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逻辑学而言,佛教逻辑中最为重要的是论式和论证规则,这就是五支论式和三支论式,九句因和因三相。
从论式上说,“《遮罗迦本集》和胜论派的《胜论经》(公元前50年~100年)中已提到了‘五分论式’。胜论与声论辩论声常还是无常,声论认为声音、语言都是神启示于人类的,所以都是天成、永恒的,‘梵文’就是一种天成体,而胜论则主张声无常,并用五支论式加以论证。公元二世纪的印度古典文学作品《大博罗他记事诗》中也讲到仙人那达拉谙熟五支论式。在富差耶那的《正理经注》中则提到过十支论式,耆那教持‘七支论式’,而足目《正理经》则主张五支式,并认为宗支即是‘圣言’,五支式无非是对圣言的论证,故论式中宗支绝对不能省略。吠檀多派是持三支式(或者保留五支中的宗、因、喻三支,或是喻、合、结三支)。佛家最初的五支作法很可能来自正理派,以后则由陈那改为三支作法,在法称因明和藏传量论中又有省略宗、喻的‘应成论式’”。①
从论证规则上说,因三相的源头较为复杂,很难厘清。在汉地佛教经典中最早出现因三相的说法是在无著的《顺中论》中。但是,在《顺中论》中,无著是引用数论派的说法而加以驳斥的。由此可见,因三相的提出,数论派早于佛家。
日本学者字井百寿对因三相的起源作了考证,他认为,在无著的《顺中论》中曾提到“若耶须摩”和数论的因三相之说。但宇井认为还找不到数论即是因三相的首倡的强有力根据,而若耶须摩是否就是正理学派也还可商榷。此外,从现存的胜论经看来,在胜论经的编纂之前,胜论派里也没有因三相的论述。由此,宇井得出如下结论:“自摩诃婆罗多以来,这类学者(指古印度研究逻辑的)都可以称为‘尼也耶’,到后来才成为学派的专名。顺中论所说底若耶须摩可以看为一般的因明学者而言。因为因明底研究进步了,于是有因三相底学说,到无著时遂为数论派所采用。除顺中论和摄大乘论释所载以外,虽然,难以找出若耶须摩底学说,但在古时创说因三相底为这类学者应毋庸怀疑。”②
据许地山先生的研究:“在汉译佛典以外的梵本中说因三相(Tri-lkasana)最古的书为胜论派的《善祥足讲章》(Prasastapada-bhasya)。梵文佛典中,法称的,《正理滴论》(Nyayabindu)也有因三相说。这两书,此土无翻,但年前所发见《因明入正理论》的梵本想是说因三相的最古梵本。在耆那教中虽没有因三相的名称,却也有与说因三相相类的文句,至于是否比《因明入正理论》较古乃是一个疑问。在汉译方面,从来以《因明入正理论》的因三相说为最古,但比这书更古的还有一部《如实论》。自古学者便以《如实论》为世亲所造,根据这说,便以为世亲已经说过因三相,这是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所载的。看来,中国知道因三相说最迟当在《如实论》译出的时期。《如实论》是陈朝真谛所译。真谛并且造了三卷论疏,说是达摩笈多在沙勒国的讲义。但关于《顺中论》里头所说的因三相,乃是宇井博士的发见。从译出的年代看来,《顺中论》比《如实论》较古。《顺中论》是元魏瞿昙船若流支所译。《顺中论》里的因三相说不但在中国为初见,就是印度在无著这著作以前也没有说到因三相的,所以《顺中论》供给因明史上这一重要的资料。”③
依据许地山先生的研究,最早采用含有因三相意义的论法的首当其冲的不是数论派,也不是胜论派,而是若耶须摩。“若耶须摩”是“心理学的学徒”的音译。“心理学家的言语法也不离世谛法,所以要向什么是因三相,什么是缘具。因三相便是所谓‘论法’、‘言语法’或‘论议之道’,大概是指因明论法而言。如果从心理学家的说法看来,这个并不与世谛法相离,而且可以说若不依这个,就不正当。所以在这里,缘具与因三相的意思几乎一样。”④
依照许地山先生考证的因三相的起源是为了在论证过程中论法的准确,也就是为了能在论辩过程中取胜而想出来的:“故从现存的《胜论经》判来,在《胜论经》的编纂以前,胜论派里没有因三相说。……《胜论经》说有不极成、非有、犹豫的三非因,几乎与比量的说明不一致。不极成即是不成,非有即是相违,犹豫却是不定。这样,全然像是基于因三相的见解,而把非因推究出来,但从《胜论经》看来,绝不是这样,它从洞察比量的一般原则之点而立不极成,又考究与这性质相异的而立非有与犹豫。这既被想为比量的一般原则,准于比量全部就得有像用演绎法的论证的思想,无奈在这方面不很发展,至终不过在非因上发挥而已。从这点看,三种非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受他派的影响而来,就是在《胜论经》以后的胜论师在一方面知道五分作法的发见,为适用它而从三种非因的方面来考究,因而想出因三相说。我们最少也可以说在《善祥足讲章》以前因三相说已经被采用了。”⑤很明显,因三相的理论是在论辩的实际过程中为了辩当取胜而被逼出来的。这正印证了张东荪关于逻辑与文化的观点:“现在我研究以后,乃发现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⑥“可见逻辑上有许多问题只是因言语构造而生的……所以这种逻辑,其主要的用处在于整理言语。因为言语有因习惯而致有不合乎理法的。乃生出一种需要。由这个需要就逼迫出来一个办法。把不合乎理法的言语变为合乎理法的,就是把言语使其合乎逻辑了。其实这个需要仍是社会的。我们从西方逻辑史上便看得出来:逻辑是由辩论术而蜕化出来的。辩论术不仅注重于修辞,并且须注重于条理。因为非好此不能达意,非达意得十分明白不能使对方屈服。这种需要乃是社会的,并不是如后来学者所想的那样属于理性的。”⑦因三相的理论实在是古印度文化之中论辩文化的需要而逼迫出来的。
在《顺中论》明确论及因三相的有如下的一问一答:
(数论师)问曰:如汝所说缘具不成,是则有过,譬喻则减,复退坏者,此我今说,何等缘具,何者减相?若何等人,宗、因、喻等,三是缘具,彼如是人,则三种减,唯因、譬喻,此有二过,以缘具故,宗则无减,以是言说之根本故,又义成故,此久已说有三种减,因、喻二减。若人分别此之三分,具足和合,故名缘具,彼人三种,云何有减?若缘具过,若譬喻减,云何彼人而当有减?若缘具过,汝未知故,说如是说,说喻减已,得缘具过,若复退坏。
(无著)答曰:云何如是挝打虚空?若能舍离摩醯首罗之朋分已,则可起心自谓黠慧,尔及摄取若耶须摩之朋分也?汝此言语,不能说于出世间法,与世间法,复不相应。以其虚妄,最凡鄙故。如是之故,则不须答。若耶须摩论师说言,此言语法云何复离世谛之法?此我今说,以何者是彼因三相;若何者法,语为缘具;复以何者,是因三相。
(数论师)问曰:朋中之法,相对朋无,复自朋成。如声无常,以造作故,因缘坏故,作已生故,如是等故,若法造作皆是无常,譬如瓶等。声亦如是,作故无常。一切诸法,作故无常。
(无著)答曰:何名作法?为作名作,离作名作?此今解释,若以作故,名为作者,声是作法,声皆是作,是故名作。若如是者,朋法不摄,则不得言声是朋法。若汝意谓,有如是过,声与作异,声则非作,若法离作,不得言作,以如是故,知声非作。若声非作,是则无法。若无法者,云何言常?或言无常?若分别物,分别物法,云何作声?为有故作,为无故作?此今解释,有法不作,无亦不作,若法有无,亦不成作。若汝说言,声是作法,故无常者,是事不然。又如汝说三种相故,是名作法,因及因语,皆是缘具,则不相应。
日本学者宇井博士对这段话中的“因三相”是这样解释的:“朋是博义的音略,今言主张,可以看为关系于因之点,是指着宗主词而言。法即达磨(dharma)的意译,指凡在宾词上的事物而言,是因明上的术语的用法。所以‘朋中之法’当解为因在朋中法。‘朋中’和‘于朋’都是对于朋的意味,朋与法连合起来成为一个复合词。这复合词的原语当为‘博义达磨’(Paksadharma),附加抽象名词的语尾便成‘博义达磨埵’(paksadharmatva),此中‘埵’(tva)的语尾有‘性’的意思,故也可译‘宗法性’。这样看来,‘朋中之法’便是‘遍是宗法性’的原语的早期译语。‘遍是’乃玄奘所加,在原语上并没有这两字。宗法性固然是‘因’为宗的法的关系。在因明立量中第二支因,例如“所作性故’,习惯上必然把主词省掉,因为在这里,因的主词与宗的主词相同,在宗已标出主词,所以在因毋庸再表。因究竟是居于宗主词的宾词的地位,这就是所谓因的宗法性。‘遍’(Vyapti)字是因明所用的术语,与现代论理学的‘包摄’相当,意思是对于因的宗法性在命题的主词与宾词的外延关系上图解起来,表示宾词包摄主词的意思。这朋中之法便是遍是宗法性的异译,是因三相中的第一相。其次,‘相对朋无’这一相,从‘无’字看来,大概是表示因在宗宾词的外延以外的关系的无,正与‘异品遍无性’(uipaksenastita)相当。‘朋’为‘博义’‘相对’译‘昆’(vi),‘昆’是含有‘分离’、‘区别’、‘反对’、‘矛盾’等的前接字,故‘毘博义’即是‘矛盾的朋’的意思。从因明立量的情形看来,矛盾表示谬误,同时也可以看为是指敌者方面而言。误为正的相对,敌者为立者的相对,敌者之宗为立者之宗的相对。所以‘相对朋’可以看为‘异品’的早期译名。‘无’为‘那斯地达’(nastita)的意译,也可译作‘无性’。异品遍无性的‘遍’字也是玄奘加上去的。‘遍’字前头解作‘包摄’,在这里当作‘遍’解,虽然也可以当作包摄解,但也不能离开‘遍’的意义。包摄是宾词包摄主词,从主词说来便是被宾词所包摄。主词扩充及周延于宾词的外延里,故有‘遍’的意义。相对朋无者,即是没有包摄从属的结合关系,只在分离关系上说,所以可以看它为异品遍无性的异译,当于三相中的第三相。其次,‘复自朋成’或者与第二相相当。第二相的原语为‘娑博差、萨堙’(sapakse sattva),‘娑博义、伊婆、萨埵’(sapaksa tva sattva),‘娑博差、毘陀耶摩那达’(sapakse vidyama nata)等,有‘在同品中’、‘只在用品中’、‘存于用品中’等意义,有时加上决定的意思,译为‘同品定有性’。‘娑博差’为俗语,梵语当作‘斯婆博义’(svapaksa)。‘斯婆’(sva)此言自己,故‘斯婆博义’即‘自朋’的元音,与‘同品’同义。这样,以‘成’译‘萨埵’似乎无理,但从它与自朋的关系上看来,也没有不可。但这不过是想当然的事,因为《顺中论》并没明说这是第二相。第一相与第三相的原语与陈那的术语几乎完全相同,惟独这第二相的‘成’字,到底是个疑问。”⑧
因三相不是数论派的创说,但是在采用含有因三相意义的论法,那当归功于数论派的数论师。因为般若尸诃(Pnacasikha)与频阇诃婆娑(Vindhyavasin)都曾经探讨过遍充关系(vyapti),即传统逻辑中所探讨的性质命题的周延性问题,而这正是因三相理论的核心所在。因三相也不是胜论派的创说,“从现存的《胜论经》看来,在说比量那部分,不能看出作者已经知道因三相的学说。……可是《胜论经》的比量绝不是出于通常的五分作法,因为五分作法还是在《胜论经》以后被发见的,所以不能相信迦那陀为已经知道因三相说。……我们最少也可以说在《善祥足讲章》以前因三相说已经被采用了。”⑨甚至因三相也不是正理派正统的创说,《正理经》大约成书于第四世纪前半叶,而《正理经》著者婆差耶那(vatsyayana)应当是第四世纪后半叶的人物。从婆差耶那到乌调达迦罗(udyo-takara)为正理派的正统。乌调达迦罗在著名诗人苏槃豆(sub-andhu)所著的《婆沙婆达多》(vasavadatta)里被指称为拯救正理派的人。乌调达迦罗批评婆差耶那、反驳陈那、造《正理经注》(nyayavartika),所以被称作救正理派的人。在《正理经注》中,乌调达迦罗已经把世亲的关于因三相的说法引出来加以驳斥,那么,因三相在世亲之前已经存在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在《正理经注》中,看不到有关正理派正系创始因三相的痕迹,由此推断,因三相的创说不是源自正理派正系,否则乌调达迦罗不可能不在《正理经论》中有所反映。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可以说因三相当为婆差耶那时代由他方面唱出而为他派所采用,《顺中论》所载的若耶须摩论师首唱因三相的说法值得推敲,因为显然,这个若耶须摩和正理学家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应当是指一般的佛教逻辑研究者而言。
依据日本学者宇井博士的考定:“《胜论经》的编纂年代约在纪元50年至100年间,正理派成立当后于此,约在纪元100至150年顷。在纪元150年以前胜论派与正理派都还没有因三相说。无著的年代当在纪元310年至390年之间,故在150年至300年之间,在若耶须摩论师中间出因三相而为数论派所采用。从数论派采用的状态看来,当认胜论派在三种非因的内含的意义上也有采用这说的关系。……所以因三相说必不是胜论派所首唱,乃是若耶须摩论师的创说,至于当时辗转传递的经过还得等待详细的研究。”⑩
总之,在古代印度,自《摩诃婆罗多》一书以后,研究逻辑的人愈来愈多起来,研究的方法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完备,有关逻辑的理论和思想也浙趋完备,遂至在一世纪左右出现了五支作法。而到了声论派、数论派、胜论派及其他派别相继发达起来以后,有关逻辑的研究更具普遍意义。这样的结果就是导致正理派的兴起,而相关的逻辑理论和思想的研究为《瑜伽论》所采用。尽管此时的声论派、数论派、胜论派乃至于正理派诸派思想体系可能完全不同,但在逻辑问题的研究上颇为一致,所以都采用“尼也耶”的名称。后无著出,逻辑学的思想愈加发达,才会出现对因三相、缘具减缺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也才会呈现那个时候的“百家争鸣”的情形。正如《顺中论》所论述的那样,无著认为因三相为虚妄凡庸不堪一提的世间凡说,遂取承《瑜伽论》的逻辑思想,重五支作法的研究,轻视、排斥因三相的有关理论。
佛教逻辑学里的因三相理论最先由世亲从他派引入,他虽然是无著的亲弟弟,但学术眼界还是很不同的。由于异派因三相的引入,佛教逻辑从此别开洞天,日新月异。佛教逻辑史的发展证明了对其他理论甚至是异端理论兼容并蓄的重要意义。
① 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第21~22页。
②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之转述,收于《道教、因明及其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姚南强:《因明学说史纲要》,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8月版。
③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欢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00~301页。
④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欢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00页。
⑤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09页。
⑥ 张汝伦编选:《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389页。
⑦ 同上。
⑧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01~303页。
⑨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09页。
⑩ 许地山:《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