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法”兴起前后，佛教界有两大事情，对于佛法的通俗化，给以广泛的影响。一、与法有关的圣典的书写：经、律、论——三藏，虽经过结集，但一向依诵习而流传下来。斯里兰卡传说：在毗多伽摩尼王时，因多年战乱而造成大饥荒。比丘们到处流离，忧虑忆持口诵的三藏，会因动乱而有所遗忘，所以公元前四二至二九年间，集合在中部摩多利的阿卢精舍，诵出三藏及注释，书写在贝叶上，以便保存。①这虽是局部地区的书写记录，但佛教界声气相通，印度本土的书写经典，距离是不会太远的。斯里兰卡的书写三藏，可能是最早的。《慈恩传》说：迦湿弥罗结集《大毗婆沙论》，“王以赤铜为鍱，镂写论文”②。赤铜鍱是锡兰岛的古名，所以赤铜鍱镂写论文，可能由于斯里兰卡书写三藏的传闻而来。那时，大乘初兴，在成立较早的《小品般若经》中，已重视经典的书写了。二、与佛有关的佛像流行：将佛的遗体——舍利，建塔供养，表示了对释尊的崇敬。至于佛像，起初是不许的。“若以色量我，以音声寻我，欲贪所执持，彼不能知我”③。释尊之所以称为佛，是不能在色声等相好中见到的；也许这正是供养(佛的)舍利而没有造像的原因。所以《阿含经》说“念佛”，也是不念色相的。当时没有佛像，仅有菩提树、法轮、足迹，以象征佛的成佛、说法与游行。现存公元前的佛教建筑，有浮雕的本生谈——菩萨相，也没有佛像。《十诵律》也说：“如佛身像不应作，愿佛听我作菩萨侍像”④，足以证明“佛法”本是不许造佛像的。大众部系以为：佛的色身也是无漏的，色身也是所归敬处，这可能是可以造佛像的理论依据。公元前后，犍陀罗式、摩偷罗式的佛像——画像、雕刻像，渐渐流行起来。早期流行佛像的地方，当时都在西方来的异族统治下，受到了异族文化的影响。东汉支娄迦谶于桓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卷一〇(大正八·四七六中)说：
    “佛般泥洹(涅槃)后，有人作佛形像。人见佛形像，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华香缯彩供养者。贤者!呼(谓)佛神在像中耶?萨陀波伦菩萨报言：不在像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佛般泥洹后，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间人供养得其福。”
    这段文字，除支谦(依支谶本而再译)的《大明度经》外，其他的《般若经》本，都是没有的，所以这可能是支谶本所增附的。支谶的另一译本——《般舟三昧经》，也说到：“一者，作佛形像，用成是(般舟)三昧故。”⑤那个时代，在月氏(贵霜)王朝统治下的西北印度，显然佛像已相当盛行了。“佛法”中，舍利塔是表示“佛”的，建在僧寺旁，形成三宝的具体形象。但佛法传布到各方，教区越来越广，僧寺越来越多，要以佛舍利建塔，应该有事实的困难。佛像的兴起，渐取代佛舍利塔的地位(起初，佛像是供在塔中的)。寺中供奉佛像处，印度称为“香室”，与我国的“大雄宝殿”相当。佛像以外，又有菩萨像、天神像的造作，对于佛教通俗化的普及发达，是有重要影响力的。不过，佛像的出现发达，在一般信众心目中，似乎更类似神像的崇信了。另一方面，“大乘佛法”的瑜伽行者，念佛见佛，念佛(进而念菩萨、念天)三昧更开拓出佛法的新境界。
    ①W.Rahula：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p.81.
    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大正五〇·二三一下)。《大唐西域记》卷三(大正五一·八八七上)。
    ③《瑜伽师地论》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二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引颂大同。
    ④《十诵律》卷四八(大正二三·三五二上)。
    ⑤《般舟三昧经》(大正一三·八九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