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是中国著名的佛寺，也是国内相传保存佛骨的寺院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寺内原有明代建造的十三级八角砖塔一座，习称“真身宝塔”。1981，年因雨水浸渗，致使砖塔倒塌。1987年为重建砖塔，清理塔基，陕西省成立了法门寺考古队，对塔基及其附近遗迹进行考古发现清理工作。在清理过程中，在塔基下发现了地宫(即文献记载的石室)，里面埋藏着一批由唐代珍藏至今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在研究唐代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是颇富历史价值的实物史料。我们已将重要的代表性的文物作了报导，在社会上广为传布并引起巨大的反响。目前正集中力量编写正式发掘报告，以便早日全部公诸于世，以有利于学术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这篇短文，对已公布的材料和初步研究所获成果①加以综合论述，并提出一些讨论，以就正于方家。本文拟分下列几点论述：
一、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的重要考古发现；
三、法门寺真身宝塔修建过程中发现的其他文物；
四、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文物的意义及有关问题。
二、法门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北面的法门镇(亦称崇正镇，即汉美阳县治所在)，距西安110公里，北倚岐山，南面渭水，隔河与终南山主峰太白山遥相对峙，四周芜芜平野，诚一富饶形胜之区。
据文献记载，法门寺始建于东汉时期，现据考证，其确凿年代系建于南北朝时期，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至西魏恭帝二年(即大魏二年，公元532年)之间②。该寺始建于北魏皇室“初复佛法”之年。这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也是中国境内珍藏佛骨的寺院之一。
史载，大魏二年(公元532年)，岐州刺史拓跋育对法门寺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才变成了较大的寺院，当时称阿育王寺。北周武帝灭法时，其大半毁，唯“两堂独存”。
隋朝是中国佛教兴盛时期，文帝即位，大兴佛法，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十三日诏天下三十州造塔，岐州凤泉寺塔即其中之一。开皇中，佛教出现成实宗。法门寺专事宏扬成实宗，于炀帝大业二年，改为“成实道场”。
有唐一代，佛教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下敕改寺名为法门寺；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赐寺名为会昌寺；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二月二十一日，“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后又称“无忧王寺”，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仍称“圣朝无忧王寺”，塔名依旧，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迎佛骨时，则称法门寺，文宗开成年间曾有一度改为“法云寺”，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迎佛骨时，称“重真寺”。
宋徽宗时，法门寺扩建成二十四院，僧众甚多。元代密宗盛行，法门寺得以保护和扩充。明正德年间，法门寺又兴盛，唐代所建之木构方形真身宝塔塌毁，万历时，历经三十载而修建成十三级八棱形砖塔，有88个壁龛。每龛藏佛像1至3尊，大量经卷，密藏其中。从清代一直到民国时期，佛塔几经修葺。1981年塔身倒塌，1988年重建时在塔基下发现了地宫及宝藏。
随着佛教的发达，法门寺的地位也日益显示出来，长安是中国佛教各宗派诞生之地，后来发展为亚洲佛教中心。隋唐时期，封建统一王朝的建立，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帝王对佛教的重视和支持，对佛教的隆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门寺因瘗埋佛骨，在隆盛的佛事活动中，居于特殊优越的地位。有唐一代法门寺与政治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代诸帝除武宗外，皆信奉佛教，仅开地宫及迎奉舍利前后达七次之多。由于这批珍宝与迎佛骨有关，特综述之如次：
唐代诸帝中，与法门寺发生关系最早的是太宗。太宗接受岐州刺史张德亮的奏谏，首次开启地宫，展示佛骨，当时轰动朝野，并敕建寺庙，拉开了唐代这种盛大佛事活动的序幕。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
贞观五年，岐山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明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师内外，蹦腾同赴，屯聚塔所，日有数千。
看来，这次开启地宫展示佛骨是在法门寺现场，尚未迎至皇宫。从此唐皇室与法门寺结下了因缘，太宗对法门寺的优礼和尊敬，为后世子孙礼佛活动，开创了先例。从此后，法门寺实际上成了唐代皇家寺院，佛骨时迎时送，先后达六次之多。
第一次迎佛骨在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高宗听信僧人智琮、弘静禀奏，派其与王长信去迎奉佛骨，此时武后已参预国事，于显庆五年三月敕请舍利来东都洛阳，入内供养。高宗按中国传统的埋葬制度，为舍利造雕镂穷奇的金棺银椁，即“九重宝函”。武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并蹙金绣裙。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佛骨由道宣大师护送回寺，掩于石室。
第二次是在武后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到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武则天派凤阁侍郎崔玄*(左日右韦)和法藏、纲律师迎佛骨于东都之明堂，这是武则天掌权的最后一年。她是为了扬佛抑道以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迎奉佛骨的。次年佛骨未及送还，武后即逝世。中宗于景龙二年，派法藏造白石灵帐一铺，将佛骨送还法门寺入塔。中宗、韦后等为表虔诚，还下发入塔，其盛发之石匣于1987年出土于塔西南方地下一米深处，并有铭文以记其事。
第三次迎佛骨是在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五月遣使迎佛骨入宫供养，七月结束，据“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载，肃宗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迎佛骨，于七月一日赐物供养。其中有金襕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
第四次迎佛骨在德宗贞元元年二月。《资治通鉴》卷233载：“贞元元年(公元790年)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他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迎奉佛骨规模最大的两次是在宪宗和懿宗朝。
第五次是在宪宗时期。宪宗即位后，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迎佛骨至长安，先在宫中供养三日，然后送他寺。这件事轰动了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其迷信已达狂热程度。这一劳命伤财之举，引起了刑部侍郎韩愈的谏奏，韩愈因这一行为冒犯了皇帝而遭贬潮州。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论佛骨表”事件。
第六次迎佛骨是在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4年)，这次规模最大、供品最多、耗费最大，从咸通十二年九龙山禅师益贡章在法门寺“设坛子塔下”开始，十四年四月八日迎入宫内，到僖宗即位后同年十二月佛骨送还法门寺结束。这次迎佛骨，在懿宗“生得见之，死亦无恨”的倡导下，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幛、盖等，并饰以金玉、锦锈、珠翠。“从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禁军兵仗，公私音乐，约以万队；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记。”“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携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佛骨迎入禁中，供养三日，然后置安国寺、崇北寺等轮流供养，十二月即遣使送回法门寺。这次迎送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在迎送过程中，皇帝、皇后、王公贵族及士庶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丝织品、法器和宝函，均随佛骨入地宫供养。1987年考古发现的文物多是这次迎送时所供养者。
据《册府元龟》记载，在大历三年，地宫还开启过一次。“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二月。兴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寺塔先因地震阶拆，今将增修。下见古埏得一小棺，其长尺余，发而视之，几积十余重，棺皆金宝装饰，中有舍利骨及佛发一条。色古而拳，其长数尺，每棺一锁，规制妙绝，有段仲文题赞处，甲辰内出宝兴具威仪，迎入内道场”(卷五·帝王部·崇释二)。这里所见的十重宝函，很可能是武后所供九重宝函。会昌灭佛时，这些东西多被毁失。
法门寺受到皇家如此宠敬，在全国佛寺中，绝无仅有。它以奉藏佛指舍利而名闻于世，又因迎奉佛骨舍利造成的巨大影响名载史册，和其他佛寺比较，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法门寺的政治色彩特别浓厚，这与历代皇室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实际上它成立之初即为王家寺院，它的兴衰修造，均与历代皇室有关。该寺初建于拓跋氏王朝“初复佛法”之年。拓跋育扩建阿育王寺，投宇文氏政权之所好。后来北周官员和皇亲，把阿育王寺作为皇家寺院来供养。隋代李敏修复岐阳阿育王寺，与文帝崇佛之心态有关。唐王朝及其大臣之亲身事佛，更为突出。及至宋代，徽宗为法门寺亲笔题书“皇帝佛国”。南渡后，金大安二年，德顺僧师伟，“奉赞法门寺”诗有云“百代王孙争供养，六朝天子递修鲜”之句。从始建至隋唐350余年，法门寺一直是皇家苦心经营的佛寺，它是中国唯一的“皇帝佛国”。
正因为法门寺地位特殊，与皇帝统治天下一样，它也君临佛教世界。它始终没有成为一宗之地，一派之刹。而是大小乘兼摄，禅净密律兼弘。法门寺兴盛时，有所谓“瓌琳宫二十四院”，确知的有真身院、浴室院、小乘罗汉院、大乘净土院。据陈景富研究，还有华严宗的华严院、天台宗的法华院、禅宗的禅院、律宗的律院、密宗的楞严院等，实际上它是各教派的大聚合，所以佛教徒称其他寺塔与法门寺塔“犹如众星之拱北辰”，它是占统治地位的居于各教派之上的特殊寺院。因之对它的奉献便是“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以大量珍宝作为供养。
法门寺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如此重要，其所在地望亦有其优异的历史地理背景，寺址所以设在美阳旧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法门寺地望适在关中西部文化中心的周原。周原是周室发祥地。中国古代文物制度，滥觞于周人而继传于世。历代帝王均视周原为王室之圣地，故建寺于此，以弘扬佛法，显王室之威德。
2．法门寺所在之崇正镇，居交通之要津，西走西域，北连大漠，南通巴蜀，东卫京城，位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上，唐代为通往九成宫必经之地。此地亦名美阳关，为固守西边的军事要地。
3.此处为关中富庶之区。“周原*(左月右无)*(左月右无)”，“堇荼如饴”，土地肥美，交通畅达，古先王之圣地，亦诚佛门之乐土也。
4.佛教传入中国自西北始，关中为首达之地，关中又是王畿领域，法门故地有崇圣拜祖之遗习，先期建寺塔于此，以宏扬佛法而便于广传他处也。
二、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的重要考古发现
1987年，在清理法门寺真身宝塔塔基时，在地宫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唐代历史文物，包括唐代塔基建筑遗存、石室地宫建筑、四枚佛骨舍利，和为供养舍利而奉献的各类文物计金银珠宝、玉、石、琉璃、陶瓷、铜器、石刻和丝绸等千余件、粒、套。奉献物以金银器为大宗，有供养器、法器和生活用器之类的杯、盘、碗、盆、瓶、钵、盂、锡杖、臂钏和佛像等121件(组)，制工精巧，形制优美，且多有錾文，内容丰富，品类繁多，极富历史价值。琉璃器多为伊斯兰制品，形美色鲜，为西亚琉璃器中之珍品。秘色瓷形质润美，制工精绝，为陶瓷史上极具价值的发现，解开了悬而未决的秘瓷之谜。纺织物品类繁多，尤以夹金绣和蹙金绣为最精湛，表现了唐代高度工艺水平。这批文物均系宗教性质文物，内容丰富、等级高、历史背景清楚，揭示了密教与唐皇室的密切关系和法门寺所以成为“皇帝佛国”的历史背景，是研究唐代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工艺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现在将这些要发现，先作一简单的叙述：
(一)唐代塔基及地宫建筑遗存
1.唐代塔基 据史书记载，法门寺唐塔系四门方形木构塔。1987年发现的遗迹与记载相符，确为方形。边长26米，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平面结构为内、中、外三层，边基用石条筑砌，现留有20个方形夯土柱础，分列在四边，每边6个，两两并对，排列整齐。夯土柱础边长在1.7～2.07米之间。清理上层扰乱层时，在附近发现了大型石柱础，这些石柱础无疑是唐代柱础。原来置于唐代夯土基础之上，明代修砖塔时将其移置，很明显有些已毁弃，仅留三四个而已。塔内内层为石灰所铺，光滑平整，边长17米，面积310平方米。其四角各有一角柱，中心尚有一方形台基，边长10.5米，面积106平方米，整个台基当为塔内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放置祭祀和神祉的地方。这种结构和地宫发现的铜浮图十分相似，也许这座精巧玲珑的铜浮图，就是当年法门寺木构建筑的仿制模型。
2．唐代塔基地宫 塔基地宫文献记载称“石室”，位于塔基正中部位南端入口处，进口部位超出塔基范围。它是仿皇室陵墓或皇宫形式而建造的。地宫中心距塔基东西两侧分别为13.2米和12.6米，北端距原石条边11.6米，南端超出石条边7.6米。
地宫平面结构呈南北隧道形建筑。从南端起由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后室的秘龛所组成。总长21.12米，宽2～2.55米，宫室均用石条铺砌成，有些用料还是毁佛时砸碎的石碑和造像残铺。
(1)踏步漫道，为进口的外通道，作台阶状，共十二级，每级高16.5～19厘米不等，步宽22～33.15厘米，长2.5米，总长5.8米，积高3.63米，发掘时漫道上尽散布铜钱和硃红颜色。
(2)平台，是漫道与宫门之间小形间歇空间。略作方形，长1.7米，宽1.9米，面积为3.5平方米。在本台上亦散置铜钱，总数约近万枚。
(3)隧道，长5.1米，宽1.2～1.3米，高1.62～1.72米。门道较小，高0.78～0.81米，宽0.62～0.64米，隧道前用8块大石条块封门，门框用四块较大的石材砌成，门楣石条长1.39米，宽0.27米，厚0.21米；门槛石条长1.69米，高于地面0.2～0.44米，正面雕刻三层仰莲瓣，周围饰阴刻卷云纹，中层刻佛像，并有题记多处，由左至右是“南无□阿迦佛”、“南无□精进佛”、“南无□优佛”、“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卢舍那佛”。门楣下半月形，浮雕两只相对的凤鸟，并衬以缠枝花纹，雕工造形均甚优美。隧道两扇门，每扇宽0.38米，高0.2米，厚0.1米，门枢径10厘米，高0.14厘米。东壁刻有与迎真身有关的白色题记。“右神策军使衙子弟都部颂迎真身□□周”等。隧道后部，前室竖陈“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两通石碑。
(4)前室，长4米，宽1.2～1.57米，高1.1米，门两扇，高0.9米，宽0.42米，厚0.1米，门槛宽0.21米，高0.2～0.4米。东西两侧门框正面阴刻坐佛像。东侧3行6排共18尊。中间一行的佛像边上有刻文，如“杜从真”、“从昶”、“任士良”等，当为人名，每尊像刻一人名。西侧共39尊。门框的内侧面各刻一力士像。门扇上各刻一菩萨。东壁上留有刻题：“内弓箭使左衔上将军刘从实”等。
(5)中室，结构与前室同，长3.06米，宽1.42～1.62米，高1.62～1.72米，门高0.8米，宽0.69米；门槛长1.42米，高0.17米，宽0.34米，门框厚0.33米；门楣石长1.2～1.5米，高0.2米，厚0.35米；门两扇，各高0.89米，宽0.42～0.44米，厚0.1米，用浮雕手法刻出天王和力士像。
(6)后室，近方形，长1.35米，宽1.21米，高1.87米；门楣石长1.55米，高0.52米，宽0.33米，门高0.92米。两扇门上浮雕两个力士。后室建筑较好，地面平整，周壁规整，中间开顶，顶盖由两块凹形的厚重石材对合而成。盖内绘制彩色八角藻井，主要文物瘗埋在这里，也是这次最早被发现的地方。
(7)秘龛，后室靠北壁中间地下深约0.5米处是一个面积约0.65平方米的竖坑，坑北边是秘龛。龛作正方形，周壁用砖砌，口宽0.28米，高0.26米，进深0.28米，距坑底深0.24米。是秘藏3号佛骨的地方。
根据已发现的唐代陵墓制度考查，这个地宫是仿唐皇室墓葬的形制而建造的，予佛指舍利以最高级的皇权地位礼遇，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二)地宫发现的文物宝藏
地宫发现的文物是极其珍贵而丰富的。概括地说都是宗教文物，以其性质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指舍利，一类是为供养舍利而奉献的各类物品。这些文物，保藏在地宫的各个部分，以后室保藏为最多，中、前室亦各散布一部分。从发现的迹象看，当年放置这些东西时，是有规律的，按佛家礼仪安排的。前室以阿育王塔为中心，北壁两角各置一护法石狮，并配以石函、铜锡杖、蹀躞十事；白色瓷器等。室内中部及阿育王塔旁，放置两大包衣物。中室以汉白玉灵帐为中心。帐前置一铜熏炉，靠北壁放一件大型银风炉，两旁各立一护法天王，前面则陈置秘瓷、漆木器、捧真身菩萨和大量的丝绸织物。帐顶上搭益一蹙金绣袈裟，这件袈裟保存得很完好。后室以八重宝函为中心，函顶盖放一尊鎏金菩萨像，两侧各立一石雕护法天王。南面放五足朵带银熏炉，四个阏迦银瓶分置于四个角落。中间则放一琉璃瓶。其他器物上下压叠组合堆放于宝函两侧。秘龛在后室的下面，与八重宝函同享一份奉礼。
各室的供奉物所以这样实际放置，是为了供奉四枚佛指舍利。前室是供养四号佛骨的，中室是供养二号佛骨的，后室和秘龛是供养一号和三号佛骨的。其余各室发现物分属几枚佛指舍利的崇仰奉献者。后室文物数量多，也较精美，是供奉于一号和三号两枚佛指舍利的，可能大多是三号舍利的。三号舍利秘藏而不露，益显其重要，奉献物也应多而精。
各室出土文物，除四枚舍利外，计有金银器121件、铜器8件、石碑两通、石雕11件、瓷器16件(内秘瓷13件)、琉璃器20件、玳瑁开元通宝13枚、珠玉400多件颗、铜币两万五千余枚及丝绸织物达数百件片，现将这些文物分类综述如下。
1.佛指舍利 共四枚，骨质、石质各两枚。以其发现先后，编为1～4号。
一号舍利，石质，安置于后室懿宗供奉的八重宝函内，外用红锦包裹，最外层是银棱盝顶黑漆宝函，上面以减地浮雕描金加彩的手法雕刻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和礼佛图。其他七重由外向内依次为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函、素面盝顶银函、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六臂观音盝顶金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盝顶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碔砆石宝函、宝珠顶四门纯金塔，金塔正中立一银柱，上套佛指舍利。
二号舍利是骨质。安置于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之中，灵帐内以盝顶铁宝函，内装鎏金双凤纹银棺，佛骨安置其中。灵帐制工精细，顶盖每面镌刻7位大德名僧，其中14位有墨书题名。外壁雕刻有佛幡、铃、宝珠等串饰，四角为莲柱、花柱，底为须弥座，座下每面刻有金刚力士禅床。
三号舍利，系骨(牙)质，深藏于后室秘龛内的铁函中，函套五重，铁函内依次为鎏金45尊造像盝顶银函、檀香木银包角函、嵌宝水晶椁子、壸门座玉棺，佛指紧贴棺边安放于内。
四号舍利，骨质。安置于前室汉白玉阿育王塔内铜浮图内的鎏金银棺中，棺外用罗绢包裹，佛指安放其中。
上述各佛指舍利，安置于宝函中，系多重宝函安置，最多八重(武后时曾有九重宝函)，至少三重，大体上是按中国古代礼制埋葬帝王的棺椁制度埋葬佛指舍利的。重数越多，等级越高。佛骨比帝王所享的礼遇还高(为九重、八重)，足证对佛指舍利的尊崇了。
2.法器 佛事活动必不可少的礼仪用器，有锡仗、钵盂、如意、臂钏和阏迦瓶等。
锡杖是最权威的法器。发现了3枚，纯金的一枚，铜的一枚，金花银锡杖一枚。最精也最大的一枚是迎真身双轮十二环锡杖。这枚锡杖是至今发现最大的一枚。杖全长1965毫米，杆径32.5毫米，轮高345毫米，重2390克。杖杆作圆筒形、中空，通体饰花纹，全杖分三段。下段为三栏纹，以珠联纹为界栏，上两栏饰海棠纹，下栏为二方连续的团花纹；鐏扁平状，其上饰一周瓣覆莲。中段为主体装饰，由上而下依次饰12体缘觉僧。这些僧众，身披袈裟，手持法铃，有头光，立于莲台之上，周围衬以绕枝蔓草。上下段之间以凸起之仰莲瓣作栏界，其内饰以蜀葵、山岳、团花等纹样。杖杆顶端有两重仰莲座，莲座之间以五钴金刚杵相接。上层莲座承托智慧珠。杖首直径6毫米，外侧錾有流云纹饰的银丝盘，曲成两个垂直相交的桃形轮，相邻桃轮的侧面共錾书84个字，说明此杖造于咸通十四年。桃轮上套置12枚外径67毫米、内径48毫米、厚2毫米的圆环。圆环侧壁亦錾出缠枝蔓草、鱼子纹地。轮顶焊接有两重流云束腰仰莲座，座上各托一智慧珠。杖上花纹全为錾刻，细纤而流畅，整体装饰精美华贵，比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白铜头锡杖要精美而高贵得多。
第二枚是小型的纯金单轮12环锡杖，是供奉用的非实用物。圆柱形杆，实心，纯金制。杖长27.6毫米，杆长250毫米。直径6毫米，重221克。顶部桃形轮杖首，轮心之杖端是一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座上。有背光，杖樽为宝珠形。轮顶为仰莲座智慧珠，轮侧各套有6枚杖环。环径22毫米。这枚杖制工精细，无纹饰。
第三枚是鎏金单轮6环铜锡杖。杖为两段，用木作杆，杆已腐朽，长短难测。以大小而论与第一枚长短相差不多。作桃轮，杖首之两侧套置三个铜锡环，直径117毫米，轮顶饰智慧珠，执手为八棱形，杖末为圆球形，轮高310毫米，宽270毫米，执手长317毫米，直径22毫米，杖樽长3112毫米。
钵盂，四只，两种。一件是迎真身纯金钵盂，形体较大，素面无纹饰，圆唇、弇口、斜腹、圜底，与仰韶文化的弇口钵十分相似，口外缘錾文一周，说明此钵系敕造于“咸通十四年三月十三日”。体高72毫米，口径212毫米，壁厚1.2毫米，573克。另一件是鎏金团花银钵盂，直口、圆唇、鼓腹、圆底。钵外中心有阔叶团花一朵，四周散点分布扁团花五朵，口沿饰莲瓣一周，体高73毫米，径79毫米，腹深29毫米，重82克。这个小型钵，似为供奉而非实用的。
如意，一件。银质素面，头部作如意云头状。柄上扁下圆，内壁平直。长600毫米，云头宽210毫米，重405.7克。
臂钏，3对，为佛事活动者臂上所戴之物。一对是吉母金刚杵臂钏，铸造成形。鎏金，体呈椭圆形，顶面錾吉母金刚杵，外缘绕一周莲瓣。后缘饰一周流云纹，钏体作双弧形。其他两对为素面。
阏迦瓶，4件。形制相同，出土于后室四个角落。形制特点是盘口、细颈、圆腹、圈足，颈饰如意云头纹，腹饰四个莲瓣纹圈成的四曲圆图。内饰十字三钴金刚杵纹、圆图之间以两周弦纹相接，腹下部饰一周八瓣仰莲。仰莲间立有三钴金刚杵。圈足呈喇叭形，上部一击半圆形凸棱，棱上饰柿蒂状双环纹，棱下为一周覆莲瓣，莲瓣间倒竖三钴金刚杵，圈足底缘饰水波纹，圈足内墨书“南”字，其余三个书所在的东、西、北等方向字样。
3.供养物品 供养物品种类繁多。包括金银器、铜器、陶瓷品、琉璃器、珠宝玉器、漆木器、石制品以及大量的丝绸织物和货币。
(1)金银器类
金银器121件，可分食容器、供养器、熏香器、茶具等类。这些器物少量为纯金制，大多为银质鎏金，工艺上采取钣金成形，浇铸成形，特别器用则用模冲法制成，纹饰多用錾刻工艺，多有题记，是供养物的主体。
甲，食容器 有盆、盒、波罗子、碟子、羹碗子等。
盆类：盆类只有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系浴佛用。这是容器中最精美的一件，浇铸成形，四曲口缘内外饰一周简化的莲瓣纹，盆壁以凸棱分成四瓣，每瓣内錾刻两朵横列的阔叶石榴团花，团花中一只鼓翼鸳鸯立于仰莲之上，两两相对。鸳鸯团花之间的空间衬以流云纹和三角阔叶纹。盆壁内外花纹相同，似透印而成。此种装饰尚不多见，精妙绝奇，堪称工艺之最上者。盆底用模冲法，捶击出一对嬉戏的鸳鸯并围以阔叶石榴组成大团花，四角饰鱼子纹，形成浅浮雕效果，整体纹饰显得富丽华贵，外壁饰一周团花，两侧各口沿下各铆接天龙铺首衔环，环饰海棠纹，上套弓形提耳。圈足外撇，并以廿四朵莲花饰于外壁。盆底外壁錾刻“浙西”二字。底与体焊接而成。该盆通高145毫米，口径460毫米，总重6256克。这件浴盆是我国迄今发现金银器皿中最大而精美的珍品。
盒类；盒类共6件，有代表性的是一件鎏金双凤衔绶纹圈足银方盒。形扁方，矮圈足，有盖，与盒身以子母口扣合，盖饰一周莲瓣纹，中心饰相对翱翔、口衔绶带花结的双凤团花，角隅为十字绶带花结纹样，腹壁饰扁团花纹，均衬以鱼子纹地。圈足较矮。盖面有墨书“随真身御前赐”，底部錾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另一件是鎏金双狮纹菱弧形圈足银盒，形制精美，盒体平面摄四出菱弧形，有盖，与盒身亦作子母扣合，纹饰系模冲而成，周边饰莲瓣纹，又以联珠带组成一四出菱弧纹，与盒盖外缘菱形轮廓相缝合，形成内外相应的两个菱形装饰，内菱弧中心饰两双作腾跃状的狮子，四周衬以西蕃花和缠枝蔓草，内外莲弧间的角隅则饰背分蕃莲花纹样，盖和腹壁饰二方连续的莲叶和蔓草，均以鱼子纹作地。圈足作喇叭状，底部錾书4行33字。
碟类，碟子共23件，形制特点是五曲口，浅腹，腹壁以凸的竖棱分作五瓣，鎏金花纹。可分三种形式：一种是盘丝座葵口素面银碟。同型有3件，碟体用银丝作螺旋形盘曲三周而成，第二种是盘内饰一朵十字形折枝花，底心饰团花，口沿饰一周莲瓣纹，共10件，第三种也是10件，团花纹葵口圈足小银碟，每瓣内饰一朵团花，底心亦饰团花，口沿饰一周莲瓣纹。
鎏金壸门座银波罗子：两套10件，大小形制均同，每套5件相叠，上下子母扣相合。形制的共同特点是：浅腹平底，壸门圈足座。底焊接高12毫米的十字格架。圈足壁镂空成火焰形壸门，壸门间饰背分式忍冬花纹。
带盖圈足银羹碗：系浇铸成形，盖隆起，纽作莲蒂形，纽座为七瓣纹，纽座以下四周镂空成如意云头纹，盖沿下折，碗盏为直口，宽平口沿，腹弧曲，圆底，碗外套置碗托，圈足呈喇叭形卷荷叶状，外壁饰叶纹。
乙.茶具 饮茶用具是这次发现的一套重要的文物。有碾子、罗子、碾轴、笼子以及盐台、风炉等。前者是一套完整的茶道用具。
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浇铸成形，由鎏金壸门座茶碾槽架和银*(左石右呙)轴二件组成。槽架作长方形，底呈弧状，由碾槽、辖板、槽体、槽座四部组成，槽作半月形弧状，与槽座铆接，为*(左石右呙)轴滚槽，辖板作长方形，插置槽口，两端呈如意云头状，顶面焊接一宝珠形小捉手，以便抽动开合，捉手两侧各錾饰一只鸿雁，衬以流云纹，碾槽嵌卧于槽座中，槽座顶面两端亦为如意云头饰三朵流云纹，腹饰镂空壸门，壸门间饰两躯相向天马，并间有流云纹。槽座上承槽身，周边饰20朵扁平团花，上有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通高7l毫米，长274毫米，重11.68克。银*(左石右呙)轴为浇铸成形。“重十三两”，碾轮轴心围饰莲瓣团花一幅及流云纹一周，轮径89毫米，边厚6毫米，中厚22亳米，轴长216毫米，两端细而中间粗，形如药碾轴，两端各錾鎏金草叶纹。一端錾刻“拾柒字号”四字及“五哥”二字。五哥系僖宗排行，由此知为僖宗供奉。
鎏金仙人架鹤纹壸门座茶罗子：长方形体，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等几部分组成。盘顶盖，顶面饰两个体尾相对的飞天花纹，头顶及身侧衬以流云纹。盖刹四侧各饰一和合云纹，两侧饰如意云头，刹边饰莲瓣纹。盖立沿饰流云纹。罗架两侧饰头束髻、着褒衣的执幡驾鹤仙人。两端壁面分别饰山岳云气和飞翔的双鹤和流云纹，四周饰莲瓣纹。罗屉作匣形，罗分内外两层，中夹罗网，屉为长方形抽斗，屉面饰流云纹及莲瓣纹，有环状拉手，罗架下焊接台座，座空腹，四周镂刻成火焰形壸门。全器通高95毫米，罗身长134毫米，重1472克。罗体錾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罗子一副共重三十七两”。
前面已描述了纯银*(左石右呙)轴，轴系浇铸成形，作圆柱状，轴边缘有平行沟槽，唯中部粗壮而执手之两端较细，与药铺碾药轴相同。轴孔四周饰团花纹，外饰流云纹，“重一十三两”。
以上三件为一套，为制茶之用。此外与吃茶有关的器物还有七件。
鎏金镂空鸿雁毬路纹银笼子，系模冲成形，体呈圆柱体，通体镂空作毬路纹装饰。平底，穹顶盖，有提梁，顶面饰15只飞鸿，口上缘饰一周莲瓣纹。下缘饰上下错列的海棠团花纹，鱼子纹作地。腹壁饰3周20只飞鸿，均作两两相对飞翔状，两侧口缘下铆有环耳，环耳套置提梁，上套银链与顶盖相连，四足与笼底边缘铆接，每足由三个花瓣呈倒“品”字形排列，笼口径167.5毫米，深102毫米，重654克。笼边缘錾书“桂管臣李杆进”，据考证，这种笼子是用来盛贮茶饼的。
蕾纽摩羯纹三足架银盐台：由盖、台盘和足架三部分组成。盖作倒置的卷荷状，饰叶脉纹，底缘上卷，盖上有莲蕾形纽，纽中空，分上下两半，以铰链相接，可上下扣合，纽以盘曲的银筋与盖体焊接，盖心饰团花一朵，围绕团花錾饰摩羯鱼四尾。台盘直沿外卷，浅腹平底，外饰错列的莲瓣纹。足架用银丝缠结而成，上与台盘焊接，下以三足呈弓形外屈成莲蕾状，足架中间合接处，翱出四支，支端饰摩羯鱼和莲棒宝珠各两尾两颗，三足内侧均錾文铭：“咸通九年文思院造银涂金盐台一只”。全器通高279毫米，台盘口径78毫米，腹深15毫米，重564克。整个器形造形优美，形如一朵秀美的花蕾，上部蕾纽贮胡椒，下面台盘盛食盐，一器多用，极为奇巧。
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共两个，形制相同。由盖、体、足三部分组成。特点是深腹、平底、圈足。坛盖由竖凸棱分为四瓣，每瓣内饰一巨狮，衬以缠枝蔓草，鱼子纹地，凹棱两侧饰二方连续的S纹。盖纽作宝珠形，盖饰二方连续的蔓草纹，鱼子纹地，环身分四个壸门形画面，内饰几类人物像，甲、两人相对跪坐于蒲团，一人吹笛，一人捧杯，乙、一人双手抚琴，跪坐于蒲团之上，一侧双鹤振翅而立；丙、一蛇口含宝珠，一人举手作接珠状；丁、一人吹笙跪坐于蒲团上，其旁一凤鸟振翅作舞。四图均以蔓草鱼子纹作地。其下模冲出两层莲瓣，每层八瓣，上下错列，圈足呈喇叭型，其下一周半弧状凸棱，上錾饰四个柿状花蒂，内饰凤凰、鸿雁、鸳鸯、鹦鹉等花纹。并衬以鱼子和蔓草纹。
壸门高圈足座银风炉：分盖、体两部分。盖作三层，层与层相邻处收棱，顶部饰银片作成的仰覆莲瓣承托镂空的宝珠形莲蕾。炉身收口，深腹、平底。口为三层棱台，每层作缘六曲，腹部上小下大。腹壁为内外两层相铆合，腹外层为圈足座，镂空六个壸门，炉身两侧口沿下各铆接一个提耳，通体铆钉之端均饰以小银花，出土时盖面贴以墨书“大银香炉臣杨复恭”封签。
素面银香匙：锻打成形。匙头作扁圆状，柄上圆下扁，柄端作宝珠状。
鎏金流云纹长柄银匙；匙头作椭圆形，柄扁长，柄上部套箍7毫米宽的银片，饰三段流云纹。其间以凸起的莲蕾作栏界，錾文书铭“重二两”。
鎏金银龟盒，体呈龟形，昂首，曲尾，四足内缩。以甲背作盖。龟首与肢体相连作盒体。盖内焊接子母口架，与盒体相扣合。体饰甲纹和锦衣。
丙.供养器 供养佛祖承物之器。
素面银香案一具，长方形，两端翘起外卷，足外撇。足间两端各焊一银条。两足间距166毫米。
素面银灯一盏，盏台两部，盏呈钵形，弧座圆底，口沿立一四棱尖捉手，高27毫米。台由盏托和圈足组成，圈足上部一周为半弧状凸棱，其下为两层棱台。
鎏金菩萨像2尊，带座，模铸成形，高髻，戴花蔓宝冠，宝缯垂肩，上身袒露，左肩佩皂巾，臂腕饰钏，双手施印，下着羊肠大裙，结跏趺座于莲花座上，有身光、头光，莲花座饰上下两层莲瓣，每层六瓣，下穿按圆形束腰，束腰下为莲瓣座基。
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出土于中室汉白玉灵帐后，是懿宗皇帝特为供奉真身而打制的。制工精巧，造型绝美，堪称佳制。菩萨高髻，头戴花蔓冠，上身袒露，斜被披帛，臂饰钏，双手捧上为置佛指而制的鎏金银匾的荷叶形盘，盘上錾刻发愿文，文曰：“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延庆日记。”这是为懿宗诞辰日所奉献以供养真身，其目的在保祐长寿平安。菩萨下身着羊肠裙，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台上。通体饰以珍珠缨络。莲座呈钵形，顶面八曲，边饰联珠，顶面与底面錾有梵文。腹壁由上至下饰四层仰莲瓣，每层八瓣。上两层瓣内务有一尊菩萨，或结跏坐，或手执莲，或捧琴，形象不同。莲座下又有一鼓形莲台对接覆钵形底座，鼓形台壁饰有执剑、执斧、执塔、拄剑四天王。覆钵形底座上部外壁一周饰八瓣覆莲，每瓣各錾有梵文，下部外壁饰錾八尊三头六臂金刚，均有背光。座下圈足外壁饰一周联珠与莲瓣纹。这尊菩萨定形及特点确为唐代工艺技术的体现，具有密宗佛教所特有的曼荼罗特点，对研究唐代密教史是十分珍贵的实物印证。
丁.熏香器 熏炉和香囊
熏炉：共有5件，最精致的是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分炉盖、炉身两部分。盖面饰忍冬纹，底周饰莲瓣纹，上有五朵莲花，花蔓相互缠绕，每朵莲花上各卧一龟。盖纽作莲蕾状，炉身平沿平底，腹饰流云纹，铆接五兽足，作独角兽，兽足之间套接花形朵带，炉底錾书“咸通十年文思院造”计5行48字。另一件是鎏金鸿雁纹壸门座五环银熏炉，形制是敞口、平沿、斜腹、平底，腹壁外冲压出5条竖向凸棱，分作五瓣，每瓣中心铆接一兽面辅首，口衔耳环，竖棱两侧饰忍冬纹，炉座与炉底焊接，呈覆盆形。肩部饰莲瓣纹，腹壁有5个镂空壸门，壸门下有突出的花蕾，壸门间饰一只鸿雁，衬以蔓草。外錾书进奉者的姓名。
香囊：2件，大小各一。形制相同。较大的一件是鎏金双蜂团花纹镂空银香囊。囊体呈球状，通体镂孔，分两半球相扣合，纹饰上下对称，口沿饰一周二方连续的蔓草纹，盖腹饰六枚团花，盖顶饰团花纹，饰四只蜜蜂，其他则为双蜂。镂孔处为阔叶纹，囊内铆接两个平衡环和香盂，平衡之间的内平衡环与香盂之间成直角，相互铆接支承，与现代陀螺仪的构造原理相同。无论放置什么角度，香盂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戊.装殓佛骨葬具 装盛佛骨的棺椁和各种宝函、塔。
棺椁；棺4具，椁一具。形制大小各不相同。玉棺一具，鎏金银棺三具。
嵌宝石水晶椁和玉棺是一套，盛贮3号佛指舍利。水晶椁顶盖两端各嵌绿、黄宝石一枚，玉棺淡青色，纯净透明。另一件是双凤纹银棺，钣金工艺成形，盖作半弧形瓦状，前部饰莲花台形盖，其下有花结形绶带，中部以横列的如意云头为栏界，其内饰双凤衔绶，棺体前档宽高，錾象征性门窗图案，门扇上饰出铁锁和三排金钉，门上有梯形楣额，下部饰流云纹，两侧各侍立一脚踏莲花的菩萨护守。两侧前部各錾一金刚力士，后档錾两只蹲狮。棺体与棺座焊接，棺座四侧壁均錾饰火焰形壸门。通高72毫米，棺兽长102毫米，棺体长82毫米，宽38～48毫米，重248.5克。
宝函：是盛放佛骨和供养用的，共10件，这里择其要者介绍几件。
素面壸门座盝顶银宝函：函作正方形，盝顶盖，前有司前，后有铰链与函盖相连，底座与函体焊接。四壁各镂空三个火焰形壸门，正面錾文38字，说明智慧轮所供，时在咸通十二年闰八月。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该函系八重宝函的第二重，前有司前，后有两条铰链与函盖相连，盖顶面錾饰两条行龙，四周衬以流云纹。每侧斜刹均饰双龙戏珠图，以卷草纹衬底，立沿各饰以两只伽陵频迦鸟，衬以海石榴和蔓草纹地，四则錾四天王像，名字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左手托塔，右手举剑，“东方提头赖吒天王”，双手持剑，“南方毗娄博叉天王”，左手拄剑；“西方毗娄勒叉天王”，左手持弓，右手执箭，各有神将、夜叉多人侍立，极其威严。函高235毫米，顶面边长143毫米，函体边长202毫米，重2699克。
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盝顶宝函：八重宝函第七重，高102毫米，边长73毫米，重1022.5克，珷玞石质，前后有司前和铰链。函顶四边及函体均粘钿珍珠。函体每面中心有以金筐为边缘的宝相花一朵，由珍珠、金筐、宝石和绿松石所嵌成，顶盖立沿每面有以金筐围饰的绿松石鸳鸯一对，颇为珍稀。每朵花为两层，里层以金筐围钿的四瓣绿松石与四粒珍珠相间拱一有金筐围饰的珍珠而成，外层则以金筐围钿的八瓣红宝石与七粒珍珠铺里层而成一体。极其华丽精美。
金筐宝钿珍珠装金宝函：八重宝函的第六重，纹饰用珍珠宝石镶嵌而成，盖体四壁均以红、绿宝石嵌成三重团花，每重之间再嵌金丝和珍珠，函盖、斜刹和立沿嵌成海棠花纹样。
六臂观音纯金盝顶宝函：为八重宝函第五重，顶面饰相向翱翔的双凤，四隅填饰西蕃莲。盝刹每面饰鸳鸯纹，衬以蔓草纹。顶盖立沿饰以蔓草纹。顶盖立沿以蔓草为地錾饰四只引颈飞翔的鸿雁。函体正面錾一尊六臂观音，观音两旁侍者六人、童子二人，观音莲座前置香案，案上置一炉，观音后面为四株菩提。其余三面全为坐佛像，佛顶空有天盖，座前置带有案裙的香案。
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函：八重宝函的第四重。顶饰四只迦陵频迦鸟，以蔓草为衬地。正中和四角饰十字三钴金刚杵图案。密教色彩浓厚。立沿海面錾饰二飞天，周围满布流云纹。函体正面为如来说法图，如来两旁侍坐两位菩萨和四位弟子，又有金刚和童子各二位侍立，佛座前置一香案，立有一香炉，佛顶上面有二位捧杯飞天。函体左右两面分别为坐象普贤和坐狮文殊菩萨。二菩萨四周围侍以十几个小鬼、接引使者、金刚沙弥随侍，造型逼真而细腻。函体背面则为带帷帽的坐佛像，佛座前有供案，供物三品，两旁有四尊菩萨、二位弟子、二位童子侍围。佛首上有华盖，身后为菩提树。整个宝函场景丰富、生动，人物众多，工艺亦为精湛。
宝塔：直接盛放佛骨所用。
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为1号佛指舍利所藏充之所，八重宝函中最后一区。由塔身、塔座、垫片三部分所组成。宝塔顶为宝珠形，以仰莲纹为地上饰流焰纹，四面攒顶铸瓦楞纹沟，檐角翘起，阁额及檐下均饰菱纹。塔四面开门，门周布鱼子纹饰，门下部作象征性飞梯至塔座。塔座正方形，中立一银柱，高28毫米，直径7毫米，其上套置佛指。座面上錾饰阔叶海石榴纹，侧饰莲瓣一周，塔总高71毫米，座边长48毫米。垫板边长54毫米，重184克。整个塔型小巧玲珑，金碧辉煌，甚为精美。
汉白玉浮雕阿育王塔，内供4号佛指舍利。汉白玉制，由塔刹、塔基、塔身和塔座四部分组成。塔刹为铜铸，作葫芦状，安置于盖心。塔盖为九层棱台，由上而下逐渐变大，每边刻如意云头作二方连续装饰图案一周。袅混为三棱台，由外向里收缩。塔身为四面，四角立柱。每面中心设门，门有四排乳钉，每排六枚，门设司前，有锁，门扇两侧各有菩萨一尊，守护佛舍利的有八名胁侍。塔座为须弥座。每面束腰出金刚力士面首三，共计12力士。座之棱台边缘均刻流云纹。从雕刻手法看，此塔为盛唐时期所雕刻，而咸通年间入藏舍利时，重新妆绘，高785毫米。
铜四门方塔：即铜浮图。铸模成形，方形，由塔身、塔基和塔刹三部分构成。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上收的护栏，每面正中设弧形踏步。塔身单层，四门各开一板门，正面门外各立一力士，门两侧为直棂窗。门额以上铺作人字斗拱。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每面铸覆瓦垅，角檐翘起。塔刹高耸，刹底为须弥座，其上六个相轮由下而上依次渐小，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通高535毫米。这座方塔估计是当时法门寺真身宝塔的缩小复制品，从此也可概见唐方塔之状貌了。
(2)玻璃器类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玻璃器，是我国玻璃器类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包括碟、碗、瓶、盘和托等20件。玻璃器在当时与金玉同其价值，多为泊来品，多流行于唐代上层社会，是国际间的交流贡品，在中西交流和友好往来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笃信佛祖的唐代帝王自然将他们作为重要供品。这些供品，皆属精美上乘品类，重要的有淡黄绿色茶具一套(茶托和茶碗)两件，石榴纹黄色玻璃盘一件，八瓣团花纹蓝色盘、四瓣花蓝色盘、八瓣团花描金蓝色盘、枫叶纹描金蓝色盘、枫叶纹蓝色盘、十字团花纹蓝色盘、素面纹蓝色盘、素面圈足浅蓝色盘、弦纹蓝色盘、素面深蓝色盘、花草纹黄色盘、蓝色盘、菱形双环纹直筒杯、黄色盘口贴花瓶等各一件；素面浅黄直桶杯2件。这些器具大致可分为四类，将具代表性者缕述如次：
贴花盘口细颈瓶：一件。黄色透明，模吹成形，形制特点是盘口、细颈、鼓腹、圈足、平底，高210毫米，径160毫米，颈肩缠结丝状凸棱一周，腹饰圆饼形饰四重，第一重是8个深蓝色圆饼贴饰一周，饼心凸出一小乳钉，第二重在饼腹正中饰贴以拉丝法拉成的不规则形淡黄色五角星六枚，第三重与第一重同，色淡黄，第四重为八枚水滴型黑色片状贴饰。
刻花蓝玻璃盘，共六件。深蓝色透明，侈口，翻沿，平底，盘心凸起。其中一件口径157毫米，深23毫米。盘内饰以双层弦纹围饰的辐射状蕉叶团花纹，纹系刻花，并施描金，与浅蓝色质地衬映，淡雅宜人，色彩清丽。另一件十字团花蓝色盘，纹饰镌刻，侈口，平沿，口径200毫米，高23毫米，内底图案以十字团花为主，正中为大方格纹，方格纹内以交叉斜平行线构成小方格，从中心大方格四出部分为尖瓣，构成居中的十字形，尖瓣内刻一枫叶，枫叶以忍冬花纹围饰。十字纹外均刻有忍冬花填饰。这些盘中，还有葡萄、葵花、绳索、菱形、三角、正弦和十字纹，以平行细线刻划出地纹，组成繁丽的图案，角分成四个、八个小图案，刻纹和刻花都属冷加工装饰工艺。显得光彩而精丽。
釉彩玻璃盘：一件，色黄绿，口壁内沿绘12个黑色半圆弧纹，腹壁下二周黑色弦纹，底为黑色石榴纹，内底以不透明黄色作地显出黑色，十分优美，这是有代表性的一件伊斯兰玻璃器。
印纹直桶玻璃杯：2件，无色透明体，壁饰五组花纹，中间为菱纹，内饰双环纹，上下各饰三组双环纹，二组之间以竖行扁联珠纹相隔。另一件器壁较薄的略带蓝色，平光无纹饰。
青绿色茶碗、茶托：这套茶具是中国风格，似为中国自己制造的。素面，质地内涵不纯，微显混浊模糊，透明度较差，形制简朴，壁厚，敞口，直腰，平地。
(3)瓷器类
法门寺地宫的又一重大发现是出土了一批秘色瓷器。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如此多的稀世珍品——秘色瓷器，解开了古陶瓷史研究上悬而未决的秘瓷之谜。这批瓷器包括碗、盘、瓶、碟等类，多为青绿色和淡黄色，与琉璃品类基本相似，可见其选择供奉是一定意识支配的。其形优美，其质温润，其色淡丽，堪为传世之上品。兹择其有代表性者述之如下。
八棱净水瓶一件，青绿色，细长颈，浅圈足，颈饰三周弦纹，肩部饰八条竖向凸棱，瓶口内壁显细碎的裂纹。
碗5件，可分两种：一种是侈口，平折沿，尖唇、斜腹、平底内凹，青绿色；另一种是侈口、五曲口沿，斜腹，曲口以下有凸棱，平地、圈足，青灰色。
盘6件，也分二式：一式是敞口，口沿作五曲花瓣形，斜腹、底平而内凹，青黄色，底外有支烧痕，二式是侈口，口沿五曲，腹壁略斜，曲口以下有凸棱，底平内凹，青灰色。
上述这些器物，釉色薄而均匀，光洁莹润，底外壁有支烧痕，内外壁均留有包装纸上的仕女像图残痕。除上述碗盘外，还有两件漆平脱银扣碗，漆黑平脱上饰贴粘的金银团花，银扣口沿，十分精美，内壁呈米黄色。
另外还有白瓷两件：一件是碗，敞口卷沿，弧腹，玉壁形底，通体族白釉，质甚细。
从物账的记载中，可见属于秘瓷的是漆盒中之13件。其他几件属一般瓷器。
(4)丝织物类
丝绸织物是地宫出土文物中最宝贵的一宗文物财富，可分两类，一类是皇室贵胄供奉的衣物，多为名贵的织金锦和蹙金绣之类；另一类是包裹器皿之类的包裹织物。
由于地宫阴湿，经一千多年的渗沉变化，丝织物中部分已灰化腐朽，部分半腐朽。保存在密闭容器中，或折叠较厚而压在深层的部分尚好，极少部分完整无损。对这些织物，除精心保护外，并作了初步整理研究。清理出的重要织物有灵帐顶上的一件蹙金绣袈裟、铁函上的织物、白藤箱中的织物、大团花蹙金绣物、捧真身菩萨底部垫陪的五件明衣。这五件明衣完整如新。
从物帐的记载看，织物应共有七百余件，实际出土的数量相差甚远。由于尚未全部揭开，具体数字有待墩后确定。从残片和织物的组织特点观察以绢、纱、绫为最多，其次为罗、锦，以及非常精美的织金锦，蹙金绣。
衣物账中织物名称繁多，韩伟作了粗略的估计，大约有以下种类：③
1.线丝类：新线、百索线
2.裙类：武后绣裙、红罗裙衣、裙衣
3.彩袍类：花罗衫(内含襕袴)，花罗袍(内含襕袴)，长袖，夹可幅长袖，可幅绫披袍，纹谷(谷纹)披衫，缭绫浴袍。
4.暖子类：长夹暖子(其中有锦、绮、金锦、金褐、银褐、龙纹绮、辟邪绮、织成绫、白*(左上畾左下冝右毛)、红络摄)。
5.下盖类，夹缬下盖。
6.披帛类，可幅臂钩，可幅勒腕子，方帛子，缭绫食帛。
7．罩类：缭绫形罩，赭黄熟绿绫床罩，细异纹绫夹罩。
8．被褡席褥类：被裕、锦席褥、八尺踏床锦床褥。
9.帽巾类：绣，花罗夹 头，绘罗单 头，花罗夹帽子，巾子。
10．鞋袜类：接袎，织成绮线绫长袎袜，蹙金鞋，紫靸鞋，靴(带毡)。
11.手巾类：折帛手巾，白异纹绫手巾，绣帕，揩齿布。
12.枕倚类：赭黄罗倚枕、绯罗香绮。
13．佛衣类：袈裟，金襕袈裟，毳纳佛衣。
14.其他：红绣案裙、红钟袋。
衣物帐中有毳纳佛衣，是用鸟羽所织之衣，多为依真言宗之法作加持祈祷的真言师所服。这是唐代皇帝笃信密教的一个证据。金襕袈裟又名黄金*(左上畾左下冝右毛)衣，用金镂织成，乃佛家密宝，为佛所着衣，十分珍贵。物帐所见者多为常服佛衣，乃宗教实用物。织物中还发现了揩齿布，以布蘸药揩齿，证明当时对口腔卫生的重视。
对出土的织物，王亚蓉女士作了初步研究，④可得而述的几种重要丝织物是：
叶金纱：每平方厘米经线56根，纬线22根，厚0.056毫米，织造均匀，孔隙清晰。畦纹绢：每平方厘米经线28根，纬线33根，厚0.2毫米。褐色交棱畦纹绢：经线44根，纬线62根，厚0.07毫米，织物表面有如田陇的纬面起伏。土红色光绫：每平方厘米经线74根，纬线28根，厚0.05毫米，表面平滑如纸，是当时的高级织物“缭绫”。皂色提花罗：每平方厘米经线64根，纬线20根，厚0.08毫米。织金锦：金线径0.1毫米，系用金铂叶缠结而成，工极精细。
纺织品中，包括大量的刺绣品，针法精巧纤细，风格华丽凝重，采用平绣，有*(左钅右仓)针、齐针、羼针、接针、顺针、钉线、圈金、铺绒，加刻麟等方法，多为彩绣，可辨出的颜色有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深绿、深褐、浅褐、金黄、褪红等色彩，所绣事物有人物、花卉、鸟兽、昆虫等。刺绣品中有捧真身菩萨绣袱、铁红色小花罗，上绣有花草、蝴蝶、鹦鹉，用劈绒绣，技法娴熟，针脚紧细，线纹流畅，色泽晕润，工艺技巧十分高超，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平面50X50厘米。四角四朵花拟凤翔状，中心两凤组成一团花，两凤间隔绣一蝴蝶，系用齐针、抽针、正反线针和接针绣成，构思巧妙，极富装饰性，颜色有淡绿、草绿、墨绿、深赭、赭黄等；莲花纹绣袱，是盝顶壸门座银宝函上的包袱，袱面为四绫素罗，莲花花心较大，花瓣以劈绒七层晕彩平绣，抽针相衔，针脚铺列齐匀，晕色自然，有熠熠光感，色彩有深绿、淡绿、深赭、浅褐、金黄、褪红等，金丝圈边，当为宗教专用物。还有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片、大花纹刺绣衣物，主体花纹为捻金丝盘蹙平钉而成的大莲花，花纹面用墨线勾勒加绘出细部纹饰，以增加繁彩效果。尺花周围散绣人物、鸟兽、木屋诸景象，极尽华丽。
织物中最名贵的当推蹙金绣织物，由于用金捻丝，保存较好，其中保存最好的是为捧真身菩萨供用的五件小蹙金绣衣物，保存很好，光泽质地如新：这些衣物是：一件夹半臂，袖长4.1厘米，身长6.5厘米，是唐代仕女穿的半袖上衣，颈、袖饰作捻金线盘钉绣折枝花，花蕊钉珠一颗；夹裙(裳)一件，腰裾长16.5厘米，身长7.2厘米，下缘宽11.2厘米，用金线满绣云纹，用金线界出裙褶，袈裟一件，长11.8厘米，宽8.4厘米，水部界水田格，格中绣莲花，四角饰卐字；案裙一件，长10厘米，宽6.5厘米，三边设沿，背面有栏一道，坐垫一件，方形，7.5X7.2厘米，四边设丝，中部钉绣莲花，花蕊有珠饰，四角为卐字。这套衣物给捧真身菩萨用，很合身。
根据物账记载，丝织物中有皇家显贵武后、懿宗、僖宗、惠安皇后等供奉的织绣衣物达七百余件，但保存下来而又完好的很少，十不得一。保存下来的丝织物唐代各式绫、罗、纱、绢、锦及绣，印花贴金、措金、捻金、织金均有，尤以菱纹织金锦工艺特精。
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丝织物中加金织绣，汉代就有了，《盐铁论》中有“*(左纟右罽)衣金缕”。《北史·何稠传》中提到“波斯曾献金丝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从这段记载可推知织金锦很可能是受西亚金织工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西方金织工艺发达较早，到唐代则更发达了。
(5)石雕、护守神和装饰
地宫出土石雕有圆雕和浮雕两类，均极精美，雕工细腻，造形优美，堪称石雕佳制。
浮雕像：在门楣上雕刻相对的凤鸟一对，线条、造型均极优美。在中室、后室门上雕刻天王、力士像。白石灵帐上雕有力士、胁侍及佛像，在内壁四面各雕菩萨像一尊，造形精细，形象生动优美，为浮雕中之最佳者。
圆雕有天王和金毛狮。一尊为南方天王，汉白玉雕刻，头戴花冠，身着甲胄，两目有神，双唇微合，双目直视远方，右手持剑，左手放在前腿上，左腿平盘，右腿下垂，用红、绿、黑三色着彩，威严庄重，肃穆典雅，高56.5厘米，另一尊为东方天王，装束颜色与南方天王同，只是右腿平盘，左腿下垂，与前者相对。绘彩金毛狮一对，形态相同，蹲踞张口，鬃毛卷曲，铜铃巨目，直视远方。高59.3厘米。
三、法门寺真身宝塔修建过程中发现的其他文物
属法门寺的文物，除上述地宫发现者外，在近代历次修缮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和铜、石质造像。1937年至1939年，西京建设委员会和一些慈善团体的负责人朱子桥等进行修缮时，从塔体各门洞清理出铜、石制的佛像、菩萨像68尊，多为明代所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修造工程中，工匠在塔基施工中，发现了塔下地宫，并揭开宝盖，发现里面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当时负责修缮的朱子桥命工匠不要扰动，原样封好，并不许外传，使地宫这批珍宝才得以全部保存下来。这不能不说是朱子桥先生的一大善行。
1987年，清理倒塌残迹时。发现了铜佛像48尊，石雕佛像一尊。其中一尊是唐代造像，有些是1938年修缮时重新送上去的。
1981年宝塔倒塌时，清理出原先所藏今已罕见的佛教经卷一批：有宋刻的《毗卢藏》16残卷，刻于政和二年，印于咸淳五年；元刻《普宁藏》570多卷，大部分残缺，时间在至元十五年到二十六年之间；元刻《秘密经》33残卷，大德年间在杭州印刻。这些经卷属珍贵的孤本，对宗教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同时还发现明代和民国时期的佛像腹内藏有经卷。
四、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文物的意义及有关问题
地宫出土的文物，富有巨大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涉及到唐代当时的政治、经济、工艺、宗教文化和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问题，意义十分重大，摘其要者，约有以下几点：
(一)揭开了“秘瓷”之谜
秘色瓷是这次地宫发掘的重大收获之一，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极富价值。秘色瓷的制作始于唐代，从越窑烧制，由唐迄清均有记载。过去，一些研究者给秘色瓷之秘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据传，秘色瓷是吴越钱氏政权令越窑专门为朝廷特制的一种瓷器。宋人赵德麟《侯鲭录》、曾慥《高车漫录》、周辉《清波新志》三书中均有“今之秘色瓷，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的记载，但究竟质色如何，从未见物面世。历代文入学士的诗文中，多记称其事，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像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杯。”后唐徐寅奉闾王之命朝贡所作“贡余姚秘色茶盏”；前蜀王王衍报告后梁末帝朱有贞的信物中的金棱碗，在致词中文字有“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响”。《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卷二，在《十月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等文献中均有有关秘色瓷的记载。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由此可见，秘是指其色而言，不是秘密之谓，它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以越窑为主体的青瓷工业在其工艺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卓越成就。其珍视为秘，以其工艺色度之难，不易获得合格成品也。据研究，这种青瓷的色调效果主要取决于胎釉烧成时氧化铁的存在状况，如果瓷器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胎釉中的铁与足够的氧气充分结合，处于高价铁状态(Fe2O3)，就呈黄色，如在还原状态下烧制，因火焰中氧不足，胎釉中氧化铁的氧就被夺去一部分，便处于低价铁(氧化亚铁)状态，瓷器的色调就呈青色。这些工艺技术在古代个体经营的手工业窑场里，往往表现很不稳定，即使原料和配方相同，往往因火候掌握控制的差异或瓷器在窑内位置的不同、承受温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效果。据说，这样烧成的成品合格率很低，十不得一乃至百不得一，因此极其珍贵。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在色调上呈现出比较纯正的青绿色或湖绿色，应是从大量成品中选来的，其烧造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秘色质地精美瑰丽，为世所重，特别得到诗人赞赏，堪称瓷器中之上乘，十分宝贵。
但是，这种瓷器究竟是什么样的色质，言者各殊。值得注意的是，近人高西省提出⑤：秘是色，秘是一种香草，即《集韵》上所说的“秘，蒲结切，音蹩，香也”，“秘，香也，或作秘”。秘色即这种草色，其色为淡青绿或淡青黄色。秘色瓷即指其釉色为淡青绿色或淡青黄色的香草色瓷器。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地宫出土秘色瓷的色质，秘瓷有湖绿色、青灰色或淡黄色。在晚唐时期，这种技术已成熟，釉色晶莹润泽，胎质坚硬细腻，是一种高级生活用品。
解放后，浙江地区的陶瓷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发现了大量的瓷窑和瓷器。根据朱伯谦等同志的研究⑥，从现在考古发现和研究证知：上述的这种秘瓷，可能是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贡窑生产的贡品。唐代晚期，上林湖窑业很兴旺，技术发达，产品也日益精进。生产的品类有碗、盘、杯、注子、粉盒、水盂和瓶等，造型精巧、优美，胎质细腻，釉色莹润，有湖绿、青黄、青灰和黄色等。在已发现的器物碎片中，也有类似地宫出土的八棱瓶、盘、碗等器物。在法门寺珍藏物中，“浙西”是贡品的重要来源之一，除金银器外，瓷器也应是重要的贡品。因之，地宫的秘色瓷当为上林湖窑场所制。其造形多仿金银器形造，如莲花形碗、盘，圆形、菱形粉盒，海棠形碗、杯等，看起来好像是专为皇室烧造的。
上林湖窑场是采用龙窑烧制的。烧成的温度、气氛不一致，全窑很难烧成清一色的瓷器，地宫出土瓷多为翠绿色，清青色，需要在强还原焰中烧成。釉层滋润不透明，增加了瓷的美感。这种瓷色在烧成品中，万不挑一，因之甚为宝贵。
以地宫出土秘色瓷的特点，与我国已发现的其他瓷器比较，属于秘瓷系统的可能有如下几处：
1.临安、杭州、苏州、吴越王钱氏家族及功臣墓出土的瓷器，以及天福七年，文穆王钱元瓘和广顺二年(952年)吴汉月王墓出土青瓷58件⑦。
2.巩县宋元德李后陵出土北宋早期秘瓷，有盘、碗、套盒等器物⑧。
3．北京八宝山辽代韩伕夫妇墓出土青瓷注子、碗、盏托、盘9件。当时越与契丹常有往来，当为其礼奉之物⑨。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秘瓷确为当时统治阶级享用的高级奢侈品，也可能是为他们专门制作的。
(二)琉璃器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这次出土的琉璃器，揭示出我国制造高级琉璃器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许多问题。
地宫出土的琉璃器中，只有茶碗和茶托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器物，应是本国制造的，其余各件均为伊斯兰琉璃器。我国是世界上生产琉璃器最早的国家之一，但对这种独特产品的制造技术掌握不稳，较长时间是从埃及、西亚输入琉璃制品。世界玻璃工艺以伊斯兰最为先进。伊斯兰承袭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工艺传统，在技法、形制和纹饰风格上形成了自己的新模式。法门寺出土这批琉璃器，仔细揣摸，不难找出它们的来龙去脉⑩：
1.纹饰中的石榴纹盘，绘出相连的11个弓形面，是伊斯兰琉璃装饰的共同特点，是由陶器装饰移植而来的。以菱形围绕盘心的装饰手法，细密的平线纹，均与伊斯兰花纹有密切关系。
2.四瓣花蓝琉璃盘中心所绘“默赫拉巴”纹样(密哈拉布)是象征人魔交战之处的真主所在之地。这是伊斯兰教最庄严的地方。用默赫拉巴神龛作装饰，当为最神圣之意。
3．纹饰中多用菱形、枫叶和团花、忍冬等花纹三重手法，使得器物更显富丽多彩，用描金配衬更显得光彩夺目。这种器物与纹饰，与伊朗伊沙布尔发现的刻纹琉璃相同，是九至十世纪的产品。地宫中出土的这类器物，可能是产于伊沙布尔。十世纪后，伊沙布尔是伊斯兰的重要琉璃制品生产中心，东西贸易的重要地方。
4．盘口贴花瓶上的贴花特点，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十分相似，与世界其他地区所藏同类器物比较，时代大约在八至九世纪，产地可能在地中海东岸。
5.釉彩琉璃与瓷器工艺接近，技术要求高，是伊斯兰最负盛名的产品，很可能这种工艺是受彩陶影响而制作的。它与伊沙布尔八至九世纪出的产品相似，可能就是在那生产的。
6.印纹直筒杯，其纹、形是伊斯兰琉璃器中所常见的，是从罗马帝国那里承继下来的工艺传统。
从上所述看，这批琉璃器是伊斯兰产品无疑。它具有独特的制法；采用无模自由吹制，再用铁棒技术剪口、赶口、折沿和圆肩等加工技术；纹饰用刻花，刀具犀利，尖细，纹饰结构自然、生动，黑釉料涂于黄色琉璃，使色彩对比强烈，效果突出。描金工艺等是伊斯兰新创工艺，为世所珍视。用缠贴琉璃条等方法装饰内外壁则系受萨珊工艺影响。
这批琉璃器是伊斯兰人随回教帝国的建立而东传教义时的朝贡品，是由丝绸之路而东来的。
回教大帝国，于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建立时即开始向中国传布物品。《册府元龟》(卷970)记载，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朝贡，自永徽二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遣使39次，每次都带方物，取道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贞元十四年(德宗时期)再次来贡，这批琉璃器可能是这次带来的。当然也有可能从海路运来。当时除丝绸之路外，海路已开通。海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于公元一世纪，晚唐时期，海上交通已成了主要贸易路线。西方琉璃器主要通过广州等口岸输入中国。长安西市有售琉璃、宝石的胡裔，广州成了当时海路重要经商口岸，日本商人从这里运贩琉璃等物送回本国。大食人在居留的口岸广州、扬州等地有教长，宗教建筑、宗教传布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批琉璃也可能为海路来的商品化的贡品。
在我国境内，法门寺的这批琉璃器为最早的伊斯兰琉璃器(其他地方发现的较晚)。这些器物是商品化了的伊斯兰琉璃器皿，因此为研究早期伊斯兰琉璃器提供了品类独特、断代明确、记录清楚的好标本，为世界琉璃史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典型标尺，价值是很大的。
(三)金银器所反映的制作工艺及作坊制度
地宫出土金银器上多錾有铭文，是这批器物重要价值所在的因素之一。这些錾文记载制作时间、机构、工官、器物名称、重量及制作地点等十分清楚，其产地有地方制造(如浙西郡)，有中央制造，特别是“文思院”制造的器物，既多又重要(11)。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
1.这批金银器，大多是懿宗和僖宗所赐供，此外，有的是高级僧侣和宦官、官员所供奉，有的是地方官员进献皇帝，而皇帝又献奉给佛寺的(捧真身菩萨即是)。
2．地方供奉给皇帝的器物，多来自南方，如鎏金双狮纹银盒，刻文是“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六盒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据考证，这件银盒可能是李*(上陟下乌)进的。江南西道道治在洪州(今南昌)，1975年，西安南郊曾出土江南西道李勉进贡的银盆，这些器物当是洪州本地所产。又如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铭文为“桂管臣李杆进”，桂管，当为桂管经略使，治设桂州(桂林)，属岭南道，岭南盛产金银，当为本地所产无疑。又如鎏金鸳鸯纹团花银盆，铭刻“浙西”二字，当为浙西地方所贡，即浙西西道润州(镇江)的产品。《唐方镇年表》载：“浙西亦曰镇海节度使，浙西观察处置等使，兼润州刺史”。上述几例中，贡地包括今江苏、浙江、江西、广西等南方地区，这也说明当时南方金银制造工艺相当发达。这些器物，多是地方官吏的贡品，有些是皇帝向当地索要的，如长安四年七月，敬宗向浙西索取“银盝子妆具”，也可能这些器物中，有僖、懿二帝向地方索取的。
3.从錾文中得知，唐王朝中央制造金银器(也制造其他器物)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文思院”，一个是“金银作坊院”。前者专为皇室制造器用，后者为官府制造器物，根据考证，文思院创建于唐宣宗大中八年(公元854年)，系由大明宫内之望仙台所改建，位在大明宫内，清思殿之西，宣政殿之东北，有廊舍五百多间。晚唐时期，至少在懿宗咸通九年，它已成为给宫庭打制金银器的作坊。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称：“唐代宫廷中之工艺制造作坊，除少府监所属之中尚、左尚、右尚各署。另有文思院，以宦官为文思使。”文思院的工官有文思使、判官和作官，工匠称打造匠，是实际制作的技工。从西安出土“乾符六年”的银铤铭文在“文思使臣王彦珪”之后，尚有“内库使臣王翱”观察，文思院属内库管辖，内库是贮藏“以供天子燕私”的财物库房，不同于左右藏库。文思院的官员，以判官和使属高品，且多是宦官职称号，以宦官为主。从这些资料看，文思院确实掌握在宦官手里。这在唐代工官作坊中是有独特地位的。这批金银器中也有属“金银作坊院”打制的如“素面银如意”等器物。
4.金银器上的錾文，表露出法门寺与密宗的密切关系，后面再加论述，錾文中所提衡制，对研究晚唐时期的衡制是很好的材料。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即晚唐时期的重量较轻。这很可能显示当时经济衰退，有减量的情况，是研究晚唐时期经济状况的一宗好的比较材料。
(四)茶具的出土，为唐代饮茶习尚及茶道渊源于中土提供了物证。
地宫出土的这一套茶具，对中国饮茶习尚和茶道史的研究来说极为珍贵。中国饮茶习俗历史久远，历代文献记载颇多。唐代陆羽《茶经》、苏廙《十六汤品》，蔡襄的《茶缘》、宋徽宗的《大观茶》等均论之甚详。在汉魏六朝时期，饮茶用粥茶法。唐宋时期，采用末茶法，将茶叶碾成碎末，放在茶釜内的滚水中，再注入滚开水，用茶筅击沸，元代以后用散茶法，茶叶焙干后，直接放在壶里泡饮，即现在的沏茶法。这套茶具的各个组件证明，唐代确曾使用这几道程序来饮茶，与文献的记载是相符的(12)。
除这套器具外，在长安唐代遗址中还发现银制茶碾子。在大明宫遗址中也出过石制茶碾子，足证这种茶具在唐代社会上是流行的。
中国的茶道，直接影响到日本饮茶传统。据日本文献记载，桓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公元805年)，水忠和尚伴随藤原葛野麻吕和最澄和尚归国，带回唐朝的茶种和乐器。公元815年，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并在平安京内辟一茶园。茶道传入日本后，经数百年的发展和改进，以“和、敬、清、寂”的茶道精神，经过融汇、消化、吸收，成为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和风格的日本茶道。日本茶道是中国传过去的。这批茶具的发现，更能说明这一历史史实。
(五)法门寺与密宗的关系
1.法门寺是皇家寺院，所发现的各种器物有浓厚的密宗色彩(13)。相当多的文物其品类、造形和錾文等属密宗教派。
八重宝函之三的第四重宝函，四面造像及旁边的供养神，符合密宗仪轨：正面的主尊者，即思维相六臂如意观世音菩萨，与“现图胎藏界曼荼罗”中之观世音第二位尊者相同，其左右眷属造像为如意轮供养菩萨，后面主尊为大日金轮。这种造像属首次发现，石窟造像中尚未见到，很有价值。左边主尊造像为药师如来(广元千佛岩、资中重龙山造像皆有此类遗像)。药师如来，密号不动金刚、福聚金刚。右面主尊为释迦如来。
第七重银函的造像，四面为依密教仪轨制造的东、西、南、北四方的四大天王。唐代天宝之后，四天王尤其毗沙门天王由于密宗的奉持和皇室的信仰，形象遍布全国，流行天下。
地宫出土石造像多尊，宝函和门上也都有护法天王与金刚力士，都是为了保护舍利而刻造的。这也是密教仪轨的内涵之一。
捧真身菩萨的莲花底座上，刻有密宗的多头多臂八大明王、飞天与菩萨，束腰部分刻有四大天王。按密教仪轨，八大明王是不动明王、大威德明王、降三世明王、马头明王、不能胜明王、大轮明王、步掷明王、大笑明王。八大明王是受大日觉王教令现忿怒身来降伏诸恶魔的。《益州名画记》载成都大圣慈寺兴善院有唐中和年间(881—885)张南本所画八大明王像，均属密宗明王造像。莲花座即是典型的曼荼罗坛。坛座刻有梵文咒语，菩萨半跪于坛上，手捧发愿匾文，为皇帝向佛祝福。
地宫文物中的阏迦瓶(或称吉祥瓶)、臂钏和锡杖等皆密宗法器。瓶亦称功德瓶、五宝瓶，主要用来盛装净水，以供诸尊者澡浴洗涤，涤除烦恼和垢尘。五宝瓶用以盛五宝、五药、五谷、五香以及插花果枝条。臂钏是密宗的八庄严之一。双轮十二环锡杖，杖杆上錾十二体缘觉偕，四股表四谛，十二环表十二因缘，两顶端莲花座之间，以五股金刚杵相接。五股金刚杵，又名五智金刚杵，表五佛五智，都是依密教仪轨所造。在作法道场上用。金刚原古为印度的一种兵器，后演变为密宗法器，用以“断烦恼、伏恶魔”，其法力坚不可摧。
在供物中，有智慧轮所奉物件。智慧轮梵名般苦所迦，西域人，师承善无畏，弘扬密教，名望很高，曾译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多部。在他所供奉的银宝函上刻有“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祖佛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比丘智慧轮敬造”，字样。灌顶是密宗门人在修行密法时必须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然后始能读密经、习密法。而灌顶仪式必须由地位很高的密宗大师来执行。阏迦瓶是行灌顶时用的。
根据发掘时地宫现场观察，在舍利入藏地宫时，曾举行密教的舍利供养仪式，凡供养造像及文物放置程序及布局，均按密宗仪式，以后室的摆置最典型：正中为八重宝函，奉藏1号佛指舍利，两侧为护法天王，正前左右两侧为波罗子和银芙蕖。正前为鎏金五足朵带银香炉，四角各一个阏迦瓶，有规律地放置，很像密宗的道坛。前、中室呈长方形，后室是方形，与密宗供养法中的护摩坛场相同。八重宝函层层相套，其上刻有佛、菩萨、天王诸像，本身就象征着密宗的曼荼罗坛。
2．从地宫出土文物以及有关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唐皇室与密教的密切关系，密宗在唐代皇室中有特殊地位。当时密宗的名僧都为唐皇室所尊宠，并参与国家的佛事活动。玄宗时，来中国传教的印度名僧善无为、金刚智和不空，均受皇帝敬宠，不空曾在长安立坛为帝灌顶，善无为曾受玄宗接见，并随驾至洛阳奉诏于奉先寺，金刚智经敕赐在慈恩寺、荐福寺建曼荼罗，并随驾洛阳。不空被封为“鸿胪卿”，赐号“大广智三藏”，实际是朝廷命官，专门管朝廷祭祀和佛事活动(法门寺亦在管辖之内)。不空在大兴善寺办道场时，皇帝大加赐赏。
中国密宗大师一行和惠果，也很受唐皇室崇敬，玄宗很尊崇一行，惠果深受代宗、德宗父子的尊敬，上至朝廷显贵，下及仕庶，多受其灌顶，或以弟子称呼。
实际上密宗在唐朝流行很早。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路过贝沟，造像九尊，除毗卢遮那外，其余普贤、文殊、金刚、灵空茂、观世音、地藏、弥勒等均密宗系属。肃宗时请密宗大师不空设坛念佛，以降安史之乱的“恶魔”，受到中书侍郎张镐的奏谏而有所收敛。代宗更笃信密宗，几乎每天请密宗和尚进宫讲经或念咒，或者在资圣寺、西明寺讲经，当吐蕃入寇时，曾请讲“仁王经”以抵御入寇京师，皇帝对密宗迷信到念经可以却敌的程度，其笃信之诚可想而知。
唐代佛教派别林立，而朝廷特优重于密宗，是因为密教宗旨与皇家思想有吻合之处：
1.密宗讲“四恩”，即父母之恩、国王之恩、众生之恩、三宝之恩，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相吻合。密宗讲“六大”，即地、木、火、风、空、识是“一切法之所造，缘起之根本”，与皇帝是神、是国家的根本，神权一统思想相吻合。密宗讲四曼荼罗，即四神坛：①大曼荼罗，显六大之所成，包括十法界，包括山河、草木、国土、器具等，即国土之大，莫非王土，与国王统辖大地之思想吻合，②三味那曼荼罗，包括语言、文字、河流、森林等，符合大一统思想，③法曼荼罗，六尘为教体、声、色、香、味、法范围广阔的意识境界；④羯魔曼荼罗，表示力量，无畏金刚即军队、保卫力量。所有这些思想体现了神权领域的统治思想，而其实质与现实世界的皇权思想是吻合的，扬其教义可以巩固王权统治，故乐而从之。
2.密宗受到皇室重视另一个原因是与修炼成佛之意识相联系。密宗讲“五佛”、“五智”。常念经不能达到即身成佛，还必须具有五禅那佛和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境智、平等性智、妙观性智、成所作智)。有此五者，虽食肉饮酒，作男女事，也能达到菩提。五智在金刚乘教义中，成了密宗行者成佛的精神要素，具有种种“美妙”“种变”作用。在无上瑜伽密法中，以女姓之“明妃”来表征“智慧”。举行密灌顶、慧灌顶之仪式。有研究者根据此义认为，玄宗之时杨玉环特别受宠爱，是听了密宗的宣传，把她当成智慧的化身；玄宗为贵妃设置特别享用的物具，实际上是把她当作神灵来供养。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密宗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密宗实际是皇权思想及其权益的维护者，皇家为密教的发展提供条件，二者相依为用。与密宗有关的文物，多来自皇室供养，且多出自文思院所造，表明皇室对密宗的优宠。地宫中文物的形制、纹饰、布局在精神内涵上，多依密教仪轨制作，是严肃认真的，可见密宗对皇室的影响很深。即使在会昌灭佛后，密宗教义仍然很活跃。皇家之所以信奉密教，除教义与皇权思想相吻合外，其戒律亦适应皇室生活习气和生活方式，因之为统治阶级所能接受并弘扬其教义。这是王权与宗教结合的典型事例。
法门寺与密宗的活动，也为后世朝野所注视。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自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4年)正月初四日封闭之后，经历了1100多年的漫长岁月，终能完整保存下来是十分难得的，后来的法门寺虽没有唐代那样兴盛，但人们对它的修葺和关注及信奉，依然是累朝不断，因而也能保护寺院及地宫的安全。
法门寺宝塔地宫珍宝的发现，是陕西省继半坡、秦俑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其出土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是至今发现的唐代文物中纪年明确，历史、科学价值最高的一批珍贵文物。以上所述，只是作者根据方家初步研究的成果基础上扼要的介绍，并提出初步探讨所得的认识。
法门寺文物涉及的面很广，深层蕴藏的问题复杂，值得发掘探讨的问题很多。部分资料公布后，经各方专家的讨论、研究，已经解决和说明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和久悬不解的学术问题，如秘色瓷的特点和涵义、茶道渊源于中国的问题、法门寺所以成为“皇帝佛国”的历史渊源及形成过程、法门寺在唐代政治、宗教史的地位、琉璃器的发现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价值，以及密宗为唐皇室所倚重的原原本本。这批文物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注 释
① 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0期。雒长安：《千年古刹藏珍奇——法门寺塔地宫发现唐代大批珍贵文物》，《文博》1987年4期。王亚蓉：《法门寺塔地宫所出纺织品》。《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出土大批稀世珍宝》，《考古与文物》1987年4期，石兴邦等：《法门寺地宫珍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陈全方、柏明、韩金科：《法门寺与佛教》，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
② 陈景福：《关于法门寺历史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笫5期。
③ 韩伟：《法门寺地宫唐代随真身衣物账考》，《文物》1991年第五期。
④ 同①。
⑤ 高西省：《秘色瓷与秘》。
⑥ 朱伯谦：《古瓷中的瑰宝》，宋伯胤：《秘色越瓷辨证》。
⑦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三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年3期。
⑨ 安家瑶：《法门寺出土的伊斯兰琉璃器》。Robert H. Briel and Philip Fern：Some thoughts on the Fa-men Temple Glass finds。
(11) 卢兆荫：《关于法门寺地宫金银器的若干问题》，《考古》1990年第7期。
(12) 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1988年10期。
(13) 李克域：《密宗与法门寺》。吕建福：《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有关密教内容考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