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1月16日—17日在上海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中国古陶瓷国际讨论会。会议虽然只进行了两天，但人们对会议的内容和有关学术活动反响强烈，不少出席会议的中外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将对越窑、秘色瓷乃至中国古陶瓷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次会议，笔者把这次会议的有关学术活动和部分学术观点作一简要述评。
一、会议召开的由来和筹备过程
越窑是中国古代的烧瓷名窑，唐宋越窑秘色瓷历来是世人珍视的名品。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些专家学者陆续前往浙江越窑窑址进行调查。建国以后浙江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对一些重要窑场进行了发掘，解决了许多问题，对越窑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秘色瓷的名称只见于文献，传世及出土实物中很难准确地分出哪些是秘色瓷，因而，有关越窑和秘色瓷的许多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批稀世珍宝中有十三件能与同出土《衣物帐》对号入座的秘色瓷，这十三件瓷器加上未见《衣物帐》记录的青釉八棱瓶，共十四件作品的问世，使世人初次见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典型的秘色瓷，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也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对秘色瓷认识的争论，出现了不少新的观点。
早在几年前，上海博物馆就在酝酿着进行一次新的古陶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哥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曾产生过较大影响，而新的讨论会也应该选择一个具有相当学术讨论价值的重要课题。在许多课题中，秘色瓷的学术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经过多方商定，由陕西省文物局(具体承办单位由法门寺博物馆负责)、浙江省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三方联合举办这次讨论会，并将题目定为《越窑、秘色瓷讨论会》，会议定于95年1月在上海举行，由上海博物馆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经商定，会议组织一批各地出土的越窑、秘色瓷精品，陈列于会场供会议代表观摹研究。其中法门寺博物馆提供一批不同类型的秘色瓷运往会场，这是法门寺秘色瓷出土以来在陕西省以外展出数量最多，品种最齐的一次。这批文物精品的成行，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浙江省及文物局也组织了省博物馆宁波市博物馆、临安县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管会等单位提供大批越窑、秘色瓷精品和标本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馆、苏州市博物馆、吴县文管会、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也提供了不少精品。由于这些地区文物部门的积极协助，大大丰富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与上述单位提供精美的越窑、秘色瓷及重要标本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这次会议召开前数月，不少热心于陶瓷研究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和海外一些著名文物收藏家，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希望参加这次会议，从而使会议代表名单一再改动，从最初三四十人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虽经严加控制，但会议开幕时，也已有九十位代表到会。另外，还有二十名列席代表。人们为什么对这次会议抱有如此热烈的态度?主要的答案似乎是：1.随着国内地下出土物的增多(尤其是法门寺地宫文物的出土)，越窑、秘色瓷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2.会议期间将有大批珍贵的越窑、秘色瓷得以观摹研究。3.全世界大批专家、学者的出席使会议成为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会议。原因似乎很多，但这几个方面可能是其中主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近半数代表分别来自英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这些海外代表中有好几名具有相当影响的陶瓷专家。国内代表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陕西、浙江、江苏、河南、福建、广东、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文博机构、大学、科研单位及有关机关。其间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可以认为，全世界大多数有影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
二、会议学术活动概况
1月16日上午，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博物馆租借的上海档案馆会议厅开幕。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首先致开幕词；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陈文锦、陕西省文物局代表吴晓丛(省局博物馆处处长)分别致词；国家文物局代表袁南征(流散文物处副处长)致贺词；对本次讨论会提供帮助的日本有田陶瓷公园青木宏悦会长也到会祝贺并致贺词。由于这次会议是学术会议，因而不搞其他礼仪性活动。
简短的开幕式后，大会筹备处组织代表观摹了各地运沪越窑、秘色瓷和标本资料以及上海博物馆同类珍藏文物。这种先观摹后宣读论文和讨论的做法，是总结了以前学术讨论会后得出的经验，通过对地下出土文物有感性认识后能使代表们产生新的体会，也有助于代表掌握、了解新的学术动态。
能有机会接近文物甚至上手观摹，这几乎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想做的事，这次会议中除了法门寺及少数文博单位送展的展品封入橱内外，上海博物馆和部分地区送展的瓷器在严格按照文物保护要求为前提下都能上手观摹，使不少学者感到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使他们在发言讨论中增添了许多内容。由于代表们的一再呼吁，致使大会组织者决定第二天下午再次安排观摹了一次。这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认识的做法，大大增强了代表们对越窑、秘色瓷的认识，从而使下午宣读论文和第二天讨论的学术气氛变得更为浓厚而热烈。不少代表的发言显得更有说服力，与会代表也觉得更容易理解。
这次会议前，全国各地和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共上报论文二十三篇，实际递交的有三十一篇。主要围绕着秘色瓷这一课题，其中与法门寺秘色瓷有关的所占比重较大。也有论述越窑瓷器制作工艺和烧造制度的，当然，还有个别官窑研究的文章。为了控制时间，16日下午的宣读论文时间以每篇10分钟为限，叙述论文要点或总结部分，由于时间紧奏，力求简明扼要。论文发言还配以幻灯片，供代表讲解用。共有二十名国内外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著名青瓷研究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伯谦先生主持了下午的会议。
除了安排第二次实物观摹外，第二天的日程均为讨论，各地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场气氛异常活跃。上、下午的讨论会上，有数十位代表发言。大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越窑、秘色瓷上，也有的代表对官窑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法门寺博物馆韩金科馆长主持了讨论。讨论结束后，本次学术讨论会主要召集人、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所作的总结发言，宣告了为期两天紧张而热烈的讨论会胜利结束。会后，许多代表说，这样的讨论会名符其实，不搞虚荣，不搞游山玩水，学术空气浓厚，真正起到了讨论会的作用。当然也有许多代表对会议时间的过于简短感到惋惜，认为再多一两天时间进行讨论，那就更完满了。不少代表还提议，以后再搞几次这样的讨论会。从代表的意见中可以听到中国陶瓷界广大人士希望多开展一些实实在在的学术活动、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籍此活跃陶瓷界的学术空气。大家认为，这样的的活动有助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深入。
三、会议提出的主要学术观点
讨论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不少学术论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也有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现将一些主要的学术观点和认识分述于后：
1.关于秘色瓷的产地问题
秘色瓷的产地在何方?这在过去是十分明确的，唐代以来的文献都明白无误地记载了产地在浙江的越窑。但自从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有的学者认为南方、北方都有秘色瓷烧造窑场。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不应产自浙江，它们可能属于北方地区烧造。有的甚至认为其产地可能就在陕西地区。其原因是法门寺秘色瓷烧造质量很高。釉色青绿，与常见的越窑青瓷存在着区别，制作方法也与越窑瓷不尽相同。有的研究者还说，陕西古代生产的青瓷其特点为“类余姚县秘色”，因而这批瓷器可能产自陕西。众说纷纭，不一而足。这次会议上，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法门寺秘色瓷产自浙江的越窑。来自陕西的学者也多持这种观点。由于经过了各地运沪实物的对比研究，因而也获取了不少较有说服力的证据，如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在会上指出，法门寺秘色瓷釉面多见有稀疏的黑点子(通常称为“落灰”)在越窑瓷器尤其是上林湖采集的标本釉面也常见这种黑点子。不少学者通过书面文章和发言，进一步论述了法门寺秘色瓷为上林湖越窑烧造的最大可能性，从烧造工艺、制作特点和科学分析多方面加以论证，受到了与会大多数研究者的赞同。当然也有的研究者在支持越窑说的前提下，提出了目前不要下绝对结论，还应从更深层次进行研究的看法。另外，原先持北方说的学者，多数已不再坚持这种观点了，有的只是对具体作品是否秘色瓷进行探讨。记得在会议休息时，一位学者指着《越窑、秘色瓷学术讨论会》的会标对主持人汪庆正先生说：“什么时候把这个标题中的越窑、秘色瓷之间的标点符号去掉就好了。”通过这次会议，上林湖越窑说可说已占主导地位，越窑、秘色瓷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应当说已为时不远了。这个概念的出现不是新观点的产生，也不是千百年来“越窑秘色瓷”的文献概念，她是经历了学术界重新研究，讨论后得出的全新概念。
2.秘色瓷的概念问题
什么是秘色瓷?秘色瓷的范围有多大?哪些瓷器属于秘色瓷?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是秘色瓷的概念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代表的论文和发言，基本上还是按各自习惯理解这一概念。提议较多，至少可理出三种观点：①越窑瓷与秘色瓷划等号，越窑瓷就是秘色瓷、秘色瓷就是越窑瓷。②秘色瓷专指那种釉色青绿的越窑作品。③艾色和青绿釉色的越窑作品都是秘色瓷，只要这些作品在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下限以内都可以算入。
3.关于秘色瓷之“秘”含义的讨论
秘色瓷之“秘”究竟含何意?这在过去就存在着不同看法，法门寺秘色瓷出土后，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多了。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撰文或发言认真地进行了探讨，从古文献中关于“秘”字的含义到唐代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从陆龟蒙的“千峰翠色”到法门寺秘色瓷的青绿釉色，论点颇多。有的认为秘色即“稀见之色”。有的觉得秘色是一种“香草色”，也有的说秘色实为“碧色”。此外，还有神秘色调的和神秘、珍奇和本身色调的混称等等。归纳起来，持“香草色”的说者较多；“稀见之色”说者颇有见地；“碧色”之说论据也较充分。总之。对“秘”字含义的认识，集中到一点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指的釉色，至于究竟属于哪一种色调，还有待进一步统一。
4.关于秘色瓷窑场的性质问题
有关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秘烧的问题在会上也展开了讨论。法门寺秘色瓷属上林湖越窑烧造，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唐代上林湖越窑秘色瓷是官窑还是贡窑所烧?有的代表回顾以往对越窑官瓷烧造性质研究时，列出了“官窑论”、“官监论”和“官搭论”三种不同观点，对此进行了剖析。也有的代表提出发了唐代为贡窑、五代已成为官窑的观点，从政治体制的变更等方面来判断这一窑场性质的转变。也有的代表认为，唐、五代、北宋烧制秘色瓷的窑场不是官窑而是贡窑，因为唐代已明确有贡窑，而五代、北宋秘色瓷窑场很多，慈溪、上虞、鄞县均有，这么多窑场单靠官窑力量创办是不可能的，历代文献也没有越窑设官窑的记载。另外，器物本身刻铭表明了其贡窑性质，器物上“官”、“官样”等文字的出现证明了它们不是官窑而是兼烧贡瓷或官用瓷的民窑。还有的代表提出了上林湖贡窑是什么性质，它算不算官窑的问题。有的还对嘉靖《余姚县志》中提到的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的说法作出了探讨，并对其中关于唐代是否置官监窑问题提出了质疑。还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了宋官窑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真正的官窑是否在北宋时期的疑问，由于会议主题是越窑、秘色瓷，因而官窑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5.八棱瓶问题
有的代表提出了法门寺八棱瓶是否属于秘色瓷的问题，由于八棱瓶未与其它秘色瓷存放一放，《衣物帐》也未记载，因而不能算作明确的秘色瓷，但肯定是上林湖越窑烧造。曾经参加过发掘工作的代表则肯定八棱瓶是秘色瓷，由于八棱瓶出土时内装有佛教五色宝珠29颗，瓶上有于大珠覆盖，这样的陈放形式肯定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因而决定了它不能与别的秘瓷放在一起。这件作品符合秘色瓷应具备的式样、釉色、御用等三大基本要素，而且它肯定来自宫廷，因而把它排挤出秘色瓷行列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来自发掘现场第一手的材料过去鲜为人知，发掘报告也未写明，因而使人们只能从现象上分析。会议期间，了解了前因后果后，使代表们更进一步掌握了秘色瓷出土的背景材料，从而使原有的观点得到补充或修正。
还有不少代表认为，法门寺八棱瓶同上林湖窑场发现的那些八棱瓶残器风格相似，有的则认为完全相同，因而肯定是越窑烧造，有的还肯定是同一窑场烧造甚或出自同一人之手。还有的则认为各地出土或传世的八棱瓶大同小异但不完全一样，虽可肯定均为越窑烧造，仍应当注意区分其不同风格。
6.关于秘色瓷的烧造上限
有的代表认为，秘色瓷始烧于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浙江宁波和义路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一批越窑作品即是这时期的产物。许多代表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为唐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因而绝对烧造上限为咸通十五年前。还有的代表从烧成运输等方面推算，法门寺秘色瓷至晚在咸通十三年已经烧成，因而其上限至晚应是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有的代表甚至列出了上林湖出土的咸通十三年青瓷残器(在大批匣钵中)，从而也得出了法门寺秘色瓷在咸通十三年春天已经烧成的结论。有的代表认为，法门秘色瓷的烧造质量、制作特点不尽相同，可能是分批烧成，因而制作年代可能有早晚之分。还有的代表把西安唐咸通十二年张叔尊墓出土的八棱瓶看成最早的秘色瓷。
7.越窑、秘色瓷的分期
一些代表对越窑、秘色瓷的烧造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下述三种分期：
第一种，越窑青瓷的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唐至晚唐开始时期。第二阶段为九世纪中叶的晚唐至五代，秘色瓷烧造于这一时期。第三阶段是吴越国降宋以后。
第二种，有的代表把越窑秘色瓷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为晚唐时期，以法门寺和钱宽墓出土瓷器为代表。五代为中期，以钱元瓘、钱元玩墓和苏州吴县七子山出土物为代表。北宋前期为晚期，以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辽陈国公主墓、韩佚墓等出土器物为代表。
第三种分期分得最细，第一期，唐元和朝(公元806—820年)前后，秘色瓷开始烧造时期。第二期大中、咸通朝(公元847—873年)，其间分二段，大中朝段以宁波和义路出土器物为代表，咸通朝(公元860—873年)段以法门寺出土瓷器为代表。第三期为光化、天复(公元898—903年)前后，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物为代表。第二阶段为五代天福、开运和广顺(公元936—956年)前后。第四期为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公元976—1003)前后。第五期亦即最后一个时期为咸淳至熙宁元年(公元1003—1068年)，这一时期是秘色瓷衰落到停止阶段。
这三种分期各有各的特点，也各有各的理由，尤其是第三种论据较充分。三种分期实际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当然有些划分还有待进一步统一。
8.关于五代越窑的地位
不少代表提出五代越窑对全国制瓷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经过唐代数百年的烧造，五代越窑烧瓷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现今所见越窑秘色瓷以五代产品为最佳，由于五代越窑产品质量的优异，受其影响，南北各地许多窑场予以仿烧，对这些情况应引起进一步的重视。有的代表就五代越窑的烧造和各地发现的仿越窑产品进行了探讨，从工艺上和科学测试数据等方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揭示五代越窑烧造技法和对各地青瓷窑业的贡献。
9.关于秘色瓷的质量等级
有的代表提出，历代的秘色瓷应当有一个产品质量和使用等级的问题，因为不是所有的秘色瓷都是优质产品，其间也有质次产品，而且，不一定所有的秘色瓷都是皇帝使用的，帝王所用秘色瓷是最上等的质量最高的产品，公侯、贵族的可能差一些，那些质次产品也为一般文人阶层使用。
10.其它
有的代表在讨论中提到了秘色瓷与宗教的关系，认为法门寺秘色瓷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些器物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八棱瓶，与法门寺宝塔地宫内的密教坛场的摆设有密切关系。一些代表就这类问题展开了讨论。也有的代表对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其它器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出土的玻璃器皿、金银器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当然这些问题已不属于中国陶瓷史范畴了。
由于时间紧，还有不少观点未能在这次会议上展开充分的讨论。而且，已经提出的这些观点，有的得到了大致的统一，有的还有待进一步统一，有的还将旷日持久地争论下去，直至新的资料被发现。诚如汪庆正先生在会议结束时所总结的那样：“我们持有这样一个宗旨，一个学术会议不可能解决任何(所有)问题，但是这个会要提出问题，否则等于没有开。”这次会议虽然已过去了十个月，但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问题，必将引起我们大家的思考，我们期待着不久的将来通过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及古文献资料，并借助于现代科学测试技法，进一步深化并最终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