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门寺藏经史初探

    1.历代藏经钩沉

    2.1939年所论之失

    3.今人推测之误

    二、新发现的宋刻《毗卢藏》  

    1.概说

    2.刊刻年代异说质疑

    三、新发现的元刻《普宁藏》

    1.概说(兼论是《普宁藏》非《碛砂藏》)

    2.刊刻年代异说质疑

    3.元大德元年为法门寺印施的确证

    4.《秘密经》入藏

    5．新发现题记一览与《普宁藏》的分期

    四、《妙法莲华经》及其它发现

    一、法门寺藏经史初探

    佛教经典是佛教的三宝之一，自应受到佛教徒的重视，从法门寺建立之日起，就会有佛教经典的收藏，这种推论虽在情理之中，但是，法门寺早期的历史，因资料缺乏，难以论其究竟，诸如《大唐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记载了北魏时的“太白二、三僧”，《集神州三宝通感录》记载了武德年间的普贤、惠业与法门寺的关系，但都没有触及法门寺是否收藏佛教经典的问题。    

    今所知法门寺的佛教经典，当以武则天时的“千佛碑”碑阴刻《大般涅槃经》为最早，但寺内今已无存。元代黄树谷曾说该碑：

    白石娟致，可鉴圭首，碑高今尺三凡五十，宽一尺八寸，上刻千佛，圭首处刻一稍大佛、两侍佛、两狮。阴刻《大般彀涅槃经》卷上，凡十七行，两侧刻众佛名，共廿二行，无款识，其中日月作*(外〇内S)*(外〇内卐)故知是唐则天后时碑也。①

    据《大唐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记载，唐肃宗时对法门寺的修葺，曾包括“钟经等阁”。从而可知，当时寺内有“藏经阁”，想来当时收藏的佛教经典一定不少。

    唐宣宗十载(公元856年)所立石幢二，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法门寺见于记载的又一石刻佛经②，到1939年重修法门寺塔时，该碑“已坏成三段，分置荒草迹”③，今寺内已无存。

    更为遗憾的是，本世纪八十年代真身宝塔上所出大量的佛教经典，地宫内发现那么多唐代珍宝，包括《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都没有唐代遗经和有关记载，而在《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却留下唐武宗“灭佛”时，“坑焚贝多”，即焚毁法门寺藏经的记载。

    五代时，秦王李茂贞崇信佛教，他在大力修复法门寺的过程中，曾遣功德使李继潜、僧录明□大师等在法门寺“施梵夹《金刚经》一万卷，盖自王昼夜精勤躬亲善葺，不坠祗园之教，普传贝叶之文，塔前表施十方僧众，受持兼香烛相继路岐。④在真身宝塔前将《金刚经》一万卷分给十方僧众，法门寺一定会得到其中一部分。

    此外，新发现的金章宗承安五年所立《藏经碑》，则是一通重要的碑石，现录其文如下：   

    ……贝叶灵文半满……搜索穷四十九年，□□□五千余卷，自尔有转轮法藏琅银函，并诸贤圣集记，不啻万卷，从古□□，故不朽耳，本院大讲经者□有僧崇□，门人永显、永贤、师孙义全等，于皇统元年间，纠率众人，修完未足，偶遇兵革，损坏。仅二千卷，至大定二十四年，主僧义高虑恐灭此法灯，何由破彼昏暗，适值敬法之贤如实赞助，意令不或□始终，修葺积有义年，一志坚成，岂云小补……⑤

    上文皇统元年，即公元1141年；大定廿四年，即公元1184年，承安五年，即公元1200年，“搜索穷四十九年”，当为1141年之前的49年，即公元1092年到1141年，这就是说法门寺的僧众从宋哲宗元佑7年(公元1092年)开始，就搜集佛教经典，到金熙宗皇统元年，得到五千卷以上，加上此前收藏的经典，总数已超过万卷，到皇统元年法门寺的僧众着手修补经典，未及完工，遇到宋、金在陕西的争夺，特别是在法门寺一带的战争，不仅修补经典无法进行，而且藏经也受到损坏散失。到大定二十四年，法门寺的藏经，仅留下二千卷，这时主僧义高得到敬法之贤如实的赞助，“修葺积有义年，一志坚成”。到承安五年，刻石以表僧众搜集、修补藏经的贡献，以志后世，这是法门寺藏经史上重要的一页。

    从上述法门寺开始搜集佛教经典，到刻石以志的108年间，是中国佛教史上木版大藏经刻印的重要时期，此前虽然产生了《开宝藏》，但在这一时期先后完成了《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和《赵城藏》等六部著名大藏经的刻印，也为法门寺搜集、修补和收藏工作提供了方便。

    当宋金议和，陕西境内战火稍息，金军踌躇满志之时，蒙古军就起于漠北，向南追踪进攻，金、蒙在潼关东西相持多年。后来，金终因南北受击，于公元1234年被宋、蒙联军灭亡。金亡以后，就转为南宋与蒙古的对峙，从上述刻石以志的金章宗承安五年后，陕西境内仍历经战火，到元成宗大德元年时，法门寺内已缺少大藏，于是才有法门寺印施《普宁藏》之事，这是法门寺藏经史上的又一壮举。

    此后，明清两代对法门寺与真身宝塔进行过多次修葺，特别是十三级砖塔的兴建，在法门寺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是，在藏经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今所知有明宪宗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所造铁钟一口，重3600斤，通体阳文，铸有《金刚经》，另外，真身宝塔上所出佛像中，有一尊明代装藏佛像，像体内发现有明刻《金刚经》一部，亦属可贵。真身宝塔上所出佛像，虽有残损，但多为装藏之像，尚未一一揭示于世，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到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时，才留下了有关塔上藏经的记载，康寄遥在《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一书中曰：

    塔上藏经，初为尘所埋，此次取下者，共装两小箱余，不但无一整部，几无完整之一册，约二百余卷，决非宋版，纸色似明物。然数卷后，刻有大德元年，又至元六年，至元二十六年，某僧题字样，当系元代刻印，又某卷经背，草写洪武七年某书，为父母作功德，其字潦草，且在经文背乱写，尤不敬。不过以此或可推知系明洪武七年以前之物，或系以前所藏者，至万历七年修塔时，仍在塔上，当时卷数或足，其所以现存如是少者，或系顺治十一年地大震，不无毁坏散遗耳。    

    上述引文概括性介绍了1939年以前塔上藏经的情况，可以作为划分1939年前后藏经的依据，但看来却是一段疏略之论。它不仅没有著录塔上藏经的经名、卷次，也没有标明藏经的装帧、版式和千字文帙号，同时文中却存在着错误。

    首先，文中将大德与至元年号并列，而大德在前，至元在后，此乃对时间顺序的倒置。

    我们知道，元世祖忽必烈使用过至元年号——至元元年到至元卅一年，即公元1264年到1294年，这里称其为“前至元”，元成宗铁穆尔使用过大德年号——大德元年到大德十一年，即公元1297年到1307年，元惠宗妥欢贴睦尔也使用过至元年号——至元元年到至元六年，即公元1335年到1340年，这里称其为“后至元”。据现有的资料，总观大藏经的刻印史，前至元六年没有刻印过大藏经，后至元二年完成的《元官藏》，在过去未见于著录，只是到1982年才在云南省图书馆发现30卷，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时不可能知道此事，因此，只能说上述著录是错误的，但错在何处?有人却提出“至元可能是至正的错误”。这则是错上加错之论，因为在至正年间，也没有进行过大藏经的雕印。

    我们认为，上述著录的“至元六年”当为前至元十六年之误，因为这一年正当《普宁藏》的雕印年代之中，《普宁藏》也确有前至元六年雕印的题记。

    纠正了上述著录的错误，再进一步查考造成至元与大德年号颠倒的原因时，就只能说当时没有弄清中国大藏经的雕印史，特别是《普宁藏》的雕印年代，误将后至元当作前至元。

    假若按照上文著录的内容来推测，那就只能得出本世纪八十年代塔上所出《毗卢藏》和大部分的《普宁藏》都是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时送上塔去的。但是，这种说法却难以成立，因为1939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征募的佛经只有时人的“写经”。假若当时征募有宋元版《毗卢藏》、《普宁藏》这样重要的藏经，为什么竟一字不提?这是难以理解也说不过去的事。

    关于上述著录，也有人进行解释，提出当事人怕社会上有人知道塔上藏有宋元版藏经产生异心而偷盗，有意掩盖真相，以利塔上经典的秘藏，所以说了“决非宋版”，这种解释也许是有道理的，尚可备一家之言，但却使人难以信服。

    综观《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书中表现了慈善家和佛教居士的立场和态度，我们虽不能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但全书中还看不出有掩盖真相的蛛丝马迹，书中记述了寺塔的沿革和进行重修的因缘，著录了大量的文物，介绍了征募经像的要求，提出了今后护持的方法，其态度是严肃的，认真的，内容是可信的。特别是在征募经像时，明确提出了仅有时人的写经。

    鉴于以后情况，我认为上述一段文字，是当事人智者千虑之一失。失在1939年只不过．将塔上被尘土所埋的藏经，取下后稍事翻阅，未予详究，即装为两小箱余送上塔而藏之，时隔28年后的1958年，康寄遥为求实再次介绍法门寺真身宝塔藏经时，仍然坚持1939年的观点，在《陕西佛寺纪略·法门寺》照录上文，也许，可作为当年没有掩盖真相的说明，此后，直到真身宝塔半壁坍塌，我们才有幸清理了塔上所出藏经。

    据法门寺澄现(观)法师和李自重先生说，法门寺的藏经楼已在筹建中，届时将展出法门寺珍藏的《毗卢藏》和《普宁藏》，揭开法门寺藏经史上新的一页。

    鉴于过去所写《法门寺调查简报》只公布了一些典型资料，此后，关心这批藏经的人士也不断提出全面公布资料的要求，社会上也流传着不准确的目录，或将《普宁藏》的续藏《秘密经》误作《碛砂藏》，为了澄清是非，以免谬说流传，这里公布的资料有三：第一，《毗卢藏》的全部资料；第二《普宁藏》的全部题记；第三，《秘密经》的目录。也就是说，真身宝塔所出佛教经卷，主要只留下一个篇幅较大，而在当年清理之后一直未经核实的《普宁藏》的目录。为了对读者负责，这里只能暂时从略，有待法门寺藏经楼的建成，到那时，人们一定会亲眼目睹这一批珍藏。

    二、新发现的宋刻《毗卢藏》

    法门寺真身宝塔所藏宋刻《毗卢藏》，经过清理，共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十五残卷、《大宝积经》二残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一残卷。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平”，经折装，版高二十三厘米，宽六十七厘米，经高二十九厘米。每版三十六行，折为六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第二、三面之间，上有千字文号、经名(缩写)及卷次，下有版次及刻工名。纸张较厚，表面较为粗涩，洇水，入潢，呈黄褐色。字体近颜，刀法劲挺。现表列目录于配图。

　　我国木版大藏经的雕造，以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开雕的《开宝藏》为最早，此后有辽兴宗景福元年(公元1031年)始刻的《契丹藏》，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始雕的《崇宁藏》。以上三部藏经存世者仅有少量残卷。《毗卢藏》是继以上三部大藏经之后，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开始雕造的又一部木刻本大藏经。
　　
　　大藏经。上述四部大藏经中的前两者是卷轴装，后两者是折叠本，因此，《毗卢藏》是我国第二部折叠本大藏经。雕经局设在福州开元寺，因而又称“福州开元寺本”。由福州知名之士蔡俊臣、陈靖、葛龟年等任都会，开元寺历代住持本明、净慧大师法超、宗鉴大师元忠先后任证会，多名劝缘沙门在福州地区劝募资金，管勾沙门管理事务，对校沙门对校文字，刻工多名从事雕版。宋室南渡以后，都会、证会之职废除。由开元寺住持一人主管刻经实务，该藏经才得完成。该藏经雕印之后，曾传入日本，到1990年初，在福州法海寺，日中友协代表林柏辉先生和夫人，将日本宫内省图书馆珍藏的《毗卢经》中的30卷影印本，交给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圆拙法师。⑥在此以前国内收藏情况，据《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调查，“除北京图书馆有不多的几卷外，福州开元寺还有二十四种六十六卷，但多为残卷”⑦。由于人们难以见全貌，或对其著录不清，因而，历来对该藏经的刊刻年代，异说纷纭。如罗振玉认为始刻于北宋末，告成于南宋初⑧，叶恭绰认为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开雕全藏，至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告成⑨，《中国版刻图录》也主此说⑩；《日本古文化史》认为始刻于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至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告成；吕澂认为始刻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至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告成(11)，主张此说者还有梅光羲(12)、周叔迦(13)和童玮(14)；李圆净认为始刻于政和五年，于绍兴二十年告成(15)，主张此说者另外还有蔡念生。(16)

    上述始刻于北宋末的说法，是一种概括性的笼统提法，虽然不错，但不精确。始刻于宋徽宗政和五年的说法，则是错误的。该说因循于传统编藏多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居首、给前十卷编以天字函的惯例，误以为天字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雕造年代，为全藏的始刻年代，殊不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我们清理法门寺的《毗卢藏》中，《大宝积经》卷十八师字函的刻经题记为：

    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十月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七天字函的刻经题记为：

    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百余函，时政和已未岁六月日，劝缘沙门行崇谨题。

    “政和壬辰年”，即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政和已未岁”，即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因此说《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七天字函的雕造年代，迟于《大宝积经》卷十八师字函三年，它并非《毗卢藏》的始刻年代。

    据日本珍藏《毗卢藏》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始刻于政和二年者还有一百零一卷，盈字函，题记的内容与前述《大宝积经》师字函完全一致(17)，又据童玮提供的《大般若涅槃经》后分卷三宾字函的题记，所署年代亦为政和二年，这都说明《毗卢藏》的始刻年代不是政和五年。

    关于《毗卢藏》的完成年代，前述诸家之言，有南宋初、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二十年(公元1150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五种不同说法。看来或为笼统的提法，或未计续藏，或失于仅计续藏一部分。据《一切经音义》卷一阶字函刻经题记：

    敷文阁直学士左朝汉大夫潼川府路都干辖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举学士兼管内劝农使赐紫金鱼冯楫，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舍俸添镂经板三十函，补足《毗卢大藏》，永冀流通，劝缘福州开元禅寺住持慧通大师了一题。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卷一染字函刻经题记：

     福州开元禅寺住持，传法赐紫慧通大师了一谨募众缘，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圆成雕造《毗户大藏经》版一副，绍兴戊辰八月日谨题。

    从可上知，绍兴戊辰年，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或公元1148年，在慧通大师了一时，已完成《毗卢藏》的雕造事业。    

    到孝宗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住持祖解大师慧明之时，契嵩之《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篇》及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追刻《禅宗部》，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之《天台三大部》等，均为该藏之续。

    据法门寺发现《大宝积经》卷卅火字函第六版中缝有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经司收净土文钱，换六十片版”的附记，果字函卷四板中缝有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常住余利”刊换板木的附记，《大宝积经》卷卅火字函第五版中缝还记有“住漳州天永山龙华寺圆照大师定月舍”字样，均为这一批藏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又据道安云：此板藏经于南宋末，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住持文迪曾予补刻板本，其印刷活动直迄元大德年间”(18)。以上就是《毗卢藏》的刊刻年代。

    三、新发现的元刻《普宁藏》

    1.是《普宁藏》非《碛砂藏》

    法门寺真身宝塔所藏元刻《普宁藏》，经过清理，计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放光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579卷，其中15卷为全帙，余皆残损。千字文编号始“天”终“汉”。经折装，版高24.7厘米，宽56厘米，每版十三行，折为五面，每面六行，每行17字。纸质细光，不洇水，呈淡褐色，似经压光、涂蜡，字体刚劲、刻印俱精。

    《普宁藏》为元代白云宗编刊。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由大明庆寺寂堂思宗师提出雕造。他为了保证雕造事业的完成，邀请普宁寺住持道安及其白云宗徒共议，道安同意后，即积极活动，并北上大都燕京，申请公任白云宗门和设置僧录司，作为宗门行政组织，准备出版大藏经。至元18年道安圆寂，由门下如一、如志、如贤住持募缘，继续完成《普宁藏》的雕造事业。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普宁寺比丘如莹编制《杭州余杭县白云宗甫山大普宁寺大藏经目录》，其后，《宗镜录》、《秘密经》和元代新译经等，均作为该藏之续，并与大都燕京《弘法藏》及以后的《碛砂藏》，广为流行，在宗教史上有同等权威。

    我国传世的《普宁藏》，以山西崇善寺为最多，但主要是前半部。南京、昆明虽有收藏，亦只是零册散本。日本收藏的《普宁藏》，“大约止于感字号之《宗镜录》，武字号以下新补《秘密经》则阙如”(19)。而法门寺真身宝塔所出《普宁藏》579卷，其中15种完整，有的还带有封套。从内容上说，与上述收藏一致；关于封皮的颜色，崇善寺本为黄色，而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全为蓝色；沾贴于卷末的印经题记，崇善寺本均无，这些情况说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为另一印本，即为法门寺印施的本子(详后)，这些都为《普宁藏》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

    此外，日本收藏的《普宁藏》，止于感字号，没有《秘密经》；法门寺发现的不仅始天终汉，而且《秘密经》中始丁终遵，因此说，法门寺的《普宁藏》虽多残卷，但所有残卷在全藏分布之广，首屈一指，绝无仅有，据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童玮说，今后恢复《普宁藏》时，应以法门寺的发现为基础。

    从上述《普宁藏》发现之日起，就有人据康寄遥之说否定有关藏经的价值，也有人提出这批《普宁藏》是《碛砂藏》，或其中有三十卷是《碛砂藏》。尽管坚持这种观点的书文不断出现，但是，谁也没有举出过一条立论之据，为了纠正谬说澄清是非，今将五年前清理、鉴定这批藏经时的立论之据摘要如下：

    1.《碛砂藏》在至顺年间，曾据他藏翻刻(20)，并照录了他藏的刊刻题记，如霜六就照录了《普宁藏》的题记(21)。法门寺的《普宁藏》印于大德元年或十一年，早于《碛砂藏》翻刻他藏二三十年，所以它不是《碛砂藏》在至顺年间的翻刻本。

    2.《碛砂藏》的“玄”字号，法门寺的《普宁藏》作“元”字号。

    3.《碛砂藏》“规一”的刻工名为“何子敬”，法门寺的《普宁藏》为“何”。

    4.《碛砂藏》“咸八”的夹缝处记为“咸摩诃八”，法门寺的《普宁藏》仅记“咸八”。    

    5.《碛砂藏》的《佛说灌佛经》在《佛说造立形象福报经》之前，法门寺《普宁藏》的顺序与此相反。

    6.《碛砂藏》的“面十一”前无《大唐三藏圣教序》，法门寺《普宁藏》则有。

    在这里要判断是《碛砂藏》，还是《普宁藏》，关键不在于求同，因为《碛砂藏》在翻刻时，照录了《普宁藏》的题记，理所应该是相同的。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求异，只要能举出一小点的不同，就能否定他人举出的三条、五条、十多条的立论之据。

    我们坚持法门寺真身宝塔所出上述佛教经典是《普宁藏》而不是《碛砂藏》。

    2.刊刻年代异说质疑

    今存的《普宁藏》虽然较《毗卢藏》为多，但全藏也已散佚，即使零册散本，也难为人们全览，因而关于《普宁藏》的刊刻年代，仍然是异说纷纭。罗振玉认为始于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成于元世祖至元(公元1264年——1294年)之末(22)，日本人桥本凝胤认为始于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成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23)，主张此说者还有叶恭绰(24)、李圆净(25)、《中国版刻图录》(26)；日本《缘山大藏经》缘起认为始于至元十四年(公元127Z年)，成于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主张此说者还有道安(27)、周叔迦(28)、童玮(29)，梅光羲仅提出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沙门道安等在杭州普宁寺募金雕造(30)，欧阳渐认为始于至元十五年，成于至元二十六年(31)；蔡念生引《日本缩刻藏缘起》“顺帝至元二十七年校刻”并按曰：“帝误作宋，顺帝至元二十七年，其说非也”(32)，以上按语虽指出了原文的错误，但未订正其说，实际上顺宋乃世祖之误，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可备一说，胡适认为始于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成于元初(33)。   

    归纳以上诸家之言，关于《普宁藏》的始刻年代有以下三种说法：宋度宗咸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即公元1269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公元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宋卫王祥兴元年，即公元1278年。完成年代有：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68年)，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68年)，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和至元之末。

    为了论述以上众家之说的正确与否，现从法门寺发现《普宁藏》的刻经题记中，选录年代最早者如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百二十九丽字函：

    大藏经局，嘉兴府路嘉兴县奉贤乡□□□□庵主谨□尊经二卷，舍到银壹拾叁两，准壹拾玖贯伍佰文宝钞，功德资严，圆寂沈公，庵主晋澄，品位。戊寅年闰十一月日，杭州路南山普宁寺住山道安题。

    年代最迟者有《广大莲花庄严曼拏罗灭一切罪陀罗尼经》八字函：

    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比丘崇礼尝闻，诸佛之心与众心无异，良由众生舍本从末，一心之理，违背时长，展转沦湑，曾未知觉。是以世尊垂愍，应迹中天,于无说中三藏教，俾诸有识，咸获本心，切念崇礼宿乘向善，得产人伦，获预缁流，深生庆幸。其奈身虽入道，心想攀缘，念念迁移，那能久住，倏穿异趣，求教何门，幸逢刊藏因缘，躬刻尊经一卷，以斯胜利，投中释迦本师誓愿诲中，等与众生，开佛知见。伏愿佛力加被，法所摄持，师友良明，善言策发，启创宿舍善种，圆成此世功勋，顿充怒痴心，增长戒定慧力。然愿四生、六道、八难、三涂、多生、父母及亲冤，咸仗兹缘，成正觉。比丘崇礼谨题。至元二十六年十月  日大藏经局比丘明坚、杭州路南山大普宁住持比丘如贤题。

    上述刻经题记所署年代涉及《普宁藏》的始刻与完成时间问题，它的最早者与日本收藏《普宁藏》年代最早者的题记，出处相同，内容一致，均署“戊寅年闰十一月”(34)，戊寅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在一般中西年代对照表中写成公元1278年，闰十一月未署日期，因中西历的岁差，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则当1278年12月16日至1279年1月13日，因此，《普宁藏》的始刻年代，若以公元纪年计，只可以说1278年或1279年。年代最迟者，与日本收藏《普宁藏》的年代最近者，出处虽不同，但所署年代均为至元二十六年十月(35)，因此，可说《普宁藏》的完成年代为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这种说法正确与否还有待研究，但它足以证明，主张《普宁藏》完成于公元1286年或1287年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关于《普宁藏》的始刻年代，还有1269年和1277年两种说法，完成年代也还有1290年和至元之末说，这四种主张、六家之言，除了至元之末说过于笼统，无须考察外，谁也没有提供足以证明其说的证据，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众家之言的可靠性。

   上述诸说中，还有年号使用上的错误。我们知道，宋末元初之际，宋、元两朝在各自的统治区，均用自己的年号。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建立元朝，定国号元，当时宋朝尚未灭亡，而当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1276年)，元军入临安之时，是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宋恭帝德佑二年。雕造《普宁藏》的普宁寺，地处临安(南宋王朝的首都，今浙江杭州)，年号的使用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临安易手前，既不容在《普宁藏》中出现元朝的年号，易手后，同样不容出现宋朝的年号。这就涉及到1269年说即使成立，也只宜用咸淳五年，而不宜用至元六年；1278年说即使成立，也只宜用至元十五年，而不宜用祥兴元年。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我们无须为谁争正统，司马光说得好： 
   
    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亦皆与古之列国元异，岂得独尊，将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谓僭伪哉!(36)    

    我们在使用年号时，应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说，只能以临安易手为界，事实上《普宁藏》在年代问题上，没有什么不清楚之处，只是后人在著录时，或失于未亲览原题记，辗转传抄，或失于年代换算的失误，造成混乱。这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

    3.为法门寺印施的力证    

    法门寺真身宝塔所藏《普宁藏》，在清理过程中，还发现有印经题记八份，内容、版式、字体和所署年代完全相同，应为同一版印刷。这种题记粘附于卷后，有的保存着原来的形式，与原经粘在一起，有的已成散页。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百一十一的生字函题记，就保存着原来的形式，其文曰：

    窃以释迦应运，昙华示现于前二千年；尊者集经，贝叶传持于后五百岁。根深蒂固，源远流长，读诵受持，作众生标月之指；解说书写，为像教济川之舟。亘三世以同遵，友千古而无对。耿光斯通，复有伟人。法喜伏睹；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辩大师古佛重来，宰官出现。提法门之正令，玉洁冰清；总释老之宏纲，云行雨施。得诸佛之智慧，弘四辩而具八音，演百法之宗乘，利十方而益三际，普使人天敬仰，广效树石流通。岐山法门，乃受经之精舍，汴水兴国，又学法之招提，及故友得让洪福，实古彬弘教佛刹，三寺皆缺大藏，一心印施经文。言念在兹，食息靡懈。百法唯识，三处三十部以增添；四众齐心，二论二六时而讲演。琅亟耀日，宝盖施空，因果难量，历勋莫尽，遍刹海而弘宣真教，历尘劫而常转法轮。所集鸿因，恭祝皇帝万岁，仍期胜利，仰愿太子千秋，祈国界四海晏安，福檀门千祥鼎至，师僧父母，咸吾上乘，恩有含灵，同开觉藏。大德元年  月  日  古彬劝缘讲论沙门喜吉祥谨题，宣授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辩大师讲经律论沙门望苑吉祥谨施。

    上述题记说明，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是苑吉祥为了光大佛教，看到法门、兴国、洪福三寺缺少大藏，给予施舍，专门为法门寺等印成一个版本，印经时间是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这种专门为某寺印就的经卷，今天又能在原寺发现，尚属罕见。它的发现不仅为《普宁藏》提供了新版本，而且为研究法门寺的历史提供了新资料。 
 
    4.《秘密经》是《普宁藏》之续藏

    元弘法所增秘密部诸经，但因为“刻在京邑，流布人间，江南去万里而遥，传持未遍，松江僧录管主八翻刻余杭，凡诸路庋经而未有者，许自装行，藏教以完。”(37)我们发现的《秘密经》有《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乘经》、《大乘理趣波罗蜜多经》和《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约三十卷，只有《菩萨本生鬘论》一卷全，千字文编号始“丁”终“遵”。经折装，版高二十四厘米，版宽五十五厘米，每版三十行，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纸质细软，韧性较差，洇水，色淡而泛白，左边框外刻有阴文数字，现将清理所见的《秘密经》列出目录，公之于众以供研究，如下：

    上述《大乐金刚不空三昧耶波罗蜜多理趣经》卷末有两条题记，一条是杭州路观音净性寺维宙发愿刻经的题记，其文为：

    杭州路观音净性寺住持维宙谨发诚心施中统钞三锭，命工刊雕大藏秘密经三卷，以斯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保扶色身轻判，法乐弘隆，进道修行，长叨佛荫者，大德十一年岁次丁未良月日观音净性寺住持维宙题。

    这条题记之后，还有一则管主八的题记，其文曰：

　　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覆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所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严道场忏》百余部，《津济焰口施食仪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等经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日逐自诵《大华严经》—杂经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近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则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余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五台、关西、四川、江南、云南、高丽等处大藏教典，悉今圆满。集斯片书，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菩提，西方教主无量佛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
　　
　　上述题记颇为重要。范成在《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中曾说：“山西晋城青莲寺存一(普宁)藏，我于二十二年前去选其可印者近百卷，摄影以补碛砂本之不足，内有一册尾端跋文载松江路僧正司管处八在各地经手雕造大藏经版，完成八种之多……”宿白在《赵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的注二十说：“范成所见，余疑即普宁藏自行装印管主八所刻秘密经律之一例。”看来，范成所见“尾端跋文”似与我们所见这条题记为同一文，宿白疑即之一例，可由法门寺的发现再补充一例。总之，上述松江僧录管主八在元大德十年募刻《秘密经》等的题记，对元代佛教的流传和佛藏刊刻，特别是对管主八其人在佛藏刊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以上分析和《秘密经》入《普宁藏》的事实来看，法门寺发现的《秘密经》当属《普宁藏》之续藏，两者应合而为一，以概称《普宁藏》为是。

    5.新发现的题记与《普宁藏》的分期   
 
    现将新发现的刊刻题记按其所署年月先后排列，公之于世，以供研究，为了避免重复，对前面论述中引用过的条文略予介绍，而对未引用者，注明所在经、卷外。照录全文如下：

　　第一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29，“丽”字函，署：
　　
　　戊寅年闰十一月□日，杭州路南山普宁寺住山道安题。

　　第二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82，“日”字函：
　　
　　大藏经局伏承，平江府路吴江县乌镇北长扇优婆塞钱千六道人，施财刊造大般若经板半卷，所集公德上荐先舅戴华公，庵主钱七道人戴道明，施财各刊四纸半，所集良因各人上荐考妣神仪，超登彼岸，至元十六年二月□日，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题。

　　第三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6，“暑”字函：
　　
　　大藏经局伏承，陕西东路京兆府咸宁东北坊街居奉佛弟子张裕同室人胡氏一宅等，谨施净财入局，命工刊四大部经各刊二版，以此功德上答四恩三宥，法界有情同登，已卯至元十六年二月□日，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

　　第四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9，“出”字函：
　　
　　大藏经局伏承，平江路吴江县马镇北栅通济廨巷优婆塞屠智开、英道明共施净财刊造大藏般若经板一卷，所集公德上答四恩三宥父母宗亲比沾利益者，至元十六年二月□日，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

　　第五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282，“律”字函：
　　
　　大藏经局伏承，嘉兴府路嘉兴县奉贤乡三十九都坡界刺史、泾东居奉佛弟子陈宥圭家眷等，舍助米壹拾伍硕，刊造大般若经壹卷。所集殊勋祝献诸天三界，祈福荫佑家庭吉庆，长幼X宁者，至元十六年八月□日，杭州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    

　　第六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42，“夜”字函：
　　
　　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至孝乡狮子山优婆塞苑道如，发心舍在山杉木壹契梢槟宝钞入局，助刊大般若经叁卷，所集功德专用祝延圣寿，保国安民，上合四恩，下资三宥，仍保自身修行有绪，进道无魔，见生福寿，增崇他报二严具备，至元十六年十月□日，杭州路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    

    上述题记六条，均署道安题。用这六条与日本人小野玄妙著《佛教经典总论》(以下简称《总论》)一书载录日本珍藏《普宁藏》所署道安所题相比较，格式完全一致，总数多出一条。其中第一、二条与《总论》第一、三条内容相符，但《总论》的第一条缺“叁”字，第三条缺“二版”两字，盖《总论》所见之《普宁藏》为后印，因原版在印刷中受到剥蚀所致。

    结合真身宝塔和《总论》的题记，署道安题者的时间从至元十五年到十八年三月，这一时间刊刻的《普宁藏》可称为道安期，也是《普宁藏》刊刻的第一期。

　　第七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235，“藏”字函：
　　
　　杭州路南山普宁寺大藏经局伏承，嘉兴路里汇村居奉佛弟子费道源，施财助刊半卷。次承，湖州路□锁普静寺戒阁梨蒋氏一娘、圆座主丁*(左土右责)、圆山主倩经、沈大百七郎、金四九道、丘四一公、息塘吴十五道、沈十七道姑共十员，助宝钞壹拾陆贯贰百文，刊造尊经壹卷，功德仰报四恩三宥，至元十九年正月□日，住山释如一题。    

　　第八条，《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356，“雨”字函：
　　
　　杭州路南山普宁寺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崇德县廿六都奉佛弟子薄万一道助刊叁纸，新陈庄官倪元吉叁纸，报本庵僧如常贰纸，陈九道姑贰纸，徐廿八道壹纸，凌四一道贰纸，沈三道壹纸，米氏百七娘叁纸，功德各荐考妣，往生乐邦者，至元十九年二月□日，住山释如一题。

    上述两条题记均署如一题，《总论》中署如一题者有三条，结合两者的题记，可知署如一题的时间，从至元十八年八月到二十一年三月，可称为如一期，即《普宁藏》刊刻的第二期。   

　　第九条，《佛说观音普贤菩萨行法经》，“得”字函：
　　
　　杭州路南山大普铲寺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乌程县德政乡钱村居奉佛女弟子丘廿八娘、丘五娘，共施净财刊开尊经壹卷，功德伏愿原忏除罪瑕求生净土者，至元廿二年六月□日，住山释如志题。    
    
    署如志题者在法门寺真身宝塔仅此一条，而《总论》中载录二条，结合两者所署年代，可知如志期的时间，从至元廿二年元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即《普宁藏》刊刻的第三期。    

　　第十条，《宗镜录》卷十二，“弱”字函：
　　
　　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乌程县常乐乡一十九都晟舍居奉佛弟子闵汝霖同妻妙净与家眷等，谨施净财刊造大藏尊经壹函，所将功德仰报□普资三宥法界冤亲具沾利者，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住山释如贤题。    

    第十一条，《广大莲花庄严曼拏罗灭一切罪陀罗尼经》，署：

    至元二十六年十月□日，如贤题。

    署名如贤的题记《总论》中载录四条，结合真身宝塔所出上述两条，可知如贤所题的时间，从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到二十六年十月，即《普宁藏》刊刻的第四期。

    此外，为法门寺印施《普宁藏》的题记，《秘密经》入《普宁藏》的题记，上文已经引用，此不赘录。

    四、《妙法莲华经》及其它

    法门寺真身宝塔上所藏的佛教经卷，还清理出清代手抄本《妙法莲华经》七卷，同装一封套，封套为硬纸，外粘丝绸，外装精致。无千字文号和版号，经折装，版高二十点五厘米，宽三十九厘米，每版二十行，折为四面，面五行，行十七字，纸质细光，薄厚两种，呈深蓝色，经压光、涂蜡。通观字体，为多人抄写，铅粉为墨，“佛、菩萨”及其佛名、经名等，均以金粉为墨，经卷内有错字的地方，贴黄纸片以更正。第一卷前，用金粉线描佛像三尊；塔形牌匾一尊，上书竖文两行：“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卷首有“妙法莲花经弘传序”，署名“终南山释道宣述”。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姚秦弘治八年(公元406年)鸠摩罗什译，我国古代僧人十分重视这部经典，被称为“经中之王”。陈隋之际，智*(左岂右页)据以立说创立了天台宗，隋唐以后一直流传不衰，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也盛。

    此外还有1939年维修寺塔时有关人士的写经，如朱子桥手书石印《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宋广静手书《妙法莲花经》、刘*(上舆的上面下皿)训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李秉鉴手书《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

    据第二次清理简报说，还发现有少量原来并非折装，现在看到折装的经卷，这些经卷无千字文编号，每版行数、字数不等，字体、纸质各异，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百法明论疏》等。

    西北大学历史系  

    注  释

    ①见《扶风县石刻记》。

    ②见《扶风县石刻记》。

    ③《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纪略》。

    ④《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    

    ⑤《藏经碑》现存法门寺。

    ⑥据《光明日报》1990年4月17日。

    ⑦《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9期，1984年10月。

    ⑧ 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

    ⑨ 叶恭绰：《历代藏经略考》，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⑩《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编著，文物出版社，1969年增订本。

    (11)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宋代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12)梅光羲：《佛典略说》又名《佛藏略考》)，见《大藏经研究汇编》，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6月初版。

    (13)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14)童玮：《中国佛教文化和大藏经》，见《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15)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16)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17)(日)小野玄妙著：《佛教经典总论》，新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初版。   
 
    (18)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19)(日)小野玄妙著《佛教经典总论》，新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初版。    

    (20)见《影印碛砂版大藏经·例言》。

    (21)见《影印碛砂版大藏经》第40册。

    (22)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

    (23)(日)桥本凝胤：《宋版一切经考》，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24)叶恭绰：《历代藏经略考》，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25)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26)《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编著，文物出版社，1969增订本。

    (27)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28)周叔迦：《大藏经雕印源流纪略》，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29)童玮：《中国佛教文化与大藏经》，见《中国佛学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30)梅光羲：《佛典略说》(又名《佛藏略考》)，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31)欧阳渐：《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序》，见《影印宋碛砂藏经》。1936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印行。

    (32)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33)胡适：《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的<碛砂藏经>原本》见《大藏经研究汇编》。  
  
    (34)(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新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初版。    

    (35)(日)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新文化出版公司印行，中华民国七十二年元月初版。

    (36)《资治通鉴》卷69。

    (37)赵壁：《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见《天下同文前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