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然(711—782)，俗姓戚，世居常州荆溪(今江苏宜兴南)。“家本儒墨”，自幼便有超俗之志。年十七，游历浙东，寻师访道。年二十余，受学于左溪玄朗。玄朗知是道器，授以天台止观。此后以处士身份传道，“学者悦随，如群流之趣于大川”(《宋高僧传》卷六《湛然传》)。天宝七年(748)，于荆溪净乐寺出家。后往越州昙一律师处，广寻持犯开制之律范。复于吴郡开元寺敷行止观。玄朗去世(754)后，湛然乃“契密藏，独运于东南”。他分析当时佛教各宗的形势说：

    智者破斥南北之后，百余年间，学佛之士莫不自谓双弘定慧，圆照一乘，初无单轮只翼之敝。而唐以来，传衣钵者起于庾岭，谈法界、阐名相者盛于长安。是三者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王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成一家。(《佛祖统纪》卷七)

    意思是说，在智*(左岂右页)建立止观学说体系后的百余年间，天台双修并重之说为学佛之士所普遍尊崇。但是，随着禅宗(“传衣钵者”)、华严宗(“谈法界者”)、唯识宗(“阐名相者”)的兴起，且各自“侈大其学”，遂使天台宗的优势丧失殆尽。因此，湛然决心中兴天台佛教。他对门人说：“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古先圣人，静以观其本，动以应乎物；二俱不住，乃蹈于大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胶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将欲取正，舍予谁归?”(《宋高僧传》卷六《湛然传》)在湛然看来，天台止观学说受屈的原因，主要是他宗的崛起和混滥，“讲华严者唯尊我佛，读唯识者不许它经，至于教外别传，但任胸臆”(《佛祖统纪》卷七)。其实，他宗之说都远逊于天台教义，是对天台圆教思想的倒退。于是，他慨然以中兴天台为己任，不遗余力破斥他宗之异解。史载他“大启上法，旁罗万行；尽摄诸相，入于无间。即文字以达观，导语默以还源。乃祖述所传章句，凡十数万言。心度诸禅，心不逾矩；三学俱炽，群疑日溃”(《湛然传》)。

    通过湛然的毕生努力，天台止观教义终于重行于世，“一家圆顿之教悉归于正”(《佛祖统纪》卷七)，天台一宗也得以“焕然中兴”。湛然因此而成为天台宗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天宝末、大历初(756—766)，玄宗、肃宗、代宗曾先后下诏连征，湛然均托疾固辞不就，一意开创天台佛学新局面。“当大兵大饥之际，揭厉法流，学徒愈繁，瞻望堂室，以为依怙”，湛然“慈以接之，谨以守之，大布而衣，一床而居，以身诲人，耆艾不息”(《宋高僧传》卷六《湛然传》)。

    湛然初住兰陵(今江苏武进)期间，曾与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礼五台山，遇不空三藏之门人含光。含光问曰：“顷从不空游历天竺，见梵僧云：闻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识偏圆、简邪正、明止观，可能译之至此土耶?”这一经历使他深有感触，乃感叹道：“可谓中国失法，求之四维。”从而也增强了复兴天台佛教的信心。

    建中三年(782)，湛然示疾于天台山佛陇道场。临终时语门人曰：“道无方，性无体，生欤死欤，其旨一贯。吾归骨此山，报尽今昔，要与汝辈谈道而诀。夫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不一不异谓之中。在凡为三因，在圣为三德；爇炷则初后同相，涉海则浅深异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这段遗言的中心，不离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的天台教旨，由此可见他始终将弘扬天台佛学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湛然门人有道邃、行满、元浩等三十九人，从学者尚有华严学者澄观，儒家学者梁肃、李华等数十人。

    对于湛然在复兴天台佛教方面的功绩，前人早有评说。梁肃曾撰湛然碑铭曰：“圣人不兴，其间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传灌顶，顶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发。乘此宝乘，焕然中兴。……师严道尊，遐尔归仁，向非命世而生，则何以臻此?”(《宋高僧传》卷六《湛然传》)梁肃又撰《修禅道场碑铭》曰：“灌顶传缙云威禅师，禅师传东阳；东阳与缙云同号，时谓小威。小威传左溪朗禅师。自缙云至左溪，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门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师，道高识远，超悟辩达，凡祖师所施之教，形于章句者，必引而申之。后来资之以崇德辩惑者，不可悉数。”灌顶之后，天台佛教晦而不明，待荆溪湛然出世，辟他教之说，继智*(左岂右页)大师之学，创立天台新义，方使天台一宗“焕然中兴”，传承不绝，与华严、唯识、禅、律诸宗并驾齐驱，为繁荣唐代中国佛教事业作出贡献。

    湛然认为，天台宗之所以在唐代前期一蹶不振，原因之一是受到禅、华严、唯识三宗学说的威胁。三宗学说各有千秋、特色鲜明，而天台宗则因无人提倡而逐渐失去特色。他清醒地意识到三宗学说各自已经确立的实际地位，从而对三宗领袖人物的学识和胆略表示景仰。湛然曾指出，三宗大家“皆以道行卓荦，名播九重，为帝王师范，故得侈大其学，自成一家”。所以，若要复兴天台佛教，就必须在“舍予谁归”的大无畏精神的基础上，发扬智*(左岂右页)大师的天台教义，围绕天台哲学的重要议题——心性学说，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湛然通过自己撰写的大量著述，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的。

    关于湛然的著作，据《湛然传》所载，他“平日辑纂教法，明决前疑，开发后滞，则有《法华释签》、《法华疏记》各十卷，《止观辅行传弘诀》十卷，《法华三昧补助仪》一卷，《方等忏补阙仪》二卷，《略维摩疏》十卷，《维摩疏记》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钅卑)论》一卷，及《止观义例》、《止观大意》、《止观文句》、《十妙不二门》等，盛行于世”。他“祖述所传章句，凡十数万言”。

    湛然著作颇丰，实际远不止“十数万言”。经粗略考证，他的主要著作有： 

    《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

    《法华文句记》三十卷；

    《止观辅行传弘诀》四十卷。

    以上三种属于对“天台三大部”的注释性著述，严密地阐述和发挥了智*(左岂右页)的止观学说。此外尚有：

    《止观义例》二卷；

    《止观大意》一卷；

    《十妙不二门》一卷；

    《金刚*(钅卑)》一卷；

    《略维摩疏》十卷；

    《净名疏记》六卷；

    《始终心要》一卷；

    《法华经大意》一卷；

    《法华五百问论》三卷；

    《法华三昧行事运想补助仪》一卷；

    《摩诃止观辅行搜要记》十卷；

    《华严经愿行观门骨目》二卷；

    《重冶定涅槃经疏》十五卷；

    《观心诵经记》一卷；

    《授菩萨戒仪》一卷等。

    尚有传为湛然所著，而今已散佚不可考者，计六七种。

    湛然之后，天台宗传入日本。九世纪初(约804年)，日僧最澄(767—822)在研习由鉴真带去的天台典籍后，因生敬仰之心，携弟子义真入唐求法。在天台山，他从(湛然弟子)修禅寺的道邃和佛陇寺的行满修学天台教观，并从道邃受菩萨戒。最澄回国后，以比睿山为中心弘扬天台教义，建立日本天台宗。基于最澄弘法的成就，在他去世后，天皇谥号“传教大师”。在平安时代(784—1192)，日本天台宗与真言宗并行发展，史称“平安二宗”。十三世纪时，日僧日莲根据此宗所依的《法华经》，另创日莲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