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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征老战士

《谢觉哉传》编写组

转折关头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艰苦的长征开始了。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战略意图是把红军主力拉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在红军总部的后面，有一支特别连队，队里有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这是中央机关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的干部特别连。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从各单位抽调一些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谢觉哉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都是红军战士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已满五十八岁，谢觉哉次之（五十岁），林伯渠再次之；董必武最小。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支部会。董必武是支部书记。突然敌机来了，在头顶上盘旋几个圈，摔下一个炸弹来，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炸弹很大，一头栽进土里，泥土溅得他们满头满身，但却是一个哑巴，没有开花。董老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也笑得眯缝着双眼。他们接着继续开会，会后，又迈步向前了。部队夜行早宿，一个晚上要走几十里地。 　　革命暂时失败了，谢老象许多忠诚的革命战士一样，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中央革命根据地丢掉以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并在继续发展。部队开始长征后，在他们的瞎指挥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红军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负担笨重，行动迟缓沿途只能消极避战。由于敌人对我实行多方围追堵截，红军部队好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红军过湘江后，主力由八万多人损失得仅剩下三万余人。毛主席当时曾十分气愤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逃掉几万人，现在怎么得了!正是这种情况下，谢老象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强烈要求应该由毛主席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在长征途中，少数同志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早在红军撤离苏区前夕，谢老在销毁和处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时，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视若珍宝。在长征路上，这颗印章总是随身携带，有时经过危险区时，还把印章用红绸系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后来他—直把这颗印章带到了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谢老是非常乐观的人，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有时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据一位跟随他一道长征的同志回忆，讲得最多的是李自成。他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城，吓得崇祯皇帝仓惶出宫，在煤山上自杀。他还讲了列宁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他告诉同志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胜利地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楼上举行时，谢老正在楼下打摆子（患疟疾），听说毛泽东出来领导长征，如闻春雷，霍然而起。在高级干部中传达会议的决议时，谢老高兴地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坚决拥护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重要发言，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据谢老后来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忆，当时他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是有较深的认识的。他回忆道，五次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来之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应该转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阵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敌人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这种办法粉碎其向苏区进攻并用这种办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当着打了一年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去浙江，毛主席又提出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进攻，不是从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株洲、长沙与常德包括湖南的大部分在内，作为自己的战略活动地带，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用此以打破围剿，保卫苏区。此计又不用，打破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离开多年流血创造的苏区大搬家，抬大机器向不可知的方向搬，东西连人，不几天都丢掉，这些都是不可解的。据姜国仁回忆，谢老生前曾对她说过，他在会上曾这样表过态：“大家都盼望毛主席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毛主席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是全党全军拥护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部队继续北上。正在生病的谢老天天发高烧，有时烧的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他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象踩棉花，咬着牙走。后来他曾对一个青年回忆说：当时，看样子真是苦，但是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雪山草地只等闲 　　毛主席回到红军的指导和领导岗位以后，立即建议师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一战略目标的改变，迅速打破了敌人原来的部署，战局出现了转机，红军恢复了活力，部队接连打胜仗。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向雪山草地进军。 　　一路上，谢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严峻考验。就说行军吧，部队每天要走七、八十里，有时甚至急行军百余里，谢老虽然有马，但他总不肯骑，而让给伤员骑或驮行李，自己坚持和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部队经常是夜行军，谢老的视力不好，行军时常常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经常跌倒，但他始终没有掉过队。再说吃苦吧，在一个叫抱崠岗的山上，他是这样度过的夜晚：“看看天晚了，据说到山顶只有十八里高，但说是走不到。前面传来了声音：‘宿营呀，宿营!’怎么宿法?拣得三四尺可以放下东西的平面，就是好的。大家知道这一夜是不易过的，非有火不行，枯枝倒是不少，一下子那一堆这一堆的火着子。我因为插过了队，落在后面，虽然相隔不过二三十丈，但要下去找多难，况且黑烂泥土上也无法睡觉。天公偏不做美，下起雨来，雨滴从树上哗啦哗啦的流下，人们都打着伞，烤着火，我借得一洋磁放垫坐，许多同志坐着打鼾，我是彻夜没有睡。”① 　　但是，雪山草地远为艰险得多。雪山积雪终年不化，不但气候特别冷，假如遇着大风，人马还有被雪埋掉的危险，而且山上空气异常稀薄，使人呼吸困难，爬雪山不能在山上停留，必须一气走过，如果在雪山上栽倒，就再也爬不起来。过草地就更困难了，草地实际上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气候更是变幻无常，常常是风雨按着冰雹，一小块乌云飘过来，立即就是一阵暴雨闪电，顿时，地面上到处是黑乎乎的积水，还有许多没顶的泥潭。多少战士因陷入泥潭而长眠在这茫茫的草地上。 　　就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长征路上，几位老人不怕艰难险阻坚持长征以及他们之间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年轻战士，被人们传为佳话。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队伍抢渡大渡河，接着就要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虽是盛夏，但气温骤变，寒气逼人，同志们衣衫十分单薄，怎能抵挡风雪的吹打。吃的就更困难了，兄弟部队送来两只羊支援他们，这两只羊饱含着多少革命队伍的阶级友爱啊!同志们决定把羊宰了，剥下羊皮烤干，送给徐老和谢老御寒。他们找到一根草绳，拿着一块羊皮准备给徐老捆上，徐老连忙摇手说：“不行，不行，我能坚持，你们拿去给谢老，他身体比我差。”同志们说：“一共两块羊皮，您披一块，谢老披一块。”徐老说，“都给谢老拿去，一块护胸，一块护背，他体质弱，又生病，没有这真过不了雪山哩，两块都给他。”谢老说什么也不要，但同志们蜂拥而上，一面说服，一面用草绳把两块老羊皮一前一后扎扎实实地捆在谢老身上了。这时，谢老激动地闪着泪花，徐老和同志们都满意地笑了。 　　过雪山前夕，谢老、徐老，董老和林老在卓克基会面了，四位老人坐在一间房子里，侃侃而淡，笑语不绝。长征开始时，谢老和徐老、董老虽在一个单位，但有时也有短期的分离，林老开始就在另一个单位，四位老人同时相聚的机会却并不太多。这次相聚，显得格外难得。当时，前面就是白雪皑皑，高耸入云的夹金山，但他们依然精神矍铄。徐老喜乐观，董老常幽默，林老颇健谈，谢老则常常引经据典。他们在一块，显得那样得乐观，谦和、融洽。     　　这时，一个矮个子女战士进来了，他把一件缝好的衣服交给坐在坑上的谢老。     　　“行吧?”女战士问。 　　“缝得很好，谢谢你。”谢老笑眯眯地回答。 　　三位老人一齐望着这个女战士。 　　原来这个女战士名叫王定国，她是红四方面军文工团第三团的宣传员。谢老是昨天才认识她的。因为快要爬雪山了，大家都在筹备御寒衣服。长征路上不可能有军服厂，部队发给每人一团羊毛，要自己缝制衣服。谢老不善缝补，正想找人帮忙，在一个山坡上偶然碰上这位女战土，谢老诚恳地说，“同志，请你帮帮忙，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过雪山草地时好穿。行吗?”“行!这还不容易。”女战士爽朗地回答。现在这件缝得相当合适的毛衣送来了。老人们望着王定国，满意地笑了。 　　王定国向老人们道别，谢老特意嘱咐她：“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过雪山吃一点，可以御寒。俗话说，三个红辣椒，顶一件大棉袄呀!”     　　王定国满怀喜悦而去。谁知这次偶然的相见，竟使他们后来结成了革命伴侣。 　　在长征路上，老人们处处是年轻人的模范。     　　红军过了雪山，进入藏族地区，毛主席指示全军要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要得到藏民允许才能买粮食。当时青稞麦虽然熟了，却还长在地里。毛主席下令各单位帮助藏族同胞下地收割青稞麦，全军上至毛主席，下至炊事员，都投入了割麦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叶剑英参谋长和董老，林老、徐老、谢老都参加了割麦。各连队看老人带了头，便掀起了竞赛热潮，热火朝天，歌声起伏，笑声遍野。老人们干劲很大，全忘了行军的疲劳。 　　尽管后来买了些粮食，但是全军还是吃不饱。后来几个老人经过藏族“中打鼓”地区休息时，粮食全没了，他们拾了一张烂马皮，就准备煮了吃。他们用小刀镊去马皮上的毛，把它切成小块，拣来一些干柴，找到一个可煮马皮的瓦盆，支起三块石头搭成灶，就煮起来。却没想到，瓦盆忽然“嘎叭”一声破了，马皮块和柴灰混成泥糊了。他们又一块块从灰泥中夹出来，洗干净，又到处找工具，后来谢老在先头部队住过的地方，找到了打破的半个铁锅，大家一齐动手又再煮，终于煮熟了。可是吃的时候，大家觉得不对劲，皮子里的毛刺得嗓子针扎似的痛，怎么也咽不下去。不吃吧，肚子实在叫苦，林老提出：“革命要紧，咬着牙往肚里吞吧!留得生命在，全国革命就开花。”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吃后，还留了一半，做第二天的得干粮。后来，毛主席听了老人们吃马皮的故事，十分赞扬老人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号召大家向老人们学习。 　　红军翻过雪山后，还要去征服那纵横数百里、荒无人烟得水草地。过草地时，谢老有病，脚心肿了，他拄着棍子沉甸甸地跟着队伍后面蹒跚而走。这时，如有盆热水烫烫脚，不就是最好的治疗吗?可是茫茫的草地，连枯树枝也难得找到，哪里能找到热水呢?没想到到了宿营地，林老却端来一盆滚腾腾的热水给谢老烫脚，谢老心里一热，谢绝了林老的好意，说：“还是留给同志们先喝吧，大家很渴了，我怎能烫脚呢?”林老了解谢老的心意，又另外用牛粪烧了一盆热水给谢老，这种阶级情谊，使谢老感到无限的温暖。     　　草地的夜晚，笼罩着阴森的浓雾，寒风刺骨。谢老、徐老合盖一条组织上发的毯子，他俩背靠背睡在一起，互相用身体取暖。当时徐老五十八岁，谢老五十二岁，不是年轻火热的时候了，但是两个老战士，一颗奋斗的心，希望彼此不要受冻，可是毯子太薄，并不避寒，加上互相只顾对方，结果两个人都没有睡暖。第二天两人相对地笑了一场。    　　就是这床毛毯，还有一段故事呢。在以后的一天急行军时，谢老再次病倒了。为了赶上队伍，他被迫扔掉了毛毯。正好董老在后面行军，发现路旁的毛毯，一眼便认出这是谢老使用过的。董老想，谢老为什么把毯子扔掉了呢?他是个做事谨慎而又富有生活经验的人。董老立即明白，今天谢老行军一定太累了。于是，董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把毛毯加在自己的被包上又继续赶路。到宿营地后，董老把毛毯交绐谢老，毛毯失而复得，谢老的心中充满了无限感激之情。到延安后，为了作纪念，谢老把毛毯送给了董老。全国解放以后，董老把这床有着不平凡经历的毛毯带到北京，赠送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粮食就是生命。由于筹粮实在困难，每个同志只分得几斤焙枯了的青稞麦，谢老又常常把自己的青稞麦分给伤病员。他总觉得多一个人走出草地，就给革命增添一分力量。结果，还没有走出草地，谢老的青棵麦便早就完了。徐老知道后，毫不犹疑地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全送给谢老。谢老那里肯收，激动地拉着徐老的手说：“徐老呀，你的年纪比我大，多少天我都看到你老吃野莱，没有吃粮食，现在你怎么能把干粮全送给我，你还是留着吧。”徐老说：“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我的体质比你好，吃点野菜，还能对付对付，可你如果再不吃点粮食就不行了，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你倒下去啊!……” 　　多少年过去了，谢老总不会忘却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革命情谊，他经常把这件事情用来教育子女，激励后代。 　　一九三五年九月，北上的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很快到达陕北。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等几位革命老人也一道结束长征，到达陕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们又出现在新的征途上。 　　①1945年10月27日日记。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