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全国抗日爱国、救亡图存的浪潮影响下，我这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读了一点进步书籍，思想逐渐有了转变，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五年的救国会运动，我没有直接参加，也不是救国会的成员，但和参加这一运动的一些朋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受救国会的影响。救国会领袖“七君子”被捕时，吴大琨从章乃器家跑出来后，住在我处有七八个月。我在一九三六年发起成立一个“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护国”，是佛教用语，意即抗日；“和平”，指的是反对内战。我担任“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的总干事。这个和平会与救国会毫无关系。据吴大琨说，钱俊瑞曾代表救国会来看过我。抗战初期，吴大琨拉我到文化界救亡协会去，我才知道我是该会的理事。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既然表示要抗日，总要有所行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召集上海慈善界的领袖(主要是佛教界)开会，组织成立了“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慈联会”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不是一回事。“慈联会”是个临时的组织，完全是为了抗战和救济难民，性质相当于抗战后援会，而“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是个长期的组织，抗战爆发时已存在好多年了。上海的民间慈善团体数以百计，过去官方从未加入过。“慈联会”由国民党官方出面发起，官民合办的组织，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慈联会”的主席是许世英，副主席是屈映光、黄涵之、蒉延芳、闻兰亭、潘公展等。潘公展是当时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救济工作由社会局管，所以潘就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到仁济堂办公，指挥大权在社会局人员手里。仁济堂是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全国闻名的慈善机构，本来就是上海慈善团体联合办公的地方，主要是搞募捐、赈济、施送医药等慈善活动。国民党政府要吸收社会上的人力物力，必须依靠这些民间慈善团体。
    “慈联会”中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黄涵之先生，是佛教界和慈善界的老前辈。黄老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个热忱的爱国佛教徒，在上海慈善团体中很有号召力。他很信任我，要我做他的助手。那时我只有三十岁，担任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即现在的秘书长)。“慈联会”成立，我被选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我和慈善界、佛教界的几位老先生关系都较深。
    “七·七事变”后，形势越来越紧了，“慈联会”就在仁济堂开始办公了。“八·一三”的前两天，形势紧张起来，“慈联会”租了十辆卡车准备运送难胞，中国佛教会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准备上前线。许幸之和他的爱人陆露明、吴大琨等人先后来找我要工作，我让他们等一等。八月十四日，由邻区进入租界的难民挤满了仁济堂门前的云南路。下午，我因事离开办公室，刚走上楼梯时，“大世界”上空落下一颗炸弹，訇然巨震，工作人员全都趴在桌子底下。我回到办公室一看，震下的砖把我桌上的玻璃板都打碎了。当时潘公展和其他老先生都不在，炸弹爆炸后，卡车司机也找不到，僧侣救护队的一个青年和尚吓得直哭。社会局的工作人员从桌下爬出后全往外跑，我就喊：“你们跑了，外面的难民怎么办？”他们不理我，只顾自己逃命。
    我出大门一看，千余难民们拥挤街头，哭声响成一片，而此时天色已暗，正在焦急紧张之际，吴大琨来了。我说：“你来得好，我们把难民安置起来。”我和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走出去对难民说：“跟我们走，我们找地方安顿你们。”这时天色已黑，我俩带着难胞沿着云南路、西藏路一直往北走。一路上不见行人，连巡捕(警察)也没有，头顶上枪炮弹如流星飞过，成千的难民默默地跟着我们走。
    首先走到“宁波同乡会”，我经常在这里练拳，很熟悉这个地方。铁门关着，我正想翻过去把门弄开，正巧有一个巡捕路过，他自告奋勇翻进去把铁门打开了，送进去一批难民，占领了这座空楼。我对他们说：“今天你们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我们有人来照顾你们的。”接着，又率领难民到了金城大戏院、天蟾舞台、共舞台等处，都占领了下来。这一夜，就这样找到了十多个收容难民的地方。
    第二天，潘公展和他带来的工作人员都不来了。后来，据社会局的人说：日本飞机是看中他们才来炸的。所以他们不敢再来了。屈映光、黄涵之几位老先生来了后，听了我们的汇报，说：“既然如此，他们不来，只好由我们办了。”于是决定了在“慈联会”下设立一个“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办理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由屈映光任主任，黄涵之等任副主任。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做了那么一件事，所以让我以“慈联会”常委身份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
    “慈联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股、给养股、总务股、卫生股、遣送股等。收容股主管各收容所的成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收容股和收容所的成员多数是比较进步的人，其他股的人员一般都是从事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左”派，但都满怀着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做了许多事情，如给养股主管难民的衣食问题，遣送股负责难民的遣送，卫生股主管难民的医药卫生问题，他们既为难民服务，也救治伤兵。当时中国佛教会还成立了一个僧侣救护队，也归“慈联会”负责供给衣食及救护用品。队长是宏明法师。这个队到前线救护伤兵，直到国军西撤时随军西行至武汉。这些股的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难民工作离开他们是不行的。写历史应该给他们记上一笔。
    老先生们都有爱国心，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特别是黄涵之。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进入租界，黄涵之被抓，吃了不少苦，后被李思浩救出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上海宴请各界人士，唯独不请黄涵之，大概是因为“慈联会”左了。其实许多事情是我们做的，黄涵之他们并不知道也根本想不到，但国民党是记了账的。解放后，陈毅同志宴请各界人士，我对刘晓同志说：“黄涵之应当请。”后来陈毅同志宴请了他，并给他作了适当安排。这是后话。
    收容股工作外始的时候，我要找个助手，黄涵之派跟他多年的老秘书陆德绅来当副主任，我就派许幸之当金城收容所主任，许幸之的侄子许晴在他的所里工作。我和许晴原来就很熟悉，对他很欣赏。我就与许幸之商量，把许晴找到收容股来帮忙。许晴到底是什么身份，我不晓得。直到他在战场上牺牲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吴大琨也在收容所帮了我一段忙，不久便离开了。过了一段时间，许晴说：“我要走了，我介绍一个人代替我。”这个人也是在金城收容所工作的，当时用的名字是焦明，就是刘平若。焦明前几年对我讲：“当时许晴让我跟你工作，我不愿去。”他对许晴说：“让我跟这种人(指赵朴初)打交道，我不干。”他那时把我看成是旧脑筋的人。许晴对焦说：“你与这个人不能共事，你还同谁一起共事？”焦明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我们工作得很投机，合作得很好。他虽然没有暴露身份，但我认为这个人同共产党有关系。
    我用人主要靠焦明。只要我问他：“你有人吗？”他必然会说：“有。”在用人问题上当时我有考虑：如果我不介绍人，黄涵之就要派人来。他派的人，仅仅限于单纯的救济工作，起不到抗日救亡的作用。我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消了“救济”两个字，而简称为“难民工作”。每逢黄涵之问我某某收容所主任人选时，我必然说有，先报个名字，然后找焦明要人。焦明介绍来的人就顶了我起的名字。例如有一个叫“方知达”的，这名字就是我起的，他的真实姓名叫颜阿章，后来当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这个“方知达”也一直用到今天。还有周新民(现名周克)，也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八·一三”后有一天，法租界卢家湾西牢房释放了一批人送到仁济堂。我想这些人肯定都是政治犯，便马上吩咐给他们洗澡，换衣服，送别难民收容所去。这批人在收容所起了作用，成了骨干。一些老党员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做过工作。
    随着战争的进展和租界沦为“孤岛”，近郊、闸北和南市等处流离失所的工人、农民、贫民大批涌入租界成为“难民”，难民收容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慈联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先后有五十多个，收容难民约五十万人次。除了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外，还有难民救济团体。潘公展和社会局的人们在慈联会救委会成立后不久，在浦东同乡会成立一个“慈联会”救济难民组织，人们简称为“救分会”，先后设立了一百多个收容所，也收了几十万难民。不久，潘公展他们离开了上海，就由蒉延芳先生负责。法租界有个天主教办的国际难民收容所，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组织。
    救济难民没有钱不行，“慈联会”的经费从哪里来？开始时经费是由社会上各方面筹集的，有不少人捐助钱财物资，有的还演戏义卖，但这些款物毕竟是有限的。沪战未结束之前，人家捐款还很踊跃；国军西撤后，捐助就渐渐少了。王一亭、许世英、屈映光等先后去了重庆。这时候，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相当于部一级的组织，叫做“赈济委员会”，由许世英任主任，屈映光任副主任。黄涵之留在上海，表面上是“慈联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主任，实际上他还担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第三战区救济委员会的主任。以后的钱是国民政府拨给的，这笔钱不仅拨助“慈联会”(仁济堂方面)，也给“救分会”(浦东同乡会方面)。黄涵之虽主管第三战区的救济，实际上只能管到上海，钱也都用在上海，因此比较有钱。除上述两个组织外，有些小团体在经济上也得到“慈联会”的帮助。
    “慈联会”所届的难民收容所大都用所在地的地名为所名，如设在金城大戏院的叫金城收容所，设在正大银行的叫正大收容所，设在群玉坊的叫群玉收容所等。“救分会”的收容所用数字排列，如第一收容所、第二收容所……
    一九三九年战线西移，“孤岛”畸形繁荣，戏院、饭店、银行、钱庄等逐步恢复营业，纷纷要求退还难民所所占的房屋。于是随着难民数量的减少，我们便将收容所合并起来。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北浙江路普善山庄的义冢地搭起了棚屋，把许多小收容所合并到那里，设立了最大的慈愿收容所。慈愿和大慈、慈兴三所连成一片，收容难胞约七千人，派梅达君为主任，张蓬为副主任。张蓬不久离开了，由周克接任。由于人太多了，做饭成了大问题，由给养股设法用蒸汽烧饭，作长期救济的打算。
    收容所里的难童相当多，有个文化教育的问题。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的张菊生、李伯龙等(都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职员)主动找我联系，说他们愿意资助一些教育费，帮助开展难童的文化教育工作。我们马上就在难童中选拔一批优秀的集中在一个收容所里，所名是我起的，叫“工华收容所”，由丁瑜任主任。这个所的工作生动活泼，培养了一大批孩子，他们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工部局华员俱乐部做了一些工作，但它不是一个救灾的团体，不是一个担任这项事业的组织。
    成立慈愿收容所后，许多干部集中了起来，管理的条件大大改善了，成绩很大。当时的一些教育家，如知名人士刘湛恩，陈鹤琴等人和一些同情我国的外国人士也主动来支持我们的难民收容工作。陈鹤琴先生当时负责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他大力支持在收容所推行新文字运动。胶州收容所有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
    沪战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难民多是从郊区来的农民，工厂来的工人，其中有许多好的年轻人。我想，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也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就与焦明商量，就先把男的青壮年集中起来，成立了正大收容所。让焦明一方面在收容股工作，一方面兼任正大收容所的主任。经过教育动员后，我们用“慈联会”救护伤兵、难民的卡车，送一批批青壮年到大场等地的前线作战部队参加作战。当时部队的番号记不清了，可能是八十八师、八十三师或三十六师，都是国民党的军队。
    国军西撤后，上海成了“孤岛”，难民下一步向何处去?我想求教于共产党，就与焦明讲，我想见见共产党的代表。没过几天，焦明给了我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条，约我某月某日某时，到福煦路一条弄堂里见潘汉年。条子是谁写的当时不知道。“文革”后见到焦明，问起这件事，他说那条子是张爱萍写的。我按照条子上约定的地点、时间去了，接见我的人是刘少文。我说：“条子上写的是见潘汉年，我不能谈。”刘少文约我第二天再去。第二天在同一地点、时间见到了潘汉年。我对潘说：“上海已成‘孤岛’，难民中有许多好的青壮年，是否可以动员组织起来打游击了?”潘汉年回答说：“这是平原地区，不宜打游击，你的难民收容所可以迁到郊区去。”我当时不清楚平原地区是否能打游击，但从心里不同意把难民送到郊区去，因为郊区正是日本人的占领区，把许多青壮年送出租界到日占区无疑是资敌。
    潘汉年同志当时为什么不同意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现在了解到，当时党领导下有一支别动队曾到郊区作战，遭到了失败。朱启銮、周克等人就是从别动队退入租界进入收容所的。别动队的失败距我与潘谈话不过个把月，当时党可能考虑游击条件尚未具备，故暂不轻举妄动。这样，难民既不能去郊区打游击，我又不愿意把难民所迁往郊区去，那么难民究竟向何处去呢?难民的出路就成了当时我日夜思考的大问题了。
    那时，我知道屈映光从上海租界租用英国船运货到温州做生意，有一位佛教人土潘人伟替他经理。当我知道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船既然可以来往运货那当然也可以运人了，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把这批人送到新四军去?于是我就同焦明商量，将难民组织起来，经过温州送到新四军部队去，问他是否可以去新四军军部谈一谈。焦明去了回来说，新四军非常欢迎上海难民去。于是，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文革”后我才知道，焦明到新四军军部是余立金同志接待的。之后，新四军便派余立金到上海，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做准备工作。
    那时已是一九三八年初。屈映光去重庆后，“慈联会”由黄涵之负责。我去同黄涵之商量，说难民中有许多壮丁，送回郊区等于是资敌，留在“孤岛”上也不是事情，不如把他们送到内地垦荒去。黄赞同我的意见，决定提出“移民垦荒”的口号，并向救济委员会打报告，国民政府同意了，便具体安排遣送难民的事宜。遣送的具体事务都由“慈联会”的遣送股办理，并由“慈联会”租了一条英国船。那时，租界当局也赞成疏散难民，答应发路费、衣服给被遣送的难民。我们把这批青壮年、少年难民中的优秀分子和不少收容所里的干部组织起来。为了掩护、还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到了温州后，这些人另外安置。精锐部分由朱启銮、汤镛带队前往新四军军部。
    这件事是我提议的，并与焦明商量，取得新四军的同意。这是一件成功的事情。“文革”后我才知道，当时党中央表扬了这件事。
    一九三八年秋冬间，江南抗日义勇军起来后，焦明就离开我去“江抗”了。在此之后，上海附近已有了抗日队伍，收容所的干部和难民便直接前去参加抗战，出所时用自动回乡生产名义，由“慈联会”发给遣散费。
    一九四〇年，梅达君、周克负责的“慈愿收容所”的难民到仁济堂搞了一次“大请愿”，这是“左”倾幼稚病的表现。这个示威影响了我和黄涵之的关系，使我处于尬尴地位。好在这时难民工作已接近尾声，青壮年中好的难民都走了，剩下老残妇孺孤儿逐步设立经常性的救济机构，分别安置。这事我后来问过梅达君。梅说：“我们是试验试验嘛!让他们多一点斗争经验嘛!”这简直是儿戏，而且事先不跟我打招呼，使我很为难。
    这时我便离开了“慈联会”。为了生活，托吴耀宗介绍到麦伦中学当教员。在麦伦教了一段书后，亲戚关炯之先生主办的净业孤儿院要我去主持。我去后把它改成专收流浪儿童的教养院，这也可以说是难民工作的继续。段力佩(现为上海的一位有名的教育家)、原大慈收容所主任计淑人(后去台湾牺牲)等都是该院的老师。后来这个教养院改成上海少年村，先后出了一些人才，有的后来当上了人民解放军的军级干部，有的在教育界成为高级干部或教授。这是难民工作之后我照顾到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