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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春耕运动中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高岗

(一九四三年三月八日) 　　对于发展边区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春耕时期，已经到来了。今年春耕与往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经过了高干会，使党政军民对生产运动的注意更加强了；就在于政府实行了大量的农贷与移民，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到土地上去；就在于劳动英雄的辈出与生产竞赛的发动，使广大群众的劳动热忱更加发扬。加以最近全边区都落了雨雪，春耕的进行可以格外的顺利。这些都是今年春耕中有利的条件。然而决不能以为有了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坐待胜利到来了。今年春耕是否能完成预期的任务，除了天地条件外，最基本的将决定于党政军民的具体领导。但是这个认识还不是在所有同志中都已经普遍了的；相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还有一些很错误的看法。我以为下面三种错误看法，是目前特别需要纠正的。 　　第一：有些同志想：“群众自己懂得种庄稼，这个又开了高干会，大家情绪高得很，党何必去找麻烦呢?”所以他们觉得不必去领导，可以睡觉去了。他们不了解群众虽然懂得种庄稼，但要是让群众停止在现有的生产水平上，要是党不努力提高这个水平，则今年的增加八万石细粮，扩大十五万亩棉田，以及发展运盐、组织合作社等生产事业的计划，就不可能完成。为要实现高干会发展边区经济的方针，党就必须做一大串的工作。党应该发动农村和部队的领导，像吴满有、申长林那样，不但自己站在生产运动的前线，还要以自己的社会关系，去推动与组织周围的群众积极生产，使生产运动的洪流有确实可靠的基础，党应该经过支部和党员，去帮助每家农民制定今年的生产计划(如开多少荒，增加多少粮，增种多少棉花，纺多少线子，增多少羊只猪仔等)，要他们把这些计划逐条贴在脑上，以便跟上计划生产。党应该调查群众有什么困难，并且实际解决这些困难。党应该利用一切可能，以党员为核心，像申长林那样组织农民在生产中自愿的变工，使每一村庄所有的劳动力都能充分发挥。党应该发现每一地区的劳动英雄，把他们的姓名事迹在群众中广为宣传，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同时动员社会群众舆论来反对好吃懒做，不学生产的二流子，以提高农民的生产情绪。党应该仿照吴满有与杨朝臣的例子和延安县与安塞、志丹县的例子，在群众有真正的自觉性与可靠的积极分子作骨干的条件下，发动户间，村与村间，乡与乡间，连队与连队间的生产竞赛运动，并使这种生产竞赛有一定的目标，具体的计划，和确切的领导。不要只图表面好看好听，幻想只要到处提出了竞赛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没有持久的领导恢复，它一定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党还应该保证党政军民各部门在春耕期间少开会，少动员，对于运盐工作也要适当的调动人力，以免违误农时。从此一切工作，都是为保证今年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那种以为生产可以顺其自然，用不着领导的保守观点，是完全错误而必须立即抛弃的。 　　第二：有些同志想：“我们的生产计划已经做了，县上区上活动分子的生产动员会也开了，任务都分配下去了，因此，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这些同志不知道开会订计划，虽然是领导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但这绝不等于完全领导了生产运动，因为开会订计划只能表示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并不等于已经做了什么。要使这种计划变为实际，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说，需要把我们的计划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由群众来感觉这些计划是否合乎实际；需要群众完全了解和接受我们的计划，使基础为群众自己的计划；需要定期检查计划的执行程度，看是否发生困难，并研究克服这些困难的办法；需要随时调查研究运动发展的情况，并总结经验，以便选出好的例子，纠正坏的倾向等。在这里，特别需要讲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使群众实行我们的计划，和学习先进的经验呢?有的同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他的法宝就是开会，就是写指示。但是他们碰了钉子以后，就埋怨起群众“太落后”，埋怨起高干会的群众“太主观了。”他们说：“农民不愿变工，不愿纺线运盐，没有办法。”他们没有看到所倡导的变工，纺织运盐等，都是对群众有利，并为许多群众烈属都愿实行的事，而有些群众所以还表示迟疑，则正是这些领导者自己的工作，不深入的原故。正确的领导，主要的应该是经过群众的认肯，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深信不疑，乐于跟上先锋队的脚步。我们试看：刘建章的合作社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他既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凭空订出个计划，也不是依靠什么公式化的“动员会”，公式化的“宣传”和“组织”。他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提出具体办法，用实际的行动从小范围内做起，让群众亲眼看见了好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他所领导的南区妇幼，是从移民李国泰老婆一个人身上开头的；李国泰因老婆纺织得穿上一身新的芝麻呢，这就是刘建章的唯一宣传队，而结果证明这却是最有力的宣传队。同样，南区的运输队，也不是在窑洞里开会开出来的，这是他一个人一个人的“瞅目标”，制定了像刘永洋、冯世英出头有经验有办法的脚户，让他们自己由经验证实了合作社合作运盐的厚利，再由他们来拉其他脚户参加，这才发展起来的。再如申长林向党提出组织变工队的计划，这个计划又是怎样的呢?申长林并不想到群众中去大吹大擂“号召”组织变工队，这样的号召是不会在群众中生根的，他只打算由他自己，他的兄弟，他的姨兄，他的“伙子”，他的伙子的丈人和保人，和他同小组的一个党员，以及这个党员的兄弟，由这样几家人先动手干起来，才能够真正说服群众，才能够真正完成任务。因此，反对那种对领导工作简单化的粗枝大叶的做法，学习刘建章式的具体领导，就成为党在领导今年春耕运动中的一个成败的关键。 　　第三，有些同志把春耕和整个生产运动看做是可以和和平平的进行，而不会遇到什么阻碍的。他们忘记了整个边区是处在抗战环境中，他们把春耕的工作孤立起来了。他们忘记了春耕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一定包含着许多斗争，不但要与党和群众中间的许多错误观念作斗争，并且还要与边区内的敌探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作斗争。对于破坏分子我们是万万不能睡觉的，胜利的领导春耕，是和消灭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分不开的。最近安定、延安、鄜县等地已经发现这些破坏分子有计划的散布“移民就是扩兵”，“扩军就是扩兵”，“今年运盐比去年重几倍”等反动的论言，在别的地方一定还会继续发现。破坏分子的这些谣言虽说荒唐到愚蠢的地步，但在一部分落后群众中，还是可能产生某种影响，减弱他们的生产情绪。因此，各地党必须有足够的警惕性：如在春耕中发现这类谣言与其他破坏活动时，必须一方面揭穿这些谣言，使群众不受其欺骗；一方面迅速调查追究破坏者，把他们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暴露出来，并予以必要的制裁。这是春耕运动胜利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些问题，就是党的实际问题，我们同志们思想与作风的进步以及党与群众更加密切的联系，都要从这些实际问题上具体表现出来。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