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及其思想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惠能南宗更是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与传统的儒、道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表现出了种种中国化的特色，并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一、三教合一与农禅并作

    前面我们提到，惠能南宗的禅法特点在许多方面都与佛陀精神相通，却并不是简单地向原始佛教的复归，它同时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融入了传统文化的精神。那么，除了我们前面已经重点讨论过的融摄空有的禅学特色之外，惠能南宗禅的中国化特色还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认为，从思想上看，最突出的就是它站在佛教立场上对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和人生态度以及儒家心性学说的融会吸收。惠能南宗可说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又融合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

    老庄道家从天道的自然无为出发，要求人们摒弃理智的探讨与追求而顺应自然之化，以与天地自然合而为一，达到精神上的解脱或逍遥。魏晋玄学家的种种理论虽然从根本上说都力图把自然与名教调和起来，为名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寻找理论根据，但他们崇尚自然的思想倾向却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所追求的“体无”或“适性”之理想境界，从哲学思想上看，体现的都是一种顺天应人的天人合一的思维途径，而这种境界的实现又都有待于人的自然任性、无所追求。老庄玄学的这种思想，特别是从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物我两忘到郭象的自然任性、适性逍遥，为惠能南宗任心自然的禅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养料。

    惠能南宗将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融为自己禅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了达摩系禅法中安心无为、随缘而行的思想倾向，把随缘任运作为解脱修行观的一条重要原则。惠能在把佛性拉向人性的同时，也把佛拉回到了人自身。他所说的“佛”既不像小乘佛教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释迦牟尼一个人的“专利”，也不像大乘佛教所说的那种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佛”，而是人心的自在任运，是每个人本来面目的自然显现。因此，惠能所说的顿悟之人，亦即所谓“成佛”，在很大程度上与庄子的理想人格和郭象的“圣人”是相通的。与庄子的避世主义和郭象的积极入世态度相比，惠能只是更突出了入世而超然的禅者风格而已。

    由于惠能南宗的禅学理论同时融入了儒家的心性论，因此，它的自然主义倾向又有异于道家重天道的宇宙自然论。它以无念、任心为自然，将老庄之道与儒家之理(性)统一到了“自家生命”或“宇宙精神”中，从心性论的角度展开了它对人的解脱问题的论述。从惠能南宗的心性论来看，儒家的性善论，思孟学派的尽心知性、知性知天以及《易传》“生生之谓易”的思想，都渗透到了禅的基本精神中。

    儒家性善论与佛教心性本净论本来就不无相通之处。但在印度佛教中，心性“本净”重在“本寂”，而中国佛教则在儒家性善论所主张的“性知”的影响下，突出了心性的“本觉”，惠能南宗更是以智慧性说心性。惠能南宗所主张的自现本觉之心与思孟学派的发其四端、尽其心性显然是相通的，在实现的途径与方法上，两者也都体现了相同的天人合一的思维特点。惠能所强调的念念相续、心无所住的思想基础乃万法流速不住，性空不实，虽与《易传》的“生生之谓易”思想内容不同，但就其视宇宙万法生灭不息、万物无住而要求心不滞于法而言，还是融入了《易传》精神的。

    惠能南宗对主体意识的重视，对人的肯定以及将修禅融于日常行事之中，将成佛视为通过个人的修行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等，也都无不渗透着儒家人文主义的精神，体现出儒家积极入世、修身养性以成圣人等思想对它的深刻影响。当然，在佛教中融入儒家的思想，并不自惠能思想始，但惠能南宗将儒家心性论和人文主义精神与自己的禅学思想融为一体，却是它的重要特色之一。

    惠能南宗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与它在组织形式和禅行生活上的中国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值得提出来的是它农禅并作，经济上自给自足。禅宗自东山法门始，就集聚而居，以山地村落为主要活动区域，实行农禅并作。惠能南宗更是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修禅不废农耕，以自食其力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全体上下人人参加劳动的“普请之法”甚至被写进禅门清规而成为丛林生活的重要规范。禅师们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在行住坐卧中自在任运地修行参禅。惠能南宗的农禅并作继承发扬了道信、弘忍以来山林佛教的禅风，形成了与神秀北宗依附皇室、依持寺院经济的不同特色，并适应了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这是它较少受到政治与社会动乱的影响而得以广泛流传发展，并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传统文化打成一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传统思想发展的重要环节

    惠能开创的南宗禅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在传统思想文化的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是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佛教自两汉时传入，便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汉代佛教主要依附神仙道术得以传播。两晋时，佛教的思辨理论开始打入中国的思想界，玄佛合流标志着中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道安、僧肇与道生等人的努力，东晋以后，中国佛教走上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传统思想相结合，到隋唐时，中国佛教在判教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的“教外别传”实际上是它特有的判教学说。正是在此旗号下，惠能南宗更好地融摄了佛教各家学说和儒道等传统思想，从佛教解脱论的角度对心性问题作了探讨与发挥，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心性学说，成为最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融本体论与心性论为一体的惠能禅宗以佛教为本位的三教合一上承汉魏以来佛教中国化的传统，下开宋明理学三教合一的先河，既把佛教的中国化推向了顶峰，又在传统哲学由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中介环节作用，促进了以儒家为本位而又融摄了佛道思想的宋明理学的产生。

    惠能南宗革新佛教的反传统特色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也是值得重视的。南北禅宗皆以“心”为宗，反对执著于布施、造像等传统佛教修学的内容。但惠能南宗更进一步破除了神秀北宗保留着的观心看净、坐禅摄心等形式化的东西，以般若无所得为指导思想，倡内外无著、任运自在的解脱修行观，并在突出自性自悟、自我解脱、强调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了对经教和佛祖的迷信与崇拜。这种大胆破除权威、不迷信任何偶像的精神对佛教界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它曾成为一些进步思想家用来反对封建正统思想之权威的有力武器。惠能南宗的革新佛教虽然仍未给人的解放指出正确的道路，但它把人的问题突出出来，反对离开现实的人生来考虑问题。这对中国学术思想由宗教本位的隋唐佛学过渡到伦理本位的宋明理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惠能南宗的禅学思想是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它的心性论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的。宋儒崇“四书”、谈“心性”、重修养，特别是陆王心学大谈“心即宇宙”、“致良知”，无不体现出佛教特别是惠能南宗影响的存在，有时候理学家的语言也与禅师相似。在修学方法与途径上，宋明理学也深受禅学影响。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者”认为“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与惠能的顿悟说主张“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王阳明的“念念致良知”与惠能的“念念见本性清净”、“念念开佛知见”，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相近。

    当然，宋明理学受禅学影响，并不仅限于对惠能思想的吸收。惠能的禅学思想只是奠定了南宗禅的理论与禅行之原则，将这种原则贯彻到宗教实践中去，在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将禅宗进一步中国化并给予中国社会与文化以广泛影响的是惠能的后学。惠能以后，其弟子将惠能所创立的南宗禅传遍了大江南北，乃至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南宗成了中国禅宗的唯一正宗，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谈中国禅宗或中国禅学思想，将主要谈惠能南宗禅学思想的发展及其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