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唐代文物中，金银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地宫中出土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账》记载：地宫中“金器计七十一两一钱，银器计一千五百二十七两一字”。这些精美的金银器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唐代金银器的内容，必将有力地推动有关唐代金银器和唐代文明的研究工作，确实令人无比振奋。几年前，我们曾经就唐代金银器的研究情况，特别是唐代金银器的分期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研究，在以往各家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器物形制、纹饰、制作技艺及中西交通情况等将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变化划分为六个阶段。即：

    第一期：(约618—670年前后)初唐至唐高宗晚期。

    第二期：(约670—712年前后)武后(包括高宗末年)至唐睿宗末年。

    第三期：(约713—741年)唐玄宗前期，开元年间。

    第四期：(约742—755年)唐玄宗后期，天宝年间。

    第五期：(约756—840年)唐肃宗至唐文宗年间。

    第六期：(约841—907年)唐武宗至唐哀帝年间。①

    法门寺地宫藏宝的入藏时间，当在咸通十五年正月四日，②为唐懿宗及刚刚继位的唐僖宗供奉。结合器型与纹饰特征分析，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基本上属于第六期制作的器物。这是唐代金银器发展史上最后、也是最丰富的一个阶段。

    属于第六期的唐代金银器，以往多有发现，重要的出土品有以下几批：

    1.1957年5月，陕西西安发现七件银茶托，刻有“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瓶记。  
  
    2.1958年，陕西耀县柳林出土了刻有“盐铁使臣敬晦进”铭记的金花银盘，以及与之风格相同的刻花银盘、杯、茶托、羽觞等十余件金银器。根据题记判断，该金花银盘进奉于唐宣宗大中年间。

    3.1979年10月陕西西安发现银酒注1件，刻有长铭文，为“咸通十三年六月二十日”造。  
  
    4.1980年12月，陕西蓝田县杨家沟出土了刻有“桂管臣李杆进”字样的鸳鸯绶带纹银盘。同时出土的另一凤绶带银盒上刻有“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题记。    

    5.1980年，浙江临安水邱氏墓(吴越王钱鏐之母)出土银器38件。

    6.1982年1月，江苏丹徒丁卯桥发现一个大型银器窑藏。出土有盒、盆、熏炉、锅、酒器、茶具、镯、钗等共950件。

    此外，还有向处零星出土的具有晚唐特征的金银器，如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银盒，西安建国路出土银碗等。

    以上出土材料及属于这一阶段的一些国内外博物馆藏传世品，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在现存唐代金银器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金银器面貌也就可以比其他各期了解得更加全面。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银器现又充实和扩大了这一期的内涵，使我们可以对唐代晚期的金银器得到一些更深入的认识。

    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法门寺金银器在铭文中表现出来的制造地点与晚唐金银器诸产地的问题。

    唐代晚期，金银器的生产地点分布得相当广泛。对此，以往的研究者们均有所重视。根据现已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上錾刻的进奉题记和唐代文献上记载的各地进奉金银器情况，可以看到唐代进奉中央的金银器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地区：

    1.怀州：《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敬玄弟元素，亦有异才。初为武德令。时怀州刺史李文暕将军调率金银，造常满樽以献，百姓甚弊之。”(此为武后年间事)   

    2.安南：《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开元二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

    3.成都府：《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大历二年六月，山南剑南副元帅黄门侍郎杜鸿渐自成都府至，鸿渐献金银四五十床。

    4.洪州：《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兴元初，……李兼江西有月进，……及李兼为江西观察使，又献(银瓶)高六尺者。”出土器物有朝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江南西道观察处置都团练守捉及莫徭等使赐紫金鱼袋臣李勉进奉双鲤宝相莲瓣纹银盘一件。③

    5.宣州：《考古》1977年第5期《辽宁昭乌达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介绍的银盘，铭记为：“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旧唐书》卷一三六《刘赞传》，刘赞为宣州刺史十余年，卒官，卒于贞元十二年。则此盘进奉时间在贞元年间。

    6.越州：《文物》1963年第10期《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介绍的银盘铭记为：“浙江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太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裴肃进。”据《旧唐书》卷一七七《裴休传》，裴肃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浙东团练观察等使。则此盘进奉于贞元年间。

    7.襄州：《新唐书》卷五二《李绛传》：“襄阳裴筠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绛请归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又《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元和四年四月)命中使刘承谦宣副度支，近有敕文。尽(禁)进奉。其山南东道节度使裴筠所进银器六十事，共一千五百六两，宜准数收管，送纳左藏库。”

    8.汴州：《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元和)十四年，(汴州刺史韩弘)进绢三十五万匹、絁三万匹，银器二百七十件。”

    9.扬州：《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长庆四年八月)淮南节度使王播宣索银妆奁二。”又卷五一〇邦计部希旨门：“(宝历元年，淮南节度使)又进银榼二百枚，银盖碗一百枚，散碗二千枚。……并称盐铁羡余。”《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亦称：“大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绫绢二十万匹。”

    10.润州：《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长庆四年)诏浙西造银榼子妆具二十事进内。德裕奏曰：‘……金银不出当州，皆须外处回市。去二月中奉宣令进盝子，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其时贮备，都无二三百两，乃诸头收市，方获制造上供。昨又进宣旨，令进妆具二十件，计用银一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寻令并合四节进奉金银，造成两具进纳讫。今差人于淮南收买，旋到旋造，星夜不辍，虽力营求，深忧不迨。’”

    11.桂州：《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介绍一件银盘题铭为“桂管臣李杆进”。

    12.杭州：《册府元龟》第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元祐二年九月，两浙钱鏐遣使钱询贡方物、银器，……进万寿节金器。”    

    13.苏州：《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门：“元祐三年十月，……苏州节度使钱元璙……贡金银器锦彩数千件。”

    以上记载和出土器物，主要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金银进奉之风。当然，它也反映了当时南方金银器的主要产地。这些进奉金银器大多来自南方的江、浙、两湖、岭南等地区。因此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即认为以内府作坊为主的长安地区金银器生产在盛唐以前占主导地位，其间也有少量地方和中亚产品。而中晚唐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南方金银器生产相应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以江淮为中心的生产区，其产品成为宫廷用品的主要来源。中原内府的产品相对减少。南方成为新器型、新纹饰的诞生地。有的同志还认为南、北存在着不同的金银器制作风格。这些看法在现代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银器却给予我们一些新的启迪，使我们对晚唐金银器产地和风格等问题得出一些新的看法。

    法门寺地宫出土金银器中，有一批由铭文显示出是“文思院”制作的产品。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王仓西同志《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谈“文思院”》一文介绍，由文思院制作的器物有下表中所列几件。④

    文思院，以往多被认为是宋代设立的专门制作精巧器物的内府作坊。《宋史·职官志》工部：“文思院(隶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凡仪物、器杖、权量、舆服所以供上方、给百司者，于是出焉。”后又由少府监领管。《文献通考·职官十四》也认为太平兴国三年设置文思院。而法门寺地宫中这些文思院产品的发现，将文思院的设立并制造金银器提前到唐代晚期。此外，《新唐书·百官志》中记载，少府监中尚署属下有“金银作坊院”，它是自初唐即存在的专门制作金银器的作坊，至晚唐一直存在。文思院的设立，表明唐代晚期中央内府制作金银器的规模较之唐代早期更加扩大，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中央内府制作金银器的生产减少，生产技艺下降，恐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除此之外，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中的大量佛教用品还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来自民间生产。如装佛骨的多重宝函、捧真身菩萨等。一些没有錾刻铭文的金银器也有可能产于民间。对比晚唐各地民间金银作坊兴盛的状况，可以想见晚唐时期长安地区民间也会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金银作坊，并且具有较高的金银制作技术。文思院的制作品与宝函等长安民间制品，工艺精致，技术先进。如文思院制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鈒金成形，炉底有同心圆旋痕，腹部朵带用销钉套结，这些制作技艺都是比较先进的。它们的造形与纹饰也颇为精美，胜过丹徒丁卯桥等地出土的南方制品。它充分说明了晚唐时期内府与长安地区金银器制作业的兴盛发达状况。长安地区在唐代始终是金银器制作业的技术中心，领导和左右着金银器的发展趋势。

    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文思院制品形制及纹饰等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例如文思院咸通十年制作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这件器物盖部的底缘装饰一周莲花瓣纹，上有五朵莲花，盖钮作莲蕾形，以两层莲瓣相托。类似的装饰手法在南方出土的金银器中常常可以见到。丹徒出土的风炉上，盖与盖钮的形制即与此相似。⑤又如蕾钮摩羯纹三足银盐台，盘外缘作成莲瓣形，盖作莲叶形，盖钮为莲蕾形。它的莲叶形盖，造形及细部制作手法与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莲叶形悬鱼银器完全一致。⑥有的同志曾经特别强调莲蕾形饰及莲瓣纹的意义，认为它们在唐代晚期是南方器物特有的装饰形式。⑦但是现在从文思院制品中发现了这些与南方器物极为相似的纹饰造形，正说明晚唐时期，南北两地在金银器制作的技法及造形纹饰上没有显著的区别，南北两地的金银制作技艺相互交流，融汇贯通，按照共同的发展规律演变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长安地区的金银制作业，显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并不是金银器生产的中心在晚唐移向南方，只是南方地方制作金银器的规模在中央影响下有所发展扩大而已。

    我们曾经指出，唐代金银器的变化发展，与中西交通状况、中西文化交流影响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宣宗以后，曾经有一度收复河西，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有所恢复。一些中亚金银器的形制纹饰影响便在这一阶段的唐金银器中重新出现。如鱼子纹地的重新兴起，与中亚索格底地区流行的金银瓶相近的三足银壶⑧等等。依照交通路线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也应该先由长安地区生产的金银器反映出来，然后再传向南方各地。这也说明了长安地区金银器制作的主导地位。

    当然，由于制作地点增多和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不排斥各地创作一些一地特有的器物形制及纹饰的可能。但是从整个晚唐金银器的风格来看，基本是同大于异，这说明当时南北各地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十分迅速的。过份夸大南北金银器的不同，强调南方金银制作业的兴旺发达是不恰当的。    

    在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银器，除长安地区制作品外，还有一些江南官员进奉的生活用品。这些金银器有可能是江南地区制作的。如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盆外壁刻有“浙西”二字，显然是由润州(即镇江)地区制作进奉的⑨。又一鎏金双狮菱弧形圈足银盒，外壁刻铭：“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咸通九年至十一年，李骘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时间与法门寺地宫藏品下藏时间正可衔接，可见此盒为李骘所进。此外，刻铭“桂管臣李杆进”的鎏金镂空飞鸿毬路纹银笼子，也是南方所进。李杆其人，史籍中失载。他进奉的器物尚有一件银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一文曾予介绍。又一件鎏金双凤衔绶纹圈足银方盒，外壁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据《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附《李福传》，李福大和七年登进士第，出为商，郑、汝、颍四州刺史，大中时，检校工部尚书、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郑、滑、颍观察使等。惟不载曾督盐铁。因时代相符，疑即此人。

    这些江南地区制作的金银器，与以前在南方出土品或北方出土的南方进奉品具有大量相同的特征，充实了第六期金银器的内涵，有助于证实第六期金银器的发展规律，有利于第六期器物的分期断代工作。如几种银盒，与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同类器物相比，外形、纹饰都颇相似，但是盒盖的厚度、弧度，以及圈足的外撇度都不如丁卯桥出土品大。根据晚唐金银器中盒类盖与圈足逐渐增高、喇叭形外撇逐渐增大的演化规律，法门寺地宫中的银盒制作时间要早于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银盒。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唐代金银器第六期中早期形态的典型器物标本。

    通过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晚唐金银器，我们还可以对晚唐金银器风格的变化有更明确的认识。 
   
    晚唐金银器的华化，即从外形到内容都体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这一特点，历来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门寺的出土器物则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从整个唐代金银器的演进过程来看，唐代金银器的发展是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化逐步改造外来文化因子的过程。最早的金银器中包括西方输入品与中国仿制品两种，属于中、西亚的产品，往往具有西方的艺术风格，如流畅而动态十足的造形(类似高脚杯、长颈瓶等)，高浮雕的生动人物，动物纹饰，充满运动感的不匀称构图、满布式构图等。而在中国的仿制品中，则往往只保留了器形与部分纹饰，主要纹制明显地加以改动，后来造形也有了变化，突出了匀称、稳定、和谐的气氛。它表明自开始仿制西方金银器起，中国文化就毫不让步地把固有的精神内容加入到外来形式中，随着时代递进，使外来形式的外壳也随之改变，最终变成内外一致，从形式到内容完全华化的中国文化产品。晚唐时期就是这种演变表现得最充分的一个阶段。  

    法门寺地宫中的金银器，在器物外形、纹饰、用途等方面都显示出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

    从造形上来看，杯、碗、盆类，已经完全改变了早期仿中、西亚银器的作风，由外壁分为多重多瓣装饰，器身较高，或作棱形造形等西方器型特点转变为器身低阔，口大腹浅，不采用多重多瓣装饰及棱形造形，造形简洁稳重。如鎏金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侈口、圆唇、斜腹下收、矮圈足外撇，与西方器皿造形明显不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带盖圈足银羹碗，碗身外作成多重莲瓣纹，下部为荷叶状圈足，上盖制成镂空云纹，蕾状钮，是一件具有鲜明中国艺术特色的金银器。盒类也由器身外形扁平，盖、底弧度小，没有圈足转变为器身增高增厚，盖、底弧度增大，并且具有喇叭形外撇的高圈足。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独角兽宝相花纹银盒、翼鹿凤鸟纹银盒等，属于盛唐时期，具有西方风格的纹饰，表明其受到西方银器的影响。它们都是器身扁平，没有圈足。与其相比，法门寺地宫中的鎏金双狮菱弧形圈足银盒、鎏金双凤衔绶纹圈足银方盒等就以其截然不同的造形显示出华化的成果。

    至于为中华饮茶之风服务的独创器物，更是唐代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为中、西亚银器中所无。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金银器中，具备大体完整的全套制茶、饮茶用品。如盛茶、烘茶用的鎏金镂空飞鸿毯路纹银笼子、金银丝结条笼子，制茶的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碾轴、鎏金飞天仙鹤纹壸门座茶罗子，贮茶、盐的银盒、蕾纽摩羯纹三足银盐台、调茶的银则等。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华文化产品。

    纹饰方面，成熟的团花纹、仿生型的外型装饰以及中国神仙历史人物纹饰是晚唐时的典型特征，龙、凤、龟、鸿雁、飞鸽、鸳鸯、鲤鱼等动物纹饰，海棠、荷花、折枝团花等植物纹饰，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常见的题材，也是这一时期习见的金银器纹饰。法门寺地宫的金银器中，大量运用了这些装饰手法。如银荷叶、银龟盒、鸳鸯团花纹双耳圈足银盆、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等等都采用了这些常用纹饰及造形。法门寺出土的鎏金人物画银坛子，坛身分为四个开光区，錾刻“随侯得珠”、“吹笙引凤”等中国人物故事画，它与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春秋人物三足银壶纹饰类同，表现了传统中华文化的典型意识。

    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重要价值远不仅此，限于篇幅，我们只简要地探讨了个别问题，对于了解晚唐金银器状况，法门寺出土金银器是一批极为珍贵的材料。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必定会有更多新的认识展现在我们面前。

    注  释：

    ①拙作《唐代金银器研究小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见地宫出土《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

    ③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

    ④见《文博》1989年第6期。

    ⑤⑥见《唐代金银器》。    

    ⑦见陈英英《隋唐金银器研究》(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⑧见《唐代金银器》及《Persian Ⅱ》182—184图。

    ⑨《唐方镇年表》卷五：“浙西亦曰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处置等使，兼润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