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铺地铜钱
1987年4月4日，地宫正式开启。在地面之下不到一米处的青石铺成的十九级“踏步漫道”上，铺着厚厚一层钱币。这就是在民间如神话般流传而又无幸得见的“金钱铺地”的盛况。金钱销地不仅仅体现了信徒的虔诚与慷慨，也是佛教最高的仪轨之一。
地宫出土钱币共有30种，跨越数代，数量巨大。主要的币类有：
秦半两：秦始皇时始造，重8克，外圆内方，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同时便于携带挂索。
汉五铢：使用于东汉，铸数较大，是历史影响很大的一种货币，存世较多，流传时间很长。
货泉和大泉五十：铸于汉王莽时代，这两种存世较多，后世币值不等，小者2克，大者数10克。
隋五铢：铸于隋代，流通时间不长，影响不大。
唐开元通宝：唐高祖武德年间废五铢，后铸开元通宝，每十文重一两，字为隶体，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所书。开元通宝使用时间很长，在唐290年间铸了许多版形。地宫中发现的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等品种。
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在地宫后室供养的素面银灯内发现的十三枚极为罕见的“玳瑁开元通宝”。币材特殊，属我国考古发掘的首次发现，为稀世珍宝。
玳瑁为海龟类动物，其角质背甲可作饰物、用具。古时以玳瑁为奇珍异宝，是皇族、贵族用作珍贵的装饰品和器具的材料。因其价值极高，佛教密宗将其列为供养的七宝之一(《佛说陀罗尼集经》卷十三：“其七宝者，一金二银三真珠四珊瑚五玳瑁六水晶七琉璃，是名七宝”)。由此可见它当是皇帝特制的一种供养钱，从某种意义上讲，属冥币的范畴，具有施财、供奉、吉祥的意义。
地宫供养的十三枚玳瑁开元通宝，其大小基本一致，有内外廓，肉厚，制作精良，色淡黄中泛青似玉但不透亮，有蚌壳质感。“开元通宝”四字系刻成，刀法为双边平刻，四字似突起，特大。
这十三枚“开元通宝”无任何使用磨损痕迹，其流通也从未见于史载，其中一枚背刻有莲瓣式花纹，显然当是在其时迎佛骨的特殊情况下，取玳瑁的特殊含义而制作供养的。
第二节 丝绸服饰
中国丝绸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并因此而开通丝绸之路，使中外贸易、文化交流等得以长足发展。
中国丝绸织物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无论是产量、品种、工艺、质量都堪称“世界之最”。据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所述，仅就产量而言，天宝十四年(755)全国人均耗丝量为0.16公斤(最低估计)，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人均耗丝量仅为0.036公斤，高出现在4.5倍。
国内唐代丝绸考古重大发现有甘肃敦煌藏经洞、新疆吐鲁番阿斯那塔墓、青海都兰热水墓和陕西法门寺，而以法门寺出土意义最大。它数量大，品种多，工艺精湛，记载明确且涉及大唐各个时期，堪称划时代的重大发现，称之为“唐代丝绸宝库”一点也不过分。
法门寺地宫出土丝织品逾千件，据《物帐碑》记载，属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等皇室帝胄供奉的就达700多件。大部分为服装和鞋帽之类的生活用品，约40多个品类。其中，仅帽子就有百余顶，绣鞋百余双。见于《物帐碑》明确记载的地宫织物基本包括有袈裟、绣裙、披袄子、百索线结、案裙、绣帕、袜子、紫靸鞋、锈幞、花罗衫、花罗袍、长袖、长夹暖子、接*(左礻右幼)、可幅绫披袍、纹*(左索右殳)披衫、浴袍、影皂、臂钩、勒腕帛子、方帛子、食帛、长*(左索右殳)袜、蹙金鞋、被褡、锦席褥、床皂、枕、花罗夹幞业、绘罗单幞头，夹帽子、析皂手巾、手巾、揩齿布、靴、下盖等。
从织物类别上看，包括有：①锦：一种色织物，如古语所云：“织彩为文曰锦”；②绫：盛于唐代，其工艺是先织后染的素织；③罗：是较特殊的织物，经线和纬线相互纠结而不平行，又称之为绞经类织物；④绢：一种平纹织物，分生、熟两种；⑤缣：一种双丝绢；⑥纱：一种丝线纤细，密度稀疏的平纹织物；⑦绮：一种较锦为次的色织物；⑧绣：秦汉时锦、绮、绣为丝绸三绝，绣乃三绝之一。
地宫内一个腐朽的白藤箱内堆积的丝绸衣物有23厘米厚，780多层，估计展开后面积可达400多平方米，他日若用高科技手段复原，再现当年风彩和神韵，可以肯定，大唐丝绸品类这里无不包罗其中。
这批丝绸体现新工艺的还有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品类，尤以绫纹织金锦工艺反映了唐代工艺最高水平，其捻金线平均直径为0.1毫米，最细处仅0.06毫米，比头发丝还细，每米全丝线上绕金箔3000捻回，就是高科技的近现代也不可企及，堪称古今一绝。古史书提及过，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亦有“蹙金绣”、“盘金线”之说，但未见实物，此次出土令中国考古学界，史学界和丝绸界大开眼界，其金锦织物较多，如：
菱纹织金锦残件：出于地宫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顶部，残件可能属于一件衣物之一部分，长约70厘米、宽40厘米、折叠数层。金锦以捻金钱夹织，纹呈菱格形，捻金钱又称圆金钱，直径0.1毫米左右。
随捧真身菩萨绛红罗地蹙金绣衣及坐垫：这是一组为捧真身菩萨特制的微型衣物，共5件。蹙金绣半臂，衣长6.5厘米，袖长14.1厘米，按其比例，衣长仅过胸，对开襟、领、袖缘以捻金线盘钉绣折枝花为饰，花蕊钉珠一颗，这是一件典型的唐代仕女短袖上衣形制。蹙金绣袈裟，长11.8厘米，宽8.4厘米，四周设缘，以捻金线钉绣云纹，中部界以方格纹，格中绣莲花，四角饰卍字。蹙金绣拜垫，长7.5厘米、宽7.1厘米，四边设缘，中部以捻金线满填钉绣莲花，花蕊有珠饰，四角为卍字。
地宫丝绸物的发现也使我们打开了一扇尘封的历史的窗口，窥知大唐服饰文化，至少对唐人常服和佛衣有个初步了解。韩伟先生是这样分类的：
①线丝类：新丝、百索线。
②裙类：武后绣裙、红罗裙衣、裙衣。
③衫袍类：花罗衫、花罗袍、长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谷纹披衫、缭绫浴袍。
④暖子类：长夹暖子(其中有锦、绮、金锦、金褐、银褐龙纹绮、辟邪绮、织成绫、白毡、红络撮。)
⑤下盖类：下盖、夹缬下盖。
⑥披帛类：可幅臂钩，可幅勒腕子，方帛子，缭绫食帛。
⑦罩类：缭绫影罩、赭黄熟绿绫床罩、细异纹绫夹罩。
⑧被褡席褥类：被褡、锦席褥、八尺踏床锦床褥。
⑨帽巾类：绣幞、花罗夹幞头，绘罗单幞头，花罗夹帽子、巾子。
⑩鞋袜类：接*(左礻右幼)织成绮线绫长*(左礻右幼)袜、蹙金鞋、紫靸鞋、靴(带毡)
(11)毛巾类：折皂手巾、白异纹绫手巾，绣帕、揩齿布。
(12)枕绮类：赭黄罗绮枕，绯罗香绮。
(13)佛衣类：袈裟、金阑袈裟、毳纳佛衣。
(14)其它类：红绣案裙。红锦袋。
当人们参观了地宫出土的丝绸，又读了这份衣物清单后，对于唐代的服饰文化和织造技术能不惊叹吗!
第三节 秘瓷之谜
“九天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描绘越窑秘瓷的传世名句。自陆龟蒙首次提出“秘色越器”一名后，后世一直聚论纷纭。
有人认为秘瓷是“越州烧造”的专用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据文献记载，这些青瓷还用金银装饰，以包体覆烧的芒口，称为“金扣瓷器”或“银扣瓷器”，这一工艺是为了显示使用者的身份或表示豪华。也有人认为所谓“秘”应是对其“釉色”而言，与汝瓷的淡青、官窑的影青一样，是一种难得的难以形容的釉色，故而得名。而近人则有主张釉色与御用及式样兼有之故而得名的说法，千年以来难有定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这种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只见于记载，而没有人发现或收藏过，使其具体的形制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一直无法确定。
1987年4月12日，考古工作者清理地宫文物时，在白石灵帐后面的圆形金银棱檀香木箱内，发现数十件用丝绸包裹的瓷器，精美异常，不同凡响。对照《物帐碑》，则明确无误地记载着：“……瓷秘色碗七口，内二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至此，千古疑案，昭然若揭。十数件秘瓷呈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漆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如宁静的湖水一样清亮洁净。器形规整，轮廓线条优美，大方得什。胎质优良，制作精工，器物的口、腹、底各部做工一丝不苟。
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有：
秘色瓷碗五件，分两种，一为侈口，平折沿，尖唇，斜腹，另一为侈口、五曲口沿，色青灰。银棱秘瓷碗：两件，侈口、平折沿、尖唇、腹壁斜收，平底内凹，胎较厚，青黄釉。
盘六件：分三式：一为敞口、口沿作五曲莲瓣口、斜腹、为平而内凹、青黄色底外有支烧痕。一为侈口，口沿五曲，腹壁向里凹，青灰色釉；另一为侈口折沿，口沿五曲，腹壁斜收，曲口下起凸棱。
八棱净水瓶：小口、圆唇、长细颈、八棱瓶身、圈足、颈下有三条平行凸棱，淡豆绿色釉涂于全器。出土时内装五色宝珠二十九颗，瓶口有一大珠覆盖，其陈列方式与密教仪规有关。
1995年在上海举行了“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对秘色瓷的研究达成了某些共识。如关于色泽问题，型制问题，始烧年代问题等，并明确了所谓秘色瓷就是越窑青瓷(广义上的)，而狭义上的则指越窑青瓷中专为进奉烧相后拣选出来的精品。可以说，秘色瓷即特指唐代越窑烧制的宫廷用品。
地宫出土的秘瓷既使我们认识了稀世珍宝的真面目，又反映了唐代青瓷器发展的技术水平，如：大器型、装烧艺术、漆平脱工艺等等，也解开了考古学上的千年悬案，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第四节 琉璃器皿
从历史文献看，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琉璃器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西周时已使用料器，至汉代虽有很大进步，但远未达到成熟阶段，反而有对“西方之国”出产琉璃的记载和赞誉。古代琉璃又作“流离(璃)”多指玻璃为琉璃，法门寺地宫琉璃器实指玻璃器。两唐书均记贞观十七年拂林国(即大秦)王波多小遣使至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在当时，这些玻璃的宝贵是高于金银宝器的。
法门寺出土的玻璃器系列共20件，除茶托、茶盏为我国唐代所产外，其余18件均为“泊来品”，享誉世界的伊斯兰琉璃器。其中的石榴纹黄色玻璃盘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釉彩玻璃，可能是当时的阿拢斯王朝仿效中国陶瓷涂釉工艺的制品，这一发现，把世界生产彩釉玻璃时间提前了3个世纪。
伊斯兰玻璃的考古发现硕果累累，在世界各地已发现数百件，我国虽只出土了40余件，但多为精品，其贴丝、贻花、釉彩、刻纹、刻花、模压、印压、描金等先进工艺都有实物体现。法门寺出土的描金刻花玻璃盘、釉彩玻璃盘乃稀世之珍，且记年准确，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
这18件伊斯兰琉璃器定名为：盘口细颈贴塑淡黄色琉璃瓶，石榴纹黄色琉璃盘，素面浅蓝色琉璃盘、八瓣花描金蓝色琉璃盘，五瓣花蓝色琉璃盘，弦纹蓝色琉璃盘、丹芭纹蓝色琉璃盘、素面深蓝色琉璃盘、摩诃拉芭纹蓝色琉璃盘、摩诃拉巴纹描金琉璃盘、菱形双环纹深腹淡黄色琉璃杯等。
这批伊斯兰琉璃器包括盘、杯、瓶三类，例如：
十字团花纹蓝琉璃盘，吹制成形，纹饰镌刻，侈口，平沿，盘底中心凸起。口径200毫米，高23毫米，内底图案以十字形花为主，正中为大方格纹，方格内以交叉斜平行线构成小方格，从中心大方格四出部分为尖瓣，构成居中的十字形，尖瓣内刻一枫叶，枫叶以忍冬花纹围饰。十字纹之外角，均刻有忍冬花填饰。镌刻刀法自然，线条生动，富于感情，并不拘于刻板工整，这种几何图案形纹样源出两河流城南部，这件琉璃盘属于带有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早期伊斯兰产品，传世很少。
描金刻花蓝琉璃盘：侈口、翻沿、平底，盘心凸起，口径为157毫米，高23毫米，盘内图案以双层弦纹围饰的幅射状蕉叶团花纹为主，纹施描金，与浅蓝色质地衬映，淡雅宜人，色彩清丽，这与十字团花纹盘同属早期伊斯兰产品，价值很高。
贴花盘口琉璃瓶：盘口、细颈、鼓腹、圈足。颈下有凸棱一周，腹部纹饰为四重结构；第一层为八枚黑色琉璃饼，饼心凸出一小乳钉；第二层在瓶腹中心部位，以拉丝手法将淡黄色琉璃拉成多角形饰件，粘贴瓶壁；第三层有淡黄琉璃乳钉饼六枚，第四层与第一层相同，只是黑色琉璃饼饼沿向上又拉出个尾巴，然后粘贴于瓶壁上。圈足正中有铁捧痕迹。高210毫米，腹径160毫米。
印纹直桶杯：高84毫米，口径82毫米，无色透明、直口、尖唇、深腹、平底微上凸，外底有铁棒加工疤痕，稍外鼓，腹壁饰5组花纹，每组中间为菱形纹，菱形纹内饰双环纹，菱形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两组花纹之间以两竖行扁联珠纹相隔。
这批器物包含着伊斯兰承袭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传统，在技法、形制、纹饰风格上独具特点又有其传承渊源。其特点有如下数端：
①石榴纹盘绘出相连的11个弓形面，是伊斯兰琉璃装饰的共同特点，由陶器装饰移植而来。菱形围绕盘心的团花装饰手法，细密的平线纹，都与伊斯兰花纹有密切关系；②四瓣花蓝琉璃盘中心所绘“摩诃拉巴”纹样是象征人魔交战、真主所在之处。这是伊斯兰最庄严的地方；用摩诃拉巴神龛作装饰，当为最神圣之意，③纹饰中多用菱形、枫叶和团花、忍冬花等花纹三重手法，使得器物富丽多彩，用描金陪衬更显得光彩夺目，这种器物与纹饰，与伊朗尼沙布尔发现的刻纹琉璃盘相同，是九世纪尼沙布尔产品；④盘口贴花瓶上的贴花特点，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十分相似，与世界其他地区所藏同类器物比较，大约是八、九世纪地中海东岸所产；⑤釉彩玻璃与瓷器工艺接近，技术要求高，是伊斯兰最负盛名的产品，很可能是受中国彩陶影响而制作的。它与尼沙布尔八、九世纪产品相似，很可能是在这里生产的；⑥印纹直筒杯，其纹、形为伊斯兰琉璃器中所常见的，是从罗马帝国那时继承下来的工艺传统。以上器物具有独特的制法，采用无模自由吹制，再用铁捧技术剪刀，赶口、折沾和圆肩等加工技术；纹饰用刻花，刀具犀利、尖细，结构自然生动；黑釉料涂于黄色琉璃，使色彩对比强烈，效果突出，其描金工艺是伊斯兰新创工艺，为世所珍视，用缠贴琉璃条等方法装饰内外壁则是萨珊工艺的影响。
同时出土的，还有素面淡黄绿色琉璃茶盏，茶托。盏高49毫米，口径130毫米，托高37毫米，盘径140毫米。此2件为中国本土生产，器形简朴，质地微显混浊。这是在琉璃器生产技术方面中国学生向阿拉伯先生学习的作业，水平差距较大，但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佐证。
第五节 金银器群
唐代金银器因其制作精美，质地贵重、传世或出土稀少而特别珍贵。地宫共出土唐代咸通年间(860—874)的金银器121件(组)，其中唐懿宗、僖宗父子供养的金银器达100件，为求得佛祖保佑唐王朝“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的神圣目的，唐皇室在这些器物上赋予极为丰富的历史和佛教文化内涵，使其达到“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境地。这批系列性皇家重器，数量大，品类多，等级高，新器型多，成组配套，产地明确，制作年代详实，为研究唐代历史和佛教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这批金银器命名和形制描述前文已多处提及，此处不赘，大体包括如下几点：
①供养器及佛事生活用具：如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盛置佛骨的宝函棺椁等以及三足架盐台、鎏金银龟盒、鎏金卧龟莲花五足朵带银薰炉、金银丝结条笼子，鎏金茶槽子、茶罗子、银*(左石右呙)轴等全套共19件金银茶具，为研究唐代宫廷茶道和日本茶道之渊源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其中的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口径46厘米，通高14.5厘米，总重6265克，是迄今发现的唐代最大最重的鎏金银盆。鎏金卧龟莲花五足朵带银熏炉通高29.5厘米，底径21.9厘米，总重6408克。一枚直径12.8厘米的香囊是香囊之冠，制作精美，其陀罗仪原理之运用比欧美早数百年。
②法器：包括锡杖3件，钵盂4件，如意2件。数量不多，但等级高，工艺一流，是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系列法器。其中四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银锡杖高1.96米，是世界锡杖之王。文思院打造的一个大钵盂大如海碗，用黄金14.3两。
③金银宝函：盛放舍利用，有金银宝函2套，内棺椁2具，包括八重宝函，五重宝函等均是御制专奉成组配套，并融密教金胎两界大曼荼罗于其上，不仅是金银极品更是密教至尊。
据《物帐碑》记载和器物錾文分析，这批金银具的来源有：一是来源于皇室的供奉，其中一部分是官办手工业作坊文思院打造，由文思院制作的器物有如几件：
器名 制作时间 工匠、工官
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 咸通九 判官吴弘谷，使能顺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 咸通十年 匠邵元审，作官李师存，判官高品，吴弘悫、使能顺
鎏金飞天仙鹤纹壶门座银茶罗子 咸通十年 臣邵元审、作官李师存，判官高品，吴弘悫、使能顺
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 咸通十年 臣邵元审，判官高品，吴弘悫、使能顺
素面银如意 咸通十三年 打造作官赵智宗，判官高品、陈虔诣、副使高品、高思厚、使弘悫
金钵盂 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打造小都知刘维钊，判官赐紫金鱼袋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打造匠安淑负，判官赐紫金鱼袋王全护，副使小供奉官虔诣，使左监门卫将军弘悫
当然，还有很多是各级官吏的供养乃至来自外国的贡品，皇上只是“借花献佛”而已。各级官吏的供奉，如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盆外壁刻有“浙西”二字，显然是由润州(即镇江)地区制作进奉的。又如鎏金双狮菱弧形圈足银盒，外壁刻铭：“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鎏金仰莲瓣荷叶圈足银碗圈足底鎏文：“衙内都虞侯兼押衙监察御史安淑布施，永为供养。”二是来源于高僧大德们的供养，如《物帐碑》记载：“诸头施到银器衣物共九件，银金花菩萨一躯并真珠装共重五十两，并银棱函盛银镡子二具共重二两，僧澄依施，”“金函一重二十八两，银函一重五十两，银阏伽瓶四只，水碗一对共重十一两，银香炉共重二十四两，□□□台三只共重六两，已上遍觉大师智慧轮。”另有尼弘照、僧智英，尼明肃等人均有供施。三是来源于民间的布施。
地宫金银器的考古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金银工艺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艺术风格及手工作坊制度，并对于揭示唐代的经济史、科技史、美术史、社会生活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和文字史料，也更加深了对所谓“大唐气象”的了解。
第六节 唐宫茶具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全世界有一半人口饮茶，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源头。史称茶盛于唐，唐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茶圣陆羽所著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的问世和他倡导的一整套细煎慢品的饮茶艺术——茶道的出现，标志着茶文化发展的崭新高度。如今“茶道”一词，正渐渐成为典型的东方文明的象征。
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整套完整的唐代金银茶具是唐代茶道艺术真实全面的再现，它证实了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的历史存在。
当年，唐僖宗封闭法门寺地宫时给每一件供奉物上都负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其中以这位皇帝的小名——“五哥”标记的系列茶具，引起海内外茶文化界的特别瞩目。它的面世，标明了博大精深的唐代茶文化的历史源头和最高层次。
这套茶具包括：
1、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模冲成型，通体镂空，纹饰鎏金。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四足、有提梁。盖为穹顶，口沿下折与笼体扣合。顶面模冲出十五只飞鸿，内圈飞鸿引颈内向，外圈飞鸿则两两相对。口沿上缘饰一周莲瓣纹，下缘饰一周破式团花，鱼子纹底。笼体腹壁錾三周飞鸿，共24只，均相对翱翔。两侧口沿下铆有环耳，耳座为四瓣小团花，环耳上套置提梁，其上套有银链，另一端与盖顶相连。足呈“品”字形组合的花瓣，与笼底边缘铆接，镂孔均作球路纹。通高178毫米，足高24毫米，重654克。
2、壶门高圈足座银熏炉：钣金成形，通体素净，由盖与身组成。盖沿为三层渐收的棱台，盖面呈半球形，上半部镂空，模冲出两层莲瓣，盖顶以三层银片做成的仰莲瓣承托镂空的锥顶状莲蕾。炉身为敛口，深腹，平底，圈足。口沿亦三层渐收的棱台，每层棱台的外缘六曲。腹部上小底大，腹壁内外两层铆合在一起。内层分作六块，与炉底铆接，外焊圈足。其腹部以下镂空六个壶门，底部与平折的足沿套接。炉底除与腹壁铆接外，其下焊有用作承托的十字形铜片。炉身两侧的口沿下各铆接一个提耳，炉身上铆钉顶端均饰以小银花。出土时炉盖贴有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的鉴封。通高560毫米，盖高313毫米，口径177毫米，炉身高252毫米，口径207毫米，腹深165毫米，圈足上径358毫米。重3920克。
3、鎏金壶门座茶碾子：由鎏金壶门座茶槽架和纯银*(左石右呙)轴二件组成。鎏金壶门座茶碾槽架，通体呈长方形，插置槽口，两端呈如意云头状，中间焊一宝珠形小捉手，以便抽动开合。捉手两边各錾一只鸿雁，衬流云纹。槽身截面呈“ㄩ”，碾槽嵌置其中，顶面两端亦为如意云头饰三朵流云纹，侧面两壁镂空壶门，壶门间饰两躯相向天马，并间有流云纹。槽座上承槽身，两端作云头状，周边饰20朵扁平团花，有錾文：“咸通七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十九两”。通高7l毫米，长274毫米，重1168克。纯银*(左石右呙)轴为浇铸成形，铭曰：“*(左石右呙)轴重一十三两”，碾轮轴心围饰莲瓣团花一幅及流云纹一周。轮径89毫米，边厚6毫米，中厚22毫米，轴长216毫米，两端细而中间粗，两端各錾鎏金草叶纹，一端錾刻“拾柒字号”四字，及“五哥”二字，据此可知茶碾子确系唐僖宗所供奉，价值极高。
4、鎏金飞鸿纹银匙：匙面呈卵圆形，微凹。匙柄扁长，上宽下窄，柄端作三角形，上下部位錾花鎏金。上段为流云飞鸿，下段以联珠组成图案，其间錾十字花。均以弦纹和菱形纹为栏界。柄背光素，长192毫米，匙纵径45毫米，横径26毫米，柄上端13毫米，下端宽7毫米。
5、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器形为长方体，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均为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盝顶盖面錾两体首尾相对的飞天，头顶及身侧衬以流云。盖刹四侧各饰一和合云，两侧还饰如意云头，刹边饰莲瓣纹，盖立沿饰流云纹，罗架两侧饰头束髻，着褒衣的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錾相对飞翔的仙鹤，四周饰莲瓣纹。罗、屉均作匣形。屉分内外两层，中夹罗网。屉面饰流云纹，有环状拉手。罗架下焊台形器座，有镂空的桃形壶门。高95毫米，器身长134毫米，宽84毫米，屉长127毫米，宽75毫米，高20毫米。座长149毫米，宽89毫米，高20毫米，总重1472克。
6、鎏金人物画银坛子：钣金成型，纹师鎏金。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圈足。盖纽为宝珠形。盖面隆起，分为四瓣。每瓣内冲出一只正狮，细部施以錾刻，底部衬以缠枝蔓草。每瓣凹棱侧饰“S”状二方连续纹样。坛盖与身以子母口扣合，腹壁划分为四个壶门规范，其中分别錾仙人对弈，伯牙捧琴，箫史吹箫，金蛇吐珠等人物画。高247毫米，径132毫米，腹深112毫米，圈尺径126毫米。总重883.5克。
7、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钣金成型，纹饰涂金。盖上有莲蕾捉手，中空，有铰链可开合，与银筋焊接并与盖相连。盖心饰团花一朵，盖面饰摩羯四尾，盖沿为卷荷。三足支架与台盘焊接相连，支架以银筋盘屈而成，架中部斜出四枝，枝端有摩羯铸件二，智慧珠二。珠下且有莲蓬座，珠周有火焰纹，座下衬以团花。通高250毫米。
8、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钣金成形，纹饰涂金。带盖、直口、深腹、平底、圈足。盖作立沿，沿面饰一周二方连续的蔓草。盖面高隆，边缘錾水波纹与莲瓣纹，中心为一宝珠形纽，下衬一周莲瓣，座四周錾两只鸳鸯和一只飞禽，衬以蔓草，腹壁呈内弧，口沿饰一周蔓草。腹壁中部刻三名吹乐、舞蹈的伎乐并衬有蔓草，底部一周饰莲瓣。喇叭形圈足，上部有圆凸棱，棱上饰四出扁团花，下部錾莲叶叶脉纹。通高117毫米，盖口径56毫米，杯高58毫米，杯径54毫米，足径63毫米。总重149.5克。
9、系链银火筋：圆柱体，上粗下细，通体光素。顶端呈宝珠形，其下有5毫米宽的凹槽，环鼻套嵌其中，且与另一筋相连，链为银丝编成。筋长276毫米，上端径6毫米，下端径2.5毫米，链长103毫米。总重765克。
另有琉璃茶盏，茶托。以上共13件。
从器物的錾文来看，均属唐僖宗皇帝所用，出土于珍藏第一枚和第三枚佛骨的地宫后室。陆羽所提倡的饮茶过程的器具这里都有，另外还有苏廙《十六汤品》所称道的庵茶茶道中的茶盏，茶托。因此，这批茶具在公元874年藏入法门寺地宫时，是用以庄严佛法，礼奉佛祖的，不是作为明器来放置的。并且个别器皿上边还有“五哥”字样的刻划文。五哥为懿宗五子，宫中唤称五哥。《物帐碑》在记载了琉璃器茶具(不计其重量)后，明文标出“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表明僖宗皇帝把这批反映茶道的系列茶具视为一个整体来供奉的。
这批茶具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配套使用齐全，等级极高质地精良的茶具。这批茶具一方面反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反映出高水平的精神内涵，这就是茶文化。用茶文化来礼敬佛祖，作为一种功德。茶文化作为一种功德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礼敬”，而这正与佛教供养中的“敬供养”相吻合。由此可见，茶文化被唐代皇帝作为一种敬供养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