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地两宜的抉择

李凤权

　　中共中央西北局把瓦解陕甘宁边区北线国民党军队的突破口移向波罗，这是人地两相宜的抉择。
　　波罗堡位于榆林西南、横山县东北的无定河畔。波罗原是佛教名词“波罗密多”(意为“到彼岸”)的简称，又是如来佛的十大称谓之一。据民间传说，如来上西天时，曾在此地驻足，因有波罗寺而得名，其实这个地方不过是个偏僻荒凉的高原小镇，只是因为它南靠五龙山，北临毛乌素沙漠，离长城仅13华里，在历史上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交界的地方，曾发生过无数次民族战争，因而被视为极冲要塞。明、清两季曾设参将在此镇守，修有参将府；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波罗、横山、响水等城堡连成一线，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陕甘宁边区的基地，波罗堡的参将府成了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所在。陕北保安指挥部，所属部队仅次于二十二军，是国民党在陕北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这支部队部署在横山境内，从北到南，形成200多华里的防线，对榆林来说是其西部防御的屏障，对陕甘宁边区来说是其北部的直接威胁。这条防线，从南北方向阻断了延安与内蒙伊克昭盟根据地的联系，从东西方向掐断了绥德通往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根据地的要道，它的前哨像一把尖刀，插向边区腹地。因此，派人与波罗联系，支持和帮助胡景铎及其所部的武装力量发动反蒋起义，解放横山地区，消除边区北线的直接威胁，又使榆林失去屏障，在战略上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陕北保安指挥官是胡景通，因为他身兼国民党二十二军副军长，经常住在榆林，指挥部的大权操在副指挥官胡景铎和参谋主任薛宏道手中。
　　胡景铎，字更生，是胡景通的六弟，人称“胡老六”。他生于1914年10月，七岁开始在他大哥胡景翼创办的富平立诚学校读书。这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富有革命精神的学校。当1926年大革命潮流涌漫全国的时候，在这所学校里相继涌现了习仲勋、邵武轩、白振江、师继周等一批激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革命活动。年轻的胡景铎也积极地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中，和他们在一起接受革命的洗礼，并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胡景铎后来在回顾这段少年生活时这样说：“虽然也有些盲目、冲动，但确实在这一段中接触了新鲜事物，仰慕马列观念，以效法英雄人物的思想方法去效法马、恩、列、斯之为人，从而也有些革命的印象。”①但是胡景铎的这种“冲动”却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父亲胡彦麟因长子胡景翼领兵革命中年亡故，其他几个儿子也都从军在外，他不愿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再卷入革命浪潮。1928年秋，父亲因为他“不安分”读书，就把他和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送往苏州，在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东吴大学和东大附中数百名爱国学生结队到南京示威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胡景铎和胡希仲也参加了请愿活动，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警对请愿学生的野蛮镇压。
　　次年初，胡景铎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不满回到富平。时值中共陕西省委派黄子文、陈冠英在三原、富平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了灾民自救军、铁血团、牺牲团、义勇军、敢死队等抗日武装，还在三原北部的武字区建立了一个革命根据地。胡景铎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抗日。他与黄子文取得联系，在黄的鼓励下，从他三哥胡景铨(人称“胡老三”，时任富平、铜川、耀县民团总指挥)那里偷偷地搞到一些枪枝弹药，又联络同学雷光龙、许秀歧等十多个人，成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自任司令。这件事很快就被胡景铨发觉了，亲自领兵前往镇压，收缴了义勇军的全部武器，并将胡景铎捆绑起来，狠狠地凑了一顿，然后又押解西安，交杨虎城处置。杨虎城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因念及胡景铎是胡景翼的小弟，就送他到西安高中上学，但不许他参加革命活动。
　　胡景铎的性格既直爽又倔强，就如胡老三所说：“他想干什么事情就干什么事情，谁都改变不了。”这种性格使他具备了不畏强权的气魄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对于任何压力和挫折都无所畏惧。胡老三的毒打只起了使胡景铎与他以及他们的家庭彻底决裂的作用。从1932年起，也就是从18岁以后，胡景铎就背叛了他的家庭。他把胡老三看作“不为胡景翼争气的家伙”。他要反其道而行，立志继承大哥的遗愿，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胡景铎常对他的朋友们说：“好男儿爱国爱民，志在四方；大丈夫不受人怜，要把热血洒在疆场”。②他在西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就北上榆林，去见他的五哥——国民党八十六师骑兵团团长胡景通。他不是想在那里获得一官半职，而是要从胡景通手下拉出一支队伍去前线打日本。但是胡老五说他年龄太小，不让他带兵，又把他送到榆林中学继续读书，使他的愿望无法实现。
　　1934年初，日本侵略军在完全占领了东北四省以后，又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企图侵占华北地区。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将军率领部队坚决抵抗，重挫日军气焰，威震长城内外，深得各界赞誉。胡景铎闻讯以后，带了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投奔关麟征的部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胡景铎在二十五师勤学苦练，克尽职守，时刻准备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但是蒋介石却无心抗日，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命令二十五师撤离抗日防地，并在部队内部清查共党分子。这种倒行逆施的方针和举措使胡景铎大失所望，他又一次怀着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离开了二十五师，重返西安。
　　他在西安找到了中共陕西省地下党的负责人，要求到陕北去找习仲勋，参加革命(习仲勋在1932年4月发动两当兵变，失败后进入陕甘边区)。地下党组织不赞成他去陕北，鼓励他利用胡景翼旧日的关系再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为革命和抗日掌握武装。胡景铎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在省委地下党的指示下前往绥德，参加了驻在那里的国民党杂牌军八十四师。
　　当时在陕北奉命“剿共”的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早年在国民二军任职，是胡景翼的部下。他对胡将军的六弟自然是另眼相待，着力培养。胡景铎入伍不久就被派到洛阳国民党军官学校受训，与他同行的还有李振华等人，都是高桂滋准备重用的部下。
　　为期一年的训练结束后，胡景铎和李振华等返回八十四师。八十四师新成立了一个学兵连，是为部队培训骨干力量的连队。高桂滋任命胡景铎为学兵连连长，李振华为排长。
　　李振华是河北省冀县李家庄人，1928年就加入了高桂滋的部队，历任文书、司务长等职，为高所器重。他和胡景铎在洛阳受训时编在一个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的抗日救国、追求进步的志向，使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李振华一直是胡景铎的得力助手。③
　　高桂滋在陕北与红军作战中屡受挫折，深感“剿共”没有前途。1935年12月，经过谈判，高桂滋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和红军的进攻④。因而在八十四师部队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高涨起来。胡景铎趁此时机，向学兵们大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对日妥协的罪行，宣传爱国思想。他在连部门前的墙壁上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又在操练场上竖起一块很大的标语牌，上写：“我们要做中兴的少康，不做亡国后的甘地”⑤。他非常重视部队的教育和训练，要把自己的队伍培养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他的爱国热情在这时方才得到尽情发挥的机会。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冲破长城防线，直驱晋、绥、察、冀。高桂滋升任十七军军长，东渡黄河上了前线，由“剿共”转向抗日，胡景铎的学兵连也奉命东进，开到了抗日最前方。他们在山西的平型关、忻口等地，与八路军互相配合，浴血奋战，消灭了大量日军，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使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十七军在作战中的损失相当惨重，仅五○○团的官兵伤亡就达2600余人，第三营营长及其部属几乎全部阵亡，高桂滋命令学兵连改编为五○○团第三营，胡景铎升任营长。但是，蒋介石政府并没有抗日的决心，他们对高桂滋这支杂牌军坚决抗日的行动不支持。高桂滋在得不到后方补充的情况下，不得不率部南移，撤进吕梁山区，以待补充。在部队撤防之前，高桂滋派胡景铎等人回陕西接收新兵。
　　1938年3月，胡景铎等人在回陕途中经过延安，受到延安党政军学各界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文工团和学生宣传队到他们的驻地进行慰问，演唱抗战歌曲，表演救亡短剧，使他们深受教育。这里虽然听不见枪炮轰鸣，但却是一片紧张繁忙的备战景象，抗战气氛异常浓厚。恰逢“三八”国际妇女节，胡景铎被特邀参加庆祝大会。他没想到在庆祝大会上见到了久已景仰的毛泽东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在这个军民团结、官兵一致、生机盎然、朝气蓬勃的环境里，胡景铎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新世界，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庆祝大会结束后，他立刻跑到延安一家书店里，买了大批新书，其中有《八路军的政治工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刚刚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他要用这些书籍来充实自己的头脑。他所带领的官兵中有不少人要求留在延安学习。胡景铎因为承担着接兵任务，只留下张自新和边仲昆进抗大学习，其他人仍按计划去关中接兵。
　　他们在3月下旬来到胡景铎的故乡——富平庄里镇。胡景铎见到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其中有他的表弟刘茂坤。刘当时在富平县第一高小任体育教师，精干热情，口才流利，不久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指示下，他和他的入党介绍人师源在这里组织了40余人的抗日义勇军学兵营，成员大都是中小学毕业的青年。但是他们既没有给养，也没有枪械。胡景铎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粮食没有草我们动手搞。”胡景铎说：“你们要抗日的话还是跟我走吧。”刘茂坤请示了上级组织，就带着这支队伍加入了胡景铎的部队，胡景铎让他担任了上士文书。还有李振英、许秀歧等人同时入伍，他们成了胡营的骨干。
　　胡景铎在华潼师管区⑥完成接兵任务后，直接开赴抗日前线。这时高桂滋的部队已由吕梁山区转移到晋南的中条山防线，胡营驻扎在安泽县唐城镇进行训练。刘茂坤在新兵训练中起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成为胡营的“政治指导员”，人们称他“二营长”。他在部队里建立了党小组，又在胡景铎的支持下，仿效八路军的榜样在部队中推行民主管理制度，重视思想教育，加强了官兵团结，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这支部队在灵石县垣曲一线多次打败日寇的疯狂进攻。敌人的进攻兵力由500增加到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轮番攻击，都被胡营击溃。他们在中条山防地坚持了四年之久，使侵略者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十七军中被誉为敢打硬仗的“胡营楞娃”。
　　1942年底，十七军因为伤亡过重不得不回后方休整，于1943年移驻甘肃固原。胡景铎抗日有功，晋升为二五二团团长，李振华任副团长，驻扎在固原县的黑城镇——一个接近陕甘宁边区的地方。
　　经过对日作战的严酷锻炼和军旅生活的阅历，年届“而立”的胡景铎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是中国民穷国弱、备受欺凌的根本原因，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下，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他和他的部队也是没有出路的。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他开始理智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胡景铎的周围形成了包括李振华、刘茂坤、姚绍文、张亚雄、许秀歧、张怡祖、李振英等为核心的进步力量，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设想未来，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等等问题上日益加深着共同的见解。
　　但是，师长任子勋(高桂滋的女婿)却是个思想顽固的人物。他忠实执行蒋介石反共防共的命令，在靠近陕甘宁边区的地带修筑工事，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并在边界线上寻衅滋事，制造磨擦。胡景铎对任子勋的反共行径很不满意，亲自到固原面见高军长，要求制止任子勋的反共行为，并劝高桂滋利用十七军驻地靠近陕甘宁边区的特殊条件，与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压迫，为十七军这支杂牌军寻求一条光明道路。高桂滋没有采纳胡景铎的意见，他说：“好兄弟哩，我现在不考虑发展，只求守住这个摊子，将来老了有个落脚处就行了。”他反而要求胡景铎“顾全大局”，与任子勋合作共事。胡景铎很气愤地说：“我实在难以和任子勋合作共事，你叫他这样干，这里就没有我胡老六的立足之地。”高桂滋又说：“我是靠胡大哥(胡景翼)起家的，咱们关系不同，我也从没有亏待你，有啥事好商量，你千万不能走。”胡景铎说了句“大丈夫不受人怜”，拂袖而去。后来的事实证明高桂滋的算盘打错了。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十七军被蒋介石拖进了内战旋涡，被拆得七零八落，高也被调离十七军，当了胡宗南的挂名副司令，西安解放前夕又被挟逃重庆，直到1949年11月重庆解放时才获得新生。
　　胡景铎在高桂滋拒绝了他的意见以后，决定与高桂滋分道扬镳。他离开了二五二团，回到富平，同在家乡休养的胡希仲共商出路。
　　胡景铎与胡希仲虽系叔侄关系，但年龄相差无几。他们曾在一起上学，一起接受革命影响，一起参加抗日战争，后来因为胡希仲身体不好才回到家乡。
　　他们认真地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胡景铎知道胡希仲去过延安，并且和习仲勋、赵伯平保持着联系。他要求胡希仲尽快与边区联系，让他去边区参加革命队伍。
　　胡希仲不以为然。他说：“进边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一个人进去意义不大。延安要我们在这里做统战工作，还希望我们能掌握一支队伍，有较大作为。如果我们组织一支武装，冲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把队伍拉到边区去，那才有些意义。”
　　胡景铎认为，拉部队进去当然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这样做是否会牵动大局，使延安担当与蒋介石摊牌的风险?延安是否肯同意这样的行动?”
　　胡景铎这番话否定了胡希仲的意见，但胡希仲觉得有道理，他说：“还是六叔想得更周到”。
　　这叔侄二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所思所为也免不了有些莽撞，但在这个事关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和谨慎。最后，他们商定了这样的计划：召回旧部，重建部队，北上榆林，等待时机。计划商定以后，胡景铎立即向固原发信，请李振华等志同道合的战友们陆续回陕，到富平集结。由胡希仲写信给西安温天纬(温是原国民二军胡景翼的部属，后来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说胡景铎在十七军受到排挤，请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批准胡景铎去陕北保安指挥部。蒋介石的忠实门徒祝绍周当然乐于看到杂牌军内部的分裂，而胡景铎又是他在洛阳任军官学校教育长时的学生，并在邓宝珊和高桂滋的同意下，答应了胡景铎和胡希仲的请求，任命胡景铎为陕北保安副指挥官，并允许他率一营新兵到榆林就职。这样，胡景铎就“名正言顺”地在当地招兵买马了。
　　固原黑城镇。自胡景铎离开二五二团以后，那里的反共活动更为嚣张。任子勋派来一个新团长，不断查询和胡景铎关系密切的部属的情况，使部队内部关系更加紧张。李振华、刘茂坤等人在黑城镇关帝庙歃血结盟，密谋起义，准备把部队拉进边区。正当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接到了胡景铎的来信。他们重新决定，停止起义活动，分头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固原，陆续回陕。
　　是年秋天，省政府的正式委任书发来了，李振华、刘茂川、张亚雄、许秀歧、张怡祖、李振英等二五二团的官兵近百人也先后归来。胡景铎决定成立招兵办事处，由回归的骨干人员充任各连队负责人。他们很快招收了富平、蒲城一带的青年学生和农村子弟500余人，加上旧部人员共约千人，准备北上。
　　1945年3月，一切准备就绪，胡景铎偕其新婚夫人张颖玲女士，率领近千名官兵，绕道甘肃、宁夏边界，经过44天长途跋涉，于5月初到达陕北横山波罗镇陕北保安指挥部，正式就任副指挥官。
　　在他们出发之前，刘茂坤离队进了边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胡希仲先走一步，第一批北上，并派人向邓宝珊、胡景通报告情况，请为胡景铎部队的编入和驻地进行安排。部队到达陕北以后，胡希仲受任国民党晋陕绥总司令部参议，长住榆林，配合胡景铎的活动，直到起义。
　　胡景通在波罗接待了他的六弟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并对所有官兵进行了编排。张亚雄任保九团团附兼一大队队长，许秀歧任一大队机枪中队队长，姚绍文⑦任保安指挥部参谋，张怡祖任胡景铎的秘书，李振英任第八中队队长。唯有李振华暂无实职。胡景铎准备要李振华任指挥部参谋主任，而原任参谋主任薛宏道是胡景通的亲信之一，不能替换，因而派李振华暂时负责骑六师裁并工作，随后调任新十一旅参谋主任，驻在榆林。
　　胡景通把一切安排就绪以后就回榆林去了。他行前告诫胡景铎：“要好好练兵，但不要与陕甘宁边区有任何来往，如果边区有什么人要来，务必得到我的批准方可接待。”他郑重其事地警告胡景铎：“这里情况很复杂，稍有差错是要掉脑袋的。”
　　但是，胡景通的告诫并没有改变胡景铎的计划。胡景铎是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主意既定谁也改变不了。胡景通回榆不久，胡景铎通过胡希仲给习仲勋发了密信，要求习仲勋很快派人来与他联系。
　　习仲勋接到了胡希仲的密信，又听取了曹力如和刘文蔚从榆林回来的报告，进一步分析了榆林地区的情况，决定把对北线国军工作的重点移向横山波罗，并指示师源负责与胡景铎的联系。
　　① 引自雷振平、邢德朝编：《胡景铎传略》(初稿)。
　　② 郑捷、麻仲勋：《波罗起义四十四周年怀念胡景铎将军》。
　　③ 李振华在解放后担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副参谋长、高射炮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转业，任陕西纺织机械厂厂长、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局长、西北纺织学院副院长等职，现已离休。
　　④ 见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高桂滋传略》。
　　⑤ 少康，相传是中国古代夏国国王，其父名相。寒浞(部落首领)杀其父，灭其国。少康联合同姓部落攻杀寒浞恢复了夏代统治，史称“少康中兴”。甘地，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主张用和平方式反对英殖民主义统治。这幅标语的含义是反对蒋介石对日侵略的不抵抗主义。
　　⑥ 师管区是国民党师级地方军事管理机构，主管兵员征集和粮秣供给任务。华潼师管区司令部先后设立于大荔，渭南，下辖渭南、潼关、大荔、华阴、华县、临潼、蒲城等县。
　　⑦ 姚绍文，河北沙河县人，早年在十七军参谋部任文书，后在胡景铎学兵营任排长、营附，与胡和李振华结为至交。1942年6月，因对国民党压迫杂牌军极为不满，离开十七军，后经胡景铎介绍，到陕北榆林胡景通部队，任保安团大队长。
　　

横山起义/李凤权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09