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榆林得到的情报

李凤权

　　榆林，古称榆阳，又名驼城，地处陕西北部边界，是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登上城南的凌霄塔，俯视城垣，是星罗棋布的古迹名胜。万佛楼、新明楼、莲花池、普惠泉、戴兴寺、金刚寺，星星点点，交相辉映。榆溪河绕城而过，岸柳婆娑，碧波荡漾，堪称得“榆溪胜境”。“风归远挹陶公柳，遗爱常流召伯堂”，这是于右任先生赞美榆溪桥的佳句。
　　榆林城以北是浩瀚无垠的毛乌素沙漠，在沙漠与城垣之间横亘着万里长城，蜿蜒逶迤，气势磅礴。这座雄伟的古代建筑及其附属的墩、台、堡、寨，表明榆林城曾经是中国北方的边城要塞，即所谓“九边重镇”之一，是兵家必争之地。“屯兵红石峡，斩将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清”。①这些诗句又说明它经历过无数次战火烽烟。但是，而今这座边防重镇却成为蒋介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前哨指挥中心。从这个中心向东西两面延伸，形成了对陕甘宁边区整个北部的弧形包围。因此，瓦解榆林国军，或是改变榆林方面的政治态度，对于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驻扎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始建于井岳秀之手，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井岳秀，字崧生，陕西蒲城人，是陕西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井勿幕的兄长，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以后，他就以陕北镇守使的名义掌握了陕北20余县的军政大权，被人们称为“陕北王”。1930年，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把他的部队改编为中央军第八十六师，任井岳秀为师长，把井套上了反共战车，与陕北红军作对。1936年井岳秀自毙身亡，其部属高双成(字立卿，陕西渭南人，后迁居蒲城)接任八十六师师长。由于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遂使高双成的统治范围仅限于榆林、横山、佳县、靖边、安定等沿边各县。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任命邓宝珊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节榆林，指挥八十六师、陕北保安队和他从甘肃带来的新编第十一旅，守护黄河河防。邓是一位颇著名望的爱国将领，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在甘肃天水(他的故乡)和新疆伊犁进行反清活动，民国初年到陕西关中，跟随胡景翼将军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榆林期间，他和高双成竭诚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友好相处，互为屏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使日寇不能越河防一步。
　　1940年前后，邓宝珊为了统一和加强晋陕绥边区抗日力量，收编了绥远的五个游击支队，成立了骑兵第六师，任左世允为师长，胡景通为副师长，又扩编陕北保安队，由胡景通兼任指挥官。在邓宝珊的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以徐之佳出任八十六师参谋长为条件，批准晋陕绥边区成立第二十二军建制，由高双成任军长，下辖八十六师、骑六师、陕北保安队三个团。1943年，左世允升任副军长，胡景通升任骑六师师长，仍兼陕北保安指挥官。
　　徐之佳，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同乡，汤恩伯的亲信，国民党军统特务，是蒋介石派来监视邓宝珊、高双成及其所部，并进行反共活动的头目。徐之佳和国民党派到榆林的大批特务和党团骨干分子，把持了榆林党政军很多部门，把榆林城搞得乌烟瘴气，并且在边区周围制造事端，引起磨擦。他们是这个地区合作抗日的主要障碍，也是抗日战争以后实现国内和平的主要阻力。
　　1945年初，高双成病逝，左世允接任军长，左是井岳秀和高双成的老部下，长安县人，字协中。此人性缓情和，优柔寡断，信奉佛教，人称“左善人”。他出任军长有利于徐之佳掌握八十六师大权，发展反动势力，使榆林的情况更加复杂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假借“整编”名义大砍杂牌军。1945年10月蒋介石下达命令，裁撤骑六师，缩编保安队，新十一旅划归二十二军建制，编余人员统归八十六师。这一“整编”使邓宝珊成为“空头司令”，胡景通实力大减，左世允大权旁落，榆林的军政大权进一步操在军统特务徐之佳手中，同时也使蒋介石与邓、左、胡及其旧部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在榆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中，胡景通是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
　　胡景通，字奎僧，富平人，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胡景翼将军的胞弟，排行为五，人称“胡老五”。1924年到1925年，当胡景翼联合冯玉祥、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出任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省军务督办的时候，尚未成年的胡景通就跟随其兄过上了军旅生活。胡景翼病逝以后，国民二军在河南惨败，胡景通回到富平老家，与其父兄一起协助国民二军将领邓宝珊、李虎臣等，集结旧部，重整旗鼓。刘镇华围攻西安时，他和二兄胡景瑗等在渭北集合了一支队伍，策应坚守在西安城内的杨虎城和李虎臣。西安解围后，他把队伍交给了井岳秀，自己去北京求学。1929年东渡扶桑，先后在东亚预备学校、成城高等军事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就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与杨仲璜(曾任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二五八团团长、二二八师师长等职。1949年在绥远起义，现任陕西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等人退学回国，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抗日。请愿遭到拒绝以后，胡景通回陕参加了井岳秀的队伍，先后出任新兵训练纵队队长、骑兵团团长、骑六师师长、陕北保安指挥官等职。
　　胡景通与邓宝珊的关系至为密切，因为邓宝珊曾经是胡景翼的得力助手，并与胡景翼结拜弟兄，因而邓和胡景通也以兄弟相称，情似手足。胡景通和高双成、左世允同属井岳秀的部下，他们荣辱与共，过从甚密。因为他擅长文史，颇具韬略，因而在邓、高、左之间左辅右弼，出谋划策，成为榆林军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作为地方实力派，胡景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与中国共产党和平相处，联合抗日，但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艰苦作风既敬且畏。他对蒋介石独裁专横、排斥异己的作风深有不满，特别是对以徐之佳为首的特务分子骄横跋扈的行径极为反感，常和邓宝珊、高双成共商对策。因此，在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中，他和邓宝珊等基本上采取中立的态度。
　　这种中立态度主要是出于保存实力和地盘的需要，这是地方实力派的共同特征。1939年夏，国民党派驻绥德的顽固派专员何绍南向瓦窑堡的八路军寻衅滋事，挑起双方冲突，邓宝珊和高双成派胡景通前往调解。胡景通向延安派来的谈判代表说：“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边区政府的存在，我们这个杂牌军早就被汤恩伯、胡宗甫吃掉了，我们决不吃磨擦饭。”他在了解情况之后，严惩了制造事端的顽固分子，配合当地抗日军民驱逐了何绍南，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密令高双成出兵黄河渡口，阻断陕甘宁边区与晋绥根据地的联系，并以“若有违抗，立即停发军饷”相威胁。事关重大，高双成就商于邓宝珊和胡景通。胡景通看了密电以后说：“这是蒋介石利用剿共消灭异己的狠毒手段，要置我们于死地。我们不出兵，他就以违抗军令论处，停发粮饷，逼我军自散。我们如果出兵，必然遭到共军反击。现在共产党的力量还吃喝(打败或消灭的意思)不了中央军(指蒋介石嫡系)，但要收拾我们这点部队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千万不能自去送死。”②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榆林当权者们的实际处境和政治态度。他们商定了一条对策：立即复电蒋介石，慌称“八路军在绥德、横山之间集结三千余人，有北犯榆林打通神(木)府(谷)的企图，我若出兵黄河岸边，共军就会乘虚袭占榆林”。与此同时，他们将有关情报通知延安，并要求延安方面在绥德、横山间摆点架势，以掩蒋介石的耳目。不久，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因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共产党的坚决反击而偃旗息鼓了，边区与榆林之间相安无事。
　　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陕北国民党军队“整编”中，胡景通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他虽然晋升为二十二军副军长，但他的骑兵第六师被全部裁掉了，三个保安团只剩下了一个团。他当然明白，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明升暗降”的伎俩，因而对蒋更加不满，常在私下里忿忿不平，破口大骂。
　　胡景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处境早就引起中共方面的注意，因而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了一个著名的策略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所谓“中间势力”，就包括着像胡景通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从榆林的具体情况来看，争取胡景通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必要的。争取到胡景通不仅有可能争取到原骑六师和保安队的广大官兵，而且有可能对邓宝珊、左世允及其所部产生很大影响，孤立和削弱以徐之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从而为彻底解决陕甘宁边区北线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有关领导人经过深入分析和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把他们对榆林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胡景通身上，派延安地区专员曹力如和绥德地委副书记刘文蔚前去榆林试探。
　　11月中旬，曹力如、刘文蔚以边区代表的公开身份前往榆林。为了便于活动，他们邀请榆林派驻绥德的代表田子亨同行。
　　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他们首先要会见的是胡希仲，从他那里了解榆林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别是胡景通的情况。
　　胡希仲是胡景翼的儿子，胡景通的侄子。他小时候在富平县立诚学校与习仲勋同学，交谊甚笃。在后来的长时期里，他们虽然各奔东西，但仍然不绝书信往还。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杨虎城将军委托胡希仲到渭北接应南下的工农红军，协助贺龙将军开展地方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又陪同杨虎城去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发生后回国。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要求参加八路军去敌后抗日。林伯渠派人把他送到延安，他在延安拜会了高岗、林彪、肖劲光、曹力如等。但是大家都不赞成他去敌后的意见，要求他仍然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利用他父亲的关系和影响，在国民党上层进行联络工作，协助党做一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情。后来他回到家乡组织了一支队伍，开到中条山参加抗日战争，但不到一年就因病回家疗养。1945年初，胡希仲与六叔胡景铎密商后，分途北上榆林。他一到榆林就托人给习仲勋捎信说，他要到延安“养病”，意在与习仲勋取得联系并听取习的指示。所以习仲勋指示曹力如和刘文蔚先见胡希仲。
　　曹、刘到榆林立刻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他们的活动受到很多限制。胡希仲当时住在榆林卫生院里，耳目甚杂，会见和谈话极不方便。幸逢中共地下党员邓友梅也在榆林养病，她是邓宝珊的女儿，就住在邓的官邸。邓将军当时不在榆林，经邓友梅秘密安排，请曹力如到邓的官邸与胡希仲会见。
　　曹力如转交了习仲勋给胡希仲的药物和信件，习仲勋希望胡希仲协助曹力如和刘文蔚的工作，设法策动榆林国民党军队反蒋起义。胡希仲详细地介绍了榆林方面的情况，他说：上层关系相当复杂，部队内部很腐败，“整编”以后人心浮动。但在国共两党尚未破裂的情况下，刚刚升任副军长的五叔(胡景通)能否参加起义，其态度还难以捉摸。接着，胡希仲推心置腹地讲述了他和胡景铎商定的投奔边区参加革命的意图，希望习仲勋尽快派人到波罗与胡景铎联系。
　　与胡希仲会见以后，曹力如和刘文蔚在田子亨陪同下拜会了胡景通。
　　胡景通和曹、刘二位早就打过交道，是老朋友了，但他非常清楚，他与曹、刘的关系就是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因而显得既热情，又慎重。而曹和刘却以老朋友的姿态，无拘无束，自然随和，尽量冲淡由于政治因素而造成的严肃气氛。一阵寒暄过后，曹力如说他们受习仲勋的委托来向胡将军问好，并祝贺他荣升二十二军副军长之职。在简要地回顾了双方在抗日战争中互相支援、联合对敌的经历之后，曹力如说：“习书记要我们向你转达，我们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期望胡将军珍惜我们过去建立起来的友谊，继续合作，为实现国内和平、保持边区与榆林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维护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事业中，胡军长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
　　田子亨趁机把话挑明：“贺龙司令员和习书记叫我转告你，希望你向高树勋学习。”
　　胡景通与习仲勋同乡，早年就已相识，在习任绥德地委书记期间，彼此时有交往。他也曾预料到共产党的代表有可能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当这个问题真的提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感到意外，感到突然。
　　历史给胡景通提供了一个大有作为的机遇，把握住这个机遇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人生道路，并且在客观上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任何机遇都伴随着几分风险，不少人正是在这种机遇与风险之间瞻前顾后，左察右盼，在历史的一瞬间失去了可贵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机遇是历史赐给那些勇于进取、敢冒风险的人们的专利。胡景通在国民党军队中已经名列将级，又长期生活在相对安静并且条件比较优越的狭小天地里，这样的地位和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消磨了他当年的锐气。他和邓宝珊不止一次地议论过抗日战争后的国内形势以及他们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势同水火，内战是一定要打起来的。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仍然占有很大优势，背后还有美国人撑腰，中共要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共也不好对付，蒋介石要消灭中共也是很困难的。他们的结论是“谁也吃不了谁，终归是个和局”。邓宝珊1946年5月在兰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共两党目前的斗争，好比是一家人的矛盾，尽管吵了架，还是要坐到一起吃饭的。”③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认为自己这支杂牌军只能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走着瞧，既不为蒋介石卖命，也不反蒋投共，只求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行了。正是这样一种保守观念使胡景通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遇。
　　胡景通经过一番思忖之后说：“我很感谢贺司令员和习书记的一片好意。但是这里的大权掌握在邓宝珊的手里，他是会把握气候的，我听邓先生的。邓先生给我大哥(胡景翼)拉了一辈子长工，我也要给邓先生拉一辈子长工，我不能丢下邓先生不顾。”
　　这也是实情。正如前文所说，胡景通与邓宝珊的关系非同一般，真可谓情同手足，荣辱与共，胡的进止取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邓的态度，而邓宝珊官高位显，眼下是不会走高树勋道路的。但在时隔三年之后，到了1949年1月，邓宝珊终于和傅作义在北平接受了和平改编，也正是在邓的策动下，胡景通和董其武在包头宣布起义，完满地实现了毛泽东设计的“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从而走上了新的人生旅程。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历史的转变关头，胡景通仍不失为有识之士。但在40余年之后，身为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胡景通将军仍然为他在1945年没有把握住历史的机遇，未能使榆林问题得到及时解决而感慨不已。
　　曹力如和刘文蔚回到边区，向习仲勋详细地汇报了榆林之行的情况。习仲勋对胡景通的态度感到失望。他当机立断，根据胡希仲提供的情况，决定把策反工作的突破口转向波罗，并派师源去那里与胡景铎联系。
　　① 明嘉靖年间榆林总兵唐龙《过秋日出塞诗》。“红石峡”、“黑山城”，均在榆林城西。“芹河”是榆溪河的一条支流。
　　② 石佩玫：《胡景通在邓高与延榆之间的作用》(手稿。存陕西省政协资料室)。石佩玫曾任邓宝珊的副官，现在兰州退休。
　　③ 王劲：《邓宝珊传》183—184页。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