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北周以前称阿育王寺，隋代更名成实寺。唐景龙四年(710年)前，改名法门寺；景龙四年后，又名无忧王寺、重真寺。唐元和年间(806—820)，复名法门寺。开成三年(836年)，又名法云寺。以后仍名法门寺。法门寺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北二十里的崇正镇，“面太白而千叠云屏，枕清渭而一条翠带”，左美水而奔流不息，右凤泉而甘甜清凉，风景优美，景色宜人，自北朝以来就是中国佛教的一座著名古刹。
五台山，在东晋之前名为紫府，是紫气仙人修练之地。元魏正光元年(520年)以前，谓五峰山。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之前，又称五台山。唐贞元三年(787年)以后，又名清凉山。山在山西省太原市东北二百公里处。山有五蜂，顶无林木，如垒似台，故名五台。东台望海峰、南台锦绣峰、西台卦月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风景秀丽，各有千秋。北台最高，为三千零五十八米，谓华山屋脊。五座山顶犹如五朵盛开的芙蓉，磅礴于五台、繁峙、代县、阜平四县两省境内；周环所至五百余里。气候清凉，夏无炎暑，有千年雪、万年冰，是理想的旅游避暑胜地。自东晋初年佛教传入五台山后，元魏时期就传说成了文殊菩萨道场。唐代五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寺庙多达360余所，僧人恒有万余。于是，五台山就成了中国佛教的著名圣地、四大名山之首、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
中国佛教的著名灵境
法门寺与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著名道场，也是中国佛教著名灵境。
《八大灵塔经》曰：
若人发大信心，修建塔庙承事供养，得大利益，获大果报，具大名称。是人命终，即得生天。然佛之舍利，人间天上，建塔甚多。此经所载，乃如来降生等处所建之塔也。一在迦毗罗城龙弥你园，佛之降生，即此园也，乃造宝塔以表灵迹焉。二在摩伽陀园泥连河边，佛于此河边菩提树下而成正觉，故建塔于此以供养焉。三在波罗奈城，佛于此处为声闻、缘觉说四谛法。故建塔以供养焉。四在舍卫国祗陀园，佛于此园说法度生故建塔以供养焉。五在曲女城，佛从忉利天说法，下降于此，故建塔以供养焉。六在王舍城。佛于此处说法度生，故建塔以供养焉。七在广严诚，佛于此处思念筹量，故建塔以供养焉。八在拘尸那城，佛于此城婆罗双树间入般涅槃，故建塔以供养焉。
该经指出，埋藏佛之舍利的宝塔，谓之灵塔；灵塔所在之地；谓之灵境。佛在拘严城荼毗之后，八国国王为了得到善报，曾兴兵夺取舍利，“时有婆罗门为息相夺诤故，分作八分”(《涅槃经》后分)，遂在八城建立了八座灵塔。
又《阿育王传》一曰：
王由海比丘知佛有悬记，诣王舍城，取阿阇世王所埋之四升舍利，又悉取他六所埋之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箧，一箧盛一舍利，复造八万四千宝壅、八万四千宝盖、八万四千疋为庄校，以建立八万四千宝塔。
阿育王为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是一个“兵象销时崇佛象”(《五台山诗歌选注》第167页)的近事男。据《阿育王经》，《处胎经》、《法显传》、《西域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道宣律师感通录》、《法苑珠林》和《广弘明集》等经传说，他曾役使鬼神于一日一夜在闫浮提中造了八万四千宝塔，供养佛之舍利，以仟悔自己杀人十万的滔天罪行，从而对佛教的弘扬起了巨大作用。
《广弘明集》卷十五曰：
阿育，此曰无忧，统临此州，万有余国，役使鬼神一日而造八万四千塔。此土有之。
《广弘明集》举出，越州鄮县塔、郑州超化寺塔、冀州临黄县育王寺古塔、岐州岐山县法门寺塔、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闰州江宁县长干寺塔、怀州武陡县妙乐寺塔、瓜州城东育王寺塔、青州临淄城阿育王寺塔、河东蒲坂育王寺塔、并州子成东育王寺塔、并州榆社县郭下育王寺小塔、代州城东育王塔、洛州故都白马寺育王塔、甘州删丹县弱水北土塔、沙州大乘寺塔和晋州霍山南土塔等十七座塔，都是阿育王所造之佛舍利塔。丁福宝说：“案阿育王之领土，不及于我国，塔从何来?殆附会之说也。考《佛祖统纪》四十三，谓吴越王钱椒慕阿育王造塔事，以金银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功竣。其附会即由此欤”(《佛学大辞典》第718页)。其实，阿育王在弘扬佛教时，一面可以教理化人，一面也可以着人于国内外建立佛舍利塔，以“灵迹”感人。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阿育王在当时是否着人来我国传教和建立佛舍利塔，根据吕先生说“他死于公元前202年”(《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28页)当是我国春秋战国后期。又据我国学术界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是时佛教还未传入我国，当然建塔之事也是子虚乌有。
另外，道宣律师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也说，中国有十九座佛舍利塔。其中，除上述十七座外，还有益州晋源县塔和凉州姑藏县塔，至于法门寺塔，他说：
扶风岐山南古塔者，在平原上，南下北高，东去武亭川十里，西去岐山县二十里，南去谓水三十里，北去岐山县二十里…且论置塔之根源，故隋高美其地泉，仍就置塔。俯临极目，诚为虚迥。寺名久废，僧徒往化。人物全希，塔将颓坏。余往观焉，榛丛弥满。虽无黍离之实，深切黍离之悲。今平原上塔，俗谚为阿育王寺。乡曰柳泉，取其北山之旧号耳。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有两堂独存。隋朝置之，名成实寺。大业五年，僧不满五十者废之，此寺从废，入京师宝昌寺。其塔故地仍为寺庄。唐运伊始，义宁二年，宝昌寺僧普贤，慨寺被废，没诸草莽，具状上请。于时，特蒙大尽相见识。昔曾经往，览表欣然，仍述本由，可名法门寺。自尔及今武德二年，薛举称兵将事南，及太宗率师薄伐，初度八十僧，未有住寺。宝昌寺僧惠业扫洒凤泉，以僧未配，遂往请住法门寺。蒙敕依奏，便总住焉。…唐初杂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尽，二堂余烬，烬黑尚存。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
道宣律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史家和南山律宗的初祖，在麟德元年(664年)之前。他曾经去法门寺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瞻礼灵迹，从而详细记述了法门寺的兴衰。他认为法门寺在“周魏”以前名育王寺，法门寺之佛舍利塔，也为“周魏”时期所建。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陈景富先生对法门寺进行了长期研究，并撰有《法门寺》专著。其中，第114页上说：
今寺内尚存一块千佛残碑，有关专家学者根据造像特点判定，这是北魏刻凿的千佛碑。又碑上有残留铭文“己卯□□□□月十七日乙巳佛弟子淳于舍”十八字。按北魏一朝共有两次“己卯”年，一为大武帝拓拔焘太延五年(439年)，一为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太延五年时，太武帝忙于对陇用兵，力图统一中国，似乎无暇顾及在新的征服地推崇佛法。所以这块千佛碑树于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的可能性最大。这块碑是今天可查的法门寺最早的文物，树碑之年当是建立塔、寺之年，或建立塔、寺后不久。
笔者对法门寺没有深入研究。更不敢妄断法门寺、塔的始建年代，只好循着陈先生的思路考察推敲。今查《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第363页的第四表，发现太和二十三年(449年)岁次“己卯”，通年也无一个“十七日”为“乙巳”日。于是，便到该书第378页第四表、经过仔细稽查推算得“北齐天宝十年(559年)为‘己卯’年，一月十七日为‘乙巳’日”。这就是千佛碑的树造年代。
那么法门寺、塔是始建于何时呢?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曰：
元魏二年(497)，岐守拓拔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其次，《宋法门寺浴器灵异记》曰：
岐山之阳，有释加如来真身宝塔，因塔置寺，寺号法门，随时废兴，垂千百祀。
此段碑记指出，法门寺始建于真身宝塔之后。
复次，《扶风县志·祠祀》第六载唐大历十三年张彧撰的《无忧王寺真身塔铭》又曰：
育王所□，因以名焉。闻大魏二年，岐州牧□冢拔□以为□□□古名同子今名，□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以*(外门内干)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
《魏书》卷十一《前废帝广陵王纪》曰：
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慈庆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
前废帝，即元恭。普泰元年，即大魏元年。普泰二年，为大魏二年亦即太昌元年、永兴元年、永熙元年，即公元532年。是年，拓拔育兴建育王寺。
法门寺有元魏时期始建的佛舍利塔，五台山亦然。
圆仁慈觉大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曰：
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府法门寺，寺中有佛指节也。
又《古清凉传》卷上曰：
大孚寺北四里，有王子烧身寺。其处先有育王古塔。至北齐初年，第三王子于此求文殊师利，竟不得见，乃于塔前烧身供养，因此置寺焉。其王子有阉竖刘谦之自慨刑余，又感王子烧身之事，遂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于此处转诵《华严经》，三七行道，祈见文殊师利，遂获冥应，还复根形。因便悟解，乃著《华严论》六百卷。论综终始，还以奏闻。高祖敬信，由此更增，常日讲《华严》一篇，于是最盛。
五台山王子寺的育王古塔、《古清凉传》认为建于北齐切年。其实，是在元魏太和之初。隋候白的《旌异记》和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曰：
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阉官自慨刑余，奏乞入山修道，敕许之。乃赍《华严》昼夜读诵，礼悔不息。一夏不满，至六月末，髭须生，得大夫相。以状闻，帝大惊，重之。于是国敬《华严》，复尊恒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第630页说：
隋候白字君素，作《旌异记》，谓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阉官自惭刑余，不逮人族，奏乞入山修道，有敕许之。
可见，五台山王于寺的育王古塔始建于北魏太和(477—499)初年，是五台山的第一座佛舍利塔。可惜现已不存。
又《古清凉传》卷下说，唐蓝谷沙门慧祥从梵僧乞得舍利若干，分别盛在黄山所造的三个玉石舍利函中。大者，高一尺七寸、安置在中台铁内。小者二，高九寸，安置在北台铁塔内。时在总章二年(669年)四月十三日。可惜，这三座铁塔也已不存。不过，五台山现在还有两座唐建佛舍利塔和一座明建的佛舍利塔。日本圆仁慈觉大师的《入康求法巡礼记》卷三说：
(华严)阁前有塔，二层八角，庄严殊丽，底下安置阿育王塔埋藏地下，不许人见，是阿育王所造八万四千塔之一数也。
此二层八角佛舍利塔，据《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1期《五台塔院寺大白塔》一文考证，是武则天于长安二年(702年)敕五台山万尼妙胜所造之塔，即今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的前身。其今见之大白塔，释迦文佛舍利宝塔是元大德五年(1301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所造，比京妙应寺的白塔雄伟高大、型制美观，是我国现存的喇嘛式舍利宝塔之瑰宝。
其次，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东还有一座唐建的文殊发塔和五台山寺明弘治间穆氏新建的一座竹林舍利塔等，都是五台山的佛舍利塔。
因此，日本圆仁慈觉大师说五台山和法门寺分别是唐代著名的四大灵境之二。
唐代诸帝崇奉的道场
当代著名的佛学家吕先生在分析古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皈依佛教的原因时指出，他“想到有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必要，特选中了佛教。佛教理论是中和的，既不要修苦行，又可以缓和阶级矛盾，特别可以利用佛教的中道理论去推行法治，即他所谓的‘心法’”。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佛教的主要原因。其次，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源于意根，即私欲，所以它主张‘自净其意’。自净其意还可减少乃至去掉烦恼、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心情上的愉悦，从而可以延年益寿。这也是人们祈佛保馆、消灾免难的一个原因。复次。佛教还提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和乐有情’，这对改变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不良行为和逐步形成‘一心为公’、‘助人为乐’的社会风气也有裨益。这又是人们祟奉佛教的一个原因。凡此种种、不一而举。这对唐代诸帝来说，都‘有裨于政理’，即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唐代诸帝中，除武宗毁佛外，大多崇奉佛教。至于他们对法门寺佛教的特别崇奉，则是因为法门寺有埋藏佛指舍利的宝塔。古老相传，此塔三十年一开，开以舍利示人，即可生善去恶，岁丰人安。又，法门寺离大唐首都长安不远，也便于他们祈福行香，求佛保佑。所以，法门寺就得到唐代诸帝的青睐和优渥。
早在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唐高祖李渊就接受了宝昌寺僧普贤和大丞相裴寂的建议，改阿育王寺名法门寺。从此，法门寺就成了唐代帝王钦定的佛教寺院。
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一次就给法门寺度僧八十，且令宝昌寺僧惠业担任了唐代法门寺的第一任主持。从此，法门寺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佛事活动。
贞观五年(631年)，因素奉佛教的岐州刺史张亮至法门寺参观，因见法门寺塔“夜有神光”，又闻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故向太宗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此时，大唐帝国建立不久，国内的骱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还未完全平息，太宗虽然还不太信奉佛教，但他为了利用佛之舍利，劝人生善去恶，缓和矛盾，故就下令许开，且赐望云宫以修故塔，遂成木构“花塔”，尊严相显。从此，太宗开了唐代七次迎奉佛指舍利的先河。
显庆四年(659年)，高宗绳其祖武，举行了“旷日持久”的第二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道宣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说，启塔之前，高宗就给予法门寺佛指舍利供养费，钱五千，绢五十疋。启塔之后，又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疋。作为“造朕等身阿育王像”和“修补故塔”之费用。次年二月，则天皇后还舍“寝衣帐、直绢一千疋，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但“以旧材多杂朽故”，高宗又“赐绢□□五百匹，□□□，复益令增修”(《宝塔铭并序》)，遂“有禅师惠恭、惠方等，遵睿旨，财宏材，征窝县之王，写蓬壶之妙，咨□匠而葳刹，献金摹以运斤，不日不月，载营载葺”(同上)，便把法门寺建成了一座“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栭栌叠拱，枕坤轴以盘郁；梁栋攒罗，拓乾岗而抱阙”(同上)的辉煌寺宇。寺前还有“靡穹崇岳，立杖一柱以载天；婉蜒霞舒，揭万楹而捧日”(同上)的高高彩幡，与寺中“总换以柏，编石为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的珍藏“佛指骨”的“四层木塔”遥相呼应，遂使整个寺宇成了一个“叙瞰□谷，襟带八川，面太白之群峰，阳乌矫其翅”(《宝塔铭并序》)的蓬壶仙境。法门寺佛教发展到了高峰。
长安四年(704年)冬，则天皇帝举行了第三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她因听到西京大荐福寺主持法藏言及扶风法门寺舍利塔一事，则令凤阁侍郎崔玄炜和法藏、纲律师等十人，同往法门寺迎奉佛指舍利到东都明堂供养。到次年正月十五观灯日，她则身心护净，头面尽虔，又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赐绢三千疋，以示优渥，表达了她对佛教的崇奉之心。
景龙二年(708年)二月十五日，中宗应天神龙皇帝及顺天翊皇后，都下发入塔，供养舍利。又有温王、长宁及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亦都下发供养。景龙四年(710年)二月十一日，中宗又改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佛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又为之度僧四十九名，再次使法门寺佛教得到长足发展。
上元元年(760年)，国家正值多难之秋，肃宗为了求佛显灵，助其皇化，遂于五月十□日，令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于法门寺启发佛指舍利，迎赴内道场，于七月一日展出。肃宗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以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同时，还“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爪发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褴袈裟一副、沈、檀等香三百两”(《宝塔铭并序》)这就是唐代的第四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
《扶风县志》卷上说，法门寺有四层木塔，“相传葬佛指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故唐代诸帝都迎奉焉”。自上元元年(760年)，到贞元六年(790年)，正好三十年，所以，唐德宗就想利用佛力消平藩镇，制止动乱，挽救唐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遂于是年春天，“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资治通鉴》卷233，第7520页)。展出月余后，于“三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同上)。这第五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时间短，按常规，显然是一种过场。但它毕竟反映了德宗皇帝对佛教的尊崇。
第六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其时“宪宗皇帝令中使杜英奇押宫入三十人，持香花，赴灵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之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阻。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旧唐书》《韩愈传》)。后因裴度、崔群力谏，方贬韩愈为潮州刺史。这充分反映了宪宗皇帝和王公士庶的宗教狂热。
第七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法事活动是在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其原因是懿宗执政十四年来，“属冠猖狂，王师未息”(旧唐书》《懿宗纪》)。其目的是“但得生见，殁而无恨”(《杜阳杂编》和“为万姓祈福”(《旧唐书》《懿宗纪》)。所以，懿宗即下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当四月八日佛骨自开远门入长安时，懿宗还御安福门，降楼膜拜，亲自顶礼，泣下沾臆，且赐两街供奉僧金帛、元和迎真体者银碗锦彩。当迎佛骨于内道场时，还设金花帐、温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三日后，出置安国、祟化等寺。宰相以下竟舍金帛。不可胜纪。至十二月已亥，送还法门寺。总计，懿宗在这次迎奉佛骨中敕赐的东西有金、银、琉璃器物、绫罗绸缎等丝织品至少也有一百二十余件。这充分反映了懿宗皇帝的崇佛心态。
总之，鉴于唐代帝王对法门寺佛教的尊崇和优渥，遂使法门寺建成了一座具有二十四院规模的灵刹圣境和为唐王朝祈福延祚的皇宫之外的内道场。从而把法门寺佛教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五台山在长安东北一千六百余里处，虽然不如法门寺离京城近，但它是“文殊*(外门内必)宅”“万圣幽栖”(《清凉山志》卷5)的灵山圣境。太宗认为，它“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祗畏”(同上)。又五台山“雄据雁代，磅礴数州，在四关之中，周五百余里。左邻恒岳，秀出于峰。右瞰滹沱，长流一带。北陵紫塞，遏万里之烟尘。南拥中原，为大国之屏蔽”(《清凉山志》卷1)。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是大唐帝国的“镇国道场”。复次，唐代时五台山的窥基、道宣、德感、澄观、法照、不空等人都是倍受皇帝尊崇的高僧、国师，还有辅助皇帝的宰相王缙、裴休等对五台山佛教的护持，遂使唐代二十个皇帝中，就有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文宗、宣宗等十三位皇帝都“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礼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清凉山志》卷5)。《清凉山志》卷5说，唐太宗刚一即位，就于贞观二年(628年)下诏五台山文殊道场，修斋七日，为普天亿兆仰祈嘉佑。贞观九年(635年)，又为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优礼五台山佛教。从而奠定了唐代诸帝对待五台山佛教的政策。
高宗遵从祖训，信仰文殊，也崇奉五台山佛教。显庆三年(656年)十月，就下诏减免了五台山佛教的赋税。这就促进了五台山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五台山佛教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龙朔年间(991—993)，高宗与武后又令西京会昌寺沙门会赜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他们根据五台山灵迹的分布情况和传说内容，绘制了《五台山文殊化现图》，还以此图制为小帐，又撰写了《五台山略述》一卷。于是《化图》、《略述》广行三辅，以后还传到了敦煌、西藏和日本。国君之力，圣后之志，大大宣传了五台山。龙朔三年(993年)。则天武后还在五台山的五座台顶各建舍利铁塔三座，又在大华严寺建了二层八角佛舍利塔，目的在威震五台，巩固国防。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还神游五顶，以示她对五台山的誊恋。同年，又做玉御容，代她入山礼拜文殊菩萨，可惜事因台山地邻猃狁，而未送至五台山。同年，她又令并州刺史重建清凉寺，并着德感国师诣山离会、主持清凉寺，主管全国僧尼事，遂使五台山清凉寺居于全国佛教“首府”，五台山佛教进入了兴盛时期。
太宗对于三教是“道在佛光”；则天之于佛、道，是“佛在道上”；中宗之于佛、道，是“齐班并列”。但她对于五台山佛教则是要“再悬佛日”，大弘其教，要使五台山成为与印度灵鹫山“争峻”的世界佛教圣地。睿宗也同父皇、母后一样，倾仰五台山佛教。每年都要按例敕送五台山衣钵、香花，施十二大寺。其中有细披五百领、绵五百屯、袈裟布一千端、香一千两、茶—千斤、手巾一千条，支持五台山佛教。肃宗尊奉佛教；相信佛菩萨的佑助，对五台山大智大慧的文殊菩萨更是坚信不疑，护持有加。乾元元年(758年)，还敕五台山建寺一区，选高行沙门主之，为国行道，祈佛佑助。代宗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也信奉佛菩萨的无量神通。《释氏要览》卷9载：
广德元年十一月，吐番陷京师，帝奔陕。郭子仪兵至，败吐番，复京师。帝在华阴，五台文殊见帝，纳以秘语。十二月，帝归京，诏修五台文殊殿，铸铜为瓦，涂以黄金，费亿万计。
代宗以为返回京师，不是郭子仪的汗马功劳，而是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佑助之力。所以，一返京师，便不惜巨资，令修五台山文殊殿，造丈六镀金文殊像，供于五台山。永泰元年(766年)，他又和三位笃信佛教的宰相王缙、杜鸿渐、元载共同支持不空三藏于五台山创建了一所印度那烂陀寺式的金碧辉煌的金阁寺，又重修了玉华寺和六处供养舍，还令金阁、玉华、清凉、华严、吴摩之寺，每寺度僧21名，常传《护国仁王经》和《密严经》，为国行道，作为大唐帝国的“镇国道场”。大历四年(769年)，他又恩准长安光天寺东塔院为五台山往来停止院，把五台山佛教的范围扩展到了长安。次年他又着不空三藏至五台山修功德，代他行道。又令太原、长安及天下所有寺庙内都置文殊院，供文殊像，把文殊信仰普及于全国各地，极大地发展了五台山佛教。德宗皇帝崇佛敬僧，赞护佛乘，扶植佛教，倾仰五台山。《佛祖统纪》卷第四十一载，兴元元年(784年)，德宗曾迎五台山竹林寺的高僧、净土宗四祖法照国师入宫，教宫人学五会念佛音曲，使五台山佛教音乐传于大唐帝国的皇宫之内。贞元十二年(795年)，他又令河东节度使、礼部尚书李诜，进香于五台文殊殿，且请五台山大华严寺澄观法师至长安，与般若三藏共同翻译乌荼国所进《华严》梵箧。次年，赐澄观法师“镇国大师”之号，进加“天下大僧录”，统领全国僧尼事。后又迎入内殿，讲解《华严》宗旨，德宗听后大悦，又赐紫方袍、“教授和尚”、“清凉国师”之号。元和五年(870年)，宪宗又赐澄观国师金印，封为“大统国师”，统冠天下缁徒，又使五台山一度居于全国佛教之首，成了与天竺鹫岭角立相望的佛教圣地，列入了世界佛教的五大圣地之一。
此后穆宗、文宗对于五台山的佛教，仍是按照常规，年年向五台山十二大寺敕赐袈裟、细绢；绵、茶、香、手巾、香花、宝盖、真珠、幡幢、佩玉、宝餐、白叠、花果等钱财物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第一、十月十九日条下云：
大唐大和二年以来，为诸州多有密与受戒。下符诸州，不许百姓剃发为僧。唯有五台山戒坛一处、洛阳终山琉璃坛一处。自此二外，皆悉禁断。
可见，文宗对于五台山的佛教还是另眼看待，仍然可以传戒续法。足见，五台山佛教在唐代佛教中的显著地位和影响。
会昌发难，规模大，范围广，也比较彻底。所以五台山佛教也遭到惨重损失。但宣宗刚一即位，便下令恢复佛教。早在大中二年(848年)正月三日，他就敕曰：
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见存者，使令修饰。每寺度僧五十人。(唐会要》卷48)
又《广清凉传》卷中也曰：
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山诸寺度五千僧，再请*(左君右欠)为十寺僧道、并都修造供养主。可见，宣宗践祚，恢复寺宇不久，五台山佛教就有了一百余座寺庙、五千余名僧人，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总之，唐代时五台山文殊道场，由于受到唐代十三位皇帝的特别祟奉，护法宰相王缙、裴休的大力护持和五台山僧人的努力弘法，遂使五台山佛教的寺庙多达360余处，僧人恒有万余。寺院经济发达，佛教文化繁荣，宗派齐全，高僧云集，文殊信仰普及天下。“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与五台”(《金石萃编》卷113)，“而往解脱者，去来回复，如在步武。”(《柳河东集》卷25)，五台山居于了全国佛教的首席地位，成了“与竺乾灵鹫角立相望”(同上)的世界佛教五大圣地之一。
灵山古刹的友好往来
法门寺为佛骨显灵之地，五黄山为文殊化现之区；法门为中国佛教的古刹灵境，五台山为中国佛教的灵山圣境。唐代时，法门寺和五台山都受到皇帝国的尊崇和优渥，遂使法门寺和五台山的佛教都发展到鼎盛时间，法门寺也就成了唐代皇宫之外的内道场，五台山也就成了大唐帝国的镇国道场。因此说，法门寺和五台山是唐代佛教皇冠上的两颗遥相辉映的明珠。所以。自唐以来，中国佛教的僧人多至两地瞻礼灵迹，取经学法。而两地的僧人也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释道宣(596—667)，本是京兆(长安)西明寺的高僧，也是中国佛教著名的史学家和南山律宗的创始人。《宋高僧传》卷第十四《道宣传》说，贞观九年(635年)，宣师曾至沁部云室山(今山西沁县境内)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1卷、《疏》2卷、《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1卷、《疏》3卷。十一年(637年)，又至隰州益词谷(今山西隰县境内)撰《量处轻重仪》2卷、《尼注戒本》1卷。到贞观十六年(642年)，宣师才返回陕西终南山丰德寺。在此期间，宣师尝游清凉山，“至中台顶上”(《广清凉传》卷下)，瞻礼灵迹，修习禅定，并讲《四分律》，弘扬律宗教义，开辟律宗道场，”遂在五台山原有律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律宗。
按明代著名高僧释镇澄编的《清凉山志》收入高僧的标准：“或久牺胜地，道著清凉；或暂入兹山，感通大圣”来看，道宣即是五台的著名高僧和五台山律宗的祖师。
又《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曰：
显庆五年(660年)奉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
宣律师，即是道宣律师。他是在唐高宗迎奉法门寺佛指舍利，在东京洛阳展示之后。于龙朔二年(662年)二月十五日，并僧人智琮、弘静等京师诸僧奉敕把贮藏佛指舍利的九重金棺银椁送至法门寺，藏于塔内石室中的。他这次到法门寺，不仅参加了送还法门寺佛指舍利的盛大法会，而且也带去了五台山僧人的深情厚谊。同时，他还与法门寺僧人进行了佛教文化交流。从而，开了五台灵山和法门古刹僧人友好往来的先河。
裴休(797—870)，字公美，祖籍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是唐宣宗时著名的“儒门上士”，因其“家世奉佛，尤深于释典”(《旧唐书·裴休传》)，又以黄檗希运为师，还与沩山灵佑、圭峰宗密禅师交往甚密，所以他颇祟佛敬僧，赞护佛乘，是与庞蕴、白居易，李翱、陆亘等享有同等地位的居士、宣宗时代的护法宰相。《旧唐书·裴休传》曰：十三年十月，加检校吏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州节度使。
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隐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
可见，裴休于大和十三年在太原和十四年在凤翔任职期间，曾去过五台山和法门寺，瞻礼过文殊灵迹和五台诸寺及法门寺释迦文佛舍利宝塔，也与两地的义学僧人探讨过佛教义理，从而交流了五台灵山和法门古刹的佛教文化，增进了灵山古刹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情谊。
释元慧(819—896)，吴中陆氏仲子，髫龄颖悟，长而温润。开成二年(837年)，出家于嘉兴法空王寺，礼清进法师为师。会昌元年(841年)受戒，立志修五部曼陀罗，持三白法(即白饭、白水和白盐；亦即身不遍触。口诵真言和意不妄缘)，故世人谓之“三白和尚”。同年，慧师“入礼五台，仍现众瑞”(《宋高僧传》卷23《唐吴郡嘉兴法空王寺元慧传》)，瞻谒文殊，取经学法。次年南还，居于建兴寺。会昌法难中，例遭澄汰。大中初还归法门。七年(853年)，重建法空王寺。咸通十四年(873年)十二月己亥，随送佛中指骨舍利到凤翔重真寺，且炼左姆指，供养三宝，以示他对释迦文佛的虔诚信仰。可见，法门寺和五台山在唐代僧人心目中的崇高形象和地位，是僧人们梦寐礼谒的圣灵之地。
由于唐代诸帝对于法门寺和五台山佛教的扶植崇奉及唐代僧人对于灵山圣境的崇拜信仰，致使这灵山圣境名闻四夷。所以，到五代时期，以宽建为首的日本僧人超会、宽辅、澄觉、长安等一行十一人到中国取经求法巡礼圣迹时，还去过五台山和法门寺。宽建是日本兴福寺的僧人。醍醐天皇延长四年，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他们一行带着醍醐天皇敕赐的旅费百两黄金和营原道真、纪长谷雄的诗集各3卷、桔广相诗集1卷，准备到中国传播日本文化。次年，他们一行搭乘华人商船来到中国。据然的《在唐记》说，宽建闷死于建州浴室、他的从僧超会、宽辅、澄觉、长安一行曾于后唐明宗长兴年间(930—933年)抵达洛阳。不久，便至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巡礼五台灵迹，且向五台山佛教奉献了日本道贤法师捎带的藏经桶、表达了道贤法师对五台山文殊菩萨的敬仰之情和企望文殊为其母消灾息厄、早日康复的祈求之心。后来，澄觉还至浙江、洛阳、长安、瞻礼了法门寺的佛舍利塔。又于各地宣讲了《唯识论》、《上生经》、还获得了皇帝敕赐的紫衣和“资化大师”之号。宽辅在洛阳又弘传了瑜伽大教，其受法灌顶的中国弟子多达三千余人，也获得了“弘顺大师”封号。从而进行了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也使法门寺和五台山的佛教文化传播到了日本。这就增进了法门寺、五台山和日本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及深厚情谊。
最后，有一点还须指出，关于法门寺《灵异记》碑末署名的第一位是杨延昭，传说是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山西也传说，杨五郎出家五台山，而且在“文革”以前五台山还有供奉杨五郎的太平兴国寺和其作战使用过的八十一斤重的铁棍。如此说来，法门寺和五台山都成了杨家将特别崇奉护持的灵山古刹了。
传说并不等于史实。《乾隆一统志》认为，杨五郎即是杨延郎。杨延郎。因“大中祥符五年冬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闰十月懒情己巳，上天尊号曰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壬申，诏圣祖名曰玄，下曰郎，不得斥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0)，故杨延郎改名杨延昭。
杨延昭，并州太原入”(《宋史》卷272《杨业传》)，为“忠烈武勇”的北宋名将门杨业之子。幼时沉默寡言，儿时好做军事游戏，故杨业曾说：“此儿类我。”(《宋史》卷272《延昭传》)所以，杨业每次出征都要带他。这样，经过杨业的精心培养和多次的战地锻炼，杨延昭便很快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名将。《宋史》卷272《延昭传》说：“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三年(986年)，杨业率兵北伐应、朔二州时，他为先锋，端拱、淳化间，他先后出知景州“淮南都巡检使、定远军。咸平二年(999年)，调任保州(今河北安新县)沿边都巡检使。次年，又调为莫州(今河北任丘县)敕史。咸平六年(1003年)，任保州、威虏、静戎军沿边都巡检史，后徙宁边军部署。景德二年(1005年)，升为莫州防御使，俄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屯所九年，于大中样符七年(1014年)正月七月卒，享年五十有七。史评“延昭智通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护榇以归，河朔之人多望枢而泣”(同上)。可见，杨五郎、杨六郎，原来就是杨业长子杨延昭一个人。杨延昭一身从戎，对辽作战，转战于河朔一带，根本没有出家五台山，也未到过法门寺。因此说，法门寺《灵异记》碑末署名的第一人杨延昭，根本不是杨家将中的杨六郎，而是法门寺管理浴室院的“常年结缘社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