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学与理学
禅学与理学的关系密切是宋代禅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禅学自从印度传入始，就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而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尤为密切。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佛教的儒学化就不仅仅停留在伦理化等外部的表面的层次，而是深入到了佛教理论的内部，甚至核心部分。就禅学而言，儒家的性善论、思孟学派的心性论早在三国康僧会的“正心论”和东晋僧叡的“穷理尽性说”那里就得到了体现，而在惠能的禅学思想体系中，儒家的心性论更是被圆融地吸收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禅学也反过来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演变发展，宋明理学正是在包括禅学在内的佛道思想的影响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儒学。
宋代理学复兴儒学，吸收并利用了大量佛教特别是禅学的思想与方法。理学是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的产物。理学的创始人和宋代的理学家，除杨简和真德秀等少数人之外，大都是反佛的，但他们几乎都受到了佛教禅学的深刻影响。“泛滥于诸家，出入于释老”，可说是濂洛关闽各大家著书立说、创立学派的共同经历。二程有言：“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①朱熹也曾明确地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②
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生活在禅宗盛行的年代，他不但与禅僧交往密切，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受禅学影响。他的“无极而太极”说最后落实到“无欲”、“主静”的立诚说，显然就融合了禅学的心性论。程颐曾历访禅师，探究禅理，尤其对禅家的“不动心”赞叹不已，他高扬“天理”，力主“性即是理”，并主张“天理人欲”的对立，主张通过“思”、“敬”等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其受禅学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朱熹的“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与禅宗的“一法遍含一切法”，理趣更是完全一致。在修学方法上，朱熹的积习贯通，由逐日的格物而至“一旦豁然贯通……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则纯是禅宗北宗渐修顿悟论的翻版。至于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者”，强调先识本心，认为本心的自我觉悟就是道德的自我完成，就能“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这与禅宗南宗的识心见性说，也是如出一辙。即使是反佛的理论战士张载也是如此。他在人性论上区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要人通过“变化气质”而反归天地之性，并认为，“不萌于见闻”的“德性之知”能达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境地，这种思想显然仍受到了禅学净妄之心与明心见性思想的影响。有时候，理学家所用的语言也与禅学极为相似。朱熹曾说：“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③这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然在禅门中，赵州禅师早就说过：“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④朱熹只是以理替换了性而已，而在朱熹思想中，“性即是理”，性理是不二的。正如《宋元学案》卷八十六中所说：“向者以异端而谈禅，世尚知禅学自为禅，及其以儒者而谈禅，世因误认禅学即为儒学!”
由于宋代理学是官方的思想意识形态，佛教从总体上已失去了隋唐时期与儒道三足鼎立的地位，因此，宋代禅学在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主旋律中一方面大力主张三教一致论，认为三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从禅理上对儒道思想加以融合。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禅学在强调三教一致论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迎合理学的倾向。北宋云门宗僧人契嵩在其著的《辅教篇》中“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大谈“穷理尽性”，“孝为戒先”；与周敦颐交往甚密的庐山东林寺常总禅师在与程门大弟子杨时谈论心性时，也盛赞孟子的性善论“可谓探其本也”，然后又把禅学的“本然之性”说与儒家的“性善论”加以调和，认为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大慧宗杲则干脆大倡“忠君孝亲”、“忠义之心”，在他看来，“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也”。⑤他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⑥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禅学的新特点。
二、禅净教融合的趋势
禅教兼重和禅净双修，这并不自宋代始，但入宋以后，禅净教的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出现了所谓的“念佛禅”、“天台禅”、“华严禅”等，这是宋代禅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禅净融合之端倪最早在东晋慧远倡导的念佛禅就已出现。慧远在《念佛三昧诗集序》中提出，诸三昧中“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他在倡导观想念佛的同时又发愿期生西方净土。然中国佛教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注重持名念佛的净土宗和强调禅修心悟的禅宗。自力他力的争论使念佛与修禅这两种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一度相分离。入宋以后，教下各宗都相对衰微，只有禅宗和净土宗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禅净双修逐渐又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这个时期出现的念佛禅主要是指一些禅僧有意识地融摄净土法门，把念佛作为日常修习的重要内容。最早积极倡导禅净融合论的是法眼宗僧人永明延寿，他在《万善同归集》中专门发挥了这种主张，认为万行皆善，同回向往生西方净土。他的净土四料简偈更提出了“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的说法，把禅净合修视为最佳的佛教修行。同时，延寿也身体力行，每日勤于念佛，他奉诏住永明寺时，“日课一百八十事，未尝暂废”，日暮便“往别峰行道念佛”。由于他的倡导，禅净双修成为时尚。云门宗僧人契嵩“夜分诵观世音名号，满十万声则就寝”；曹洞宗僧人长芦清了不但倡导并实行禅净双修，而且有《净土集》行世；云门文偃的四世法孙天衣义怀主张“净土兼修不碍禅”，晚年常教人念佛，作有《双修净土说》。“天衣怀禅师以下，专用净土法，递相传授。”义怀的高足慧林宗本和法云法秀等也都是禅净双修的提倡者和实践者。禅净双修的风尚延至宋元明清而不衰。与此同时，一些专修净业的净土宗人，例如宋代著名的宗赜，也都兼修禅教，主张禅净融合。
禅教兼重，也不自宋代始。早在石头希迁的禅学思想中就已吸取了华严教理，而首倡禅教一致论的可谓唐代的宗密。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提出“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并据此而将禅与教各分为三，以三教配三宗，认为“三教三宗是一味法”，由于他视华严为最高的教说，以华严思想与禅的结合为基础来统一禅教，因此，他的禅学人称“华严禅”。法眼宗的创始人清凉文益引华严六相义和理事说来阐发禅理，对华严禅有进一步的发展。永明延寿更是以“经是佛语，禅是佛意”为理论纲骨编成了《宗镜录》一百卷。他借教明宗，以禅理为准绳来统一教下各派的学说，力主禅教并重，而他倾心的教说也是华严宗思想，所谓“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因此，他的思想也可说是华严禅的进一步展开。延寿的禅教一致论对宋代禅学的影响极大。
在禅教趋于融合的宋代，禅与天台教义的结合也值得重视。延寿之师天台德韶就与天台宗有较深的关系，他不仅促成了天台教籍的抄回和天台教义的再兴，而且还引天台的性具实相说来发挥禅学，乃至于时人谓之天台宗创始人智*(左岂右页)的后身。德韶的法嗣雁荡愿济和瑞鹿遇安等，也都是精研天台止观学说的禅师。清凉文益的法孙、永明道潜的上首弟子千光瓌省禅师也曾“听天台文句，栖心于圆顿止观”。这些都反映了宋代禅教的关系。
三、看话禅
看话禅的流行也是宋代禅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看话禅也就是禅宗所谓的通过“看话头”而达到开悟的一种参学方式。这里的“看”是指内省式的参究，“话头”就是把禅门公案里禅师的一些典型答语作为参究的题目。例如，六祖惠能得法受衣后南下，有惠明从后面赶来请为之说法，惠能对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这也许是禅宗最早的话头。后演化为“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本来面目”这一禅门最常参的话头之一。宋代看话禅的大力提倡者是临济宗杨岐派的僧人大慧宗杲。宗杲(1089—1163)对当时注重坐禅守寂的“默照禅”和对公案从文字语言上进行探究剖析的“文字禅”十分不满，他“力排默照为邪”，并为了“扫荡知解”、“杜塞思量分别”而大倡看话禅。宗杲提倡参究的话头有“庭前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狗子无佛性”、“一口吸尽西江水”和“东山水上行”等。其中最常参的是“狗子无佛性”(来源于有关赵州的一则公案)。最早提出参这一话头的据说是黄檗希运。在《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有希运如下一段话语⑦：“若是个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但去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着衣吃饭处，阿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著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大口。”⑧五祖法演(?—1104)对参“无”有进一步的论述。他们都要求于行住坐卧之中以非理性的方式时时参究“无”字，以求得开悟。宗杲继承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并大加提倡。他特别强调参话头要参活句，不能参死句，即排斥文字语言和知解的作用。他说：“有解可参之言乃是死句，无解之语去参才是活句。”宗杲还认为，要彻悟禅理就必须参透话头，而要参透话头又必须生“疑”，所谓“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只有“大疑”，才能“大悟”。《大慧语录》卷二十八载宗杲语曰：“千疑万疑，只是一疑，话头上疑破，则千疑万疑一时破。话头不破，则且就上面与之厮崖。若弃了话头，却去别文字上起疑，经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尘劳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属。”
大慧宗杲主张通过“时时提撕话头”来达到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和对自己本来面目的了解，并认为，若能“一句下透得”而获得这种神秘的体验，便可以于现实世界中“如实而见，如实而行，如实而用”。看话禅经宗杲的提倡而在宋代广为流传，成为宋代禅学的主流之一。
四、默照禅
在大慧宗杲倡导“看话禅”的同时，曹洞宗僧人弘智正觉则大力提倡与看话禅相对立的“默照禅”。默照禅的出现，也是宋代禅学的重要特点。
“默照禅”，即于默然静坐中进行内心观照。这种禅法既是对传统坐禅形式的复归，又融入了惠能南宗以般若空观说心性的禅学思想。默照禅的倡导者弘智正觉(1091—1157)把默然静坐视为求得开悟的唯一方式。他认为，人心本觉、本寂，因烦恼尘垢污染而不能显其清白圆明的妙灵之体，若通过“静坐默究”，“去请妄缘幻习”，使“心地下空寂”，便能使虚心“自照”，证得般若智慧，达到解脱。因此，他常教人“真实做处，唯静坐默究”，认为“没有许多言语，默默地便是”。他还专门作有《默照铭》，提出“默默忘言，昭昭现前”，“妙存默处，功忘照中”。正觉本人也身体力行，常“昼夜不眠，与众危坐”。在正觉的大力倡导下，默照禅在宋代曾盛极一时，成为宋代禅学的主流之一，也受到一部分士大夫的欢迎。正觉住持明州天童寺(在今浙江宁波)三十年，随之习禅者常不下数千人。由于默照禅的流行，曹洞宗也因此而得到了兴盛。
正觉提倡的默照禅在形式上有向传统禅学复归的趋势，与惠能以来对执著坐禅的破斥不相符合，因此，它受到了宗杲等人的猛烈攻击和批判。宗杲曾指出：“今时有一种剃头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转使心头迷闷耳。又教人随缘管带，忘情默照，照来照去，带来带去，转加迷闷，无有了期。殊失祖师方便，错指示人，教人一向虚生浪死。”⑨在宗杲看来，忘情默照与历代祖师的指授精神完全相悖，有失禅宗明心见性的顿悟宗旨，根本不能使人开悟解脱，反而会使人迷上加迷。因此，他“力排默照为邪”，并把默照禅的禅师斥为“邪师”，他说：“邪师辈教士大大摄心静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岂不是将心休心，将心歇心，将心用心?若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如何显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乐、如实清净、解脱变化之妙?”⑩
除了上述的禅学与理学关系密切、禅净教的融合趋势、看话禅与默照禅的提倡和流行之外，文字禅也是宋代禅学的一大特色。由于这与士大夫的参禅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把它放到本章第三节中专述。
① 《二程全书》卷十八。
② 《朱子语类》卷十八。
③ 《朱子语类》卷一。
④ 《五灯会元》卷四。
⑤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
⑥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
⑦ 有的版本中没有此段话语，中外学者中都有人疑此为后人所增添。
⑧ 《大正藏》第四十八册，387页。
⑨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五。
⑩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