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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最后的岁月

《谢觉哉传》编写组

“病鹤倚巢思展翅” 　　一九六三年三月，谢老从北京出发，先后到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宜兴、镇江、扬州、南京等地视察，行程三千余里，历时四十六天，每到一地，都亲自倾听各地人民法院院长汇报工作。从南京等地回来后，谢老来不及消除旅途的劳累，又继续参加了一系列活动：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会议，参加最高人民法院“五反”会议，参加人大常委会，听取了陈毅副总理关于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报告。连续几天，谢老每天总有十多个小时在工作，这对于一个七十九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难以应付的，他已感到体力不足，“散步腿无劲”、“手难举一纸”，觉察到脑子特别健忘。“梦中不带纸和笔，偶尔成诗醒便忘。”医生几度劝他住院休息，家人、朋友都为他的健康担心，但他总是笑着说：“这没有关系，现在正是需要我工作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五月二十六日，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谢老突然右手拿不稳筷子，接着右脚也站不住了，很快不能说话，经医生诊断为左侧大脑血管栓塞。  　　突如其来的病，夺去了谢老的右手和他的笔，一夜之间，他已不能象往常一样，坚持记日记了，不能写诗做文章了，书也不能看了，广播也不能听了，全家人焦急万分，朋友们也极为担心，但他自己却泰然处之，还反过来安慰家人和朋友。住院期间他握着王定国的手说：“我这个人平日不大有病，一旦病了可能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不过，我还是有信心的，希望转好，你们也应当有信心。”医生走过来了，谢老同时也握着医生的手说：“这次病来得突然，事先没有想到。自己平日对身体注意不够，能够治好自然高兴，如果治不好可以积累经验。至于你们说要把心情放宽，这我可以做到。”他遵照医生的规定，积极配合进治行疗。人躺在病床上，心还是惦记着工作，一见秘书或来探病的同志，就多方探询。病情稍为稳定，他便要求医生让他作诗，住院三十六天，口述诗词二十首，诗中洋溢着战胜疾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病情渐渐好转，医生准许他可以少许看点书，谢老不只手脚不灵，视力、听力也大为减退。正如他诗中所描述的：“病眼看花如在雾，病耳听声如隔屋。病足走路如推磨，病手抓拿不及物。”真是困难重重。但他有着坚韧的意志，有着跟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小时候，常害火眼，人家叫他“瞎子”，二十二岁那年出痘子，火入眼，吃凉药过多，火虽净了，视力却从此模糊不清。那时，谁都说他到了四、五十岁，眼睛就会不中用了。在延安，傅连暲担心他五十岁以后眼睛可能失明。谢老为此翻阅不少医书，学了一些中医治眼病的医道，久病成医，终于把眼睛保住了，他常对人说起起件事，体会到革命能改造天地，也能改造一个人的身体。这次大病来势凶猛，但他既来之，则安之，心情乐观，主动同医生配合。经过一段治疗，右手的小拇指能活动了，谢老快活极了，总是笑咪咪的，对前来探望的同志说：“一手能动，就有希望一臂能动。”他感到口述诗词，人家不易听清，决心用左手学写字。开始，歪歪斜斜地写几笔，就累得浑身痠痛，但他坚持不懈，后来他左手不仅能写字，还可以写信、写诗了。右脚不能走路，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练习走路，挪动一步就疼得满头大汗。他擦去豆大的汗珠，轻声吟诵：“谁说时光不可再，我思学步且离床。”谢老旺盛的生命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终于战胜病魔的突然袭击。经过九个多月的治疗，已能由人搀扶着在室内行走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政协召开全体会议，谢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年他八十岁，医务人员常劝他要多休息，少去参加一些会议。谢老也总是笑着说：“冒（不）要紧，你们放心。”政协一些重要活动他都要去参加。有一次在政协开会，周总理看见谢老来了，上前紧握着他那瘫痪的右手，关切地问：“能走路吗?可要注意，不要跌倒，有些场合不要去了。”谢老说：“我在吃补阳还五汤，还有效。”总理说：“这是祖国医学宝库的名方，要在心坚持着吃……。”谢老见总理为国家操劳，显得有点消瘦，深切地关心总理的健康。 　　谢老是由于脑动脉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最后导致半身瘫痪，要恢复健康非常之难，西医说，这种病比超其他病来恢复好转的只有千分之一、千分之五，如果别的病要养一百年，这个病要养一千年才能恢复。中医说，要恢复至少要两三年。按摩大夫说：这种病如不急则快，急则慢。他完全明白，得了这种病可以使人容易急躁而又不允许急躁，要保持乐观而又不允许过于兴奋。医生没有这个病，同病作斗争的规律还要靠自己去摸索。他用《论持久战》的思想来对付病，认为社会可以相持几十年、几百年，人不能那么久，但道理是一样的。“命与病斗，命长方可战胜病。”走进他的病室，一眼就能看到墙上贴着用大字抄写的一首诗，也是他与病作斗争的形象记录： 　　目不嫌眊，只看大字。     　　耳不嫌聋，不听小声。 　　客来客去，免去送迎。 　　处之以静，待之以时。 　　病之来也，谁实使之。     　　病之去也，我自主持。 　　病兮病兮，其奈我何。     　　患病几年期间，谢老并未放弃学习，他觉得年纪大了，读书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不能久坐着看书，便叫王定国设法买了一个装乐谱的铁架子，把书放在架子上，头靠着椅子，每天必定要读一点书。他把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又通读了一遍，王定国劝他少看点，说：“主席的书你不是读过好多遍了嘛，有些报告你原来就听过的。”他说：“现在看看，体会又不一样。” 　　有一次，他用左手艰难地大量翻阅资料，王定国劝他少费神，说：“你看这干什么?人病了，看了也用不上。”他说：“怎么用不上?有人来问，我可以讲。自己看得深一点，对人讲得就会透一点。”他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几年里，他做了几百首诗，不少诗篇是表达他对医生、护理人员的感谢，称赞他们是“新雷锋”。有些诗篇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疾病的记录。有时报刊的编辑记者来约稿，他还尽力而为，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新作。不知底细，根本想象不到他是一个久病的瘫痪老人。他在实践过去自己常讲述过的这句话：“如果身子已经下班，脑子也可以不下班。”   　　董老（必武）闻知，为谢老的健康担心，赋诗以赠：“右臂忽不仁，病侵八十身。诗才仍敏捷，智慧总忠纯。……健康期早复，宜静养精神。”     　　谢老八十一岁的时候，董老亲笔写诗称谢老是：“病鹤倚巢思展翅，老骥伏枥想追风。”赞扬了谢老同疾病斗争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生前多见面，死后少伤神”     　　病中，谢老并没有减少同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他的心同老战友一起，互相关怀、互嘱珍重，更为亲近了。董老、徐老、熊老（瑾玎）、李老（六如）常来看望谢老，以诗相赠。熊老风趣盎然地写了这样的诗句：“生前多见面，死后少伤神。”其他老战友也不断写诗来激励谢老战胜疾病。 　　这时候，延安五老，只剩下徐老、董老和谢老了。几十年来，他们生死与共，中央红军长征到甘肃以前，毛泽东怕几位老人经受不住，曾几次动员他们化装离开部队，到南方找组织安排工作，说不然就要拖死了，可是谁也不肯离开队伍。他们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窑洞常常聚在一盏灯下作诗写文，在一个锅里烧水煮饭，在一床被窝里蜷缩取暖……。     　　谢老在病中刚学会用左手写字的时候，就歪歪斜斜地首先给徐老写了这么一段话，“开卷了然，掩卷茫然；听着了然，看着茫然。了然与茫然之间，可以划个等号。走不要杖，大步向前；走要人扶，摇曳不前。向前与不前之间，不能划个等号。但我小于徐老，约九十个月有多之年。”这些话既是谢老自己当时身体生活的写照，又饱含着辩证法的哲理。 　　两年后，五月的一天，谢老坐着手推车去看徐老。两老同以前一样，促膝谈心。徐老说他想到湖南乡下去养猪。谢老深有感触，回到家里，用左手艰难地在日记本上写诗赞颂徐老： 　　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 　　老人又羡耕和读，想傍桑荫学养猪。   　　徐老也为了满足谢老的心愿，一九六七年十月，徐老九十一岁那年，他叫秘书徐乾在一张大纸上，方方正正地划成小方格，然后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上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的全文赠给谢老，这是徐老最后的一件手迹，它象征着两老高尚的心灵。 　　一九六八年冬天，徐老也病了，住在北京医院。谢老自己已经无力去看望老战友，他叫几个人扶着他去探望。后来，就连这种方式探望也难以做到，他经常要身边的人去探视，如听说徐老的病情有好转，谢老面有喜色，他自己的病情也立刻好转一样，一听到徐老病情恶化，谢老便连饭也吃不下了，病情也随之恶化，战友的情谊就是这样紧密地和生命连结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徐龙逝世的噩耗传到谢老的耳边。他老泪纵横，再也无力左手握笔了。躺在床上，声泪俱下，悲痛地口述着：“中午，定国告诉我说，徐老逝世了!我感到万分痛心，我与他共事几十年，他的优秀品质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是我党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伟大教育家!……。” 　　第二天，他又拖着瘫痪的身躯来到北京医院，用模糊的目光，长久长久地凝视着他亲密的战友和兄长。 　　徐老追悼会那天，千阻万劝也没能拦住谢老去参加。周总理一眼看见谢老来了，倒生气了，因为谢老的病情时刻都有恶化的危险。周总理批评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要让谢老知道这个消息啊!” 　　生命，虽可终止，但革命的情谊，那是无尽的。 　　病中，宋庆龄、何香凝等一些老同志也曾前来探望谢老，谢老也常常要人扶着，到其他病房去探望党内外的老同志。”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知道谢老病了，传语请谢老好好养病。谢老也关心毛主席的健康，他挣扎着十分艰难地用左手写了一封信，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毛主席写信了。信中充满他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同志的深深关切之情。信上说：    　　“……应该防病于未然，有病会养已是落后一着。我在这方面是落了后，现在想，如果早注意，或者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希望我们的党，尤其中央的同志应特别注意。不只会养病，还要不生病，不只会养于既病之后，而要会养于未病之前。” 　　“鬓发似银心似火”、“一天不死要操劳”这两句诗，实是谢老八年病中的生活真实写照。 　　“铁样胸怀绵样肠”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四人帮”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批判谢老一九六二年写给刘少奇的那封信，说这封信充分表明他在司法方面是右倾的，在法院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并搜集这些年来谢老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所有诗文。谢老写过一篇文章《浏阳遇险》，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内容描写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在浏阳被团防军逮捕后如何脱险的。此时，有人给报社去信，批判谢老在文中歪曲了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报社有位记者把情况告诉谢老，谢老说：“在延安，有一次我去主席那里，主席同我讲到他的这一段经历，我听了很有味道，请主席写出来，主席说：‘你写’。后来我就写了这篇《浏阳遇险》，内容全是主席亲自讲的。我记得主席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得很高兴，仿佛仍然身临其境。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我看一点问题也没有。”接着，有些人又风言风语地一会儿说用旧诗词吟诵风花雪月，腐蚀人民的革命意志，是贩卖封资修的货色；一会儿又说某篇文章或者某次讲话有问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此有点担心，怕谢老听说后受刺激使病情加重，建议他给毛主席写封信说明情况。谢老听了一笑，坦然地说：“心里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我一生光明正大，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写什么信!” 　　一天，有几个青年人突然闯进谢老家中，声称“调查”兰州地下党的情况，但一开口就定了调，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地下党的成员是特务。他们还用命令式的口气要谢老马上写个证明材料。谢老一听，二十多年前的情景顿时涌上心头：一九四二年，延安进行整风运动时，康生企图把兰州党组织打成“红旗党”的特务组织。有一天，康生突然来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办公的窑洞，一进门就盛气凌人地对谢老说：“据XXX交待，他的父亲是个老特务。看来，兰州地下党全是特务，是个‘红旗党’，你这个兰办的党代表可真是麻木不仁啊。”谢老不以为然，他说：“那可不见得。兰州地下党是西北局派去的不少同志组成的，地下工委书记孙作宾也是西北局派去的，怎么能说兰州地下党是‘红旗党’，并且全都是特务呢?至于有个别的坏人混进，这也是可能的，那是白区，条件所限，不可能每个人都审查得那么透彻，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这样看不对。”康生还不罢休，一会儿来软的，说什么这是为“抢救”失足者，一会儿来硬的，说谢老庇护特务组织。对此，谢老根本不理睬，他对所谓“抢救”运动那套做法本来很有意见，一贯遵守纪律的谢老，平常开会从不迟到，这时一反常态，干脆不去开会，不参加学习，呆在家里睡觉。康生气坏了，诬蔑谢老一贯是个“老右倾”。当眼前出现一批青年提出同一个问题时，谢老很清楚地看见这群不懂事的青年后边站着一个长满皱纹的人。他平静地说：“我瘫痪了，哪能写材料，这样吧，我说，你们记，记完，我用左手签字。”然后，谢老毫不含糊地一字一句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兰州地下党不是反革命组织，是我们共产党。那批地下党员不是什么特务，是我们党的好党员。”这些人走后，谢老沉思了好久，为什么历史会重演呢? 　　和谢老工作十几年的同志常说他脾气好，从不生气。但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他常常气的吃不下，睡不好。谢老半身瘫痪，不能出大门，常向身边的同志了解外面情况。有一次，听说街上出现了反朱老总的大标语，他脸色一沉，愤然地说：“自从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朱老总就是红军的总司令，毛主席是政委。朱、毛不能分家，这是历史啊!” 　　一天，又一群青年闯进他家，要谢老证实贺龙是土匪。谢老气愤极了，义正辞严地说：“只有国民党才说贺龙是土匪，贺龙为党打了几十年仗，怎么能用国民党的话来诬蔑他?要我证明，就这几句，你们记下，我签字。”那天，他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 　　谢老对同时代的战友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对一些久经战斗考验、出生入死的老同志更为尊敬，曾写过诗句赞颂“名将从来是善人”。每当听到他们挨斗、被抄家、连家属子女都受到株连时，他非常难过，噙着泪水说：“封建社会的东西，怎么可以在新社会里重现呢?”听说许多同志突然被抓走，说是叛徒、特务，被关被打。他对家里人说：“你们不要相信，那里会有那么多叛徒、特务。如果共产党里头有那么多坏人，怎么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怎么能将国民党打败，建立新中国。”并说：“随便抓人、关人，不遵守法律，这都是些什么人搞的，太不象话了。” 　　有一次看纪录片，当他看到把一些老战友排坐在右边，把林彪一伙排在左边。他气得看不下去了，叫人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到院子里，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独对夜空，凝神不语。 　　谢老为人宽厚，仁慈，富于感情。他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易于流泪》，描述他晚年的心境，诗曰： 　　非假非真事渺茫，偶然接触即神伤， 　　老来为什偏多感，铁样胸怀绵样肠。 　　“铁样胸怀绵样肠”，就是对革命忠心耿耿，对人民充满热爱，他坦荡火热的心和人民永远连在一起，人民欢乐，这颗心在欢笑，人民受难，这颗心在哭泣……。     　　谢老的身体日渐衰弱，他住院了。很多老同志身体也垮了，也住院了。当时，医院也不平静。病人、医院领导人随时可拉去批斗，治疗陷于停顿。谢老面对这种情景非常痛心。他说：“辱骂不是战斗，污辱革命干部是不应该的。有错误可以批评，为什么不执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医院还是应该坚持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  　　医院专门腾出一间很大的房间，在墙上贴着一个“忠”字。每天人们都要在那里恭恭敬敬“早请示”、“晚汇报”。他同徐特立边散步边低声地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供起来一样。”徐老点点头，也低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    　　谢老，病魔缠身，再不能工作，“文化大革命”对于他来说，是卧病写诗的年代，后来，连写诗也难于落笔了。 　　日 记   　　当谢老急需有人在身边照顾的时候，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王定国在一次会议中间，突然被宣布为“叛徒”，被关进“学习班”里，不准回家。谢老缺乏照顾，身体日见衰弱，过去有人扶着已经能在庭院散步，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日夜躺在王定国房间里的一条破旧的长沙发上，几乎寸步不离。跟随谢老几十年的警卫秘书高世文，也常被人叫去“学习”、“开会”，“交代问题”，不能常在身边，他怕谢老病情加重，劝他搬到另一个房间去，说：“这个屋子好久不住人了，太阴凉，王定国又不在。”谢老说；“正因为她不在，我才要在这里。”   　　王定国被关起来以后，炊事员师傅也被撤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一天，谢老艰难地用左手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要求把王定国放回。他拖着瘫痪的身子，坐车将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  　　三天后，总理看到来信，立即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嘱咐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王定国踏着夜色走进家门，屋里死一般的寂静，谢老仍然孤独地卧在那条破旧的长沙发上。 　　王定国顾不上细问谢老的病情，急忙用手摸摸那条长沙发，谢老会意地连忙说：“在!在!”此刻，王定国心一热，得到极大的安慰。 　　原来那张破旧的长沙发里藏有秘密——里面放着谢老几十年的日记本。 　　自一九一九年以来，谢老从不间断写日记，就连在洪湖百日遇难之时，也靠写诗来代替日记。只可惜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五年之间的日记，有的在战乱中丢失了，有的在敌人通缉时被迫烧毁了。陕北以后的日记则基本保存下来了。这些日记记载着毛主席同谢老几十封来往书信、周总理的嘱咐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与行踪，战争的风云，延安大生产的热潮，革命队伍官兵一致、上下团结的优良传统……”，这是革命历史画卷，是一部很朴实的革命教科书，是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珍贵资料。这几十年的日记，记得不容易，战争年代，没有纸，连上毛厕的纸都节省下来用来记日记。所以这几十个纸本，大小不一，厚薄不均，长短不齐，有的干脆用纸条订成的。谢老就在这些黄竹纸、马兰纸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保存这些本子也极不容易，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谢老撤离延安时，什么东西都舍得“坚壁”，就是不肯把日记本埋起来。他说：“东西没有了，不要紧，以后还可以得到，日记没有了，就无法可想了。”他再三叮嘱王定国和警卫秘书高世文，在路上一不要丢掉日记本，二不要丢掉孩子。谢老是最疼爱孩子的，但那时他把这些本子看得比孩子还重要。一路上，他们不论是走夜路还是淌水过河，总是首先保住这些日记本子。  　　在十年动乱期间，王定国担心这些日记本被人拿走，同谢老商量，决定转移。一天，她把日记本装在三个咖啡色的手提包里，偷偷地转移到黎四素夫人樊素贞老太太家里。王定国俯在樊老太太耳边，郑重地说明来意时，樊老太太心情激动，表示要尽有生之年，为革命做件好事。她把提包精心收藏好，就连身边唯一的孙女也没有告诉。谢老夫妇以为可以放心了，谁料不久，樊老太太的孙女下乡插队，樊老太太又重病在身。她深情地对王定国说：“我这个孤老婆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闭上眼睛，我倒不担心自己，只是牵挂着那几包东西。”王定国只好又将手提包悄悄地拿回家，不久，樊老太太真的去世了。     　　王定国把本子拿回，偷偷放在院子里装水表的地方，谢老一怕不保险，二怕地下太潮湿，损坏日记，又叫王定国将本子拿出来。怎么办?两老这才想起有一条很旧的长沙发，便急忙揭开沙发看看。没想到沙发里全是空的，谢老夫妇高兴极了，王定国立即动手把日记本一本一本塞进沙发里头，然后把盖子盖好，亲自用钉子把四边钉住。谢老很为满意，说：“把我的被褥铺上去，我就睡在上面。”这就是半身不遂的谢老天天躺在这条破沙发上的原由。谢老万万想不到几十年来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记下的日记，竟然要用自己残存的生命来保护它。   　　封锁不住的怀念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谢老病情突然恶化。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侯春怀立即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周总理虽然日理万机，但还是亲自打电话嘱咐春怀，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谢老脱险。前不久，总理曾去医院看望谢老，亲切地劝慰谢老：“要好好养病!”谢老将藏在内心里二十多年的话倾诉出来。在延安，谢老看到陕北人民负担很重，为此，给毛主席写过几次信建议减少税收。当时，康生摆出一副“左派”面孔，指责谢老“右倾”，不该“施仁政”等等。在批“右倾”的喧嚣声中，康生喊得很响，这不能不勾起谢老二十多年前埋在内心深处的不平。不平则鸣，但当时还不便于鸣。周总理看出这位八十七岁高龄的老战友的心情，他亲切而又明朗地说：“你那些建议是好的。我们对人民当然要施仁政嘛。”话说到谢老心坎上，他点点头，挪动了一下身子，深情地看着总理，可见总理知人之深。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晤谈。六月十五日，忠诚的革命老战士谢觉哉与世长辞了。    　　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封锁消息，就连同时一起住院的亲密的战友董必武也不许通知，不准向遗体告别，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吊唁，不准送花圈……。 　　然而，战友的情谊是封锁不住的，自发前来吊唁和告别的人流，涌满了北京医院的后院，医院事先没有安排，只好临时把靠着大街的一个门道布置—下，用块白布遮着。董老夫人何连芝眼看谢老的遗体马上就要送去火化了，她不顾那些所谓禁令，告诉了董老。董老一听失声痈哭，老泪纵横，立即叫身边的同志找来纸笔，由于悲痛过甚，身不由己，已经站不住了，只好由两个人架着，用颤抖的手握起笔，浓浓地蘸上墨，墨泪俱下地写下“觉哉同志千古：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的挽词。写毕马上要人用小车推着自己到灵床前，向谢老遗体告别。他看着自己十分熟悉的老战友静静地躺在那里，泪如泉涌。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他们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延安窑洞，在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在全国解放后的北京，在最后住院的病房里，他看到谢老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强信念和赤胆忠心。这位老战士逝世了，谁知有这么多禁令，连想签个名悼念也不行，心中是何等的气愤和痛苦啊!他把挽词放在谢老遗体上时，洁白的纸上不仅有浓浓的墨迹，还有斑斑的泪痕。谢老遗体火化后，董老又打破“送花圈是复辟四旧”的禁令，为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谢老骨灰盒送了花圈，表达了他对老战友的深切怀念。  　　噩耗传到周总理那里了!总理毫不犹疑地抵制了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总顾问”康生的无理禁令，明确、坚定地下达指示说：“要举行告别仪式，要发消息，要登照片!” 　　谢老逝世也不通知朱委员长，朱老总是从报上看到这个不幸消息的，他问夫人康克清：“谢老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康克清回答说：“我也是刚才看报才知道的。”朱老总一听，生气了，用拐杖在地上一连顿了几顿，气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呀!” 许多当时还被关在监狱或长住“学习班”中身处逆境的同志在报上看到谢老逝世的消息，悲痛欲绝。陶承顿时双眼发黑，泪水顷刻而下，这是她关进监牢三年以来第一次流泪。一位受过谢老多年教育和关怀的青年，对着报纸上的遗像失声痈哭，把看守人员也吓住了。那年月，许多同志都因身不由已而不能同谢老遗体最后告别，认为是自己一生无法弥补的一件憾事。 　　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中央决定给谢老骨灰盒上覆盖党旗。这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谢老生前的老战友和他的子女们陆续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谢老的遗像致哀，默默地告慰老人，您可以安息了，您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正由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在继续推向前进!    　　谢老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晚年，他写过一首诗，     　　“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 　　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可以说是这位无产阶级老战士一生的写照，显示出宽阔的革命胸怀和崇高的情操!    　　谢老一生爱树木，爱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一贯地重视培养青年一代，至诚地祝愿人才辈出，希望他们兢兢业业为人民造福，好比森森大树，默默地绿满祖国的山川，使万物赖以生长的土壤永远肥沃和丰美，五谷丰登，百凤争鸣，人民过上高尚、富足的幸福生活。老人毕生以求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人民是不会忘记自己诚挚的公仆的，并将永远怀念他。 　　 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