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及法门寺的历史贡献

    在法门寺，无论是国人，还是他国的朋友，都为法门寺文物、法门寺历史文化惊喜震撼的同时，颇为古代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所折服、所赞叹!

    那神圣晶莹的佛指舍利，既是辉煌的法门寺佛教文化的象征，又是中印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实证。陈列在法门寺博物馆里的唐代佛教法器、供养器等珍宝，不仅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也内含有印度人民的创造精神。“释迦牟尼”、“阿育王”、“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空海”(日本)、“义真”(日本)等中国人民熟悉的名字，都是来自邻邦异土的著名人士。“密教”、“觉悟”、“慈悲”、“曼荼罗”、“五轮塔”、“须弥山”等，皆是进口外来的名词术语。

    最令今人佩服的是，盛唐那颇为开明的开放精神。据历史记载，唐京都长安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城内到处有来自中亚、西域的驼队、商人、使者的足迹，到处有日本、朝鲜、韩国、东南亚的留学僧、求学者。唐代八位皇帝六迎法门寺佛指舍利，不仅仅是举国上下盛大的宗教活动、文化活动，而且因有不少的外国僧人、外国留学者、外国使者、外国商人参与，可以说也是六次重大的世界性宗教文化活动。

    两千五百年前，在亚洲“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两侧，有两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

    中国印度虽然相邻，但因那巍峨连绵的高山高原的阻隔，两大文明古国无法交往、交流，各自形成了异质的古文化，各有辉煌。

    一个以释迦牟尼为“觉者”(即佛)，创造了异彩四射的佛教和佛教文化；

    一个以孔子、老子为“圣贤”，创造了辉煌熠熠的儒家与儒家文化和道教与道教文化。

    两国，两大文化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处世界领先地位，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如果无有喜马拉雅山脉，那该多么好啊!

    公元前二世纪后期，横贯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开通，这两大隔离的文化才开始迂回绕道交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跨国弘法行动”。印度佛教很快传播到了中亚及我国的西域地区。

    西汉末年，佛教又沿着闻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进了古老的中土大地。从此，古印度的佛教与佛教文化在中国社会、在中国原有的文化圈里传播开来。这就是汉传佛教。另有一支进入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西藏，为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由此，中国佛教形成了汉语、巴利语、藏语三大语系的格局。

    古印度，在哲学、科学、文化、艺术、天文、医学等诸方面很有成就。世界级的东方伟人—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是对古印度文化“既是一次重大变革，又是一次系统总结，从而成为当时印度文化的代表”(见魏承恩《中国佛教文化初稿》)。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保存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是古印度文化在中国原有的文化圈内的移植。但中国佛教文化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不是印度佛教文化的原份不动的“照抄照转”，而是经过长期的相互交流、碰撞、选择、改造、融合，逐步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土，开始是依附于中国的本土文化。早期的佛教僧在译经传播中，故意攀附道教、儒家的学说，如用道教的专用术语翻译佛经的一些概念，把佛家的“性空”、“出世”解释为道家的“无为”思想，用佛家的“慈悲观念”去比附儒家的“仁爱”学说。

    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佛教经典翻译的日益增多日益系统，佛教各派学说先后传入，它就不会永远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这时，佛教与儒家思想发生了比较激烈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夷夏之争”、“沙门应否敬王者”、“神灭与神不灭”、“因果报因有无”等一系列问题上。结果，双方都采取了相互选择的立场，经由相互摩擦、冲突，到相互会通、融合，寻找彼此认同的契合点，以共同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需要。从整体看，双方真正思想文化上的斗争不是主要的，十分突出的。相反地彼此的融合则是经常的、普遍的。

    隋唐之际，由于统治者采取了更加开放明智的政策，佛教达到了鼎盛顶峰，呈现了宗派缤纷、竟相争鸣的兴旺之态。这时，“佛性论”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议题。所谓佛性，是指成佛的原因、根据和可能。中国佛教各宗各派提出的“明心见性”、“即兴即佛”、“性体圆融”、“无情有性”等等，都是从不同角度建立的“佛性论”。后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更加融合、渗透，出现了儒家、道教和佛教“三教调合”、“三教合流”的新局面。极大地推进了当时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快速发展。出现了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盛唐文化”、“盛唐经济”。法门寺的辉煌主要在这一时期。因此，法门寺的辉煌是盛唐文化的缩影。

    唐代僧人宗密在《原人论》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扬，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这说明儒、道、释三者有不少的相通之处，共同之点。三者的融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道吸收、融摄佛教；二是佛教影响、渗透儒道。

    宋明时期，“三教合一”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儒家吸收和融合佛教，推动了玄学理论的完善，形成了宋明理学。佛教的理学学说、心性思想和修持模式等是构成理学的重要来源。佛教的禅宗和儒家的理学，就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两大文化成果。道教吸收和融合佛教，形成了全真教、太一教等新道教。同时，佛教自己也完成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佛教。

    佛教重视融摄儒家、道教的伦理思想。忠君和孝亲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僧人出家，不拜父母、不拜皇帝，曾遭到儒家的强烈抨击。中国佛教学者根据中国国情采取灵活的姿态，及时调整、吸纳、提倡孝。宋代僧人契嵩撰写了《孝经》十二章，系统地阐发了戒孝合一论。

    中国佛教的文化学术创造，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表现，也是佛教长期流传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晋宋时，竺道生等在儒家重视心性研究和玄学思想的启发下，注重从对内的本体转向对外的人格本体即心性论的探讨，把本体论与心性论统一起来，大力宏扬佛性论，认为人人都有佛性，都可成佛，为以后特别是盛唐形成的中国化佛教宗派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佛教学者高僧，善于把佛教的优越性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全面地创造了别具异彩的中国佛教文化。使之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三者被人们认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它们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中国的佛教化与佛教的中国化。

    这期间，法门寺作为佛教圣地和朝拜中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佛指舍利作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巨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法门寺被唐代等尊为皇寺、国寺，“皇帝佛国”，其宣传影响力面广度深，特别李唐王朝八位皇帝六迎佛骨，举国上下、中外宾客，其参与规模和影响力更是旷世仅有!

    法门寺在中国的佛教化和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中，在中印文化交流、相互融摄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法门寺在中国佛教文化形成中的历史贡献。

    人类之初，由于生产力发展限制，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往往与宗教相关联。这是世界各国发展史上的共同现象。不能因为它与宗教相联，就否定优秀文化的进步性和曾发挥的历史作用。

    (一)法门寺佛教文化在法门寺的历史辉煌中，法门寺在佛教传播和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就是说，法门寺佛教文化在中华民族吸纳国外异族进步文化、充实发展传统文化不断创新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为随着佛教的传播，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印度天文、医学、逻辑学、艺术、科技等新成果，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的思想氛围中，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出现了“大唐盛世”的少有局面。

    (二)舍利文化是法门寺佛教文化的核心。法门寺的历史辉煌与佛指舍利有直接原因。佛指舍利虽来源印度异邦，但它在中国已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风雨。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对中国社会的宗教、文化、哲学、政治、经济、道德、民风民俗、民族团结、人们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较深的影响。

    今天的佛指舍利蕴含着极丰富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它已不单纯是生于印度的佛祖释迦牟尼的化身，它已不单纯是佛教的象征。它早已走出了印度地域与佛教领域。它是法门寺佛教文化的象征，又是中国佛教世界佛教的象征；它是东方印度中国两大文明成功交流融合的象征，又是大唐开明开放精神的象征；它是法门寺辉煌历史的象征，又是大唐灿烂文化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华人民族团结统一精神的象征。故佛指舍利是国宝，世界之宝，无价之宝。

    (三)唐代地宫数千件文物金银器、秘瓷、琉璃器、玉器、丝绸服饰、茶具等，大部分为唐皇宫廷器物，造型及制作异常精美华贵，充分反映了唐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科技、工艺、艺术、文化等成果，体现了大唐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缔造文明、开明开放、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

    (四)地宫佛指舍利供养唐密曼荼罗是佛教密宗的最高法界，它的发现填补了唐密历史空白。法门寺唐密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反映了唐文化的丰富、多彩和辉煌。

    (五)法门寺的佛祖舍利朝拜圣地、唐代皇家寺院、唐密曼荼罗供养总道场的历史地位是巨大的，不容忽视的!法门寺是代表国家与民族的!我们应加强对它的保护，研究和利用。要尽快再现大唐法门寺的辉煌，让法门寺在“双文明”建设和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纵观佛教文化向中国的传播历史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自西东渐，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外以下三个原因：

    一、汉代以来，中华民族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博大胸怀和开放精神。正如现代文豪鲁迅先生所说，当时的中国“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来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驰骋，绝不介怀”，“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

    二、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是文明古国印度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不少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可借鉴吸取的比较先进的内容。

    三、佛教的传入完全是采取和平传教的平等方式，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自由地竞争、融合；自由的抉择，相互取长补短。佛教既无借传教而觊觎中国领土的政治野心，也无借弘法而掠夺中国财富的经济企图，更没有以铁骑战舰为传教作为后盾。中外文化的交流，两大文明古国的交流，完全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正因为平等，所以令人们摒弃了民族异域的偏见，完全注目于佛教本身的文化价值。因此，出现了中国的佛教化，更多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佛教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无比的文化遗产，并相继传往日本、朝鲜、韩国等地方，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佛教的传播，中印文化的交流，为全人类文化交流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法门寺文化就是其中一个最亮丽的奇葩!

    朋友，当你站在法门寺佛指舍利和法门珍宝之前，明白了这一切，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文化的来龙去脉，你一定会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而自豪!你一定会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形成，中印文化的交流而赞叹!你一定会说：

    中印关于佛教文化的交流，不愧为全世界文化交流中最成功、最辉煌的典范!而法门寺和法门寺文化，就是其最精彩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