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一些反政府的行动常常利用弥勒可以下生世间，建立净土佛国的说法，自称弥勒下凡，发动政变。残酷的镇压战争，在打败敌手的同时，也使弥勒信仰受到牵连而被禁止，造成信仰的衰败。

    因为弥勒佛总有一天要下生人间，使他常常被认为是改天换地之佛，在民间常常被用来作为反抗现世统治者的旗号，从北魏到隋代都曾出现过。

    北魏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领导5万余人谋反，他自称“大乘”，并提出“新佛出世”的口号，一时之间发展迅速，危及到国家政权，北魏出动10万军队才把这场起义镇压下去。时隔两年，“大乘”余党复相聚集，并且攻入瀛州，最终被刺史宇文福镇压。隋代，针对隋炀帝的横征暴敛，荒淫无道，弥勒教徒曾举行过多次反叛活动，试图杀死隋炀帝。但是全都以失败告终，遭到残忍诛杀。这些反抗危及到统治者的政权，最终导致统治者的镇压，造成弥勒信仰的衰亡。

    但是普通的信众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区分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也不一定能区分两个净土的关系，常将两个净土混淆，所以在弥勒净土信仰被上层统治者加以禁止的时候，弥陀净土信仰继续流行，弥勒净土信仰的消失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净土世界的追求，因而，弥陀净土信仰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都较为稳定，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逐渐强大起来。

    从佛教界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对于两种信仰都是接受，从一个侧面向人们传达着两个信仰和谐并进的思想。僧祐(445-518)是南朝齐、梁时的僧人，因为编著了众多的佛教史籍而名垂史册，其中著名的著述如《出三藏记集》、《释迦谱》、《世界记》、《法苑杂缘原始集》、《弘明集》等，不仅使僧祐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史学家，而且成为后世佛教史学者和研究者们必读的史籍。而在剡县(今浙江新昌县)隐岳寺北有一个峭壁，直上数十丈。齐永明四年(486)，僧护经过这里，听见有管弦歌赞之声，于是发愿在此开窟造十丈弥勒佛像，但是，工程还没有完成，僧护便去世了。后有沙门僧淑继承其志，继续开凿造像，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成[1]。到了梁天监十二年(513)春，建安王萧伟请僧祐专任监造。僧祐巡视规度，认为僧护所雕造的窟龛太浅，于是又将它向内凿入五丈，更施顶髻。这样，僧祐雕造的窟龛高度达十一丈，宽七尺，深五丈，弥勒身高十丈，座广五丈六尺[2]，龛前架设了三层台子，还建造了门阁殿堂，以充供养，直到天监十五年(516)这一浩大工程才完工。远近的僧俗众人提挟香花，万里云集，瞻仰膜拜，没有不赞叹工程之伟大，妙相之恢弘的，对于僧祐高超工艺的歌颂，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梁天监八年(509)五月，沙门法悦、智靖于小庄严寺营造无量寿佛像，未几，二人相继迁化，武帝于是请僧祐来继续这项工作。共用去了四万三千多斤铜料，铸成丈九巨像，以后又将此像移往光宅寺供养。无量寿佛相貌庄严，被人们称誉为“葱河以左，金像之最”[3]，也就是说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佛像了。僧祐对于弥勒造像与无量寿佛的建造，是以虔诚之心来进行的事业，从史籍的记载中我们没有看到僧祐的犹豫，也没有看到委托人对于此件事情的犹豫，一切都是顺理成章地进行着，表现出和谐平和的态度，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弥陀信仰中的无量寿佛或阿弥陀佛，或弥勒信仰中的弥勒佛的崇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非常完整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结合，甚至直到唐代弥陀净土信仰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仍然进行着。在陕西省延长县文化馆所藏的一块唐代造像碑，其上部碑额部分雕造着净土景观，第二层便是说法的阿弥陀佛，其下便是倚座的弥勒佛，第四层是供养人[4]。
    
    [1]《高僧传》卷十三《梁剡石城山释僧护传》。   
 
    [2]《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九僧辨端《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云：弥勒“顶高一丈三尺，其颜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跏趺相去四丈五尺。”  
  
    [3]《高僧传》卷十三《梁京师正觉寺释法悦传》。

    [4]白文、尹夏清：“陕西延长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调查”，《文博》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