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年间的“佥定律疏”，是中国律学史上重要的一次活动。

    此时，中国流行的《四分律疏》已有相州日光寺法砺律师的《四分律疏》十卷、道宣律师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十二卷以及西太原寺怀素律师的《开四分律宗记》十卷。至此为止，三疏鼎足于世。但是《四分律疏》的繁荣，也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因为三宗所本经典不尽相同，所以门徒互诤短长。怀素作新疏《四分律开宗记》驳斥法砺之后，相部宗后学定宾乃作《四分律疏饰宗义记》二十卷详解师说要理，并答怀素之评驳。由是，新旧二疏之争愈趋激烈。

    但事实上，三宗之间是有着某种共同的理论渊源的。从师传上说，法砺、道宣同为慧光一系，其判《四分律》的方法也都同宗《成实论》，实无本质不同。据载，《行事钞》成书后，曾有一钞本流到法砺手中，对该钞中的观点，法砺并没有任何反对，甚至开始认为是智首所作。而且，怀素也是遍学两宗思想的。

    最激烈的理论纷争主要是在相部和东塔两宗之间，南山宗人基本上站在相部一边。两宗之争，其最为根本的理论问题是对于“戒体”的理解。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宗依不同的论藏，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结果。

    至代宗大历中，新章旧疏互相长短，日渐激烈，理论争执势均力敌，纷争频繁，并延续到其后的门徒之中。“两疏传授，学者如林，执见相朋，互兴违诤”。(《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及《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中)而且，二宗之争旷日持久，既频言竞，皇帝也有耳闻。

    为了佛教理论的发展更是为了稳定，教内外的力量都盼望着能对两宗作出某种形式的取舍或融合。时有天长寺沙门昙邃等上表求定新旧两疏之高下取舍，代宗也认为这种三宗相竞的现象不利于佛教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于是大历十三年(778)颁诏：

    四分律仪，三乘扃键，须归总会永息多门。一国三公，谁执其咎?初机眩曜迷复孔多，爰命有司婢供资费，所烦笔削伫见裁成。(《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

    显然，代宗之意即是敕令将二本律疏取定一家而行，或者也许是采新旧两疏之长，疏通其义，佥定一本，以使庶几知有定分，不横驰求。于是，大历十三年，承诏两街临坛大德十四人，齐至安国寺定夺新旧两疏是非，“复二家隆杀”。此十四大德分属相部、南山及东塔律部，他们是：天长寺昙邃，净住寺崇叡，西明寺道邃、兴泚，安国寺宝意、神朗、智钊、超侪，崇福寺超证，荐福寺如净，青龙寺惟干，章信寺希照，保寿寺慧彻、圆照。所选定的十四大德也都中断正常的活动，集中到安国寺，参与此事的共有五十四位大德。如净被推为宗主(圆照的《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说是如净和慧彻笔削润色佥定)，与慧彻负责笔削润色，圆照笔受“正字佥定”，宝意圆照“笔受佥定”，宝意“纂文佥定”，超侪“笔受佥定”，其崇叡已下九人“证义佥定”。(《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

    传承东塔律学的大荐福寺的释如净在这次“佥定两疏”的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重要主持者为圆照。圆照，生卒年也已不可考，只知其活动于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京兆(陕西)蓝田人，俗姓张。圆照十岁时依西明寺景云律师出家，后钻研维摩、法华、因明、唯识等诸经论，旁究儒典，特精律藏，曾于开元年间奉敕译经，并奉敕于贞元十五年(799)撰有《贞元新定释数目录》三十卷、《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大唐安国利涉法师传》十卷等著作十九种。赞宁赞叹道：“照于律道颇有功多。”《宋高僧传》言其世寿八十二岁。

    大历十四年(779)，奉代宗之命，两街临坛大德开始佥定两疏。朝廷是非常重视这次律学活动的，为此专门拨出充裕的经费，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并敕令“佥疏”所在地的安国寺，“佥定律疏院，一切僧俗辄不得入，违者录名奏来”。(《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当时佥定的原则是“新章有理义准新章，旧疏理长义依旧疏，两疏有据二义双全，两疏无凭则依经律。研精覃思，博考毗尼”。(《贞元续开元录》)

    第二年，德宗在位，是为建中元年(780)。经过两街临坛大德的讨论纷争，于当年五月，奉敕而成的《佥定四分律疏》撰毕。六月德宗敕圆照，要其依国子学大历新定字样抄写进本。十二月十二日，十卷的《新佥定疏》送达礼部。但当日就有不明《新佥定疏》内容的学者具状出过，表示不服。不过，在《新佥定疏》中，仍乞新旧两疏许以并行，从学者所好而从之。此建议被敕准采纳，自此三宗并传。从那以后，虽有理论纷争，但对学者来说，基本上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直到宋初赞宁时，三宗在宋都汴梁都有活动。(《宋高僧传》卷十六《澄楚传》)但传东塔宗的学者，在法慎、如净、圆照、澄楚数人之后，著名的人物就很少了。

    这次“佥定新疏”的行动，得以两家并存、依学者所好，而不是将二本律疏定于一本流行的结果，有着多重的原因。

    第一，也许正如赞宁所说，可能是因为当朝宰相元载一直敬重怀素的思想和律教，并向皇帝请得敕准“两疏许以并行，从学者所好”。喜好怀素之学的元载是仅想将怀素《新疏》中的一些引证和论辩删去，以避开争论。如净主持其事，照此进行。同时，也许是如净的重要作用，因为如净是怀素的后学，元载曾命如净为怀素作传。(《宋高僧传》卷十五《如净传》)这可能也会影响一些人。

    第二，也许如圆照所说，怀素的新章有其理论的优势。宋僧赞宁如是说：

    挟力轮摧相部，独存于我，专利于人。亦犹纪昌俄遇飞卫，并其箭术，成我材官。御大辂而废其椎轮，得火生而焚其木母。窃量诸德，微愤不平，故奏双行，同不佥定。则何异乎眼头生目，匪成三点之伊，必须声后知音，方验一夔之足。因排法砺，三本生焉。旧有南山，四家出矣。又如东汉季也，灭一跋扈，生四强臣。初止政出一门，未云赂归四贵。若然者，骈拇悬瘤，虽多无用。然则吾善用多矣。《大集经》云：“如是诸见，不妨诸佛法界及大涅槃，依之修行，皆得解脱。”此通方之大解也哉。(《宋高僧传》卷十五《圆照传》所附“系曰”)

    虽然“佥定律疏”的结果是“新旧并行”，但新旧两疏讲学者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理论冲突照样发生，其两宗新旧疏对立之势依然如昔。同时，佥定的是新旧两疏，但南山一宗也与其有理论争议。三宗间的争执不仅涉及到抽象的戒体，也涉及到戒律的应用和对其思想的理解与把握上。如唐衡岳寺昙清与义嵩间的辩难即是如此。

    此辩难发生在《新佥定疏》被诏准后二十年的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释昙清，生平籍贯不详，曾著有《显宗》行世。

    负笈来吴北院参与道恒宗师法会，……旋留南岳北徒，适会元和中阆州龙与寺结界。时义嵩讲素新疏……因云“僧祇律云：齐七树相去，尔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准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约，令作法界上僧”。须尽集时清遂广征难，如是往返，经州涉省，下两街新旧章、南山三家共定夺，嵩公亏理。时故相令狐楚犹为礼部外郎，判转牒，据两街传律断昙清义为正，天下声唱，勇执纪纲，清能干城矣。

    所以赞宁说，昙清为南山宗崛起别峰，人咸景仰，学者流传，而致其嵩公如填海底。(《宋高僧传》卷十五《昙清传》)

    值得指出但往往又被人忽视的是，虽然法砺、道宣和怀素都在说“色”，但因其所依“论”之不同，其“色”之内涵也就不同。法砺和道宣皆本《成实论》说“色”。《成实论》以五根、五境和四大为十四色，并以色香味触为能造之实色，以四尘而成四大，依四大而成五根，由五根四大而有声，所以此五根四大并声之十四法实为假色。而怀素所本的《俱舍论》是以四大为能造之实色，摄于触境，因而与其所造之法均为实色。这也正是他们争执不休的主要原因。正如元照所说：“无作非心为体者，然埋色非心，止是摄法之聚名，实非体状，遂令历世妄说非一。”(《芝园遗编》卷上)

    对于律师们的色心之争，华严宗人澄观(738—839)曾有过评判，指出了执于色、心的内在矛盾性：

    有说无作戒体体即是色，有说非色非心。五蕴之内，初一是色，后四是心。今言为是色者，显非是色。以其所立无表依表生，表色无表色。今明观意，表色尚空，何有无表?为非色者，显非非色也。从色生于戒尚不名为色，从色生于戒岂是非色耶?言为是识者，意显非心。若言是心者，一切皆有心，应常有梵行，是知非心也；若言非心，木石应梵行，是知非非心也；若言非色非心，行蕴摄者，但是行蕴应皆名戒。(《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十九)

    事实上，如果戒体随着“色”的成住坏空而终以聚散，则难以成为三业善恶之所本，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难以圆通的。另一方面，心法戒体说举业假以心成，虽能方便说明业之三性，但此说也有两点不足：一是与“无作”成后不假于心的前提相悖，二是无法解决“妄心”能否以及如何成就善业的问题。如是问题，或者会损伤到纳戒成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然，虽然相部与东塔两宗间争执不断，但本质上说，其争执仅是个别理论问题和对某些字句的理解，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对修行理论的实践，而且两宗本来即有很深的、共同的理论渊源。

    首先，在三宗的开宗者那里，本就是互相参学的，如法砺曾研读过道宣的《行事钞》，道宣也尝列于法砺的讲席咨决疑滞，怀素曾从道宣和法砺及其弟子学律。

    其次，在三宗的门人那里，更是广泛参学于三宗律师间。不少律师虽然为某一宗师门人，但学律疏却是兼融并蓄，并不拘于一家一门。如在淮扬间弘传相部律的龙兴寺释法慎，受具后即是依太原寺东塔律师体解律文后并于淮甸一带弘传旧章。(《宋高僧传》卷十四《法慎传》)而法慎的学生义宣又弘传《行事钞》，对各宗考核尤精，因慊融济、灵崿等学有所纰谬，而作《折中记》六卷以解，力使是非各尽其分，人免据宗而阿比，从此立称。(《宋高僧传》卷十五《义宣传》)。被称为释门千里驹的唐襄州辩觉寺清江即是礼昙一律主为亲教师，听相部疏和《行事钞》，又拜曾讲南山律钞四十遍的守直为师。(《宋高僧传》卷十五《清江传》)越州法华山寺玄俨先从光州道岸受具戒，后乃游诣上京探赜律范，向崇福寺相部传人满意律师和融济律师学律。(《宋高僧传》卷十四《玄俨传》)

    第三，律宗三家在其后门人的弘传中，日渐一体，理论越走越近。法砺之后，有满意续其宗绪，并传相部律学于大亮，大亮传昙一(692—771)。但赞宁又称满意为“南山上足”。(《宋高僧传》卷十四《玄俨传》)同时，被称为“人中师子”的昙一曾依法砺律师的《四分律疏》及道宣律师的《行事钞》，详略异同，又著《发正义记》十卷，明两宗之踳駮，发五部之钤键，阐说南山、相部两宗之别，并曾讲《四分律》三十五遍，讲道宣的《行事钞》二十多遍。(《宋高僧传》卷十四《昙一传》)他虽然对两家均有“正义”，但并没有否定任何一家。而《传律图源解集》(上)则说：“(昙)一公弘相部、南山两宗四分律法。”昙一的众多后学也是两宗齐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