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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青年的师表

《谢觉哉传》编写组

“青年人是革命的财富” 　　谢老是延安五老之一，在青年一代的心目中，既是尊敬的革命前辈，又是可亲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都在关心青年，培养青年，对青年们寄予希望，谢老认为：“青年人是革命的财富”。在大革命时期，他通过办报、写文章、教学、讲演，鼓励青年投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一九二〇年秋至一九二一年毛泽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组织一个“讲演会”，邀请一些先进的名流、学者来校讲演，对学生进行教育。谢老该应邀讲演，他用身边发生的事例向青年人灌输科学的道理。一九二五年，在湘江中学教书，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没有半点“长辈”的架子，青年人都无拘无束地称他为“谢胡子”，愿意同他交谈，他成了青年的知心朋友，把一些青年引导走上革命道路。 　　一九三三年春夏之间，谢老来到中央苏区，在政务之余他还亲自给战士们上文化课，结合战士的苦难家史，深入浅出地讲一些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  　　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个警卫员叫吴吉清，是一九三〇年入伍的红军战士，经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很有才干。可惜由于家里太穷，没有念过书。毛泽东委托谢老在工作之余帮助吴吉清补习文化。于是，谢老每天教他认五个字，这五个字在一天内，随时随地要默写一百次。写完后，交卷打分，进行考试，直到会念，会写，会讲、会用为止。如果当晚因工作耽误了时间，就在第二天利用会前会后的空隙补课。在谢老的辅导下，吴吉清很快学会大量的常用字，并且能练习写短文章了。 　　有一天，吴吉清得了伤寒病，住院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谢老几乎天天抽空去看他，并嘱咐医生，要全力治好他的病。一天下午，谢老到病房去，没想到躺在床上的不是吴吉清，而是另一个病人。谢老忙找负责治病的医生问：“吴吉清呢?”    　　“死啦!”那个医生回答。 　　“死啦?人呢?”谢老又惊又急。 　　“在太平间。”         　　“人死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那个医生半天也没答上话来。 　　谢老叫把人抬出来。那位医生更慌了，连忙说：“那可使不得，他是传染病，不能抬。” 　　谢老一听，觉得不对头，既然是传染病，人死之后，却不消毒，又不通知机关收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直接找医院的负责人，要他们马上把病人从“太平间”抬出来。   　　谢老仔细端详吴吉清，发现他虽然昏迷不醒，但却悠悠地出着气，并没有死。这时谢老气愤地批评那个医生：“病人还出着气，你就把他放在‘太平间’里等死，为什么不救死扶伤?”     　　那个医生说：“医院缺乏两种药，没法救他。”     　　谢老说：“缺药你应该说话呀!”接着又问：“是什么药?” 　　“强心剂和氯霉素。”    　　谢老立即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惊讶，在电话中对谢老说：“应该告诉他们，不管是马伕，还是伙伕，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哪怕是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们治好才行。”并派人送来了药。 　　谢老立即组织医生进行抢救，终于把吴吉清从死里救活了。 　　事后，谢老调查了这个医生，原来是不久前红军俘虏过来的，刚到革命军队，过去沾染的许多坏作风没有得到改造，所以发生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事。谢老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使他认识了错误，后来转变得很好。谢老从这件事上，发现了医院的许多问题，通过帮助整顿，使医院的工作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改进。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党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谢老任党代表。为了宣传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力量抗日，谢老很注意把发展进步势力的重点放在青年身上。 　　谢老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时，常深入到青年学员中间了解情况，根据青年中存在的思想写成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或者在讲党课时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中心思想是阐明青年人是革命的财富，希望青年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努力锻炼自己，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把革命事业继承下去。 　　那时，他身边的警卫员，都是青年娃娃，因为家穷，根本念不起书，没有文化。谢老耐心地给他们讲没有文化知识，就干不好革命事业的道理，并请秘书吴缣教他们学文化。先从写字、认字学起。谢老亲自用毛笔写成一个个方块字，让他们照着写，还在百忙中细心地逐字批改，一笔一划地检查，好的打圈，以资鼓励，不好的重写。就这样，天复天，年复年，这些大字不识的青年人识字了，慢慢也变得会写会算了。谢老又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送他们上学。一九四八年，谢老准备把警卫员阎树青介绍到军政大学学习。阎树青跟随谢老整整四年了，舍不得离开，含着眼泪说：“我愿意和首长在一起。”谢老深情地说：“你们青年人是革命的财富，有机会进一步深造，这是件好事嘛!”几天后，谢老象父亲送孩子出远门一样，再三嘱咐小阎，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为迎接全国解放而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并送他一条毛毯作纪念。全国解放后，阎树青分配到北京，在商业战线工作，谢老很高兴。他说：“商业工作很重要，而且商业战线一直很复杂，很需要你们这样的骨干力量，你一定要牢牢掌握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志，奉公守法，艰苦战争年代考验人，和平的环境同样能考验人，我总是希望你们这些青年人，能成为好同志，好干部。”   　　一般情况，凡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的青年人，谢老总是要送他们去学习深造的。在内务部时，他听说公务员刘林秀想去学技术，非常支持，临走时还送小林一个精致的笔记本，在扉页上亲笔写着：“希望你成为一个技术工人。”咐嘱他要好好学习。 　　“青年人要立志”     　　谢老对青年的关怀，不是一时的，是长久的，而且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全面的、广阔的，只要青年人有要求，他又力所能及，都热情地给予回答或协助解决。 　　全国解放后，谢老任内务部部长期间，每天收到大量的人民来信。在这一厚叠一厚叠的来信中，不少是青年写来的，来自全国各地、机关、部队、工厂、农村、学校……，他们并不认识谢老，从没有见过一面，只是经常在报刊上读了谢老的文章，深感谢老对青年非常爱护，文章结合实际，所谈的道理能解决思想问题，于是，怀着敬仰和信赖的心情，象对亲人一样把自己心里话坦然地倾吐出来。在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或字迹了草半文不白的信中，谢老看到青年人一颗颗赤诚的心，这颗赤热的心不能受到冷淡。因此，不论公务再忙或者视察回来身体甚倦的情况下，他都要把一封一封信看完，力争亲笔复信。青年的来信五花八门，有不安心工作苦恼不堪的；也有因“升学没有考取，沮丧得很”；或者是“人家提拔了，我没有被提拔”灰心丧气的等等。他回信时总是循循诱导指点，劝他们从个人主义的小圈圈中冲出来。他说，“把飞鸣在树头天空的鸟，关在笼里，把奔走在深山大泽的兽，关在栏里，给它吃喝，任人观赏，但它总是乱飞乱碰，想跑出来。它不能忍受人们替它制造的小圈圈。然而有些青年，却常常不自觉地在自己的精神上自造一个小圈圈，套住自己，钻在里面苦闷。”他鼓励青年们把这自寻烦恼的小圈圈摔掉，指出：“青年人前途的光辉，不在于做什么‘长’，而在于有较高的工作能力；不在于要比别人高出一头，而在于怎样能全心全意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还有的青年因婚姻大事安排不好无所适从写信求教的，如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失恋了，情绪非常消沉。谢老复信劝他：“应该心放宽些，注意搞好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不要为一恋爱对象弄得心魂不定，害起病来，小说和戏剧里面有些少爷小姐害相思病，而劳动人民有英雄气概的青年害相思病的却少，人家表示不爱你，你何必一定闹单相思?快从那网罗里跳出来，你还不过二十二岁，急什么，古人云：‘男子三十而娶’，时间还尽有。”复信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娓娓而谈，亲切自然。 　　有一位学生，父母都是教师，他不讲礼貌，而且认为没有必要讲礼貌，把母亲给气哭了，事后有点后悔又觉得自己还是有理的，在心情十分矛盾的情况下，也给谢老写来一封信。对于这样一件小事，谢老同样不厌其烦，亲笔给与答复，信上说：“你爸爸妈妈都是人民教师，你妈妈正在争取入党。可见你妈妈不只生活经验比你多，新的思想、知识也许不错。你为什么把你妈妈气得哭?不知道你提的意见是什么，你可以考虑一下也许有些不适当吧。 　　“讲点礼貌，你看很不必要，比如你给我的信，尊我为谢伯伯，说读到谢老的文章，很尊敬谢老，这不就是礼貌吗? 　　“你的信写得好，是个好学生，你爸爸一定爱你的，你千万不要在思想上和你妈妈存在着对立的态度如何?” 　　谢老每封信都洋溢着老一辈对青年一代的关怀与希望，他说过：“社会前进的因素，在于后一代的人赛过上一代。又在于上一代的人怎样去培养后一代。”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每年，大专院校、中专师范都有大批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或升学，这部分青年学生思想考虑最多，他们最需要老前辈指点指点。这时，师生们很希望谢老能给青年人讲讲。谢老对他们说：“青年同志总想找老年人谈话，这也对也不对。对，是因为老年人多吃几年饭，经过的事多一点，青年人学知识的时间还不很长，年老人的许多经验就象听故事一样。不对，是因为老年人所经历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也有些老年人，对新时代的新事故，接受没有青年人顺利，所以访问老年人有好处，也不一定对，可能有一两句中肯的也就差不多了。”这是谢老的谦虚，也是谢老对老少之间一种辩证的看法，他认为后一代比前一代强，这是规律。尽管这样，他还是热情地一批又一批接待师生，希望对青年有所帮助。有一次，他在会客室接见了回民学院十二名老师，听他们汇报学生的情况。有位老师说：“有的学生，你讲的道理他都全懂，就是不肯去做。”谢老说：“这不是真懂，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要结合实际，让他们知道我们国家确实很穷，要激发他们为祖国奋发读书的精神。有些情况说出来，你们不相信，一九五四年四川山区选举投票，因有部分人没有裤子，不能参加投票，因而西南行政委员会为此发了三千条裤子，有些地方妇女没有上衣穿。”谢老举例说明当老师的视野要开阔，知识要渊博，做学生思想工作时要注意结合一些实际例子去引导，切忌讲空话，这样，才能有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初春的气候，阳光和煦，但仍然有些寒意，北京地所学院广场和道路两旁聚集着应届毕业的同学，他们看到谢老来了，兴高采烈地围拢在谢老身边，谢老看见这些未来的勘探队员，个个脸上红扑扑的，身强力壮，格外高兴。他说：“看到这群朝气勃勃的青年，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们国家前途和社会未来一定非常美好。” 　　在大礼堂，同学们坐得满满的，他们当中有些同学对即将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充满着幻想，有的则想到整日爬山涉水，风吹日晒，露宿帐篷，太艰苦了，有的则想着整天背个背包，拿把小榔头，敲来敲去，除了石头还是石头，不如在城里搞科研、当个专家，又能拿高工资、找爱人也不成问题……，总之，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他们就是带着这些问题聆听老一辈是怎样对待的。 　　谢老有的放矢，着重谈到立志这个问题，他说：“每个人都应当有志向，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要立的‘志’。现在是人民的时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青年，应当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志。立志当专家，这好得很嘛。我们国家需要很多有学识、有本领的专家，当专家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不是为个人拿高工资、过舒适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的‘志气’应该是使自己有个专长，不要做这个地方有我也可以，没我也可以，对社会没有什么用处的人。”   　　接着，谢老又亲切地谈到应如何对待艰苦的问题。他说：“第一，苦与不苦要联系起来看。第二，苦与不苦是比较而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战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但精神上很快乐，因为心里有个目的、有个事业，为了这个目的而奋斗就不觉得苦了。你们到野外要爬山越岭，确是劳累，但当你们的钻探机钻出了矿，一定会很快乐吧。快乐总是从艰苦、从劳动中来的。”他语重心长地希望年青人不要贪图享乐，要勇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要常常想到：“人民培养了我们，我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练好本领，做个好勤务员，为了这点，吃什么苦也不在话下，至于婚姻恋爱问题，应该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问题放在第二位，不要‘儿女情长’而‘英雄气短’。” 　　谢老讲话生动，同学们听得入神，礼堂里除了谢老浓重的湖南口音外，就是刷刷的笔记声，同学们恨不得把每句话都记在本子上。谈话结束后，同学们精神振奋，笑声不断，他们热情地请谢老参观教学大楼和陈列室。在陈列室里，谢老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标本，微笑地对身边的同学说：“你们能说搞地质工作没有前途吗?我国幅员辽阔，地下有许多矿藏没有搞清，有些稀有金属则是研究宇宙飞行所不可缺少的。这是大有可为的工作，要依靠你们青年一代去完成，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 　　离校前，谢老还热情地给他们题词留念：“打进地里，准备上天。” 　　这一天，谢老高兴极了。 　　一九六一年，是党成立四十周年，谢老热情洋溢地同《中国青年》社的记者谈青年成长的问题，希望青年一代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并将这次谈话以《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为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他希望青年人第一要有志气。他说：一个人有无成就，决定于他青年时期是不是有志气。青年同志和中年人、老年人不一样，在你们面前道路还很长，还有好几十年，如果没有一个志向，将如何度过这几十年漫长的道路呢?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或者是容易满足现状、停滞不前、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或者是常常被个人生活上的一点小事，如家庭，婚姻、名利、地位等烦扰，最后毁了自己。可见树雄心、立大志是关系到青年一生成长的重大问题。他还谈到青年人要勇于同困难、同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他认为困难不仅可以磨炼意志，还可以锻炼身体，青年时期，最好是少讲舒适享受，而是多去找一些苦吃。青年人在生活享受上要和艰苦的老一辈比，和现在还艰苦的人比。而在事业上要永不满足，要和比自己强的比。要创造美好的理想的社会，不仅要弥补老一辈人的缺陷，而且要为更后—辈人奠定更坚定的基础。谢老在这次谈话中，特别恳切地希望青年人一定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好建设国家。 　　一九六二年八月，谢老年近八十，在北戴河休养，身体不好。八月二十四日，他感慨地写了一首诗。诗中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我生八十年，桑海风尘遍。”现在已经到了晚年，年迈力衰，似乎做不了多少事情了，最后两句是：“一事聊自勉，诲人还不倦。”他常说：“我一生最希望、最欢迎的就是看到青年一代走到我的前面，每逢看到社会主义后一代朝气蓬勃，自己又觉得年轻了一些。革命就是接力赛，我们对青年一代不仅要求他们用跑步的姿态来接力，恨不得他们用冲刺的速度来接力，这样，革命的事业就会发展的更快。”这，就是谢老长期的、全面的把心血浇灌在青年一代身上的出发点。  　　“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 　　谢老身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但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对其子女、亲属要求更是严格，他深知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思想，会影响我们的后代，经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建国初期，谢老担任了第一任内务部部长。这期间，有些在湖南老家务农的子女、亲属思想开始活动起来。想凭着谢老的地位，到北京来找个工作。谢老劝他们暂时不要来。他说，离别多年，子女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子女，是人情之常。但决不可依靠我这个官会得到什么个人好处。你们会说我是个“焦官”（不拿报酬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写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即周奇才大老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后来他有个儿子不听劝阻动身来北京，要求父亲安排工作。这时，新政府刚刚建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乏，按理说，安排一个人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谢老没有这样做，他耐心教育儿子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去工作好。”接着，他的妹夫当面提出要求，谢老也没有答应，他幽然地说：“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按照旧习惯，“升官发财”。既然不能安排工作，那么寄点钱总是可以的吧。他们经常给谢老写信，要钱要东西，字面上说的是家庭生活困难，谢老看到在这几个字后面有着一种依赖思想，便写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信上说：“……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我不是旧社会的大官，也是靠工资吃饭”；“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只有自己立志气，肯劳动，才能解决问题，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等到农会及乡政府说，你们的观点变了，生产很好，那时你们再给我来信。”谢老还指：“你们应该知道一个道理，你们现在与将来的进步和幸福是依靠革命、依靠政府、依靠党和团的帮助与教育，也即是依靠人民，前景非常大，如想依靠个人，比如说，依靠我，那就想错了。”在谢老教育下，在农村的子女都安心务农或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六二年冬，农村滥砍树林成风，谢老旧居附近一块山上的树木被人砍光了。谢老的一个侄媳和一个孙媳眼看这种情景，也睹气砍了几株。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出于有气砍树，又是初犯，经过批评教育以后，决定不按乱砍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老得知后，立即给家乡组织写信指出：“我的侄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社员大会上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他们栽的树长到一两丈高，群众不要他们检讨时，才不检讨。”为了这件事，谢老又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退赔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他说：“这次你们偷砍树木，违犯国家的政策法令，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思想作祟。你们要很好地检查，是共产党员的，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干部子弟、革命家属，更应该模范地遵守政策法令，不能有半点特殊。”在谢老严格要求下，她们遵照谢老的吩咐做了，并按谢老要“砍一栽十”的嘱咐，植了不少树，一直到谢老了解家里人真正改正了错误后，他才不再追问。  　　一九五九年，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因为工作需要，公家配给他一辆小卧车，搬家后房子也宽敞多了，他怕孩子产生优越感，及时开了家庭会，从搬家说起，讲了长征途中艰苦的情景，又讲到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小房间里，农村中的老百姓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一年也只有三五两油等等。谢老说：“我们与群众比，不能走得太远；忘记过去，走得太远，是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感到不安，应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作个比较。享受要与过去比，与广大人民比，不要把将来希望的事在现在少数的人实现，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有一次，发现儿女偶然用了车，他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立即叫家里人付了车费，而且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专就孩子们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不许子女特殊化，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在延安时，有一次，他的小孩子到机关小灶食堂玩耍，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小孩子吃餐“小灶”，他不同意，马上打发孩子回家，并吩咐孩子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进城后，他要求子女吃饭不得超过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粗粮也要吃，更不能随便花钱。一次，寄宿在学校的儿子，在学期结束时，分到了节余的一元钱伙食费，没有拿回家，买零食吃了。谢老知道后，批评了他，并讲了在延安时的一段生活情况。他说：“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我把平时节余的一点钱，买了猪仔、羊羔和小鸡来饲养，猪长得很大，副业搞得不错。”教育孩子们要懂得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道理。 　　谢老觉得干部子弟容易产生优越感，他常对孩子讲：“内省是无止境的。”叫孩子们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座右铭。有一件事情，给孩子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一个儿子上中学后，有一次在学校违反了纪律，一位教工批评了他，他不服气，不以为然地顶撞起来，谢老知道后，非常生气，把他叫到身边，用拐杖指着他的脑袋说：“太不象话了，学会瞧不起人啦!人家批评你，你还和人家顶嘴，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孩子知道父亲从来不发脾气的，这次这样严厉，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中感到有愧，就躲到一边偷偷哭起来。谢老见他已经开始认识错误，便把他拉到身边，和蔼地说：“不要以为爸爸是国家干部，你就可以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不听学校的话，要知道只有谦虚谨慎才能使你进步啊。俗话说，知错改错不算错；你拿出行动来改正错误。”当天晚上，他的孩子写了一份检查，谢老看后，高兴地鼓励他：“好啊!要学会作自我批评，不肯自我批评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也永远不会成为高尚的人。” 　　在家庭会或给子女的书信中，他曾多次提醒孩子要谦虚谨慎，老老实实，讲到那里就做到那里。只有谦虚，才有可能学到一点事情。不耻下问、老老实实，才是聪明的人。 　　谢老认为青年人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不够，还应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他对子女的学习抓得很紧，从小就培养他们要有刻苦的学习精神。有一次，小儿子因为作业难，没有完成作业就睡了。那天，谢老开会很晚才回来，听说了这件事，立即走到床边轻轻地将他喊醒，开导说：“要学点东西，没有刻苦的精神不行，作业难做，下决心钻进去就不难了。”尽管白天十分劳累，谢老还是在灯下陪着儿子做完作业才休息。 　　谢老不仅通过一些小事口头教育，还有意识地让子女在艰苦条件下去锻炼。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院子里有块空地，谢老就在休息时间带着大家翻地种菜，还养了猪。 　　为了使子女永远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他多次提醒子女要向本单位领导争取多下基层锻炼。一九六四年，他知道各单位要组织人下乡，一天，他特地把儿子谢放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虽是农村长大，又经过战争环境的考验，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你常住城市、机关，这样不好，况且也五十了，今后下去的机会可能更少了。这次需要人下去，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去干一年，要同战争年代一样，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对保持革命晚节有好处。”又说：“你在诸兄妹中，年纪较大，革命资历最长，你要为兄弟们带个好头。”父亲一番话，把这位年已半百的老干部，一下带回二个多年前的情景：在一个静静的黎明，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带上大哥卖掉一只母猪换来的盘缠，只身离开了母亲，经过千艰万险，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谢老久别的儿子突然来到身边，他高兴极了，拉着谢放的手亲切地说：“来延安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要下决心干一辈子革命，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考验。”一九四四年十月，党中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三五九旅一部和中央机关部分干部，从延安出发南下开辟湘粤革命根据地，谢老觉得这是个锻炼的好机会，鼓励他去。临行前，父亲在他手册上题了个二个字：“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抚着他的肩膀满怀深情地嘱咐：“江南千千万万群众在盼望着去解放他们，我们曾经在那些地方战斗过。这回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派部队去建立根据地，任务很艰巨，付出的代价也将会是相当大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掌握真理尤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人，自入党那天起，就准备以身殉党的事业，并且相信革命定能成功，希望你具备为民族为阶级而献身的精神，去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话语随着岁月的流逝却更加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坎里，越来越懂得父亲对子女的爱，也是革命前辈对后辈的爱。他遵照父亲的叮咛，便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搞了一年，当他同群众生活一起，重温鱼水之情的时候，更感到父亲对自己是爱的多么真挚，多么深厚!   　　一九七〇年底，谢老重病，住在北京医院，子女们在谢老的教导下，都已分赴各地，有的在新疆，有的在东北，有的在广州……家中只剩下一个最小的男孩子。王定国考虑到谢老身患重病，长期住院，需要有个孩子在身边帮助照料，小儿子又是谢老最喜欢的，便向谢老建议，是否将小儿子留在近处当兵或当个工人。谢老没有同意，他说：“青年人志在四方，父母要支持孩子实现革命理想，还是让他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小儿子看见躺在床上年迈病重的父亲，心里也有点犹疑，这时，谢老抚摸着儿子，说：“小时候你整天拿着木头枪东冲西杀，说长大了要当解放军，立志保卫祖国，现在正是当兵的时候了，光立其志还不够，还要坚其志，到部队中去学习、锻炼，不要挂念家里，也不要挂念我的身体。”小儿子到部队后，分配在南京郊外，谢老病重，也不让家里人叫他回来。直到谢老逝世后，小儿子才知道已同父亲永别。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