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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杰出的新闻战士 |
| 《谢觉哉传》编写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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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革命熔为一体
谢老一生同新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从参加革命到晚年，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秘密地或公开地办过多种报刊。一九二〇年主编《湖南通俗报》，一九二六年任《湖南民报》总编辑；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曾在汉口办过《大江报》；一九二八年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一九二九年主编《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编《工农日报》。一九三三年到江西中央苏区之后，担负工农政府的重要职务，不办报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新闻事业，继续在井冈山的《红色中华》、陕北的《新中华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重要文章。他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并用他那支战斗的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六十岁诞辰时，董老赠诗祝贺，诗中写道：“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屡有文章惊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这首诗也可以说是对谢老几十年工作包括新闻工作的高度评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谢老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那时，刚进城，政务非常繁忙。但谢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是十分热情地为《人民日报》等报刊写文章，和新闻界有着密切的来往。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里，每逢节日，报刊上常有谢老的文章。在谢老家里，经常是几家报刊的记者碰在一起。不论大报、小报的记者，或刊物杂志，出版社的编辑，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在京的编辑记者常打电话来约稿，秘书接了电话后转告他，他总是说：“我记得这件事，有时间一定写。”外地的记者来约稿，他更是热情，几乎不让人空手而归。他常说：“感君远道来。”不给人家写，怕人家回去交不了差，完成不了任务。有时他外出视察，有些报刊的记者“跟踪”而去，在视察中，他不顾疲劳，常常在深夜写了文章寄去。每次视察回来，在一大堆人民来信中，往往有一些是青年请他解决思想问题或请他介绍写作经验的，也有把自己的作品寄来征求意见的。他经常亲笔答复。如：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给有淦、生义、晓光的回信：“关于写作经验，我的体会是：要勤于观察事物，要会想，没有好的意思，不会有好文章，有了好意思，还要会写，要经常写、认真地写，一次一次地改进，久之，自然能写得出好的或较好的文章来，写时也不大吃力。”
湖南许抱凡写了一部《宁乡打史》，寄给谢老，并要求为其作序推荐，谢老在百忙中阅后给他复信，并探讨文章的写作问题。信上说“短，短得有劲，为能解决问题，是一般人所爱好的，我前嘲笑过某报，说你们要求人家写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但你们登出的文章是‘长些长些再长些’，某报无以应。事实上有些政治论文很难写得短，而报上又必须登载，这是编者的苦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宜于‘短小精悍’的必须短小精悍，使能解决问题又引起兴趣，在阅者的脑子里打上深刻的烙印。你的文字简洁明了，一针见血，只不知你于党政方面新的东西能很快知道否?又你的追忆文字或有地方性的限制，自以在湖南报上发表为好。只要货好，顾主自多。要我作一次曹邱生，①也无不可……。”
谢老还选出在青年中带有普遍性的来信和复信，交给报上发表。《心病须得心药医》就是其中一例。《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发表时加编者按说：“张启文同志是一个复员军人，原在陕西洋县供销社工作，现在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几年来，张启文同志一直背着一个包袱：总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没有学到专门的业务技能，埋怨领导上对他政治上、业务上不关心，不培养。因为钻进了个人主义的牛角尖，他甚至退出了共青团，现在，他已觉悟到背着思想包袱是无法赶上时代的，因而写信给谢觉哉同志，希望帮助解决问题。谢觉哉同志在下面这封复信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启文同志的思想问题是‘心病’，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我们认为这封信有普遍教育意义，值得大家仔细阅读。”
谢老在回这封信时，语气亲切、循循善诱。信的最后一段说：“你想和陈昌奉同志叫我一声老师。告诉你，陈昌奉同志的文化是自己学的，可能当时我说过一些话，说的人是随便，听的人用了心，因而他就受用不尽。我不能说我的信每句话都合你的口味，但如有几句你觉得有益，把它远用到你具体的行动里，那我是很高兴的。”“否定自己狭隘的、偏私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进到高一步的地方去，是最愉快不过的事。”
一九五二年谢老在休养期间，给内务部写了—些信，谈的内容对干部工作很有启发，写得也很有情趣，内务部的同志摘录了一部份抄在壁报上。《新观察》的编辑看到了，觉得这些信件登在刊物上，对读者是有益的，征得谢老同意，在刊物上以《信言摘录》为总题发表了，并加了小标题。后来，谢老对此曾经谈到过：“《新观察》的编者思想比较活跃，刊物上书信也可以刊登，不一定都要大块文章。”他常给《新观察》写小品文，《新观察》约谢老为特约记者，谢老拒绝了。他回信说：“我因年老脑弱、眼花；加以还有些事，偶然捉住点印象，想写，因为没有写，跑掉了，就是写，没功夫推敲，也写不好。”“近来，给报或杂志写的小文，都是逼出来的，为着不愿受逼，我可以给《新观察》写稿，但不愿负特邀撰稿之名，‘约’而且‘特’，爽约是不好的。”
谢老只要有时间，他是乐意为报刊写文章的，他给姜国仁的信就说过：“得闲就写点短篇，发表在一些刊物上（如：《新观察》、《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及其他），虽是被人逼稿，有时也由于喜好。”他的文章多从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出发，谈思想修养、工作方法、思想作风等，方面很广，文笔朴素流畅、说理透彻、深入浅出，很受读者欢迎。
他没有架子，待人亲切，记者到他那里，无拘无束。有一次《中国妇女》杂志社有位女同志去约稿，谢老说现在没有时间，过些日子再写。那位女同志半开玩笑地说：“谢老，您老就是不关心我们妇女。”谢老风趣地回答：“不关心可不对呵，妇女半边天哩!”说罢，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以后，《中国妇女》杂志的编辑、记者常去谢老处。一九五六年《中国妇女》开展“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谢老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并对如何讨论提出具体建议，还写了文章《看了“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以后》一文，文章开头说：《中国妇女》编辑同志要我对“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的讨论说几句话，我说：不只要讨论“我们夫妇关系为什么破裂”，还要讨论“我们夫妇关系怎样建立”和“我们夫妇关系又怎样恢复”，才能看出问题的全面，能使人得到深刻的教育和适当处理夫妇关系的法子。可见他对报刊的关心。
一九六一年，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在《北京晚报》开辟专栏《学语集锦》，意在引导青年辩证地看待形势，要在困难中看到光明，文章富于哲理，有些青年把它作为座右铭，勉励、鞭策自己。他结合有些青年不肯赡养父母的错误意识与做法，写了《爱父母》一文。一九六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前夕，他正在西安视察，在百忙中接见了《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记者，结合实际专门谈了有关青年们成长的问题，谈到青年人第一要有志气，搞各行各业都需要树雄心立大志，有了志气才会随时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还要勇于向困难作斗争，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要吃苦耐劳，要努力学习等重要问题。《中国青年》杂志社把谈话记录整理成文《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发表后对青年很有影响。
一九六三年二月，他在北京医院住院，病中阅读了《雷锋日记》，深感老年人、青年人都应向雷锋学习。二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了《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是进城以来最长的一篇日记。写完后，他抄给《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后来为《解放军文艺》等刊物转载。文中许多语句非常精练，思想深邃而富有哲理，令人读后久久难忘。如最好一段：
雷锋同志每天写自己的历史，要在自己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所有革命的青年人、中年人都应该在每天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雷锋同志是平凡的，任何人都可学到，
雷锋同志是伟大的，任何人都要努力才能学到。
沾染过旧社会遗留下坏思想坏习惯尚未清洗清净的人在雷锋同志面前应感到惭愧。
向雷锋同志学习，用句老话讲：
闻雷锋之风者应该“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谢老在解放后写的文章，很多是立足于教育青年一代要努力继承发扬革命传统，奋发图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
他在各个革命阶段都很重视报刊，总是把新闻和革命熔为一体，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里放进新的东西。
编辑记者的良师益友
谢老对青年新闻工作者满怀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说过：“当新闻记者，就要打算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成就，要深刻了解和研究社会备方面的情况，使你们的工作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前进。”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就是党的宣传者，党性原则要强，又要具备较好的业务能力，才能担负起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他说过，当一个新闻战士是很光荣的。
一九六一、六二年间，新闻界讨论记者基本功很热烈，对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一位记者为此专门请教谢老，问谢老：记者的基本功就是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这对不对?谢老说，记者是要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的。但是，要写出好文章，第一必须要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第二是要善于作调查研究，再就是文字的表达能力。这些可以算作记者的基本修养。
谢老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内容。好的内容必定是有思想有见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发，所谓有独到的见解，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别人没有看到，或看到了但没有着重分析而你却看到了、分析了的。一篇文章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不能叫作好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会调查研究，作为记者的基本修养的理由。有好几次谈起修养问题时，谢老都强调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特别是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他常说，要熟读毛主席的著作，要选若干篇精读，作出笔记，反复钻研，体会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谢老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每次去常看见他在学习《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许多文章、许多段落、句子在谈话中谢老都很熟悉。还见到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划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笔划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色的钢笔的圆圈。可见，他已经读过不知多少遍了。每看到这些书，心里就受到一次鞭策。谢老说：三十到四十是一个人的成热时期，成熟时期要打下一个好基础。这基础中最重要的—块基石就是思想修养。要好好学习政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个时代，形势变化得很快，青年人要以跑步的姿态赶上去。毛主席说，未来是你们的，不赶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怎么去但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呢!
谈到调查研究，谢老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说：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工作。有一次拟了一个开会的通知，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全改了，一字未留。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我初到苏区，情况了解不多，对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仔细研究，不加调查，就动起笔来，可谓冒失。这是一。再者，来开会的都是农民，写一份通知不仅要他们看得懂，还要他们能听得懂；而我从前写的文章却多是给知识分子看的。第三，这里是正在被“围剿”的苏区，物资困难，来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被单。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这样，写成的通知自然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的。“物”是什么，就是一篇文章中所要讲的事实、道理、办法；“对题”就是要使看的人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谢老谈这件事，可以说明就是写个简单的通知也不能没有调查研究，写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理论修养的问题；调查研究，解决联系实际的问题。有了这两条，才能说具有了基本的思想修养。
因此，谢老常常嘱咐编辑记者，要学习理论，也要学习实际。他说，你们当文教记者的，搞副刊编辑的，不要只在文化圈子里跑，有机会也要去农村、工厂跑跑，到基层去看看，增加些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实际知识。他认为，办副刊的人如果缺乏这两种实际知识，办出来的副刊，不仅会脱离群众，也会犯错误。
什么是记者工作作风中最主要的呢?谢老说：谦虚和认真这两点最为重要。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文章发表后，他常问该报的记者：“读者有什么反应吗?”有时约他写诗或文章，写成以后，他叫记者读一遍，然后说：“你看得要不得?”临走时还一再嘱咐：“你先拿回编辑部去看看，看能不能用。”有时候在诗稿或文稿的后面，或在附文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话：“送你看看，不算投稿。”“写了几句不大象样的诗，如不适用，就扔掉。”等等。一九六二年六月，谢老从内蒙古回来，《北京晚报》记者知道他写了不少诗，想抄几首来发表，谢老说：“要登就登一首吧，不要一下子登那么多。你们报纸小，少占篇幅，多腾点版面，登别的文章。方面多，看的人就多了。”
谢老认为，光抱着谦虚的态度还是不够的。他说，真正谦虚和好学是分不开的。记者不能有单纯任务观点，拿到稿子就走，以为完成任务了。记者请人写稿子，对自己也是个学习。有人把作者的诗拿到编辑部去就交卷了，其实这首诗他还没懂，有时候连字也不认识。结果发表出来常常出错误。应该自己先看懂，如有不懂之处，应马上向作者请教，然后再发表。记者是使人进步最快的职业之一，而谦虚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谦虚和认真是分不开的。谦虚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是非常认真的。谢老说，人最怕认真，做到认真是很难的。能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工作就不容易出错。报纸工作特别需要认真，一张报纸一印出来千百万人看，错了就会使许多人跟着错。虽一字之差，不可轻视。有一次，一家报纸的记者抄了谢老一首诗；其中两个字抄错了。见报以后，谢老的秘书打电话来指出了这个错误。过两天，谢老亲自抄了一份原诗寄来，并请秘书转告编辑：错了两个字，再抄一份原诗给你们，对照看看，看错在哪里。也不要更正了。谢老没有责备，也不要求更正，但是亲自又抄了一份让编辑知道错在哪里，这种一字不苟的态度，很使人感动。它使人自然会想到今后工作一定要仔细，不能粗疏。
谢老对于一字一句都是严肃的。一篇文章，他总要改了又改才拿来发表。他写的诗，凡是用了典故，都在信中指明出处，要编辑去查，有时候，谢老也喜欢指出一些不常见的字来考考来约稿的同志，或者给他们讲一些有关的故事，以求把某一字某一词彻底搞懂。他说，碰到不懂或一时查不到的字、词，不要放过了事，要决心搞通。你们记者常看戏，字幕上的字有不认识或不懂的，就要记下来回去翻字典，直到弄懂为止，工作、写文章也是这样，遇见拦路虎就要消灭它，不要绕过去。
谢老很喜欢用下面两句话问来访的记者：“你最近读了哪些书，自学的时间多不多?”“你写了文章没有?”在日常的接触中，谢老是很关心记者的学习和练笔的。
谢老认为，记者一定要能写文章，不然为什么叫记者呢?写文章也无非是把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用文字记下来。他说：“记者不会写文章，就象战士不会放枪，不是个好战士。”谢老说，有一次他问一位记者为什么不写文章。记者解释说：有时候想写，但是写不好或写不出来，有时则因为组织来的文章很多，自己不写也过得去。谢老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他说，写不好可以“学”，组织别人写文章，也不能放松自己的“练”。不“学”不“练”，就永远也写不出来。
关于“学”，他又讲起一九三三年毛主席改通知的事情。当时谢老问毛主席：“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呢?”毛主席停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你学!”谢老说：“‘你学’这两个字给我的启发很大。想写文章而又写不好，写不出就应该学。学正面的经验，也学反面的经验。学正面的经验，使自己有信心，敢于写；学反面的经验，使自己不骄傲，勤于写。能这样学，就会有把文章写好的一天。”
关于“练”，谢老说，文章不一定专是为发表才写的。写文章主要是因为有意见要发表，为稿费而写文章是写不好的；古代的封建社会，文人写文章写诗是没有稿费的，但他们却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因为他们有感慨、有意见要抒发，不写不行。我们今天写文章是为了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要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想写而又写不出就应该练，应该自己逼自己。常写多写，笔杆子就能练出来。过去的拳师是很能下功夫的，据说能练到这种地步：一拳将你打死，一拳又将你打活。写文章也一样，关键在一个“练”字。
下面是谢老日常谈到写文章的一些见解：
写文章第一要事实清楚，第二要观点清楚，第三要文字清楚。
写文章要语必惊人。惊人也就是语言犀利。一句话说出来要使人记住，印象深刻，不要一溜就过。
文章不一定写得很多，主要在于写得好，有用。文章不一定要长，能几句话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就不要贪多。
要锻炼到这种地步：想得到就说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
写出来的文章，首先要自己认为好，过一个时期自己又认为不好，那是你已有了进步。
用语言要严谨，因此必须反复修改。每句话都应该经过推敲。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文章要多写，熟能生巧。最初你用了很多时间，写出来的是这些东西；写久了，用很少的时间，写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
文章没有文章的架子，就是最好。
除此之外，谢老还谈到要学习群众语言、学习古人的语言，提高文字水平和写作能力。学习群众语言，能使文章写得有文采；学一点古文，有助于文章写得简练。他认为，群众的语言，新鲜活泼，能给文章带来生气。至于读古文，主要在于玩味，不要死背。
当然，写好文章还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因此谢老劝编辑记者每天都要抽一点子时间读书，抽半个小时也好。书不妨读得杂一些，古今中外都要读，要象古人说的那样“涉猎”。许多人文章写得很从容，很丰富，就因为他们书看的多，知识丰富。知识多了，写起来就不费力。读书还要有重点，要弄懂，用脑子想。读书主要是为了获得基本知识，不是为了你写文章的时候好去抄。
有人说，记者太忙，学习时间都给挤掉了。谢老不这样看。他以为时间总是有的，主要在于学习的态度。他提出两点：第一，要善于向自己提问题；第二，对于学习上的“难关”要有进攻的精神。
谢老认为，善于学习的人，会给自己提问题。有些东西往往是过去学得很马虎，似懂未懂，或者不懂装懂。这就需要自己“盘”一下，自己考自己。他说，编辑记者请人写诗词，就要先问自己，新诗和旧诗有什么区别，什么是诗的基本格律，词牌子是怎么一回事?请人写杂文，也要问问自己：什么是杂文，为什么叫杂文?多向自己提这样的问题，想方设法去找答案，就能提高自己。
学习要有进攻的精神，非常重要。谢老说：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有一次听毛主席说，学习要“攻书”，把书本上最艰难的东西当作是敌人的堡垒，坚决攻下来。谢老认为，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不要走马观花，走马观花，书中的好东西是学不到的。有了这种精神，每天哪怕认真读半小时，有个把月时间，词牌子也好，诗词格律也好，其他别的什么问题也好，都能攻下来。
《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把谢老这些论述，记录整理成文章，题为《谢老谈记者的思想作风和学习》，于一九六三年在《新闻业务》刊物发表后，许多报社相继把它翻印，供编辑记者以及广大通讯员作为学习材料。
谢老常常通过采访交谈、稿件书信的来往，启发青年新闻工作者要认识自己光荣的职责，具备无产阶级新闻记者应有的品德和作风。他讲得最多的是要走出社会，深入到群众中间做调查研究，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凭道听途说就写文章，报道一定要讲真话，不要弄虚作假；平时要勤奋地积累知识，不断地提高对事物的观察分析能力，这样，写出的文章才会有独到的见解，至少内容会深刻一些；记者容易出名，但他希望要真正做到名副其实，不是虚有其名；编辑工作要细致，留心易被忽略的问题，虚心热情对待来稿、处理来信，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在同行中要以诚相见、以礼待人、切忌文人相轻等等。
谢老每天看报，发现有什么问题，常利用记者采访的机会提出来，以便引起注意。有一阵，报上有的文章有些字句说得太满、太绝对，不符合实际，便对来访的记者说：“这个问题不可小看，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党的某个时期的某一项方针政策能否被广大人民群众准确地领会，报纸的作用很重要。报纸宣传得好，人民群众就领会得好。宣传得好的标准一个是准确，一个是生动。两者比较，第一是要准确，首先要在准确二字下功夫。怎样才能做到准确，很重要一条又在于新闻工作者头脑里要有辩证法。”
他谈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善于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要善于看到事物的那一面，生活本身充满着辩证法，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学会按生活的客观规律去认识问题、发现问题。报纸的批评、表扬稿子一定要慎重，要防止片面。怎样防止片面呢，最好一条就是说话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把事情看得太死，好就一好百好，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坏就是自来坏，看不出发展过程，记者采写表扬稿，不能光听拥护这个人的话，还要想办法知道反对这个人或是曾经反对过这个人的看法，表扬文章要给反对者看看，批评文章要给本人看看，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免得话说过头。
有时，谢老也把视察时看到的一些情况，同编辑记者谈，帮助他们了解民情。一次，他收到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信，信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受浮夸风、共产风影响，深切感到实事求是之重要。谢老把信给一位年轻的编辑看，问她每年有多少时间下去做社会调查?那位编辑回答，报社工作忙，一般都是通过采访约稿顺便做调查，很难有机会专门去做社会调查的。谢老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他叫编辑把信带回报社给同志们看看，说明如不下去调查研究，光浮在上面编稿，容易上当。并叫她向领导反映一下他的建议：一是编辑记者争取每年作一次社会调查，不带组稿任务，就是专门做社会调查的；二是编辑记者最好轮流做信访工作，通过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了解社会情况。谢老认为这两项措施可以培养编辑、记者的观察能力，是提高新闻工作干部水平的好办法。他希望新闻界不要染上官气，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新闻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
身教重于言教，同谢老接触过的编辑记者，都几乎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严肃的写作态度和谦虚的品德。谢老一生几乎都是搞文字工作，写了许多堪传后世的诗文，但他在《六十自讼》中却是这样地估价自己的：“我具有中等资质，但学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学问呢，不仅没有实际知识，就是旧学问也是东涂西抹，没有系统；事业呢，没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笔杆子拿了几十年，只能说有很小的成就。”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诗词，但报刊来索取，他经常却是这句话：“诗不好，登了没人看，要来干什么?”“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十老诗选》，请他选些诗词，他总是说：“别的老的多选，我的诗不好，不要选那么多。”人家选了他又给勾掉。一九六〇年他曾应约给《新观察》几首诗，并附去一信，从这封信里很能说明谢老发表作品是非常严肃的。信上说：
暑期中不能写文，写几首诗，抄送你处。编者同志如认为那一首有点诗意，读来顺口，可以发表，那就发表罢，因为至少已得到一个读者即编者同志自己。
如认为虽有点意思，但意思不多，可发表可不发，那就不要发表，因为只得了半个读者即编者同志本人的一半。
至于编者同志认为不好的不感到兴趣的，那绝不要发表，不要夹有别的意思如作者的面子等，那是不严肃的。
他对待写作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国青年》编辑访问了谢老，写了篇访问记，他不大满意，拟改为诗。当时，他正在湖南视察，又累又忙，还是重写了一首长诗代替。那年，他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了。白天视察、参观、调查研究，只有夜里才能抽点时间来写。这首写延安作风的一百二十多行的长诗用了三天才写完，这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但他并不为此就满意。他在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信上说：
记者来，要我谈延安作风。延安作风即党的作风，毛主席的作风，包括很广，不好从那里谈起，又这个作风，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延安只是其中一段或者较为集中的一段。
我荣幸地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只是做的工作少，只是看的也少或者不全面。还有很多好事情，我的诗里都没提及，这篇诗只能给青年一点启发。
说延安作风，免不了提到“艰苦奋斗”字样，我和一些延安工作过的同志谈，都回忆到那时的生活是甜滋滋的，当时不感到苦，现在更忆不起苦来，这不是说当时的条件不艰苦，而是说乐的到来，并不要等到艰苦已经克服，而在克服的过程中已经都是欣欣歌唱了。
这首诗内容与字句都不大好，你社如要用，请编辑部好好审查，并加以修改。
如听到读者对他的诗、文提出意见，他却是由衷的高兴，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一九五二年他写了一篇小品文《明知山有虎》，在《新观察》第三期发表后，有三个读者提出文中有个比喻不恰当，编辑将信转给谢老，谢老亲笔复信，对他们表示感谢，信是这样写的：
感谢你们指出我在《新观察》上写的《明知山有虎》小品上“狐鼠还可恕，老虎必不能让它幸存”的意义不当，很对。写的时候，三反运动还没把重点转到大贪污分子上去，“成亿元、几十亿元……的大贪污……老虎捕获尚少”，重狐鼠而轻老虎，是不好的，但不料因此闹出语病。照来信改为“狐鼠尚不可轻易放过，而老虎尤更不能让它幸存”，是好一些，但不如索性涂去此二句为好。
在这里，我感到：
一、读文章的人比写文章的人仔细，因而也就引起写的人不能容许其不仔细。
二、小品的好处在“短”、“开门见山”，能给人以一定的印象；但也正因为“短”，常不免说明了一面，同时又模糊了另一面，写得短，比写得长常要难一些。
三、叫贪污分子为虎，反贪污分子叫打虎，是个比喻。这比喻切实而又通俗，马上通行全国。但比喻还是比喻——正式文件上不这样写，就比喻写文章的好处，是生动、易感人，但老就比喻写文章，也就易出毛病，《明知山有虎》上语句用得不当，就出在这里。
你们如此用心，并写信来，可佩之至。
过了若干年后，谢老还对别的报刊记者谈起此事，称赞《新观察》的做法。他认为报刊编辑能够打破情面，不为私人关系左右，按原则办事，对作者一视同仁，报刊就一定办得有生气。
来自实践的办报论述
谢老对新创刊的报纸很是支持。一九五八年，《北京晚报》创刊时，曾派记者访问谢老。他听说晚报创刊，高兴地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革命事业蓬蓬勃勃，生活很丰富，报纸太少，应该办晚报。我看不仅首都要办，各省、市也应该有一张晚报，新闻工作可以搞得更活跃一些，我支持你们。”谢老当即把外出视察同朱德、董必武、徐特立唱和的一组诗交给晚报，并叫秘书分别打电话征得同意。朱总司令、董老、徐老欣然答应了。以后谢老常在《北京晚报》发表诗、文。
在《北京晚报》创办之后，广州、天津、西安等地也创办了晚报，谢老也经常在百忙中抽空应约给《西安晚报》，《天津晚报》、《羊城晚报》撰稿，接待来访，给予关怀和支持。
对于如何办好晚报，谢老谈过许多精辟的见解，认为：
一、晚报也是早报。只要同中央步调一致，人民群众想早知道的事情，就应当尽可能早告诉他们，这是群众观点，编辑、记者应当是办报纸，不是在编历史。
二、晚报要办得杂，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包罗万象，给人丰富的知识，开阔人们的视野。他说：“一张晚报没有知识，就等于一张白纸。”他几次提到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者应当用人类有用的知识武装自己的有关论述，来说明晚报所以要办得杂的必要性和目的性。
三、晚报文章要短小浅显。文章要有一得之见，不必面面俱到，小块文章问题突出，容易看全，容易记住，针虽小，一针见血。报纸没有针，不能引起多数人兴趣。浅显就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并谈及要真正做到浅显不容易，行家里手往往最能深入浅出而兴味很浓，他一再强调，办报的人眼里一定要有群众。报纸要办得通俗，要让群众看得懂。
四、晚报副刊要有个好专栏。报纸小，有专栏，也是以小见大的一种方式，很可以体现作者的风格、报纸的风格。他认为副刊有个好专栏就成功一半，要精心办，办得别具一格，有意思、有知识，读后使人寻味，而且还想剪下来留作资料，这就成功了。
五、副刊的头条，要放真正好的文章，打破框框，不要以为有名气的人写的就要放头条作招牌，名人的文章也可以放报屁股。有时报纸头条没人看，读者打开报纸从后面看起，从小段看起，原因何在，要好好考虑。
六、多请“行家”写稿。文章人人可以写，但也不是人人能写得好的。“行家”的文章一般比较好。“行家”是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都有，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于真正精通本行。不能慕名而去，要胆大心细找出真正的“行家”。
七、晚报多是年轻人，要培养一支办报的队伍。应有一批能者。所谓能者，就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的编辑记者，他们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实事求是。他们想得出，也写得出，写出来的文章有见解，看了有所得。报社若有这样一批编辑记者，报纸就能办好。
此外，《青年建设者》、《政治学习》等报刊分别请教过谢老，请他谈谈如何办报，办刊物等，谢老在百忙中复了信，陈述过自己的见解。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给《青年建设者》的信说：
我喜欢这样的报，篇幅小，内容生动有力，青少年、工作忙的人、文化水平不大高的人，一定欢迎你们的报，一定会头至尾读完，在他们的脑子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办报写文章也是一样。如果你编写的东西在读者群众中得到良好反应，那是对你付出辛勤劳动的最高报酬，因而也就会给你以极大鼓励，使报刊办得更好。
我是办过小报的人，办小报是勤劳的，要编者自写或改写的稿件多，但也是愉快的，它容易把一些突出的问题和人民群众见面，影响群众，我愿你们在这方面努力，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
一九五七年夏，谢老给《政治学习》杂志的编委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在下面听到的一些事情，从而想到《政治学习》这一类型的刊物应该如何办才能更加吸引人看，对基层干部更有帮助。这是一些值得重视的宝贵的经验。信上说：
《政治学习》月刊是为城乡基层干部服务的，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城乡基层干部包括党、政、群、合作社脱产的，估计在一千万人以上。他们正在做社会主义建设数不清的各项具体业务，他们迫切要求掌握各种业务的知识、理论和工作方法。
党的各种实际工作的政策方针，都“自群众中来”，主要应该是也已经是来自广大的基层干部，那里是一面大镜子，可以照出领导上一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丑恶嘴脸，也可以照出正确领导的积极效果和人民智慧的创造。党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作出决定，又到“群众中去”，首先到广大的基层干部中去，要他们了解，运用到他们的具体工作中，自然，消化是不容易的，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政治学习》月刊，要在这“来”和“去”的里面起重要的宣传与组织作用。
这样的刊物是不易办的，既要适应他们的工作忙、文化不高的特点，篇幅不宜多，文字要明而简；又要适应他们是埋头实际的特点，理论应联系实际，特别是从实际去联系理论。只有这样，刊物才和他们血肉相关，向刊物上找办法，找不着就写信来问。
因此《政治学习》月刊，应有一半或多一半的篇幅讲实际事，只留一半或少一点的篇幅讲一般理论性的东西。办区乡干部训练班，也要多讲实际，本地区的实际，少讲书本，月刊应供给讲师一些材料……。
谢老办报的主要特点是观点鲜明、通俗易懂。无论办那种报刊或发表文章，他都是鲜明地宣传革命真理，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巩固和发展新政权。同时他很重视把报纸办得通俗，从他主编的各种报刊来看，他所提倡的通俗，归纳起来有以下这几方面的内容：
一、事要人来做的，改造中国的事要大多数中国人来做。谢老开始办报，便力求做到抛去八股，反对咬文嚼字，做到通俗易懂，让广大人民从中看到身外的世界和现状，并且认识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力量。通俗并不是庸俗和浅薄，而是从众所周知的或易于理解的活生生的人情世态及其千姿百样的事变中，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得出结论，传播真理，引导群众考察与了解生活，并坚定改造现实的信念。他所主编的报纸和所写的文章，不发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论，不唱那些脱离现实的调头，总是联系实际，令人容易了解。可以说，要想做到通俗，首先要有群众观点，心里装着广大人民。
二、要做到通俗，必须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使广大群众能够很快地理解和很好地接受。做到深入浅出是需要功力的，因为“深入”不易，“浅出”可能更难。谢老说：“行家里手往往最能做到深入浅出。”由于是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各行各业的包括办报的，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业务的专长，就有可能把道理说的通晓明白，人乐与闻。可以说，做到通俗，要精通本行，把自己锻炼成行家。
三、谢老很看重新闻工作者有见有识，同现实斗争生活紧密联系，如鱼儿跃入大海，自由游泳；对古今中外的知识，也广为涉猎，并不偏狭。这样，就易于掌握群众的情绪，易于联系实际，易于鉴古知今，做到有的放矢，把报纸办得虎虎有生气。报纸一出，洛阳纸贵。有见有识，见多识广，这也是做到通俗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吧!
四、谢老多次讲过，写文章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办报纸也是一样。有文采，首先得摒除咬文嚼字、装腔作势，要善于向群众活的语言学习，使用语言做到准确、生动、鲜明，同时有巧思，行文别开生面，有理有情，有韵有致，使广大群众看得懂，而且饶有兴味，不然，就将离“通俗”二字很远。
谢老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宣传家。他善于捕捉世界风云，巧妙地披之于报端；善于体察群众情绪，饱满地蕴之于笔端；善于引导读者在危难中看到希望，在胜利的喜悦中听到警钟，才思敏捷，文情并茂。他办好报纸的许多精辟见解，是从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丰富深刻，对新闻事业的后来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谢老对我党新闻事业的重要贡献。
①曹邱生，汉代人，因到处称赞杨季布，季布因之享有盛名，这里借指许抱凡同志要求谢老给他的著作《宁乡打史》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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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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