买了三个鸭蛋，算是加了一个菜。但他又不让到大伙房里另外加油，只是照旧从食堂打来了饭和辣椒炒酸菜，算是最好的招待了。饭后，红军总司令朱德来请毛泽东开会，毛泽东立即把谢老介绍给朱德。朱总司令和毛泽东一样的装束，所不同的只是腰间总是习惯地束着皮带，他体格结实魁梧，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朴实。觉哉早就知道朱德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很尊敬朱德，朱德也早从泽东那里知道“湖南有个谢胡子，会写文章，会编报”。他们一见如故，紧紧地握手，彼此问好，从此开始了他们至死不渝的革命友谊。    　　毛泽东非常满意地望着觉哉和朱德，他要开会去了，一只脚已经迈出门槛又立即把脚收回，因为他还没有谈到觉哉的工作，毛泽东说：已经考虑好了，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觉哉在毛泽东的对面一间空屋里住下来，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当时，工作紧张，生活又很艰苦，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老常常陪他夜里办公，夜以继日，又困又饿。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老，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老说：“也够了。”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找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他们俩分头弄来一个南瓜和柴草，两人高高兴兴地在月光下煮南瓜吃，吃饱了又接着办公。 　　那时，烟草十分困难，经常把树叶炒一下当烟叶。有一次，事务长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烟草，分给抽烟的同志，每人一份，谁也不多给，领烟时，毛泽东就对事务长说，“把谢胡子那份烟给我吧。”’ 　　从这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生活、同志间的亲密关系和人们克服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 　　参与制定革命法规条例 　　由于蒋介石不断对根据地连续发动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因此中央苏区许多必须的工作比如法制建设还没有来得及着手进行。觉哉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条例办法。 　　觉哉当时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而这些法律知识主要是从实践中来。最初接触法律，是年轻的时候，他常常见义勇为，帮助穷人打官司；后来，他的一位同学成了法律学家，他得到了这位同学的具体指导；而使他日趋成熟的是一九二七年担任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时，为了执法，他阅读了一些法律书籍，查阅了一些案例；到瑞金不久，他就在根据地区域内进行过几次考察活动，如一九三三年夏，他到福建河田对于一些好经验，好办法，作过研究和总结。当时，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是经验较多的地方。觉哉虽未见过方志敏，但读过方志敏亲自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他认为：“那些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切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远景。” 　　中央苏区《选举法》是由觉哉参加制定的一项重要法规。这项法规的制定，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对于重视与维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有着重要意义。为了帮助苏区人民正确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在颁发这项法规的同时，觉哉在苏区的一九三三年出版的《选举运动周报》上发表了《劳动的人才有选举权》一文，对《选举法》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他指出：“选举法上规定，一切被雇佣劳动的及其家属，一切自食其力的及其家属，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那些靠剥削为生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要赶出政权之外”。他还这样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一切，是劳动者创造的，应该归劳动者自己管理。应该把不合理的旧世界——劳动阶级反被不劳而食的剥削阶级所压迫的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为着镇压已被推翻了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谋反的企图，我们——工农阶级要严格剥夺敌对阶级的选举权，而努力发扬自己阶级的选举权。”“劳动人们的地举权，是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每个劳动者应该不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应该为选举运动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觉哉参加起草的其他重要法规述有《土地法》、《劳动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同时，他还协助工农民主政府最高法院院长何叔衡起草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 　　这些法规、条例的制订和颁发，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 　　人民的秘书长 　　瑞金沙洲坝又是一派节日的气氛。中央政府运动场上，阅兵式正在进行，到处红旗招展，标语满墙，爆竹声噼哩啪啦地响，男女青年跳起了欢乐的歌舞。 　　这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日子，中央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了!”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虽然企图完全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当时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已经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权和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干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仍被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觉哉被当选为中央政府秘书长，并且兼任了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觉哉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当时是战争环境，又不可能有很多的助手，大量的具体工作都要靠自己亲自动手，而他总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   　　作为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机关党的主要负责人，怎样领导做好机关工作，并使其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觉哉经常深入各个支部了解情况。他布置工作，根据各支部的工作性质，具体安排任务。比如，要求内务部的支部要保证各项民政工作业务；要求司法部的支部要保证如何进行判案；要求教育部的支部要保证有计划地安排红军战士的文化学习等等。觉哉不但布置具体任务，而且亲自检查执行情况。他特别重视中央政府机关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所领导的部门，经常只有三五个干部在机关处理日常事务，其余都出发到下面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觉哉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工作中没有一点架子。和他在一起工作较久的钱希均回忆说：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可是谢老对我这个年轻资浅的人，却一点架子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去找他请教，只见他正伏案工作，甚是忙碌。这时我正要拔步退出，却被他察觉到了。他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并和我相对而坐，问这、询那，很随便地和我谈了起来。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象一个纯朴的农民，和他相处，使人感到他有一股亲切的吸引力。还有一次，我上粮食部长陈潭秋家里去，碰巧谢老正在和陈谈着粮食供应的情况。他老人家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并把重要情况记在笔记本上。我看他们话意正浓，准备起身要走，谢老立即劝阻了我，要我再稍待一下，由此可见他体贴同志之心是多么入微。当时谢老是在协助毛主席的工作，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还有何叔衡、翟秋白，陈潭秋、邓子恢，方维夏、吴黎平、梁白台、毛泽民、徐特立等同志，谢老和他们相处，是那么融洽无间，真挚感人。谢老对来自地、县、区、乡的同志们，总是热情接待，详询来意。为了使上下拧成一股绳，对来自基层的要求，谢老无不竭尽全力，设法解决，万一有困难解决不了，也总是和颜悦色，耐心地做解释工作。同们对谢老种认真负责、热情服务的精神无不感动在心，不管问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都对谢老表示感谢。谢老的回答总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在革命队伍中，同志们都在称颂他这句饱含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口头语。 　　觉哉担任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处处为人民谋利益。当年，他和毛主席一道为瑞金沙洲坝人民挖井找水的故事，成为几十年来广为传诵的美谈。 　　事情是这样的： 　　瑞金附近有一个叫沙洲坝的村子，这个村子离瑞金河约有一两里地。一天傍晚，晚霞格外的红，觉哉散步来到这个村子。工余之暇，走村串户，找老乡聊天，这已成了他联系群众、体察下情的一个方法和习惯。他一路上发现到瑞金河里挑水的老乡接连不断，挑水的人，有的是年逾古稀的白发老人，有的是不足十岁的儿童，由于路程远，其状甚是艰难。觉哉立即想到，如果能在村子里找到水源打口井，使老乡不需到远隔几里的河里挑水，免去肩挑之苦该多好啊!散步归来，他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陈述，主席高兴极了，不久，毛主席和觉哉一道帮助老乡找水源，挖水井。开工这天，觉哉第一个开锄破土，毛主席和夫人贺子珍也来参加打井，很快，一口水井在村子里打出来了，从此沙洲坝的老乡再也不必远道取水了。 　　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当地群众为了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和谢秘书的恩情，他们自动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 。    　　梅坑惜别    　　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领导人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也到达中央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和李德等人来后，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面对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等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据地越来越小了，红军不得不作一次大的战略转移，准备长征。 　　当时兼任中央政府内务部长的谢觉哉被批准参加长征。但是他的老战友，“苏区五老”之一的何叔衡却被留在根据地。而不让何叔衡参加长征是另有原因的。 　　长沙“马日事变”后，叔衡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他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被“左”倾领导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担负的重要领导职务被全部撤销。觉哉完全了解叔衡：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叔衡被撤职时，觉哉到达根据地的时间还不长，他不了解其中的详情，为此曾三次问毛主席。第一次问，毛主席没有吭声；第二次问，毛主席仍然没有吭声；第三次问，觉哉直截了当地说：“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主席仍然一声不吭，象怕被继续追问，躬着背，缓步走开了。很快觉哉了解到毛主席当时名义上虽然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排斥出了中央领导核心，变成有职无权了，看到革命不断遭受损失，他的心情十分痛苦，但为了顾全大局，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对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沉默。觉哉深感自己“太钝了，竟没想到里面有那多文章”。这次准备长征，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和他都被批准随着主力红军转移，唯有年龄最长的叔衡却被留下来。觉哉深知“左”倾领导者的用心，不禁满腔忧愤! 　　离长征出发的日期愈来愈近了。一九三四年九月末的一天傍晚，觉哉从叶坪来到叔衡的住地梅坑，向他道别。显然，叔衡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是愿意随红军主力转移的，他曾经向董必武表达过自己的这种心情。那是一天午后，董必武到叔衡的住处闲谈，叔衡问董必武，   　　“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 　　“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吆?”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新。”  　　尽管如此，叔衡的意志仍然是那样坚强。觉哉走进叔衡的住处，一间破旧的瓦房子里，桌上摆着自养的猪肉、鸡肉和自种的菜蔬，不知从哪里还弄到了鲜鱼，这是叔衡为觉哉饯行的宴会。本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生活，但这一次分手，心情却格外不同，两人相对无言，彼此保持着严肃与沉默。无疑，他们不是为个人的生死而忧虑，而是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中央所发生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纠正而担忧。饭后，叔衡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送给觉哉留作纪念，并用马把觉哉送归住所。 　　谁能料到，这竟是他们几十年生死相交的最后一面。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叔衡和瞿秋白等同志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敌人包围，突围中，秋白被捕，叔衡壮烈牺牲。 　　后来，一九四五年古历五月五日，是叔衡的七十诞辰，觉哉在延安追忆梅坑惜别的情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怀沙屈子千秋烈，焚券婴齐一世豪。 　　十二年前生死别，临行珍赠小钢刀。 　　觉哉在诗中以屈原仗节死义不易其行，自投汨罗江而身亡的比喻，赞颂叔衡临难不屈的壮烈牺牲，又以历史上传说的齐冯爱为孟尝君获取民心的故事作喻，赞扬他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的丰功伟绩。同时，还追忆了珍赠怀表和小钢刀的往事。全国解放以后，觉哉把叔衡珍赠他的遗物之一——怀表转交给叔衡的女儿实山、实嗣。当时，他满怀追念之情说，“你们父亲生前有句活，就是‘我为苏维埃流下最后一滴血’!他已经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临别前，他给我这块怀表和一把小钢刀。小钢刀现在已经不在了，这块怀表我应该转交给你们，你们去留作纪念吧!”实山、实嗣双手捧着父亲的遗物，眼泪夺眶而出，已经七十高龄的觉哉也老泪纵横，哀思无限。 　　① 以下具体过程，参见钱希均《不朽的老战士》。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