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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管理工作

高岗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内战时，边区的对外贸易机关为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下的贸易总局，当时，党政军三方面的一切供给，除粮食及苏区产品外，概由贸易局向外采购，其他机关概不对外发生贸易关系。当时采办的东西以被服材料为主，文具纸张次之。 　　一九三七年实现了国内和平，边区所需的物品，一部分系直接由西安采购，当时在西安没有商业据点。采购的主要物品为棉花步尺，到一九三八年最大部分物资，由西安办事处操办，被服则由办事处供给成品。这时一般贸易较前充足。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贸易局改为光华商店，任务同前，这一任务直到一九四零年没有任何变动。惟对外贸易路线则有变动，三八年时，边区的对外贸易四通八达，三九年四零年，大部分货物，则来自碛口，这时公营商店也开始发展。 　　这个时期的出入口是不平衡的，因为边区处在土地革命阶段。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时期，边区的食盐，毛皮，以及甜甘草的出产，还不很多，棉花耕植及家庭纺织，都在内战过程，刚恢复不久，而抗战以后，边区人口增加，人民生活改善，购买力提高，因此需要大量的外来品，但当时出入口未表现严重的情况，这是由于每年还有一千万以上的法币流入边区，弥补了这个。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特点，是单纯操办性的，因此，当时的贸易机关，实际上是采办处，它的任务是保障公用物品的采办，贸易的方针与管理是谈不到的，对外贸易完全是自流的。 　　皖南事变以后，敌顽封锁加紧，物资输入较难，当时财政困难，不能保证党政军各方面的供给，因此，他们不得不各自想办法，度过财政难关，于是形成各自对外采购，分散经营的现象。 　　一九四一年的进口货值，估计约一万万元(延安市全年约值三千万元)进口货以洋纱、布尺、棉花、纸张、文具、五金、颜料为主，输出品全年约值九千三百万元(延市约有一千五百万元)以实验、皮毛、毛织品、肥皂、木材、药材为主。 　　一九四一年贸易局从新成立，主观上是想相当管理对外贸易的，不过当时在分散经营状态之下，边区对外贸易统一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边区对外贸易处于被动，陷于自流，这是不可避免的，三我们必须知道，当时处在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之下，各单位不但不能完全保障被服，办公用具，就是吃饭问题也不能完全保证，分散经营确是解决了这些困难，当时统一经营的条件没有成熟，统一经营是不可能的。 　　公营商店应是贸易政策的支持点，他应该去执行贸易政策来影响私人商店，可是因为公营商店的生产任务关系，有时违反贸易政策去做投机生意，消费合作社亦未团结在贸易局之下，边区是农村环境，农民合作社若组织健全，在商业上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但是，那时的合作社，组织散漫，力量很弱，所以，他们本身没有力量去做对外贸易。 　　一九四二年提出的贸易方针，是实行计划贸易，求得边区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实行对外贸易相对管理，实行食盐对外统销，帮助边区出口商品的生产及代替入口商品的生产，以便增加输出，减少输入，组织资本团结商人打破封锁，但当时由于同一经营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财政物资没有保障，思想还没有开通)更由于只提出了方针而缺乏实际合作，因此差不多这个计划完全流产，当时对外贸易的概率是全年输入品价值。 　　法币八千一百七十万元，出口土产价值六千九百万法币，可是，以延安市为例，半年的输出品，便值六千八百三十九万元，输入品便值一万万零一百二十二万元，入超达三千三百三十二万元，全边区入超无统计，仅就延安一市来估计，入超是相当大的。 　　根据一九四二年的贸易方针来看，是想向着贸易管理前进的，但因秦炎、李予昂、樊一平等特务份子，把贸易机会作为掩获特务工作的工具，他们不特没有正确的贸易办法，而且没有日常的贸易工作，有许多事实是表示他们破坏金融贸易的，第一，关于食盐专卖问题，专卖的口号是过左的，当时既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又没有具体而适当的办法，更没有足够的资金，弄得既不能专卖又不能通销，而只做了食盐的运载，陡增脚户的麻烦，公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第二，关于特货统销问题，他们只是代卖照预与私人合资经营，弄的流弊百出，公家没有掌握着贸易主动权，因此，没有掌握着外汇与物资。第三，关于批审外汇问题，他们没有原则，只想主观想人情，乱批一顿，他们能采取的所谓黑市打击黑市，只是捣乱了金融，这个办法实行的结果，使商人获得了很大利益。银行增加了额外的发行。 　　由于我们的贸易机关本身，还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也未组织起一种经济力量，依此来实行对外贸易的管理，当时在思想上也是分歧的，贸易自由论还正在高唱着，因此，贸易管理还未被提高到应有的认识。 　　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三期。 　　一九四二年冬季高干会中，物资局成立边区乃真正走上相当管理对外贸易的正规，这是第四期，这一时期的出入口情形怎样呢?根据物资局去年上半年关于出入口的统计(这个统计是科学的，但材料不完全，因此不是全面的)去年上半年边区进出口贸易总值边币十八万万二十三百万元，进口总值边币九万万壹仟九百万元，出口总值边币九万万零叁佰万元，入超为一千六百万元。 　　进口与出口的各类商品，所值百分比为下表：（图一附文后） 　　这个不完整的统计，也可反映出去年上半年出入口贸易的情况来，边区仍是入超，不是出超，可是上年年入超也是不大的，因此上年的金融物价才能相当稳定，下半年会正确的统计，不过就现象来看，就法币黑市猖獗情形来看，下半年的入超是相当严重的，所以，出入口的不平衡，仍是边币对外贸易的一个特点。 　　棉花的入口化，约占入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食盐与特货的出口者，约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土布与棉花是边区的大宗，食盐与特货是边区出口的大宗，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二个特性。 　　再次，迷信品及烟酒的入口值占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拿去年上半年来说，便是一万万元，这是说明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管理工作是有很大的缺点的，这是边区对外贸易的第三个特点。 　　因此边区的出入口贸易历年来是不平衡的，是入超的，究竟边区人民需要多少外来品呢? 　　首先，根据延安南区人民消费量的调查，四三年每人所消耗的输入品，价值八千二百四十元(除去运费及商业利润的后金额)全边区以一百四十万人口计，去年所消费的输入品，便值一百二十五万万元。其次，根据三边八月农家消费调查材料，去年每人平均的消费共值三万三千四百元，其中外来品约占三分之一，因此每人平均所消费的外来品，约值七千七百七十元(除去商业利润百分之三十后的金额)因此，边区所必须的外来品共值一百三八万万元。 　　最后，根据清涧袁家沟的调查材料，去年每人平均对外来品的消费，不过二千四百八十元，并且除去运费及商业利润百分之一百，那么每人平均不过一千二百四十元，以此来计算全边区，则得十七万万四千万元，因为该村的布尺与棉花全都自给了，所以，输入品的价值是不多的。 　　延安南区代表外来品消费最多的地区，三边代表，中等的，清涧代表最少的，有这三个地区的平均数，我们便可得出去年全边区所需的外来品共值八十万万元。 　　此外，公家所需的外来品，去年约值八十万万元(四三年底的价格)，因此，去年，边区的总消费值一百六十三万万以上，这是没有疑问的。 　　去年公家与老百姓的购存量，至少要当其消费量的一半，因此去年的输入品总价值额当在二百四十五万万元以上，我们去年的输出品共值多少呢? 　　我们去年输出的，共有五十八万万特货与三十二万驮盐，每月特货平均以二万元来计算，每驮食盐以一万元计算，则特货与食盐的出口总值为一百四十六万万元，食盐与特货的出口值，又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去年出口总额为一百八十五万万元。 　　所以拿各地人民的平均消费量来估计，去年我们的对外贸易是不平衡的，仍是入超的。 　　为了改变历年来对外贸易的不利状态，争取出入口平衡，以致出超。 　　因此去年我们贸易方针里大量推销土产，换进必需物资以稳定金融物价，保证财政供给，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去年我们有充分的物资条件的，在这个方针之下，去年一年中，我们在管理贸易上作了一些什么工作呢? 　　第一、坚持了两个统销事业，奠定可针对管理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不过，因为物资局的种种政策和工作的错误，特货原定计划为六十万，实际只推销五十八万，食盐经盐业公司卖出的仅二十万驮，连同过境盐四万驮，供给二十四万驮，仅占去年运盐数的四分之三。 　　第二、在一般对外贸易的管理上，曾建立了物资等级制度，颁行了战时管理出入过境物资暂行办法，对于正当的出入口商人，曾予以各方面的便利，例如首先批于外汇，保证一定利润等等，不过这一工作做的也很差，特别表现在大量土布与非必需品的入口上。 　　第三、在对敌占区的贸易上，西北财经办事处曾于去年三四月间，指示物资局积极开展工作，以进行反敌方封锁操纵的斗争。但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要工作，尚未就绪。 　　总之去年物资局的工作，是没有完成任务的，根据物资局的力量来说，它对金融贸易和财政，都有决定的作用。因之，在其成立之初，西北财经办事处给他规定的任务是：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保证供给，是在四三年的工作中，物资局不仅没有完成上述任务，而且基本精神是与这个方针相违反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错误呢?首先因为物资局的同志，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脱离现实，夸大物资局(国家资本)的力量，片面的强调“统一”，不顾及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及许多公营事业的力量和要求，以致和他们对立起来，物资政策问题充分表现了这样的观点，他虽然提出抽象的原则，说是要“公私兼顾”等等，但在实际政策中，却把边区的大量合作社，公营商店都放在一边，只讲“统一”“统销”“管理”“批审”“定价”等，这样物资局就会从发挥领导作用，而被抛在一边了。 　　这种不从边区实际情况出发的思想，就是去年物资局一切工作失败的根源，从这里就产生了物资局各种政策和工作的错误。 　　第一、就稳定金融说，物资局的金融政策是根本错误的，把边币错误的认为是外汇基金制，使边币不能独立，成为法币的附属品，像法币与英镑美元关系一样，因此，主张卖法币不要边币，用边币是一种策略，这是扩大法币市场打击边币与党的政策，政府法令直接对立，特别在下半年政府大量发行购买农产品物资局系统整个拒用边币，直至守信给后勤部卖石油都要法币，这一政策的结果，不仅使边币失掉引用，而且激起民众的莫大反感。为去年四月临镇一友区小贩，因盐公司拒用边币，公开反抗，一天间把黑市从七元提高九元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简单现象。 　　第二、就吸收物资平抑物价说，物资局的贸易政策，和物价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在贸易政策上物资局认为出超换得法币，硬币，金子，没有好处，物资事业小册子上曾谈，贸易上所谓出超，就目前情形看来，我们不应报过分希望，同时，我觉得出超也没有多大好处，而且积存一批硬币法币也没有多大好处。 　　因此，对贸易是被动的消极的，就拿土布一项来说，毛主席所给的任务是，发展纺织业，有物资局规定布的尺寸与质量，并保证其销路，即由物资局收买为自己用，或转卖民间，物资局根据土布发展情况，逐渐限制外布进口，但物资局去年做的恰与此相反，以高价换回整批的土布，棉花等，自己吃了大亏，更不用说保护土布了，土布两尺半换一月特货，商人嫌利单，就布价说已一倍以上，因为八九月以后，土布不过四百元法币左右一尺，特货二千五百元法币一月。 　　又如不禁止非必需品入口，却实行“搭配制”百分之二十的非必需品随着必需品进来，这大大增加了入口的数量，使奢侈品充满市场。 　　物资局高价撕下后大批的坯布，还说是“土布倾销”，明明自己认为白洋无用，不愿吸收还说国民党实行白洋倾销，对法币的力量和作用估计错误，所以于八九月间将库存七十万法币一下抛出，这就使得下半年的金融波动愈加无力收拾。物价政策完全是主观主义的，不顾金融商业情况，死定价格，几个月不变，全边去统一的规定等，如卖特货，全边区各地都是法币二千五百元，卖布到处都是四千五百元等，这种异常不合理的办法，自己吃亏很大，特货下半年，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价格的不合理。 　　食盐是边区对外贸易的台柱，约占正项出口的半数到三分之二，根据去年盐业公司提供的资料，可知去年边区运盐一百八八万驮，卖出二十万驮，存四万托换进法币五千九百余万元，从六月到十二月换进棉花三万七千一百二十斤，洋纱六千八百十四斤，布九千五百二十七尺，纸九千九百五十三刀，如以十二月份市价计算，至少值二万万一千万元，加上五千九百多万法币(以十元边币折算)共值边币八万万元。 　　但是这种交换是极不等价的，这表现在一百斤盐所换到的东西，逐月减少着，请看下面事实(每百斤盐换物表)（图二附文后） 　　从上表，可见每百斤盐换到的东西，是逐渐下降的。从一月到十二月换到的铁减少将近八倍，布减少了一半，纸，减少了五倍多，棉花减少了近一半。 　　为什么产生这样不等价的交换呢?物资局的领导同志，把责任完全推在顽固派的封锁上，这是不对的，主要是我们价格政策的错误，为了向外推销，把盐价定的低些是对的。但定的太低了我们就不免吃亏。本来边区产盐多给人家一点，也不要紧，但估算一下运费，每斤盐就需要八十元，那就未免太不合算了，因此，如整理单料店，减低运费，便利于向外边的封锁做斗争，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第三、物资局的工作缺乏群众观点，对内紧对外松，如依旧四三年代销货(上半年的)平均价格合白洋十六圆四角，机关部队平均只得八元四角，吃亏了一半上下，所以大家叫苦把不少的好货做成贱货卖给商人，商人得了大利。 　　由物资局沿诸焦盐大道开设驮马店、转运站、缺水处开挖贮水窖，只要有路、有店、有车、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堆等等，但物资局的工作没有积极执行这一发展方针，以致下半年运盐的脚户都叫着赔本，十二月间三边减少运盐驮马每日即达六七百头，盐业公司的牌价与市价相差太远(主要是边币与法币差价)是促成走私的直接原因。 　　因为物资局的这种政策的结果，使物资局与合作社、公营商店(机关部队)处于对立状态，三边的物资局长绰号“铁公鸡”，关中的物资局长“苍蝇碰到他，要折一条腿”业务上就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被形容为“姜太公钓鱼，来者上钩，不来拉倒。” 　　陇东部队公营商店一年中两次交物资届时以求统一，不但不予方便和鼓励，接受时还违反地委的正当规定，连本钱也要算掉几百美元(以后很快纠正)这实际要直接破坏统一。 　　第四、不顾听取别人意见，不了解下边情况，十足的官僚主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眼看把事情搞坏了，还说让他们搞去吧，别人提意见反映下面情况，一头碰回去“你们是真马列主义，我们是伪马列主义。” 　　对迫切的问题不认真负责的去解决，反以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遮盖，如十月间西北局找他们研究金融问题，就是这样无根据的单保，年底就会搞好，结果越来越糟。 　　第五、自上而下的对党闹独立性，不执行政策和决定，自来一套，西北局决定加强食盐统销，物资局又执行一半，变成放任走私，特货代销，不拆成偏要拆，政策是稳当不稳当不管。 　　如果把毛主席在“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上给物资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办事处所给的具体工作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打击物资局工作的基本毛病是没有老老实实的工作，不执行组织的决定，不照顾群众利益。 　　以上是我们对过去贸易工作的检讨。 　　一九四四年的贸易方针，应该是由部份管理到全部管理对外贸易作到出入口平衡，以至出超，为达此目的，必需完成以下任务： 　　第一、增加必需品的生产，首先是棉花、布尺、铁、药材等的生产，以减少必需品的输入，今年我们是完全有这种条件的，今年如果能够生产五百万斤棉花，那么，我们就足够用，也就不必要输入棉花了，此外在工业上还要注意减低成本，提高出品的质量，才能抵制外货，以至做到输出。 　　第二、组织土产品出口，首先是大量推销特货食盐，因此必须坚持特货专卖与食盐统销政策，改善统销事业的业务，彻底清洗官办事业的作风，业务应该商业化，并适合群众要求，这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群众路线广为推销。去年我们只强调了统销的一方面，却忽视了与群众的经济组织密切联系，对地方党政采取妨保态度，闹独立性使物资局的工作陷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今年必须彻底克服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采取互助合作的精神，实行照顾党政军国和全边区老百姓的群众路线，首先要与合作社建立血肉相联，体戚与共的关系，其具体计划如下： 　　(一)经过合作社代销特货，便成为推销。这些合作社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A、组织健全、负责人可靠，能够执行政策。 　　B、绝对执行土产公司所规定的推销办法。 　　C、不渗伪不走私，不做金融商业的投机生意，合作社如能遵守以上条件，物资局可批准为合作社代销。 　　(二)经过合作社大量运销食盐，各地的盐业公司应与运输合作社合股经营食盐运销，四六入股对半分红，分红时主要付与物资，以便推销于农村或与之订立运盐合同，运输合作按时运盐，盐业公司应保证其利润。确实的把握运盐出口量，可代盐业公司运盐出口，但必须遵守食盐统销政策及盐业公司的决定。 　　(三)与生产合作社订立合同，使之生产外来品的代用品及可以出口的物口，原价供给销费合作社以物资，要求他收买土产出口，这样物资局经过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吸收农村土产出口，另一方面又要调剂人民的必需品，使合作社成为物资局的群众基础。 　　为了工作配合，合作社的领导应统一起来，成立以分区为单位的会作社管理委员会。 　　其次物资局与公营商店也应密切的结合起来，公营商店有相当长期的历史，过去在供给上曾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资本相当雄厚，这是国家财富的主要部份之一，但过去的公营商店，组织上，领导上，都未很好统一起来，他们都有很重的和平任务，因此，它们时常违反法令，例如(一)囤积货物：操纵物价(如安泰号当东昌纸缺乏时大批买入)；(二)搞特货生意延市十一家(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二万八千五百多元；(三)倒来倒去的做投机买卖(如鸿茂生)；(四)其他破坏法令、为搞法币白洋黑市、走私漏税、偷进违药品等。据熟悉延市商业的同志说，做过载栈的没有一家不搞法币黑市的，如果他不搞就没生意做，就要关门大吉，因为过往客商是需要法币到外面去买货的，而公开又换不到，不搞黑市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市民设好埋伏后，搞法币的已较少，但复兴栈，复兴永、继兴德三家还在继续搞黑市。 　　这些事实说明了公营商店必须要进一步的调整与精简，如果对公营商店，加以很好的组织领导，其对边区贸易管理，则是不可减少的一支力，例如：去年四月间延市金融物价波动，公营商店一般的执行稳定金融物价的决定，如停赔不作金融黑市买卖，又如去年十一月时物价波动，由于南昌公司的存在(组织上领导上，统一的合股公司)在驮马大会时期，对平抑物价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了组织并使用这支力量，今年应该做到以分区为单位，统一公营商店的领导小的合并，不起作用的取消。适当分工，清除内部竞争。统一执行政策法令。统一工作发调，好的奖励，坏的批评处罚直到封闭。如果能作到在边区党委领导之下，物资局与公营商店相结合，以群众合作社办下属基础，对外贸易管理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 　　物资局公营商店结合起来，以合作社为基础的而组织的经济战线，是边区经济的主要方面这将使农业与工商业相结合，国家与人民从经济上组织为一体，对发展国民经济，加强对外经济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但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垄断一切，或消灭私人资本，相反的，我们许多而且欢迎私营商存在和发展，我们只反对那些投机垄断违反法令，囤积售奇的奸商，我们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至于正当的营业，我们则与之合作，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因此，商人中的特务份子是应该注意的，审查也是必要的，但方式应该有所改变，否则会影响社会生活，对外来的客商拘留审查，应该停止，否则，便会便利顽固的经济封锁。最后边区整个经济，特别是商业上，有重大影响的是交通运输问题，边区交通落后，运输困难，这对加强出口贸易等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必须要追上组织一种并有兵站，车料店、商店三种作用的站口，对党政军来往人员和运输队是供给性质，只要一定的收条，按期清理账目就可以，对人民是营业性质，保证较低利润，便利人民客商，这种组织网应该是物资局联系各地公营商店与合作社的脉络，用这根线，把无数点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组织形式关中的经验已经证明是非常有利并可以行得通的。 　　这种组织形式，应由整顿驮马店入手，改造其组织，改善其业务，整顿计划如下：(一)首先在运输集中地点，建立中心驮马店，以公营驮马店为主。无公营驮马店的地方，则以入股订合同的办法，改进私营驮马店。中心驮马店的业务，除经营草料、饭食、住宿调剂与保证沿途其他驮马店所需草料外，还要：A、准备运输脚户的回头脚。B、日用品的贩买，这不仅是设一门市部而是要具有大商店的性质，零售批发，调剂供给沿途所需要的物资。C、各种土产的收购特运。 　　(二)驮马店所贩卖的物资，应由物资局产价供给，私营驮马店，在加入驮马店联合会，遵守政策法令，响应平仰草料价格的条件下，享受同等待遇。 　　(三)以分区为单位组织驮马店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检查该分区以内的驮马店，使之成为便利运输，稳定草料价格的工具。 　　第三、严格禁止非必需品及迷信品的入口，可能禁用的禁用，不能完全禁用而边区又能生产的，则以土产品代替外来品。 　　第四、按需要采购，有计划的分配物资，去年物资的供给，主要是由物资局采购并由物资局分配的，今年因特货食盐委托合作社公营商店代销办法，大部分进口货则由公营商店与合作社直接购入，不仅保障公家所需要的物资，同时也保障群众的所需及物价，他们要计划的购入，要保障全边区老百姓所需要的物资，这就需要公营店与合作社必须遵守我们的对外贸易管理原则。公家所需要的物资应由主管机关制造预算，有计划的购进。老百姓所需要的，则有赖于我们的调查研究，有计划的采购。其次，为着分头调剂适宜，公家购回的物资应交与分配机关，统一分配，因此，成立全边区总的分配机构与各分区的物资分配机关是必要的。 　　第五、争求出入口贸易平衡，不仅是求得数目字上的平衡，而且应该求得入口物资确是合乎我们的需要，因此，这些物资的管理权和外汇的支配权，都要是掌握在我们公家手里，因此，管理出入口贸易物资和管理外汇是不能分开的。 　　第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加紧封锁，使我们的输出和输入都发生困难。因此，我们除了采用各种有效办法，建立广泛的统战关系，在国民党区域建立民间反特货封锁与争取特货市场的斗争。食盐特货的对外统销取得了主动权，四月间顽方土布倾销经运用，上述方法使入口的土布变为了我们增加出口的推动力，因土布倾销所引起的金融物价的波动，很快就纳入常轨，形成了五六月金融物价的相对稳定，造成食盐特货，特别是特货销量的增加(见食盐特货半年销量统计表)。 　　附：对内来讲由于业务已有初步的改善和铁面无情的缉私克服了部份的走私现象，并开始管理了物资与外汇，从而也就获得了半年来对外贸易与贸易管理上的些许成绩。 　　四、关于保证供给与财政： 　　由于是由半年统筹过渡到全部统筹的缘故，大公家、小公家在供给问题的要求上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如有时只能照顾大公家，不能照顾到小公家，又如在能照顾的地方又为小公家所不需要，这表现有时给与实物，他则需要现款，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是采用下述办法解决。 　　其规定供给实物者尽量供给实物，其规定给现款者则尽量予以现款，在不同情况下使物资供给与财政供给适当配合。 　　半年来计土产公司换进物资送到延安者值85，725.874元(存各分区未送来者只土布一项就有四万尺未算在内)，盐公司换进物资壹仟余万元，延市成交值壹仟余万元(该物资中以布尺棉花文具纸张占大部)，分别供给了各系统的需要，另外在财政支付上半年来共付现款66，306.947元物资值洋15，896.261元，合计82，203.208元。此外我们曾拨一二〇师购货款六千万元，三边交局支付警三旅货款壹仟伍百万元，关中分局供给警一旅三八布500尺粗洋布200尺，九旅三八布300尺，独一旅三八布600尺，关中布署合作社纺棉940斤。 　　犁铲1000页(以原价卖给抗属用) 　　其他各分区以材料未全暂缺。 　　虽然由于丰衣足食供给标准不断提高被服的增加，由上述物资及现金的支付看，保证供给和财政的任务是完成了，在供给的物资中，棉花洋纱，是未达到要求的。原因是敌顽封锁，运进不易。 　　 高岗文集/薛骏富，白浩亭编辑.—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